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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境中，友人终将一一离去，各奔归途。他们密切交往的过程，会结束在双方无法走动、依赖信件或互通电话时期，然后是勉强的一次或几次探病，最终面临讣告，对方也就化为一则不再使用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死者的模样仍然是在的，在活者的脑中徘徊，却不再有新的话题，只无言注视前方，逐渐黯淡。这种化分之后的形象，终也有一天，连同保存印象的主人一起，忽然消失。人的全部印象，连带记取他的活者本身，全都消失以后，才是真正的死亡。人是在周而复始替换这些印象中，最后彻底死去的。
母亲说，我父亲喜欢逛旧家具店，一九四八年在苏州买了一个边沿和四脚透雕梅花的旧圆桌、一个旧柚木小圆台，请店家刨平了台面，上漆，木纹很漂亮。
梅花桌子在一九六六年被抄走，柚木圆台一直在家，现放着我的笔记本电脑。
一九九〇年，父亲在卢湾区一旧家具店橱窗里看到有三张日式矮桌，样式相同，三张叠在一起。他走进店堂，穿过旧家具的夹弄，看这三张暗褐色的桌子。
店老板一般很“识相”，注重来客年龄、打扮、神色，不讲话。父亲想打听什么，但是没作声，最后怏怏出来，在这一刻，他感到自己真的老了。
他曾是中共情报人员
“一定是日本租界的东西。”他对母亲说。
他的两颊早有了老年斑，这位昔日的抗日志士，已失去敏锐谈锋，即使面对他熟悉的“地下党”电视剧，也一般在沙发里坐着，不知是不是睡着了。
记得有一次，他转过脸对我母亲说：“冷天里还穿法兰绒料子？白皮鞋？”
母亲耳聋，不习惯助听器，膝上堆着报纸和一本《中国老年》杂志，看一眼屏幕，没明白他的疑问。
这是我听到父亲唯一的不满，他的话越来越少了。
他曾是上海“沦陷”期的中共情报人员，常年西装革履，也经常身无分文，为失业苦恼。
“穿不起西装，总要有七八套不过时的，配背心、皮鞋，秋大衣不可以冬天穿，弄得不好，过去就叫‘洋装瘪三’。”
他不许我吃日本料理，每提起深恶痛绝，“日本饭是最坏的东西”。或许，那是我母亲讲的，五十年前，他误将盘子里的生猪血当做番茄酱的原因。
出事那年，因“日共”某组织在东京暴露，很快影响到了上海的情报系统。某个深夜，父亲与他“堂兄”——他的单线联系人，几乎同时被捕。警车驶近北四川路桥堍，“堂兄”突破车门跳车，摔成重伤。
他被押至宪兵司令部（位于大桥公寓，据说一九四二年李白被捕也关押于此），由东京警视厅来人严刑审讯。他记住“堂兄”摔得血肉模糊的脸，始终坚称自己由金华来沪探亲，不明“堂兄”近况，本埠不认识其他人，无任何社会关系。
金华是国民党地区，他讲了很多金华的细节，但不会说金华方言，所幸东京人员疏忽了这最重要的破绽。翌日，他被押往日军医院对质，“堂兄”已奄奄一息，只微微捏了他的手。两天后，“堂兄”在医院去世。
随后的一年，他被囚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日占时期，这座“远东第一大狱”仍以设计精良著称，整幢建筑通风通声，稍有异常响动，几层楼都听得清。新犯进门循照英制，三九寒天一样脱尽衣服，兜头一桶臭药水消毒。糙米饭改成日式分量，每餐一小碗。囚徒必做一种日式体操，平时在监室里趺跏一样静坐，不可活动。四周极为静寂，只有狱警在走廊里反复来回的脚步声，钟摆一样的规则。
