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有人说，温州模式正在经受煎熬。
上世纪80年代，有关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孰优孰劣、姓资姓社的讨论席卷全国。温州地区放手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民营经济，费孝通归结为“小商品，大市场”。与此同时，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集体经济为主，实现非农化发展。
最初苏南模式备受推崇，温州模式被贬斥为“无序”，但随着改革开放深化，受到利益直接驱动的温州企业活力十足，风头十足。
温州模式曾是市场经济的一面标杆，但在1997年十五大之后，全国各地都在提倡和鼓励发展私营经济，意识形态的争论弱化，温州的制度优势开始缩小。
温州一直在吃改革老本。几十年来温州的产业结构基本局限于低加工度和低附加值的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例如皮革制品、服装、塑料制品和打火机等，制造业的结构演变缓慢。温州经济增长方式停留在低成本、低价格的传统模式上，显然缺少发展后劲。
领跑者被甩在了后面。早在几年前，温州已经从浙江乃至中国最先进的城市，滑到人均GDP在浙江省倒数第二名的地步。反思温州的声音此起彼伏。
史晋川教授对温州模式的批评曾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他指出，温州人的交易方式和商业模式是人格化交易，影响温州对外开放。温州的公共权力和私营经济之间可能已经织成了一张“不可触摸的网”，阻碍着投资者的进入。他预言“现有的温州模式将被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方式取代”。
10年来，温州一直在喊产业调整的口号，提出培育新兴产业，鼓励企业转型升级，改变原来的增长方式。但温州产业结构几十年未曾改变，在金融危机以前，温州70%的企业都有外贸订单，日子过得滋润，一直以来没有压力和危机感去转型。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温州人真正意识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鼓励企业走上转型升级的道路，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而这次温州企业遭遇的危机无疑是 对盲目扩张升级敲响的警钟。
转型升级所需要的资本、技术、人才投入，一些实力薄弱只求生存的企业望尘莫及，而在宏观政策从紧的环境下，转型升级变得更加艰难，温州眼镜龙头企业信泰集团正是在试图升级转型的过程中资金链断裂。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小企业当务之急是走向联合，行业领袖应以自己的资本、品牌甚至销售渠道去整合一些行业里的小企业，在联合基础上形成一个大型企业，实现资源重新组合和配置，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当企业形成一定积累，才有力量谈技术和品牌的提升，走向升级转型的道路。
传统制造业转变的另一个方向是资本经营。从几年前开始，温州实体经济利润大幅下滑，大量资金涌入投机领域，炒房、炒矿、炒大蒜、炒棉花、炒白糖、炒中药……温州商人的身影出现在各个行业。很多人认为，温州此次的高利贷危机，不是单純的实业经营的危机，而是楼市调控和打击恶意炒作农副产品等带来的投机危机。
房地产限购和山西煤改导致一批温商财富蒸发，一些温州企业开始转向股权投资。但据业内人士透露，真正操作规范的不多。“股权投资在温州本地目前较缺乏专业团队，光有资金是很难运作的，如果把大量的资金集中投在某个项目中，没有专业的眼光和管理，风险很大。”温州九星资本上海子公司，九星大展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青表示。
温州经济折射出中国制造业的困局，转型升级之路将何去何从？《新民周刊》专访了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史晋川。
新民周刊：温州企业之间大多实行互保，一个企业倒闭，往往会连累一批互保企业，风险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扩散，这是不是温州人格化交易方式造成的结果？
史晋川：民间以各种“会”的形式出现的金融，最早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的资金用途是消费型的，第二个是它的合约执行，就是还不还钱的信誉保障，是熟人圈子里的人格化交易，就是以个人信誉为担保的。现在它为什么会出这么多问题？是因为它前一个特点改变了，后一个特点没改变。原来是资金用途是消费型的，现在是生产型的。生产型又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资金数量比较少，筹资直接投入实体经济，比如办一些家庭企业等。现在是规模比较大的生产型企业，规模大了以后当中有一部分人开始做资金生意，他的资金走向已经不是在生产领域，而是再贷给别人。也就是说原来是在做实业投资，现在对一部分人来说是在做金融投资，资金可能要转好几手，再到做实业的人那里去。
