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华 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汉语国际教育硕士教指委委员、《中美比较文学》杂志主编、《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杂志副主编。曾出版《阅读哈佛》《全球伦理读本》《跨学科研究与跨文化诠释》等多部专著。
　　古人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如果稍加留意人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倡导某种有关人的培养或高等教育理念时，大家常常会拿美国的哈佛大学或英国的剑桥大学来说事。比如，哈佛校长：一个人生活的广度决定他的优秀程度；哈佛教授：怎样获得与岁月对抗的“不老力量”；哈佛大学：推荐20个快乐的习惯；哈佛结论：太过理性反而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哈佛研究报告：什么样的人才能活得更美好？又如，哈佛大学用12张图让你远离负能量；哈佛大学15年的研究告诉你喝粥能否长寿；哈佛学生最大的特点是敢说、敢做、敢“忽悠”。以及，剑桥大学校长如是说，剑桥大学精神，剑桥大学励志故事，剑桥大学何以一流？等等。显然，这其中反映出“标题党”著文的一贯风格，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也说明作为世界顶级大学的美国哈佛和英国剑桥，的确赢得了民众的认可，有口皆碑，因此，人们才乐意打“哈佛牌”，打“剑桥牌”。
　　与此类似，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很多地方挖掘、推广和宣传历史名人、文化名人，打好“名人牌”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做法。比如，尹吉甫村，宋玉路，伯乐大道，周自齐公园，徐福码头，等等。而且，这也成为一种学术“风尚”。学术界在写论文时，也常常引用著名学者的论断。比如，撰写一篇有关女性主义研究特别是女性主义神学研究的论文，如果文中没有引用到伊丽莎白？菲奥伦查的著作或观点，连作者自己都会感到文章不具权威性和说服力。由此，可以联想到世界各国全球文化推广机构的名称，也是在做打好“名人牌”的工程。比如，德国的歌德学院，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俄罗斯的普希金学院，以及我国的孔子學院，等等。
　　打“名校牌”“名人牌”，显然也是在打“文化牌”，因为名校和名人都是文化象征，所代表和承载的都是文化风尚和文化品位。歌德、塞万提斯、普希金和孔子是文学家，更是文化大家，以他们冠名的学院都是在用委婉或间接的方式指向文化交往，而法国的“法语联盟”、英国的“英国文化委员会”没有用名人冠名，则是因为他们的名称更直接地标明了语言文化。
　　还有一个小的事例可以说明“文化”的“价值”。深圳有家文创企业，将一种普通大众日常消费的普洱茶压成28个笔画形状，并冠名“文化茶”，仍保持在普通大众能消费得起的价位来销售。出人意料的是，文化茶上市之后，日销售额居然持续保持在500万元以上，一直走俏茶品市场。而且，这个创意在业界获得了六项国际大奖、两项国内设计奖。这说明，“文化人”可能对“文化”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但大众对“文化”是有普遍需求和了解欲望的。
　　“一带一路”五周年了，它既是经济带经济路，更是文化带文化路，是通心之路。打好文化牌，走好文化路，应是根本的和最终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