次年，他被解至上海南市监狱（即南车站路看守所）。一年后，解至杭州监狱。
两地都属汪伪管辖，等于嘈杂的菜市场，杭州监狱更甚，克扣口粮，犯人已到食不果腹的境地，必须依靠亲友接济度日。监室走廊里，每天摆有外来的馄饨担，也卖小笼、春卷、蛋炒饭、大肉面以及“包饭作”摊档，收受各类钞票或细软，付了账，或一个银义齿，小贩递进铁窗一碗三鲜面、“片儿川”或几个菜肉包，狱卒听之任之。一人在牢里吃，四面是饥肠辘辘的饿眼，几乎每天都有饿尸被附近的庙祝抬出去。
记得一个身披獭皮大衣的北方人，趾高气扬进监，出手阔绰，常常拿出钞票和首饰，从外面大馆子里叫菜，叫热毛巾揩面，终因缺少社会资助，不懂得讨价还价，然后铢锱必较，数零钱吃馄饨面，吃廉价盖浇饭，最后无钱可拿，一件一件剥下衣衫以得充饥，没有接济，坐吃山空，最终饥寒而亡，死时蓬头垢面，仅穿了一套底衫裤，如缩毙街头的乞丐。
附近监室，囚禁不少身份复杂的英、美籍男女，基本失去西人风度，洋装和绒线衣每个缝隙里，蠕动着密密麻麻的虱子，除了被押走几个之外，不久都饿死了，没人管。
这期间，他患重症伤寒、败血症、肺病、关节炎，头发大把脱落。所幸监外几位好友的接济，多方搭救，一年后被狱卒背出门来，保外就医。
他得以重返上海人间。他的年轻和活力，神奇地抵御了严重的疾病，恢复曾经的体魄和风貌。他依旧是情报系统必要的一环，他的联系人在法国公园、地地斯咖啡馆（DDS），以及三官堂桥的棚户里等他。
日本宣布投降的那天晚上，是他和朋友庆祝胜利的狂欢之夜。一群青年人开怀痛饮，在路上漫无目的闲逛，高声谈笑，无所顾忌。陶醉中走近西区，已是子夜了，只见附近绿树丛中某一幢大洋房，通体灯光雪亮，门窗大开，顿悟这是某大汉奸的宅第，于是大摇大摆推开铸铁院门，进入这所大房子。满地狼藉，宅主显然已逃匿，猫狗全无踪影，凌乱的大菜间里有幾箱洋酒，众人打开箱盖，人手一瓶，巨大枝型吊灯照耀着一张张年轻人光彩夺目的面孔，于是歌唱起来，声震屋宇，一直闹到东方既白，一个个醉倒在细木地板上铺的波斯地毯上。等下午醒来，这幢折中主义风格的豪宅仍不见一个人影，只有花园里小鸟在鸣叫。
父亲说，静安寺以西，也即“大西路”的“美丽园”，“沦陷”时期是汪伪要人最有名的“汉奸窝”，现只有上年纪的“老上海”才知道了。
他也是爱书之人
父亲的两个大书橱，装有不少共产国际著作，列宁、斯大林文集，包括《九评》等等多本政论剪报，不少的线装本旧诗。初版红布封套《鲁迅全集》是母亲买的，与之相配的是父亲的《饿乡纪程》、蓝丝绒面《海上述林》。他的阅读兴趣一直与时代同步，1940 年代有高尔基《克里·萨木金的生平》，1950 年代除了《静静的顿河》，还包括《三个穿灰大衣的人》《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苏式主旋律小说。他钟爱和敬佩俄国画家列宾的作品，有多本中译苏联美术评论，对苏联文化完全接受，包括苏联大马戏团、钢琴家和乌兰诺娃来沪演出，他都清晰地记得，并保存那些并不显眼的节目单。 “文革”初期，他裁开两大张红纸，大字书写“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贴在两扇玻璃门上，以示对运动的理解。没半个月，这几扇门被抄家的红卫兵多次打开，搬走大部分闲书、日记、相册，包括一对威基伍德洋青花瓷盘，一座铸铁少年像（记得背面常附有同色的蟑螂卵），一尊据说是真正宣德炉，等等，留下的也就是已经泛黄的共产国际理论著作，列宁、斯大林文集，《九评》等多本政论剪报，初版红布封套《鲁迅全集》。
