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个伟大之人将会被他的时代驱赶、压制、逼迫到最彻底的孤独中去!”茨威格哀泣尼采之言,契合了我此刻心境,是为题记!
王国维,这三个字,曾经只是求学生涯,考卷上频繁出现的一个考点,要考而已,牢记罢了。后来,因缘际会,读到他的《人间词话》,颇有豁然开朗之感。他说:“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他赞纳兰容若“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彼时,沉迷宋词的我,常有偶感,却失之语拙;心有会意,但无法言说。是先生的这部《人间词话》,精准到位的雅致评论,熨帖地抚平了我心头的感怀,无怪乎南开大学叶嘉莹先生评价说,“《人间词话》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返身观照,悠然心契!
王国维,这个饱读诗书的中国传统文化名人,他撰写的一万三千字的《红楼梦评论》,是红学史上谁都绕不开的一座里程碑。其本身亦是一位填词高手,他的诗词,清丽娟秀,哲学与美学交融并济。
孟子云:“颂其书,读其诗,不知其人可乎?”痴迷古典文学的我,既然注定绕不开这个“留着辫子,戴着白色棉布瓜皮小帽,穿长袍,勒一条粗布腰带的‘冬烘’先生”(语言大师王力语),索性走近他,了解他。毕竟,连鲁迅先生亦云:“要谈国学,王国维才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甲骨四堂之一),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海宁人,国学大师,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作为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王国维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金石学、甲骨文、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著,代表作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
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出生于海宁王氏一个书香世家。
1886年,王家迁居城内西南隅周家兜新宅,此处后成为王国维故居纪念馆。少年时代的王国维与陈守谦、叶宜春、诸嘉猷被誉为“海宁四才子”。
1892年7月,入州学,参加海宁州岁试,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
1898年2月,王国维至上海任《时务报》书记。此举为其一生行事之始。
1900年底,由罗氏资助,东渡日本东京物理学校习数理。是年撰《〈欧罗巴通史〉序》,译《势力不灭论》(The Theory of The Conservation of Energy)、《农事会要》。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解体,王国维携全家随罗振玉东渡日本,侨居四年有余。在罗振玉的帮助下,他有机会静下心来做学问,研究方向转向经史、小学。
1921年年初,马衡受北京大学委托,再次来书邀王国维出任北大文科教授,为其所拒。
1922年年初,王国维允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但没有接受酬金。
1923年春,当时溥仪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按清代惯例,在南书房工作,大都应是进士、翰林以上学问渊博的著名人物,王国维虽布衣出身,以他的学识,与杨钟羲、景方、温肃三人同时入南书房工作,有幸得窥大内所藏,曾检理景阳宫藏书。
1924年冬,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1925年2月,清华委任吴宓筹办研究院,并拟聘王国维为导师。王国维在请示溥仪后就任,此后治学转入西北地理及元史。
1925年9月14日,国学研究院普通演讲正式开始,王国维讲《古史新证》。
1925年10月15日,加授《尚书》课程。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一说吴宓)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塾弟子遍布中国史学界。
早年的王国维,参加科第考试中途辄止,渐渐显露出鄙薄功名,唾弃利禄,重情多思的人生旨趣。他不喜八股文,对世人趋之若鹜的科举考试也不热心。他的朋友陈守谦在《王忠悫公哀挽录》中回忆:“君于学不沾沾于章句,尤不屑就时文绳墨,故癸巳大比,虽相携入闱,不终场而归,以是知君之无意科名也。”中年的王国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清朝灭亡后,世人随波逐流、紧跟时势,纷纷剪了辫子。唯独性情孤僻清冷的王国维,背后始终拖着一条不长不短的辫子。对于这根被人议论不休的辫子,王国维回答得极其玄妙:“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辫子无言,却能表达出某些意思来,在他身上,彰显的是个性,传达的是立场——坚守本真自我!一如屠格涅夫所说:“我不愿与我痛恨的东西呼吸同一种空气,不愿意与之为伍。”流俗滔滔,他不跟随,不屈从,甚至于无视。因为他和他的辫子这样尴尬的一个存在,有人将他与当时的遗老们相提并论,鄙视其冥顽不化、保守落伍。任凭众口铄金,他自顽固坚守,以不变应万变。
偶读史飞翔的《看!王国维》,一读唏嘘,再读更心悸——百尺无寸枝,一生自孤直!文中谈及静安先生“外形冬烘、不擅交际、不谙俗务、沉湎书海”等几件小事,字里行间一个迂腐讷言、呆板拘泥的书生形象呼之欲出。先生心有沉疴,拧巴得可爱,迂腐得可笑,却又任性、随性、率性得可惜、可嘆、可敬!