现在一是资金用途发生改变，二是资金规模变大，三是借贷的链条拉长了，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合约机制并没有发生改变，还是人格化的交易，这就会出问题了。原本是大舅、姑姑投钱一起做一项生意，现在借贷链条拉长后，亲戚的亲戚，甚至很多不熟悉的人全部进来，这就意味着参与民间融资的人，人数上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松散，离熟人社会人格化交易产生的最初情况越来越远。也就意味着人格化交易机制对民间借贷合约执行的保障越来越弱了。在这种情况下很显然，风险就在不断地放大。一出事就会产生连锁效应。为什么温家宝总理讲民间金融要阳光化？阳光化重要的一点就是规范化，所谓规范就是现在的金融活动它的合约机制不应该过多地依靠人格化交易方式，而是要建立在法律基础上，向现代非人格化交易方式转变。
新民周刊：信泰集团很早就开始进行产业升级，创立自有品牌，控制零售终端，并积极进军光伏产业，但并没走出一条成功道路，最终资金链断裂。目前温州出现的一些问题会不会阻碍温州制造业转型升级？
史晋川：现在温州企业转型升级的金融制度环境、金融保障环境是比较差的，一个企业要转型升级，肯定是要投入的，你到什么样的平台上融资？如果我们有比较好的平台做融资，比如说私募股权投资，相对来说你的风险就会减小，因为做PE的人也会很仔细地来看你的项目可行性，不会随随便便往你这里投钱。但是现在这种新的融资工具融资平台比较少。这种融资平台的缺失导致民营企业通过其他途径融资，到民间借贷市场，这样风险就比较大。现在中小企业面临转型升级，应该有一些好的融资渠道，这些融资渠道和平台能够把大量分散的中小企业的产业资本集聚到一起，再去反馈产业，去促进帮助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而目前温州金融环境并没有这样好的金融支撑。
新民周刊：人民币不断升值，受通货膨胀影响原材料、能源和土地涨价，劳动力成本和环保成本增加，以及针对出口的税收优惠越来越少，据说目前温州中小企业平均利润只有1%到3%，发展低加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模式是不是走到尽头？
史晋川：温州出现这么多问题，总体上来说，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比较慢。2008年金融危机，国家出台1.18万亿带动4万亿的一揽子庞大投资计划，当时在短期中缓解了企业的困难，流动性充分释放帮助企业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度过金融危机冲击的难关，这就导致我们这些企业没有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形成一种倒逼机制，逼它转型升级。在一个比较宽松的，流动性释放比较充分的反危机前提下，绝大部分企业还是沿用了原来的生产经营方式，搭乘整个中国经济复苏的列车，好像暂时松了一口气。当国内宏观政策一转向，企业碰到的问题还是危机前碰到的问题。国际经济复苏很慢，震荡很多，国内经济复苏太快，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开始转向，企业本来应该在金融危机中做的转型升级没有做，无非是问题往后延了，在新的国际和国内宏观环境下这些问题又暴露出来。
新民周刊：现在的环境是不是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严峻？
史晋川：现在外部环境比2008年的问题更严重，2008年企业面临的问题是订单，企业接不到订单，现在订单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主要是企业自身的问题，第一它没有很好地做转型升级，所以遇到很多困难，第二它遇到很多困难后，部分企业家对实体经济就失去信心。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企业家一个厂做几年利润不如他老婆炒房子赚得多。一旦失去信心，一部分企业就会把资金从实体经济转出来，转到民间借贷市场上去，实体经济自身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还在实体经济坚持的那部分人，觉得我只要有资金就可以度过难关，也不去转型，转向民间借贷，实际上就是在没有很好转型情况下，货币资本资源配置的错位，导致这么一个局面。
新民周刊：近年来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动脑筋从事资本经营，做股权投资，对接民间资本与项目，这是不是一条出路？
史晋川：温州金融环境的改善有几点，一是让更多民营企业进入这个领域，但不要是大的，应该是中小型民营金融机构。假设民营企业缺水，你如果建一根大管子，肯定就不对着中小企业了，要建很多小的管子，每一条都可以对着中小企业，因为现在中国的金融体制，尤其是在浙江、在温州，这种双重的不对称是非常严重的，金融环境是国有银行、大银行占主导，但面对的实体经济里是民营中小企业占主导，双重不对称使得中小企业融资非常困难。在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同时，又有数千亿的民营资本没有出路，所以中央应该把温州作为金融创新的实验区，降低中小金融机构的进入门槛，它们面对的是实体经济里的中小企业。