老境中，老友终将故去
父亲离休后的第二年，见到了情报系统的老上级。一九四九年后，这位老人即被禁锢于江西某农场，直到1980年代平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忽然转身成为一个享受相当级别待遇的老干部，却没有任何同事和朋友，有时被司机送到一个重要会场去，发现谁也不认识，只能回来。
父亲说，他同老人晤面那天，颇有一九四九年前的接头色彩，两人坐在静安公园一个茶室，凑得很近，压低声音说话。父亲说，老人轻声讲话的方式和语言，仍然是新中国成立前的那一套，完全没受过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教育和学习，甚至夹杂了江西老农的词汇。
在“白区工作”的岁月里，老人是一个重要的存在，是父亲崇拜的领导人之一，广交三教九流朋友，面对双重或三重间谍（情报如生意，做“赤俄”“白俄”情报、轴心国情报、国共两党情报）游刃有余，精通几国语言，衣着考究，用古董锡兰银烟盒、海泡石烟斗，喝咖啡、下午茶，每夜收听同盟国新闻短波，密切关注时局。
但如今一切都变了。老人从尘封几十年的箱笼里，取出陈旧的英国斜纹呢大氅，压满皱褶的呢帽，手中的“司的克”（手杖）早已不见，改为他儿子在四川买的竹杖，时常恍恍惚惚，自以为还是在一九四八或一九五〇年，他只在清醒时唠叨说，现在一切都好了，只是没朋友，没有事做。
父亲说，他要做的事，四十年前已做完了。
那段时期每隔一天，父亲会收到一张双面蝇头小字的明信片，他必也密密写满了一张，翌日回寄对方。这是南京老友寄来的文字，南京明信片为竖写中式，父親是西式横写，一来一往，不亦乐乎。
当年这位老朋友搭救他出狱，一九四九年直至“文革”疏于往来，后不知怎么接上了联系，双方相互在信里做旧诗，讲无数旧话。这种赤裸的文字卡片，在小辈眼里是过时和怪异的。
几年之后，老友去世。
明信片无法收寄，父亲失去了观看蝇头手书的乐趣，出门的次数更少了……
编辑：黄灵
母亲说，我父亲喜欢逛旧家具店，一九四八年在苏州买了一个边沿和四脚透雕梅花的旧圆桌、一个旧柚木小圆台，请店家刨平了台面，上漆，木纹很漂亮。
梅花桌子在一九六六年被抄走，柚木圆台一直在家，现放着我的笔记本电脑。
一九九〇年，父亲在卢湾区一旧家具店橱窗里看到有三张日式矮桌，样式相同，三张叠在一起。他走进店堂，穿过旧家具的夹弄，看这三张暗褐色的桌子。
店老板一般很“识相”，注重来客年龄、打扮、神色，不讲话。父亲想打听什么，但是没作声，最后怏怏出来，在这一刻，他感到自己真的老了。
他曾是中共情报人员
“一定是日本租界的东西。”他对母亲说。
他的两颊早有了老年斑，这位昔日的抗日志士，已失去敏锐谈锋，即使面对他熟悉的“地下党”电视剧，也一般在沙发里坐着，不知是不是睡着了。
记得有一次，他转过脸对我母亲说：“冷天里还穿法兰绒料子？白皮鞋？”
母亲耳聋，不习惯助听器，膝上堆着报纸和一本《中国老年》杂志，看一眼屏幕，没明白他的疑问。
这是我听到父亲唯一的不满，他的话越来越少了。
他曾是上海“沦陷”期的中共情报人员，常年西装革履，也经常身无分文，为失业苦恼。
“穿不起西装，总要有七八套不过时的，配背心、皮鞋，秋大衣不可以冬天穿，弄得不好，过去就叫‘洋装瘪三’。”
他不许我吃日本料理，每提起深恶痛绝，“日本饭是最坏的东西”。或许，那是我母亲讲的，五十年前，他误将盘子里的生猪血当做番茄酱的原因。
