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形容小孩处于懵懂状态，全然糊里糊涂，叫做“没开窍”。我小时候，就是个没开窍的小男孩。
　　我上过幼儿园，在今日北京帝王庙的东小跨院里。妈妈后来说：舒乙小时候上幼儿园完全是走形式，终日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呆若木鸡，毕业时，幼儿园很不好意思地也给他发了一份结业书，是坐“红椅子的”，意思是排名倒数第一。
　　抗战后期，我到了重庆北碚，在那儿一共住了6年，在北碚朝阳小学念了四年，直至小学毕业。
　　我入校后依然愚钝，每次考试成绩均属下等。父亲昵称我为“傻小子”，以为一切正常，不必担忧。他经常仔细地观察我，在我的各种日常行为中找出许多有趣而可爱的细节，还详细地讲给他的朋友听。妈妈则不然，常常在课余费劲地辅导我，练习用注音符号拼音。我全然不知四音为何物，妈妈一脸苦笑，频频摇头，以为此子不堪救药。
　　这样，熬到了四年级，我的名次居然一点一点前进，进入了前几名，还当了班长，得来全不费功夫，好像什么特别的事也没发生似的。
　　那个时候，学校里已经有学生会，实行学生自治，即使是小学也要实行。一来二去，我竟然当上了全校的学生会主席——是选上的。
　　父亲认为这一切都极有趣，他买了一只鸭子，叫我送给级任老师，郑重地写了一张条子，说“奉上肥鸭一只”，还签了自己的名。他可能觉得这个学校的气氛不错，又自然，又活泼，傻小子竟然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好玩好玩。
　　顺其自然，这大概是父亲的儿童教育观里最核心的东西。和这个观点相反则是拔苗助长，愣把大人的意志强加到孩子的头上。其实，不管多笨多傻的孩子，自有他自己的爱好和专长，这几乎是天生的。顺其自然就是要顺这些与生俱来的专长和爱好，不逆着它，让它自然发展，走到哪儿算哪儿。
　　比如说画画。有一段时间，我突然对齐白石有了兴趣。原因是妈妈由北平带了两张齐老人的画到重庆北碚。一张画的是一群小雏鸡，是一张齐白石的精品。父亲极喜爱，挂在屋中，常常一个人对着它默默地欣赏，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来了客人，他会滔滔不绝地大讲特讲这张画的好处。
　　还有一张是由两小幅斗方裱在一起的，一方蟹，一方虾，也是齐白石的拿手。
　　在旁听父亲对朋友的讲解中，不知不觉我爱上了画小鸡画虾蟹，完全是模仿，居然还有点像。父亲大为得意，来了客人，他会大叫：“傻小子，把你的小鸡拿来看看！”他本来十分反对来了客人让小孩子当众背唐诗的那些庸俗做法，认为是一种摩登父母拿小孩当玩具，培养“出窝老”的恶习。可是，傻小子自己画小鸡在他看来，这是孩子自己的兴趣，是天性的流露，值得鼓励。
　　父亲还教过我打麻将，是数番的那种，很复杂，动脑筋做牌，只玩不赌。他常带我上四川那种老百姓的茶馆，一坐一下午。他还带我去看他的朋友，丰子恺先生来到北碚，父亲就带我去看他。
　　夏天父亲晚上乘凉时，给我们全家讲美国小说，大概是白天他念英文，晚上用自己的方式再给我们转述。那时，他对战争题材小说特别有兴趣，写完了《火葬》，正在酝酿写《四世同堂》。父亲带我上过公众澡堂子，一口大池，热气腾腾，男人们在里面边泡边聊，非常热闹。
　　就这么着，我在父亲不是教育的教育下，渐渐开了窍。在玩耍中成长——多么好的教育理念啊。
　　由倒数第一变成正数第一，这就是我开窍的日子。小学毕业了，我考上了重庆南开中学。
　　（山高摘自《新华每日电讯》2016年2月26日，图/丰子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