第二个是除了间接融资的渠道，应该开通直接融资的渠道，除了私募股权投资以外，也可以考虑私募债券投资，温州人本来已经不愿意做企业了，股权投资不还是做企业吗？私募债券投资也可以考虑，就是说我们对温州环境的改善，金融生态的丰富，不仅在间接融资上下功夫，也可以在直接融资上多考虑。
各方“会诊”民间借贷
在宏观调控日益趋紧的背景下，差钱是全国性的现象，持续的银根紧缩导致社会资金大量“脱媒”（体外循环严重），导致市场利率与央行基准利率偏离度越来越大，高利贷已经公开化、合法化，甚至一些国有銀行和国有企业都在放变相的高利贷。民间高利贷从来没有这样猖獗过，如果泡沫吹得太大，其破灭将造成相当大的冲击。
《中国证券报》
在曾经繁荣的沿海城市温州，许多企业倒闭，留下一摊子债务。最纠结的是，持有坏账的不是银行，而是另一些企业主，富人们为了让“钱生钱”，以高息把钱贷给企业……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大量财富涌入中国，但吸纳这些资金的投资渠道扩张速度却缓慢得多，因此从房地产到大蒜、绿豆各个领域涌现出投机泡沫。现在，中国股市处在深熊市，房地产价格开始下滑，特殊的投机游戏比如高利贷也陷入麻烦，中国投资者感受到和外国同行一样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寻求避风港面临的挑战更大。
英国《金融时报》
发生在中国温州中小制造业的麻烦给中国核心经济投上一层阴影……中国采取紧缩货币政策是为了遏制通胀，部分原因是金融危机时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导致的。但银根紧缩加重了私体经济的压力，人们开始担忧中国经济将会回落，坚挺的中国经济一直在欧洲和美国经济陷入疲软时起到平衡的作用。
美国《华尔街日报》
这一轮民间借贷风潮有不寻常之处——缺钱的很可能并不是实体经济，而是货币市场。由是观之，这轮民间借贷风潮的兴起便具有了普遍、盲目和投机的特点，而这无疑是虚拟经济的最爱，也与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虚拟化倾向吻合……如果说疯狂的民间借贷是因为经济波动下中国紧缩政策带来的副作用，那么对此的担忧将是短暂的，适时的政策调整即可缓解压力；但倘若民间借贷的兴盛是由于中国投资虚拟化与投机化加深，那么警钟将不仅仅是响给那些“跑路”的温州企业主的。
法国《欧洲时报》
上世纪80年代，有关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孰优孰劣、姓资姓社的讨论席卷全国。温州地区放手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民营经济，费孝通归结为“小商品，大市场”。与此同时，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集体经济为主，实现非农化发展。
最初苏南模式备受推崇，温州模式被贬斥为“无序”，但随着改革开放深化，受到利益直接驱动的温州企业活力十足，风头十足。
温州模式曾是市场经济的一面标杆，但在1997年十五大之后，全国各地都在提倡和鼓励发展私营经济，意识形态的争论弱化，温州的制度优势开始缩小。
温州一直在吃改革老本。几十年来温州的产业结构基本局限于低加工度和低附加值的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例如皮革制品、服装、塑料制品和打火机等，制造业的结构演变缓慢。温州经济增长方式停留在低成本、低价格的传统模式上，显然缺少发展后劲。
领跑者被甩在了后面。早在几年前，温州已经从浙江乃至中国最先进的城市，滑到人均GDP在浙江省倒数第二名的地步。反思温州的声音此起彼伏。
史晋川教授对温州模式的批评曾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他指出，温州人的交易方式和商业模式是人格化交易，影响温州对外开放。温州的公共权力和私营经济之间可能已经织成了一张“不可触摸的网”，阻碍着投资者的进入。他预言“现有的温州模式将被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方式取代”。
10年来，温州一直在喊产业调整的口号，提出培育新兴产业，鼓励企业转型升级，改变原来的增长方式。但温州产业结构几十年未曾改变，在金融危机以前，温州70%的企业都有外贸订单，日子过得滋润，一直以来没有压力和危机感去转型。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温州人真正意识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鼓励企业走上转型升级的道路，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而这次温州企业遭遇的危机无疑是 对盲目扩张升级敲响的警钟。
