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新加坡的“开国之父”李光耀病情告急，于2015年3月23日溘然离世。李光耀曾受到当今世界各国领袖的高度赞誉，邓小平、克林顿、撒切尔等世界政坛要人均对他赞赏有加。鉴于与中国的独特渊源，他又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被称为“西方认识中国的领路人”。李光耀对于治国理念和世界局势的点评，不乏真知灼见，备受世人赞誉，东方社会赞赏他的励精图治和权威高效，西方社会则批评他的专制与威权。对于中国而言，最受国人青睐的无疑是新加坡提供了一个东方社会实行高效治理、经济腾飞的样板，因此，新加坡的民主经验和社会模式，吸引中国各级政府纷纷前往取经。与其羡慕他国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不如更多总结李光耀的个人政治心理魅力，换言之，新加坡虽为兼具东西的成功典型，但与中国的差异仍然很大，故其经验同样不能照搬。正如李光耀所言，西方的政治和社会治理模式是不合适亚洲的。同理，其他国家要学习新加坡的经验也是如此。
　　强人政治的一生
　　1923年，李光耀生于新加坡，其祖籍为中国广东省梅州市。在李光耀成长的家庭和社会教育中，英语和英国对他的影响甚大。祖父对他进行英语教育，使得他从小就受到英国文化的熏陶，由此他身上也体现出英式绅士的风范。中学时代，他就读于新加坡的英式学校，但在日本侵略者占领新加坡后就中断了学业。二战后，李光耀奔赴英国留学，先后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研习政治和法律专业。在英国时，他就加入了争取马来西亚独立的团体，投身于政治运动。从事律师职业的他，在与政府的谈判中崭露头角，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1954年，李光耀成立人民行动党，并参加了第二年举行的首届选举。1959年6月，新加坡自治邦成立，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总理。此后，又经过与马来西亚多次的分分合合。1965年，新加坡被驱逐出马来西亚联邦;同年8月9日，新加坡宣布独立。
　　新加坡独立后，在李光耀的领导下，新加坡开始了30年的政治经济大发展时期。李光耀大力推动新加坡的经济改革，并严厉治理社会，推行法治，新加坡荣获高效、廉洁的荣誉。1990年，李光耀辞去总理职务，但依然留任内政资政。此后，在“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背景下，他与西方世界进行了文化大辩论。他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章，提倡亚洲价值观，否认西方民主价值的普适性，认为西方民主不能强加给亚洲人民;而对于西方对他专制的批评，他也不加理会。2011年，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得票率为建国以来最低，李光耀和前总理吴作栋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不再出任新内阁任何职务，从此正式结束长达52年的政治生涯。
　　对于李光耀，世人众说纷纭，评价颇多。无论如何，他都是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一颗耀眼明星，体现出了“小国也能出大政治家”的论断。当然，最被世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独特的“治国之术”。
　　威权治国术
　　李光耀的治国理念及其背后的政治心理，可以归结为对政治的本质的看法以及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和方式实现政治目标。理解这点，才是真正理解李光耀治国理念的基础。表面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他的强人和权威形象，但背后的心理成长基础才是他成功的土壤。
　　首先，李光耀成长于战乱年代，经受了殖民者的统治;同时，二战后初期的新加坡民生凋敝，如他执政初期时新加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400美元。凡此种种使他认识到，政治的本质是恶的。诚然，他也表明，这种看法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形成的。对于国际关系也是如此，最为直接的就是列强的殖民和掠夺，让他感受到赤裸裸的政治的现实主义逻辑。这种个人经历决定了他对政府的本质的看法，即政府所代表的政治不是浪漫主义的权力想象，权力从来不是美德，所以，对于政府的恶必须要有制度和法治的制约。
　　其次，一个社会最为基本的价值是秩序。虽然政治与社会密不可分，但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政治与社会却可以不同日而语。李光耀认为社会最为基本的价值是秩序，是稳定，是和谐，这一点直接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厚影响。因此，新加坡在文化上传承了儒家的基本价值，例如中文学习、家庭秩序，甚至要求家庭必须三代同堂居住等，后者在新加坡的公租房建设安排上得以直接体现。对于社会的进步，他十分强调勤勉和上进的价值，认为民族的进步不是建立在慵懒、对民众的过分爱护之上，他所希望的就是一个欣欣向荣、热火朝天搞建设的社会。在此理念下，新加坡的财富创造、技术创新等都是社会主导的价值观。