出事那年，因“日共”某组织在东京暴露，很快影响到了上海的情报系统。某个深夜，父亲与他“堂兄”——他的单线联系人，几乎同时被捕。警车驶近北四川路桥堍，“堂兄”突破车门跳车，摔成重伤。
他被押至宪兵司令部（位于大桥公寓，据说一九四二年李白被捕也关押于此），由东京警视厅来人严刑审讯。他记住“堂兄”摔得血肉模糊的脸，始终坚称自己由金华来沪探亲，不明“堂兄”近况，本埠不认识其他人，无任何社会关系。
金华是国民党地区，他讲了很多金华的细节，但不会说金华方言，所幸东京人员疏忽了这最重要的破绽。翌日，他被押往日军医院对质，“堂兄”已奄奄一息，只微微捏了他的手。两天后，“堂兄”在医院去世。
随后的一年，他被囚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日占时期，这座“远东第一大狱”仍以设计精良著称，整幢建筑通风通声，稍有异常响动，几层楼都听得清。新犯进门循照英制，三九寒天一样脱尽衣服，兜头一桶臭药水消毒。糙米饭改成日式分量，每餐一小碗。囚徒必做一种日式体操，平时在监室里趺跏一样静坐，不可活动。四周极为静寂，只有狱警在走廊里反复来回的脚步声，钟摆一样的规则。
次年，他被解至上海南市监狱（即南车站路看守所）。一年后，解至杭州监狱。
两地都属汪伪管辖，等于嘈杂的菜市场，杭州监狱更甚，克扣口粮，犯人已到食不果腹的境地，必须依靠亲友接济度日。监室走廊里，每天摆有外来的馄饨担，也卖小笼、春卷、蛋炒饭、大肉面以及“包饭作”摊档，收受各类钞票或细软，付了账，或一个银义齿，小贩递进铁窗一碗三鲜面、“片儿川”或几个菜肉包，狱卒听之任之。一人在牢里吃，四面是饥肠辘辘的饿眼，几乎每天都有饿尸被附近的庙祝抬出去。
记得一个身披獭皮大衣的北方人，趾高气扬进监，出手阔绰，常常拿出钞票和首饰，从外面大馆子里叫菜，叫热毛巾揩面，终因缺少社会资助，不懂得讨价还价，然后铢锱必较，数零钱吃馄饨面，吃廉价盖浇饭，最后无钱可拿，一件一件剥下衣衫以得充饥，没有接济，坐吃山空，最终饥寒而亡，死时蓬头垢面，仅穿了一套底衫裤，如缩毙街头的乞丐。
附近监室，囚禁不少身份复杂的英、美籍男女，基本失去西人风度，洋装和绒线衣每个缝隙里，蠕动着密密麻麻的虱子，除了被押走几个之外，不久都饿死了，没人管。
这期间，他患重症伤寒、败血症、肺病、关节炎，头发大把脱落。所幸监外几位好友的接济，多方搭救，一年后被狱卒背出门来，保外就医。
他得以重返上海人间。他的年轻和活力，神奇地抵御了严重的疾病，恢复曾经的体魄和风貌。他依旧是情报系统必要的一环，他的联系人在法国公园、地地斯咖啡馆（DDS），以及三官堂桥的棚户里等他。
日本宣布投降的那天晚上，是他和朋友庆祝胜利的狂欢之夜。一群青年人开怀痛饮，在路上漫无目的闲逛，高声谈笑，无所顾忌。陶醉中走近西区，已是子夜了，只见附近绿树丛中某一幢大洋房，通体灯光雪亮，门窗大开，顿悟这是某大汉奸的宅第，于是大摇大摆推开铸铁院门，进入这所大房子。满地狼藉，宅主显然已逃匿，猫狗全无踪影，凌乱的大菜间里有幾箱洋酒，众人打开箱盖，人手一瓶，巨大枝型吊灯照耀着一张张年轻人光彩夺目的面孔，于是歌唱起来，声震屋宇，一直闹到东方既白，一个个醉倒在细木地板上铺的波斯地毯上。等下午醒来，这幢折中主义风格的豪宅仍不见一个人影，只有花园里小鸟在鸣叫。
父亲说，静安寺以西，也即“大西路”的“美丽园”，“沦陷”时期是汪伪要人最有名的“汉奸窝”，现只有上年纪的“老上海”才知道了。