转型升级所需要的资本、技术、人才投入，一些实力薄弱只求生存的企业望尘莫及，而在宏观政策从紧的环境下，转型升级变得更加艰难，温州眼镜龙头企业信泰集团正是在试图升级转型的过程中资金链断裂。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小企业当务之急是走向联合，行业领袖应以自己的资本、品牌甚至销售渠道去整合一些行业里的小企业，在联合基础上形成一个大型企业，实现资源重新组合和配置，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当企业形成一定积累，才有力量谈技术和品牌的提升，走向升级转型的道路。
传统制造业转变的另一个方向是资本经营。从几年前开始，温州实体经济利润大幅下滑，大量资金涌入投机领域，炒房、炒矿、炒大蒜、炒棉花、炒白糖、炒中药……温州商人的身影出现在各个行业。很多人认为，温州此次的高利贷危机，不是单純的实业经营的危机，而是楼市调控和打击恶意炒作农副产品等带来的投机危机。
房地产限购和山西煤改导致一批温商财富蒸发，一些温州企业开始转向股权投资。但据业内人士透露，真正操作规范的不多。“股权投资在温州本地目前较缺乏专业团队，光有资金是很难运作的，如果把大量的资金集中投在某个项目中，没有专业的眼光和管理，风险很大。”温州九星资本上海子公司，九星大展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青表示。
温州经济折射出中国制造业的困局，转型升级之路将何去何从？《新民周刊》专访了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史晋川。
新民周刊：温州企业之间大多实行互保，一个企业倒闭，往往会连累一批互保企业，风险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扩散，这是不是温州人格化交易方式造成的结果？
史晋川：民间以各种“会”的形式出现的金融，最早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的资金用途是消费型的，第二个是它的合约执行，就是还不还钱的信誉保障，是熟人圈子里的人格化交易，就是以个人信誉为担保的。现在它为什么会出这么多问题？是因为它前一个特点改变了，后一个特点没改变。原来是资金用途是消费型的，现在是生产型的。生产型又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资金数量比较少，筹资直接投入实体经济，比如办一些家庭企业等。现在是规模比较大的生产型企业，规模大了以后当中有一部分人开始做资金生意，他的资金走向已经不是在生产领域，而是再贷给别人。也就是说原来是在做实业投资，现在对一部分人来说是在做金融投资，资金可能要转好几手，再到做实业的人那里去。
现在一是资金用途发生改变，二是资金规模变大，三是借贷的链条拉长了，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合约机制并没有发生改变，还是人格化的交易，这就会出问题了。原本是大舅、姑姑投钱一起做一项生意，现在借贷链条拉长后，亲戚的亲戚，甚至很多不熟悉的人全部进来，这就意味着参与民间融资的人，人数上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松散，离熟人社会人格化交易产生的最初情况越来越远。也就意味着人格化交易机制对民间借贷合约执行的保障越来越弱了。在这种情况下很显然，风险就在不断地放大。一出事就会产生连锁效应。为什么温家宝总理讲民间金融要阳光化？阳光化重要的一点就是规范化，所谓规范就是现在的金融活动它的合约机制不应该过多地依靠人格化交易方式，而是要建立在法律基础上，向现代非人格化交易方式转变。
新民周刊：信泰集团很早就开始进行产业升级，创立自有品牌，控制零售终端，并积极进军光伏产业，但并没走出一条成功道路，最终资金链断裂。目前温州出现的一些问题会不会阻碍温州制造业转型升级？
史晋川：现在温州企业转型升级的金融制度环境、金融保障环境是比较差的，一个企业要转型升级，肯定是要投入的，你到什么样的平台上融资？如果我们有比较好的平台做融资，比如说私募股权投资，相对来说你的风险就会减小，因为做PE的人也会很仔细地来看你的项目可行性，不会随随便便往你这里投钱。但是现在这种新的融资工具融资平台比较少。这种融资平台的缺失导致民营企业通过其他途径融资，到民间借贷市场，这样风险就比较大。现在中小企业面临转型升级，应该有一些好的融资渠道，这些融资渠道和平台能够把大量分散的中小企业的产业资本集聚到一起，再去反馈产业，去促进帮助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而目前温州金融环境并没有这样好的金融支撑。
新民周刊：人民币不断升值，受通货膨胀影响原材料、能源和土地涨价，劳动力成本和环保成本增加，以及针对出口的税收优惠越来越少，据说目前温州中小企业平均利润只有1%到3%，发展低加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模式是不是走到尽头？
