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唐高祖李渊发布诏令：“敕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礼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随物上贡。”(《唐摭言》卷十五)唐朝的科举制度就这样在天下尚未底定的情势下，开始了自己的行程。唐朝的科举也称“岁举”，289年问举行了266科考试，除了因战争、灾荒等原因暂停之外，基本上是一年一试，是历朝举行科举考试最为频密的王朝。纵观唐朝近300年间，科举考试具有以下特点。
　　
　　一、考生来源的广泛性
　　
　　李渊的诏令已经说明，唐朝科举应试者有两个来源，一是学士，一是白丁，后来更加通常的说法是生徒和乡贡。由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各类学校，通过规定的学业考试，选送到尚书省的，叫作生徒；不曾在各级官学学习，自学成才或在私学中学习的人，在州县“投牒自举”，提出报名申请，并参加县、州府考试且成绩合格、被举送到中央参加考试的，称为乡贡。
　　园子监是唐朝的最高学府，它分为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六学，六学加上弘文馆和崇文馆，构成了中央官学。中央官学的生徒，大都是官宦子弟。主考官在录取时，往往有意偏袒，因此在唐朝前期，学校生徒占有明显的优势，而录取的乡贡人数极少，很多科往往只有一名乡贡及第。唐玄宗之后，社会动乱，政府无力、无暇兴学，各级各类学校“生人流离，儒硕解散”，就连国子监也“室堂颓坏，军士多借居之”，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因为科举面向全社会开放，自学的人也可以自由报考，学校也就无足轻重了。所以中唐以后，应试和录取的主要是乡贡。
　　一般而言，生徒尤其是中央官学的生徒主要是世家权门子弟，乡贡则多为寒门庶族子弟。生徒和乡贡地位轻重的变化，说明科举向越来越多的寒门庶族敞开了大门，人才选拔的范围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参加科举考试可以不论出身贵贱、地位高低和财产多少，不必有官员举荐，甚至不必有在官学学习的经历，只要你有一定的学识，就可以自行报名，申请考试。这就极力地扩大了科举考试的参与面，以至于每年到长安应试的有数千人之多。牛希济在《荐士论》中说：“郡国所送，群众万千，孟冬之月。集于京师。麻衣如雪，纷然满于九衢。”(《全唐文》卷八四六)由此可见唐朝投考的人数众多，来源广泛。
　　二、考试科目的多样性
　　唐朝的考试科日，分为常科和制科。常科是常年正常举行的科目，也称岁举或常举；由皇帝亲自下诏、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则称制举或制科。
　　根据《新唐书·选举制》的说法，唐朝取士科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其中明法、明字、明算，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是考核专门人才的，当时不见贵，后世不见重。俊士、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科，名额少，仕途窄，士人不热心，社会不关注，举行得少，影响也小。秀才科在唐朝声望最高，是“尤异之科”，列在诸常科之首。由于秀才科地位崇高，录取得少，要求也非常严格，“取人稍峻”，结果士人往往怯于应试，以至于越来越少。再加上贞观年间，规定举送的秀才如果落第，则该州的长官要受责罚，这导致了此科“贞观后遂绝”，“士族所趣，唯明、进二科而已。”在唐朝的科举史上有影响的，主要是进士和明经两科。
　　进士和明经两科考试的内容，在唐朝屡有变化，但其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经学。明经只要熟读儒家经典和相关注释就可以中试，进士则需要具有较高的文学水平。因此进士科“为时所尚”，为世人所推重，许多俊才英彦也将精力用于此科，唐朝通过进士科也选拔了大量人才。据刘海峰教授统计，两《庸书》有传的1383名官员中，进士有469人，占总数的40％；唐朝后期697名官员中，进士出身的多达344人，占总数的49％。唐朝后期，进士出身者在宰相中所占的比例更是高达80％以上。“唐众科之目，进士为尤贵，而得人亦最为盛，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缙绅虽位极人臣，而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文献通考》卷二十九)由于进士科得第艰难，而明经科相对容易，所以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而一旦进士登第，则荣崇非凡，因而又有“白衣公卿”或“一品白衫”的称谓。