他也是爱书之人
父亲的两个大书橱，装有不少共产国际著作，列宁、斯大林文集，包括《九评》等等多本政论剪报，不少的线装本旧诗。初版红布封套《鲁迅全集》是母亲买的，与之相配的是父亲的《饿乡纪程》、蓝丝绒面《海上述林》。他的阅读兴趣一直与时代同步，1940 年代有高尔基《克里·萨木金的生平》，1950 年代除了《静静的顿河》，还包括《三个穿灰大衣的人》《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苏式主旋律小说。他钟爱和敬佩俄国画家列宾的作品，有多本中译苏联美术评论，对苏联文化完全接受，包括苏联大马戏团、钢琴家和乌兰诺娃来沪演出，他都清晰地记得，并保存那些并不显眼的节目单。 “文革”初期，他裁开两大张红纸，大字书写“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贴在两扇玻璃门上，以示对运动的理解。没半个月，这几扇门被抄家的红卫兵多次打开，搬走大部分闲书、日记、相册，包括一对威基伍德洋青花瓷盘，一座铸铁少年像（记得背面常附有同色的蟑螂卵），一尊据说是真正宣德炉，等等，留下的也就是已经泛黄的共产国际理论著作，列宁、斯大林文集，《九评》等多本政论剪报，初版红布封套《鲁迅全集》。
老境中，老友终将故去
父亲离休后的第二年，见到了情报系统的老上级。一九四九年后，这位老人即被禁锢于江西某农场，直到1980年代平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忽然转身成为一个享受相当级别待遇的老干部，却没有任何同事和朋友，有时被司机送到一个重要会场去，发现谁也不认识，只能回来。
父亲说，他同老人晤面那天，颇有一九四九年前的接头色彩，两人坐在静安公园一个茶室，凑得很近，压低声音说话。父亲说，老人轻声讲话的方式和语言，仍然是新中国成立前的那一套，完全没受过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教育和学习，甚至夹杂了江西老农的词汇。
在“白区工作”的岁月里，老人是一个重要的存在，是父亲崇拜的领导人之一，广交三教九流朋友，面对双重或三重间谍（情报如生意，做“赤俄”“白俄”情报、轴心国情报、国共两党情报）游刃有余，精通几国语言，衣着考究，用古董锡兰银烟盒、海泡石烟斗，喝咖啡、下午茶，每夜收听同盟国新闻短波，密切关注时局。
但如今一切都变了。老人从尘封几十年的箱笼里，取出陈旧的英国斜纹呢大氅，压满皱褶的呢帽，手中的“司的克”（手杖）早已不见，改为他儿子在四川买的竹杖，时常恍恍惚惚，自以为还是在一九四八或一九五〇年，他只在清醒时唠叨说，现在一切都好了，只是没朋友，没有事做。
父亲说，他要做的事，四十年前已做完了。
那段时期每隔一天，父亲会收到一张双面蝇头小字的明信片，他必也密密写满了一张，翌日回寄对方。这是南京老友寄来的文字，南京明信片为竖写中式，父親是西式横写，一来一往，不亦乐乎。
当年这位老朋友搭救他出狱，一九四九年直至“文革”疏于往来，后不知怎么接上了联系，双方相互在信里做旧诗，讲无数旧话。这种赤裸的文字卡片，在小辈眼里是过时和怪异的。
几年之后，老友去世。
明信片无法收寄，父亲失去了观看蝇头手书的乐趣，出门的次数更少了……
编辑：黄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