史晋川：温州出现这么多问题，总体上来说，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比较慢。2008年金融危机，国家出台1.18万亿带动4万亿的一揽子庞大投资计划，当时在短期中缓解了企业的困难，流动性充分释放帮助企业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度过金融危机冲击的难关，这就导致我们这些企业没有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形成一种倒逼机制，逼它转型升级。在一个比较宽松的，流动性释放比较充分的反危机前提下，绝大部分企业还是沿用了原来的生产经营方式，搭乘整个中国经济复苏的列车，好像暂时松了一口气。当国内宏观政策一转向，企业碰到的问题还是危机前碰到的问题。国际经济复苏很慢，震荡很多，国内经济复苏太快，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开始转向，企业本来应该在金融危机中做的转型升级没有做，无非是问题往后延了，在新的国际和国内宏观环境下这些问题又暴露出来。
新民周刊：现在的环境是不是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严峻？
史晋川：现在外部环境比2008年的问题更严重，2008年企业面临的问题是订单，企业接不到订单，现在订单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主要是企业自身的问题，第一它没有很好地做转型升级，所以遇到很多困难，第二它遇到很多困难后，部分企业家对实体经济就失去信心。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企业家一个厂做几年利润不如他老婆炒房子赚得多。一旦失去信心，一部分企业就会把资金从实体经济转出来，转到民间借贷市场上去，实体经济自身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还在实体经济坚持的那部分人，觉得我只要有资金就可以度过难关，也不去转型，转向民间借贷，实际上就是在没有很好转型情况下，货币资本资源配置的错位，导致这么一个局面。
新民周刊：近年来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动脑筋从事资本经营，做股权投资，对接民间资本与项目，这是不是一条出路？
史晋川：温州金融环境的改善有几点，一是让更多民营企业进入这个领域，但不要是大的，应该是中小型民营金融机构。假设民营企业缺水，你如果建一根大管子，肯定就不对着中小企业了，要建很多小的管子，每一条都可以对着中小企业，因为现在中国的金融体制，尤其是在浙江、在温州，这种双重的不对称是非常严重的，金融环境是国有银行、大银行占主导，但面对的实体经济里是民营中小企业占主导，双重不对称使得中小企业融资非常困难。在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同时，又有数千亿的民营资本没有出路，所以中央应该把温州作为金融创新的实验区，降低中小金融机构的进入门槛，它们面对的是实体经济里的中小企业。
第二个是除了间接融资的渠道，应该开通直接融资的渠道，除了私募股权投资以外，也可以考虑私募债券投资，温州人本来已经不愿意做企业了，股权投资不还是做企业吗？私募债券投资也可以考虑，就是说我们对温州环境的改善，金融生态的丰富，不仅在间接融资上下功夫，也可以在直接融资上多考虑。
各方“会诊”民间借贷
在宏观调控日益趋紧的背景下，差钱是全国性的现象，持续的银根紧缩导致社会资金大量“脱媒”（体外循环严重），导致市场利率与央行基准利率偏离度越来越大，高利贷已经公开化、合法化，甚至一些国有銀行和国有企业都在放变相的高利贷。民间高利贷从来没有这样猖獗过，如果泡沫吹得太大，其破灭将造成相当大的冲击。
《中国证券报》
在曾经繁荣的沿海城市温州，许多企业倒闭，留下一摊子债务。最纠结的是，持有坏账的不是银行，而是另一些企业主，富人们为了让“钱生钱”，以高息把钱贷给企业……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大量财富涌入中国，但吸纳这些资金的投资渠道扩张速度却缓慢得多，因此从房地产到大蒜、绿豆各个领域涌现出投机泡沫。现在，中国股市处在深熊市，房地产价格开始下滑，特殊的投机游戏比如高利贷也陷入麻烦，中国投资者感受到和外国同行一样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寻求避风港面临的挑战更大。
英国《金融时报》
发生在中国温州中小制造业的麻烦给中国核心经济投上一层阴影……中国采取紧缩货币政策是为了遏制通胀，部分原因是金融危机时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导致的。但银根紧缩加重了私体经济的压力，人们开始担忧中国经济将会回落，坚挺的中国经济一直在欧洲和美国经济陷入疲软时起到平衡的作用。
美国《华尔街日报》
这一轮民间借贷风潮有不寻常之处——缺钱的很可能并不是实体经济，而是货币市场。由是观之，这轮民间借贷风潮的兴起便具有了普遍、盲目和投机的特点，而这无疑是虚拟经济的最爱，也与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虚拟化倾向吻合……如果说疯狂的民间借贷是因为经济波动下中国紧缩政策带来的副作用，那么对此的担忧将是短暂的，适时的政策调整即可缓解压力；但倘若民间借贷的兴盛是由于中国投资虚拟化与投机化加深，那么警钟将不仅仅是响给那些“跑路”的温州企业主的。
法国《欧洲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