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一开始，先让我们认识一个群体——“南漂族”。他们与当今的“北漂族”有相似之处，都是为了梦想来到大城市闯荡的。虽然生活清贫，但他们仍不忘追求“雅兴”。那股子“崇奢”“好娱”的劲儿，成为他们城市生活不能缺少的一部分。
　　明朝在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南京依然保留了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翰林院、国子监等整套中央机构，其官员级别也与京师相同。但是，南京各机构设员要比北京少得多，其政治地位无法与北京相比。南京官僚机构对知识分子的吸纳能力极其有限，而且其官员权力也比北京相应部门同级别官员低得多。因此，时人均把南京官视为闲职，南京也因此成为失意官员的栖居地。
　　然而，南京政治地位的下降却带来了文化地位的提升。很多失意的官员或热衷于讲学布道，或寄情于词曲歌舞，或迷恋于小说杂谈，由此促进了南京文化的繁荣。
　　晚明时期，很多底层文人离妻别子，来到江南文化发达的城市谋生。离别的愁苦时时萦绕在他们心头，他们经常居无定所，身心皆产生了一种漂浮无定的感觉。
　　由于南京文化的繁荣和商业的发达，晚明时期一大批下层文人涌向南京及其周边地区。他们有的是久试不第，有的在南京边以校书编书谋生、边准备科考，有的决意举业，还有的以“山人”自居。这些人除了很少一部分定居南京外，大部分则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晚明时期的南京，“南漂”成為一个很大的群体。
　　在“南漂”群体中，很多人的内心都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们要靠校书、选文、绘画等维持生计;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南漂”身份又缺乏认同感。如安徽繁昌书生王焯，曾多次参加乡试，却“屡科不第”。为了生计，他只身来到南京，从事图书编校工作。刚到南京时，他心中还升腾着希望，因此眼中尽是美景美色。他在给高湘南的信中说：“离家渐远，气体益清，天门晴色，如娥如黛，撩人特甚。比抵秣陵，烟云香蔼，山川佳秀，皆诗料也，恨未携八郎及太白惊人语来耳”但是，客居南京后，由于没有谋得好的生计，加之久试不第，他心境大变，在《束胡孝廉》中说：“无田可耕，无书可教，万不得已游乎梓人，为膏火计，博数缗，随手即尽，恐此亦非长便之策！”
　　虽然生活清贫，但“南漂”们却忘不掉文人的雅兴，时时相约饮酒品茶、游山玩水，或是吟诗作赋，或是参加一些结社活动。在当时许多文人的信札中，就有很多是相约饮酒品茶的内容。如七夕节时，安徽南陵人许以忠就曾邀朋友相聚，在《七夕邀陈都尉》中，他向陈都尉发出了邀请：“是夕薄陈瓜果，邀公同泛银河，旁观仙子，纵不能乞得天巧，披襟浪饮，散发狂歌，亦一大快事也！”在另一个七夕节，他又主动请求到三山街王世茂处“设瓜李，具壶浆，同乞天巧”。他还曾邀请繁昌人刘养聘把酒共饮：“百草呈芳，群花争艳，携一壶来作醉人，弟窗下一禽已在釜中泣矣，敢告舆人，幸即夙驾，毋负此良夜也！”从安徽六安来到南京的张一中也经常与友人饮酒唱和，他在《（雨霁）寄虞青霞》中向繁昌人虞邦誉发出了邀请：“宿雨初晴，小溪新涨，泛米家船，载杨子酒，浩歌一声，好风送响，素琴三弄，淡月偏宜，洵为烟水幽人，不作风波险客，足下亦同此念否？”实际上就是邀请虞邦誉饮酒娱乐。
　　晚明时期，士大夫中参禅论道之风顿盛，如李贽、焦竑以及“公安三袁”等都信仰或精通佛学。学界对于底层文人有无向佛之风很少论及。从晚明南京重要书坊车书楼刊刻或王世茂等编纂的信札中，可以看出底层文人的向佛之风也顿为兴盛。虞邦誉在一封信札中感叹道：“仆今年齿发渐长，自家性命甚了了，五湖烟水之间，将从衲衣而老矣幸法轮大转济此津涯，异目相与共为用处，悟无生法，龙华会上观道场胜事也！”在《报徐八石》中，虞邦誉说：“弟顷作闭关计，收视返听，却除烦恼，遂不复与当世诸公角雕龙之技。”他在给徐八石的另一封信中，向佛之心更是显露无疑：“于乎茫茫宇宙，畴复为丹砂金粒者，故知此生之皮囊有舍无漏之因缘，难成也！人奈何汩汩根尘中，以为得意，便不知六趣三途无涯苦海，亦常有此受用也！”王焯在一场病后，顿生向佛之心，“始信身为苦本，生是患胎”。他之所以栖身天界寺，固然系穷困所迫，但也与其向佛之心有关。可见，当时一部分文人是极为渴望闲适快意的禅意生活的。
　　（注：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明史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