子曰:“刚毅木讷近乎仁。”过于洁净刚硬的静安先生,特立独行背后彰显的是独一无二的才华,成就了一种独特奇妙的生命典型。一片深情冷处浓,他一腔书生意气,独独缺乏场面功夫。这个有着文化高度、灵魂深度、学识广度的书生,唯独社交少了一抹温度。他离生活很远,离灵魂很近。不擅应酬,不通时事,终其一生埋首故纸堆,他的屋子里除了书,什么也没有。不擅审时度势,不通人情往来,沉静迂执的他,满腹学问,却也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他是世俗生活里的边缘人物,不招人待见,亦不待见他人。就是这样一位“老实得像火腿一样”的“冬烘先生”,却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潜心向学,在短短的二十余年里, 在多个学科领域取得了一流的成就,一举奠定了中国学术的基石,成为中国乃至东亚顶级的学术大师。 王国维说年轻人在积淀足够之前不要写作,而现今世人鼓吹响彻云霄的“成名要趁早”的高调,造就了杂乱不堪、参差不齐的出书市场,甚至于小小孩童著书、出书的比比皆是。至于那“书”,著得怎么样呢?大多不过是追名逐利完,堆在仓库里罢了!现今社会,“教育大跃进”甚嚣尘上。一些民间谚语尖酸刻薄却一针见血,说什么“博导博导,一驳就倒”;论什么“活该拍砖的专家”“专家的话你也信”……从下至上,潜心向学、殚精竭虑的为师者屈指可数,紧跟时代发展、经济发展的“弄潮儿”却如恒河沙数。师者尚如此缺了底气,少了静气,没了勇气,只余浮夸气,奢望门下弟子能狠下苦功,全心全意做学问?无异于缘木求鱼!
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时,要求学生做到“六不”——不放言高论、不攻击古人、不议论他人短长、不吹嘘、不夸渊博、不抄袭他人言论。先生的这“六不”,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可是,浮躁功利的教育,浮夸肤浅的世风,直教人感叹风骨不再、学术不再!学术论坛,百家讲坛,瞧着气派,听着热闹,但纰漏百出让人心塞,硬伤累累令人心悸。毫不功利、呕心沥血埋首研究的学者真的不多了。墙头草,看风向,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乃至失去基本的正义品性,一切向“钱”看的倒是多了。功利社会的虚与委蛇,名利浮沉的锱铢必较,教育市场化、学术经济化,导致“我们培养了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教授语)。他们进退自如,他们圆融自保,他们收放皆宜,长袖善舞,却丧失了独特的生命感知力、执著的学术探究力、虔诚的文化感染力以及坚定的信仰执行力。静安先生那被用熟用烂的“人生三大境界”,只活跃在他们的唇齿间,未践行于实践中,可他们依然大肆贩卖“成功学”鸡汤,因为,“大部分的人对于所谓的成功,只有两个标准,小时候的分数和长大后的钱数。”(朱德庸语)所以,才有教授义正词严的叫嚣:“没有四千万别来见我,也别说是我的学生!”
风云剧变间,向先生那个时代凝眸——或有学高身正,为人师表的泱泱风范;或有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铮铮风骨;或怀沉潜勤勉,风光霁月的谦谦风度……治学的态度,坚定的信仰,育人的纯粹,桩桩件件,都成了一个时代的绝响。回首怅望,长歌当哭!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1927年初夏,阴历五月初三。王国维,这个骨子里彻头彻尾的书生,同朋友借了五块钱,雇人力车至北京颐和园,绕着昆明湖兜了几圈,抽了根烟,看看周遭无人,一头栽进了昆明湖。
从他身上,翻出一纸遗书,上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等字样。
噩耗传来,举国震惊!
悲慟。困惑。不解。寥寥数言,却给了后人无数的猜测,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一桩谜案。
诸多猜测,莫衷一是。
治学上,他有丰沛的静气;面对死,他有充足的勇气。悲剧性格,孤洁秉性,不肯退而求其次,不懂卖笑奉承和插科打诨,不善于缓解理想和现实的紧张关系,这个特别的人,终究走不了寻常路,求死,亦镇定自若、从容不迫得很!
不合时宜,是他的硬伤,亦是千古书生命途多舛之症结。或许,就是他这点刻板的个性,这份固执的性情,这方突兀的棱角,这根刚烈的风骨才为民国群星璀璨的天空,涂抹了至为独特的异彩,与乖巧顺从、圆滑中庸、讨好卖乖的精神侏儒们方能形成鲜明的对比。
斯人既已逝,对于昆明湖上氤氲着的这个“斯芬克斯之谜”,我觉得最好的态度是沉默。毕竟,没有走过他那段艰难的心路历程,就无法深味其内心难言沉郁的苦楚。
可是,脑海里依旧不断浮现先生在《红楼梦评论》中,将“黛玉之死”归结为“无罪之罪”的“共同犯罪”之论述。灾难深重的民国岁月,颠沛流离的苍凉人生,金石之交的反目决裂,至亲离世的怆心之痛……会不会是这些冷酷、残酷的流俗累加,摧毁了他?先生的自沉,何尝不是时世“无罪之罪的共同犯罪”?何尝不是那个时代悲剧中的至大悲剧?