　　唐朝在常科之外，还有天子自诏，以待非常之才的制科。制科不循科举常规，希图不拘一格，以得非常之才。由于制举登第后马上就可以授官，与通过常科及第后，还要经过吏部的“释褐(意即从此脱去老百姓穿的麻衣，换上官服，步入仕途)试”或“关试”之后才可以做官不同，所以很多已经进士、明经及第的人，乃至有现任职官的人，也往往和普通百姓一同应制举。“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通典》卷十五)由于名义上是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所以当时也称为廷试或者殿试。
　　制举因时之需、因事设科，名目之繁多及怪异，令人瞠目。唐朝制举的科目数，历来说法不一，少的说有63科，多的说有108科。宋末的王应麟，一人就有两说，在《玉海》中说有59科，在《困学纪闻》中则说有86科，总之非常之多。一些科目名称的差别不大，往往只有一两个字的不同，不少科目用过一次之后，就束之高阁，不复再用。
　　有这么一则事例，说明唐代制科科目的离奇和可笑。根据《因话录》的记载：“昔有德音，搜访怀才抱器、不求闻达者，有人逢一书生，奔驰入京。问求何事，答云：‘将应不求闻达科。’”不求闻达，也就是不求显达，不求人知，更是不求功名，不求受人称誉。朝廷以此设科，并居然有人奔马驰赴京师以应试，而且是那样的急不可待，这也难怪历代引以为笑谈。
　　
　　三、考试方法的灵活性
　　
　　在唐朝的科举考试中，为了避免因为偶然的因素而遗漏真正的人才，允许并一度鼓励超出考场之外的行卷和公荐的存在。行卷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平时的诗文作品，写成卷轴，在考试之前送呈当时在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持考试的官员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希望的一种手段。最初行卷的送呈，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天宝元年，韦陟主持科考，认为过去“有司取与，皆以一场之善登其科目，不尽其才。”要求应试考生将自己平日所作的诗文呈交给主考官，以供评阅试卷时核实并知其短长。这使得日后唐朝的科场“请谒者如林，献书者如云”。
　　至于在官僚中，则盛行公荐，也就是一些达官贵人和文坛名宿，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向主考官推荐那些自己熟悉的考生。《唐摭言·公荐》第一篇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崔郾受命到洛阳主持科考，临行前，百官公卿设宴为他送行。时任太学博士的吴武陵，把他叫到一旁，向他推荐杜牧，并朗诵了杜牧的《阿房宫赋》。“郾大奇之。武陵日：‘请侍郎与状头。’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对，武陵曰：‘不尔，即请还此赋。’郾应声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诸公曰：‘适吴太学以第五人见惠。’或曰：‘为谁?’曰：‘杜牧。’众中有以牧不拘细行间之者，郾曰：‘已许吴君矣，牧虽屠沽，不能易也。’”在正式考试之前，只有判卷之后才能确定的名次就已经确定了。杜牧的《阿房宫赋》写得虽好，但因为在吴武陵之前更有他人请托，他也只能屈居第五名：他的人品再坏，也因主考官答应了自己的同僚，录取也是不容更改的铁定事实。
　　就是在考试过程中，唐朝人的做法也出人意表。唐肃宗时，李揆主持科考，他认为以往的科举考试，都不注重士子实际能力的考察，出一些偏题怪题，单纯考察书本知识，这严重背离了科举考试是为了求取贤才的本意。因而在他主持科考时，将《五经》、历代史书及《切韵》等工具书放置在考场上，并对考生说：“经籍在此，请恣寻检。”他这一大胆的举动，不仅没有收到责罚，而且“数月之间，美声上闻”。
　　唐朝处在科举制度建设的起步阶段，很少前规可依仿效，但也没有什么羁绊，一切都在摸索中进行，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一切都有可能，“内容经常更新，形式反复调整”。与宋朝以后的科举制度一切以维护公平和公正为核心进行有很大的不同，唐朝科举制度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为了选拔人才。考生来源的广泛，是为了尽可能扩大人才的选才面：考试科目的多样，则是希望将一些不能为单一科目所拘限的“非常之人”也举擢上来；考试方法的灵活，更是为了不拘一格。归结到一点，就是李揆在考场上请士子们恣意寻检参考文献时慷慨豪放地所说的那句话，“大国选上，但务得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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