　　第三，在治国策略上，李光耀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兼具各种价值的平衡，不求极端。政治的恶、社会的秩序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成为公共生活的总体目标。在此目标下，李光耀的治国策略十分注意各种价值的平衡点，努力寻求各种价值的优点的结合，不走极端——但对于反对腐败和维护法治，却是非常重视。
　　第一个维度，不受理论束缚，实用主义的问题导向。治国犹如烹饪，试想没有菜谱和技艺指导哪能行。而李光耀则不同，尽管他走南闯北、负笈西方又尊崇东方，但他不受哪一种唯一的意识形态的禁锢。对于政治治理和社会发展，他完全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一切从实际出发。当然，这一切都是在一些总体的价值指导之下，如人民的富裕、生活的安定以及享受充分的自由，概言之，就是经济上的富裕和思想上的自由。因此，一个好的政府就是一个有法治的和宽容的政府。
　　第二个维度，典型的精英治国的理念。与西方纯粹的民主选举以及突出个体主义的价值观不同的是，李光耀奉行完全的精英主义路线。民众的意见不应该影响精英的决策，作为政治和社会的精英，其任务是将公共价值和美德安排给民众，而不是受制于民众。由此，他对于西方的分权制衡、媒体和舆论的监督不屑一顾。在这一点上，他强力突出强人政治和精英统治。这一独特的精英主义既有儒家权威等级制的痕迹，同时也受到西方的共和民主思想的影响。他带来了决策的效率和社会的稳定，但更为奇特的是，李光耀的个人私德似乎备受尊崇;而主政新加坡的精英在严刑厉法和高薪养廉的政策下，也是全心服务于社会。 　　第三个维度，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对待社会的流动变化，李光耀又不受限于文化保守主义。正如他所认为的，美国的强大优势在于它的包容和多元、思想上的自由和追求创新，因此他完全否认“美国衰落论”。对于新加坡，他同样也是持开放的社会政策。在语言上，他十分强调英语的国际化作用，突出语言对社会的强大凝聚作用，在教育和科技领域莫不如此;他还力主新加坡保持多种族、多语种、多宗教社会和多文化的活力，这也受益于新加坡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李光耀开阔的国际视野和经历。
　　小国大外交
　　新加坡是一个独特的城市国家，但新加坡的小国平衡外交却是有声有色，在美国、中国和东盟等相关“诸侯”之间游刃有余。李光耀在国际上也享有较高的声望。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对中国、美国、印度等大国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例如，早在1974年他就指出：“在今后的20年里，中国也许更有可能成为热力和影响力四射的太阳，而不是月亮。”1992年，李光耀在回答《瞭望》周刊记者提问时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一片大好。”在2000年出版回忆录时，他仍对中国抱以诚挚的信心：“中国有潜能在2050年实现目标，晋升为现代化的经济体。只要中国不偏离重教育、重经济的现有轨道，中国大可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贸易强国，在国际事务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凡此种种，表明李光耀是中国能够持续“和平崛起”的铁杆支持者。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国内的一些舆论和媒体中，甚至将李光耀的预测能力加以神话。对于中国采取什么样的价值观问题，李光耀一直认为中国将走自己的发展道路，选择符合中国发展前景的政府治国方式。
　　新加坡与中国的交往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开始了。李光耀等新加坡领导人也有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丰富经验。整体而言，新加坡的外交体现了独特的小国平衡外交特色，而国内治理则实现了西方与东方的独特结合。正是因为这些居中、平衡和中庸的特色，造就了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的特性。对其他亚洲国家来说，其内政外交的治理模式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因此，新加坡未来的走向如何并不会产生巨大的世界政治影响，因为新加坡毕竟是小国;但是，其独特的治国经验却更具有东方社会的参照效应。
　　然而，由于诸多差异的存在，很难找到完全相似的国家，因此，简单的类比、借鉴和照搬都无助于解决社会的问题。深入理解他国成功经验背后的动因、历史和文化，尤其是某一模式的政治心理和文化因素，或许更有利于我们在摸索中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总体而言，李光耀认为社会进步的3个条件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坚强的领导、高效的政府以及社会法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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