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篇章翻过春秋、战国，中国从王权社会逐渐转变为皇权社会，至秦、汉而完成的，由此成就了直至清代的中华帝国时代。秦汉确立起来的一套皇权帝国社会制度，充分顺应了当时的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的需要，因此，在这个长久的历史时代中，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东汉章帝于建初四年主持了白虎观会议，并由班固做了会议记录，由此撰集而成《白虎通义》。它建构起一整套皇权帝国时代的国家意识形态。其核心便是“正义”的观念。这也正是儒家的，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通行观念、即“义”的观念。
　　礼义总关情
　　“义”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极高的道德准则。提到它，我首先会想到一个因为“义”字而成为神明的人物——关羽。形容他的词是“义薄云天”，情义之至犹如天高了。日常生活中，我们赞扬那些见义勇为的人说他们有“正义感”，赞扬那些重感情的人说他们“有情有义”，一个和谐的社会呼唤的是“道义”……简单的一个字代表的是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厚重积淀。《白虎通义》认为：“礼”是形而下的人道，“义”则是形而上的天道；人道应该效法天道，所以制度规范应该遵从正义原则。这就是“圣人承天而制作”的观念。
　　《白虎通义》同时又认为，正义原则的精髓在于：制度源于人们的生活，而与人们的具体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因而义就从一个国家的法律殿堂里走出来，走到每一个百姓的身边。
　　从我们常说的“有情有义”这个词可以看出来，古人认为“义”与“情”是密不可分的，并且“情”是先于“义”的重要因素。儒家观念中，生活首先显现为情感、尤其是仁爱的情感。“礼乐”合称也与儒家重视生活的情感显现密切相关。众所周知，儒家尤重情感问题，以至于有人称其为“情感哲学”；而儒家最大的贡献是总能将人们的情绪与感情导向仁爱和乐，《白虎通义》恰恰体现了这一点，《总论·礼乐》章说：
　　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
　　王者所以盛礼乐何？以节文喜怒……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闻角声，莫不恻隐而慈者；闻徵声，莫不喜养好施者；闻商声，莫不刚断而立事者；闻羽声，莫不深思而远虑者；闻宫声，莫不温润而宽和者也。
　　因此，所谓“圣人”就是能够“闻声知情”。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儒家“乐教”传统的意义就是音乐可以起到教化、陶冶的作用。《礼乐·帝王礼乐》还举了一个例子：“周室中制《象》乐何？殷纣为恶日久，其恶最甚……武王起兵，前歌后儛，剋殷之后，民人大喜，故中作所以节喜盛。”音乐因情而作，反过来又能节制人的情感，汉代一定是认识到这重要的一点了，所以设置了“乐府”专门发挥音乐的这种重要作用。由此可见，礼义这种制度规范是源于人们的生活情感的，即所谓“礼以饰情”（《丧服·变礼》）。
　　情动而义生
　　关于聚族而居的宗族制度，《白虎通义》是这样解释的：
　　“族者，湊也，聚也，谓恩爱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宗族·九族》）
　　宗族之间必须要有亲情的维系才能长久地聚居在一起。人们珍视这种情感，为了维护这样一种亲族之间相亲相爱的局面，在情的基础上生发出了义。谁背叛了亲族，便是“不义之举”了。
　　亲族之间有血缘关系还容易理解，君臣之义呢？《白虎通义》谈到“五谏”之中的“陷谏”时，正面讨论了“义之性”：“恻隐发于中，直言国之害，励志忘生，为君不避丧身，此义之性也。”之所以能够在谏诤时做到舍生取义，是因为“恻隐发于中”，亦即发自内心的仁爱之情。它超越了亲缘关系的“小爱”，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博爱”。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义之性”实则“义之情”，亦即正义原则的仁爱情感渊源。通常所谓“情义”之说，也透露出“情”对于“义”的本源意味。
　　在世人普遍感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今天，如果我们都能超越“亲吾亲”的小爱境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整个社会真正当作自己的家族，以情动为出发点，以正义最为信条，老爱幼、幼敬老，就会少一些熟视无睹的冷漠，少一些“扶不扶”的可悲猜疑，真正走向有道义、有正义，有情有义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