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的政治哲学里，国家理论乃是核心，它有两大支流：
　　一支是国家“工具论”，它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它认为个人的自由很重要，但个人的自由并不能保证国家的止于至善，因此国家（政府）乃是促进公共利益的主要工具，政府拥有调控（Regulation）之权，它可以透过调控制定人民的权利义务，平衡社会的阶级差异，形成各种行业的行规及国家的纪律，从而确保公共最大的利益。这一支学说到了近代，已不再讨论它的哲学源头，而只强调公共利益的经验法则，因此，“国家工具主义”又称“理性的经验主义”。
　　另一支则是起源于17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自由放任思想。当时苏格兰的公民社会进步快速，整个社会自我管治的能力增强，因此它强调自由的绝对化，反对政府的调控，主张社会的自行治理，认为政府的调控只会妨碍到社会自动自发的生机。这一支学说，现代称之为“社会的自由意志主义”。
　　从19世纪起，全世界的政治基本围绕着政府的调控而打转。共产主义国家的调控最大，英美的保守主义的调控最小。但随着苏联的瓦解，于是英美保守主义的声势大涨，因此从1980年代初的英国撒切尔及美国的里根时代起，遂进入了反对政府调控的黄金时代，这种大趋势甚至影响到了全球。反对调控就是“松绑”（Deregulation），全球许多半吊子的学者、专家及知识分子也人云亦云地满嘴“松绑”了！
　　但 “松绑”真的是一种好的哲学吗？答案当然不是。前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杰佛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写了一本畅销书《文明的代价：美国沉沦后的经济学和伦理学》。他在书中即明言里根时代妖魔化纳税，以及政府在公共利益上的撤退，已使得政府不再是“问题的解决者”，反而成了“问题的制造者”。他在书中指出：
　　——美国的纳税松绑和金融松绑，已促成贫富不均的扩大和国家财政的恶化及投机行为大盛。这种松绑其实就是国民义务松绑和贪婪松绑。
　　——战后的美国，在肯尼迪时代对空气和水污染调控得力，但从里根时代起，调控松绑特别是在环境保护区内也纵容业者可以开矿和钻油，对环境的松绑就等于是污染松绑，当然造成水和空气品质的恶化。
　　——里根任内，对媒体的调控也松绑，媒体的垄断增强，这等于言论权开始往有钱的大公司和利益团体方向倾斜，弱者的声音更难被人听闻。
　　萨克斯教授指出，松绑其实是以自由为名，政府从公共利益上自动撤退，放弃了藉着调控而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久而久之，政府管理的能力即告衰退，政府藉着调控而做好事的可能性即告缩小，美国行业纪律不振，富人及公司自私自利之心当道，最后造成了整个美国的衰退。因此在该书的最后，萨克斯教授遂指出，在时间没有来不及之前，如何拯救政府乃是当今的重要工作。他所谓的拯救政府，包括政府必须有智慧、有远见的魄力；政府必须恢复它公共管理的能力；政府必须重建它的调控责任；政府必须动员真正有知识的专家；政府必须成立具有未来性的机构等。
　　政府必须做好事，必须是个好工具这种古典政治哲学的思想，现在已成了美国当今的价值。哈佛大学著名法理学专家桑斯坦（Cass Sunstein）乃是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曾被奥巴马延揽出任白宫“资讯及调控事务办公室”主任，这是个新的内阁部长职位。他最近出了一本《更简单一些：政府的未来》，他主张政府有效调控的重要。他认为政府的调控，乃是一种高知识力为基础的权力。
　　政府必须有做对的事情之能力，这是一种政府的职责，当政府调控有知识有能力，这个国家就不会太差。政府这个工具必须自求进步，美国如此，中国更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