20世纪的法国文学弥漫着一种令人惊异的轻逸特质，无论是杜拉斯在70多岁才写出的《情人》，还是萨冈18岁就一举成名的《你好，忧愁》，无论是生活的沉重还是世事的无常都没有让这些法国作家单纯的迷恋现实主义，而是从重到轻，轻轻地一跃，跨越了沉重的羁绊，笔端轻盈，轻舞飞扬一般，流溢出的是光彩耀眼目不暇接的句子。
　　
　　每次阅读法国作家的作品的时候，我都暗暗地想，或许是法国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过于沉闷乏味，哲学化的氛围过于压抑，所以才导致法国文学中轻逸的特质如此明显。轻逸的文学并非就不值一读。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曾说：“一个小说家如果不把日常生活俗务作为某种无限探索的不可企及的对象，就难以用实例表现他关于轻的概念。”“轻”作为一种文学的特质，之所以在法国文学中如此明显，一个是与法兰西人民独特的追求浪漫向往诗意的生活有关；另外，在文学中用轻逸的方式消解掉苦涩的沉重，未尝不是一种理想的寄托。当然，用轻逸消解沉重并非就能一笔勾销，所以，在20世纪的法国文学中，除了轻逸，往往还有一丝若隐若现的忧愁。所以当我用了几乎整整一夜的时间一口气读完法国作家吉勒·勒鲁瓦《亚拉巴马之歌》的时候，轻轻的合上书页，心底却莫名地多了些怅惘。
　　“法国作家”这个称呼对于吉勒·勒鲁瓦来说并不十分准确，因为他现在研究的是美国文学。勒鲁瓦在采访中说，他20岁之前深受法国文学影响，这之后开始涉猎外国文学，尤其是美国文学，几年后，“它对我来说已经跟法国文学同样重要了”。法国文学和美国文学对他的双重影响也许在这本《亚拉巴马之歌》之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选择了一个美国式的题材，用法国文学特有的轻逸的方式描述了出来，并且因此获得了2007年的龚古尔奖。龚古尔奖评委贝尔纳·比沃在投票表决后指出，获奖作家成功地“以今天的风格描绘了昨天或前天的一位女性的肖像，而这位女性却与今天的一位女性非常相似”。比沃还在《星期日报》的专栏中写道：“勒鲁瓦的那种现代的，闪光的写作风格，除能带来阅读乐趣之外，还把泽尔达·菲茨吉拉尔德写成当代的一位美国女子、今天的一位女性。”说到这里，也许我们该把更多的目光聚焦到文本中了。
　　《亚拉巴马之歌》写的是20世纪美国著名作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和他的妻子泽尔达的故事。世人无不知道这对美国文坛的“疯狂鸳鸯”的传奇悲歌。菲茨杰拉德，美国小说家，上个世纪浮躁的20年代，“爵士时代”的代言人，1896年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大学没读完，1917年入伍，1919年退伍，在一家商业公司当抄写员，业余致力于创作。他的创作倾向与“迷惘的一代”相似，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年轻的一代对美国所抱的理想的幻灭。1920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人间天堂》，一举成名，声名远播。那一年他24岁，在得知小说被出版商接纳之后，“我辞掉了工作，还清了债，买了一身衣服，在前程似锦的早上醒来。”志得意满的他，名声直上青云，乘坐敞篷车游览百老汇大街，那是一个温暖的夜晚，他醉醺醺的，心情畅快。一个礼拜之后他就在纽约跟泽尔达这位亚拉巴马州的一位法官的女儿完婚了。此后，泽尔达的生活立刻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夫妻俩成了当时的红人，并由此走到了前台。但是，泽尔达与斯科特还是孩子，他们俩彼此颇为相似，都雄心勃勃，都容易走极端，都爱招惹他人。这对虚构的夫妻是“爵士时代”的象征，他们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在成功的光环后面，夫妻俩真实的一面却是另一回事：酗酒，吸毒，嫉妒、敌对，夫妻生活的美妙画面黯然失色。后来，他们没完没了地争吵，并因此成为各种传闻所关注的对象。
　　美国文坛的看法就是，写出《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的传世之作的菲茨杰拉德，就是因为妻子泽尔达的愈加病态和奢靡的生活，而后灵感枯竭，再无像样的作品面世。但是勒鲁瓦在《亚拉巴马之歌》一书中完全颠覆了世俗的眼光，完全从一种泽尔达女性的视角看待她和菲茨杰拉德的关系。在这部虚构与纪实，真假难辨的小说中，泽尔达则成了丈夫灵感的源泉。她是一个富有才华的舞蹈家，作家、画家，甚至江郎才尽的菲茨杰拉德的某些作品剽窃了她的灵感，而且把她牢牢的抓住手中。但是泽尔达尽管精神面临崩溃，仍然想着爱着自己的作家丈夫。勒鲁瓦在书中采用了第一人称，用泽尔达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丈夫的爱恨离歌。这种书写的完全意义上颠覆，才让这部独特的作品在龚古尔奖的争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2007年的法国文学的最大赢家。
　　也许勒鲁瓦的这种写作方式会让某些喜欢菲茨杰拉德的人感到有些不舒服。但是，作为一部纪实和虚构并存的小说，我想说明的是，尽管小说中有事实的影子，但是小说毕竟不是自传，没有必要寻根究底作考究状。比如在书中，作为菲茨杰拉德的朋友出现的另一位美国大作家海明威，就以假名的形式出现，因为在泽尔达的眼中，海明威粗鲁。野蛮、狡诈、背叛是个一无是处的家伙，甚至一个鸡奸者。很显然，这就是小说家言，虚构仍然是小说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但是无论虚构还是纪实，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独特性在于“它比传记有更大的自由度，比小说有更强的可信性”。为了增加文学的魅力，作者甚至在书中的最后一章中，亲自出现在泽尔达和菲茨杰拉德生活过的住所和博物馆中，用更为直白的方式表达了对这对美国文坛的传奇爱侣的一唱三叹。恍惚间，人影重叠，泽尔达还是勒鲁瓦?抑或我就是书中的那个泽尔达?真与假，梦与幻，我已无心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