“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帕斯卡尔语)他有做他自己的自由,亦有做他自己的勇气。宁鸣而死,不默而生。透过他的悲观,遇见美的情怀,看见国学文化之雍容。不迎合大众,不随波逐流,清坚决绝的老牌理想主义者,静安先生,这个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他“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梁启超赞誉)。
只是,静安先生呐,你那义无反顾地纵身一跃,让我想起,两千年前,汨罗江畔孤独郁闷、徘徊良久的屈原,万古苍凉,只余一死……你出生在钱塘江畔,魂归于昆明湖底,上善若水,水有愁,水自哀,水愿意载你,“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为其拟定的碑文)。
大师已去,光泽永存,“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一段异样的光辉。”(郭沫若语)
(作者单位:广东中山三乡镇纪中三鑫双语学校)
责任编辑 黄佳锐
王国维,这三个字,曾经只是求学生涯,考卷上频繁出现的一个考点,要考而已,牢记罢了。后来,因缘际会,读到他的《人间词话》,颇有豁然开朗之感。他说:“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他赞纳兰容若“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彼时,沉迷宋词的我,常有偶感,却失之语拙;心有会意,但无法言说。是先生的这部《人间词话》,精准到位的雅致评论,熨帖地抚平了我心头的感怀,无怪乎南开大学叶嘉莹先生评价说,“《人间词话》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返身观照,悠然心契!
王国维,这个饱读诗书的中国传统文化名人,他撰写的一万三千字的《红楼梦评论》,是红学史上谁都绕不开的一座里程碑。其本身亦是一位填词高手,他的诗词,清丽娟秀,哲学与美学交融并济。
孟子云:“颂其书,读其诗,不知其人可乎?”痴迷古典文学的我,既然注定绕不开这个“留着辫子,戴着白色棉布瓜皮小帽,穿长袍,勒一条粗布腰带的‘冬烘’先生”(语言大师王力语),索性走近他,了解他。毕竟,连鲁迅先生亦云:“要谈国学,王国维才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甲骨四堂之一),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海宁人,国学大师,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作为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王国维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金石学、甲骨文、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著,代表作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
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出生于海宁王氏一个书香世家。
1886年,王家迁居城内西南隅周家兜新宅,此处后成为王国维故居纪念馆。少年时代的王国维与陈守谦、叶宜春、诸嘉猷被誉为“海宁四才子”。
1892年7月,入州学,参加海宁州岁试,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
1898年2月,王国维至上海任《时务报》书记。此举为其一生行事之始。
1900年底,由罗氏资助,东渡日本东京物理学校习数理。是年撰《〈欧罗巴通史〉序》,译《势力不灭论》(The Theory of The Conservation of Energy)、《农事会要》。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解体,王国维携全家随罗振玉东渡日本,侨居四年有余。在罗振玉的帮助下,他有机会静下心来做学问,研究方向转向经史、小学。
1921年年初,马衡受北京大学委托,再次来书邀王国维出任北大文科教授,为其所拒。
1922年年初,王国维允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但没有接受酬金。
1923年春,当时溥仪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按清代惯例,在南书房工作,大都应是进士、翰林以上学问渊博的著名人物,王国维虽布衣出身,以他的学识,与杨钟羲、景方、温肃三人同时入南书房工作,有幸得窥大内所藏,曾检理景阳宫藏书。
1924年冬,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1925年2月,清华委任吴宓筹办研究院,并拟聘王国维为导师。王国维在请示溥仪后就任,此后治学转入西北地理及元史。
1925年9月14日,国学研究院普通演讲正式开始,王国维讲《古史新证》。
1925年10月15日,加授《尚书》课程。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一说吴宓)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塾弟子遍布中国史学界。
早年的王国维,参加科第考试中途辄止,渐渐显露出鄙薄功名,唾弃利禄,重情多思的人生旨趣。他不喜八股文,对世人趋之若鹜的科举考试也不热心。他的朋友陈守谦在《王忠悫公哀挽录》中回忆:“君于学不沾沾于章句,尤不屑就时文绳墨,故癸巳大比,虽相携入闱,不终场而归,以是知君之无意科名也。”中年的王国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清朝灭亡后,世人随波逐流、紧跟时势,纷纷剪了辫子。唯独性情孤僻清冷的王国维,背后始终拖着一条不长不短的辫子。对于这根被人议论不休的辫子,王国维回答得极其玄妙:“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辫子无言,却能表达出某些意思来,在他身上,彰显的是个性,传达的是立场——坚守本真自我!一如屠格涅夫所说:“我不愿与我痛恨的东西呼吸同一种空气,不愿意与之为伍。”流俗滔滔,他不跟随,不屈从,甚至于无视。因为他和他的辫子这样尴尬的一个存在,有人将他与当时的遗老们相提并论,鄙视其冥顽不化、保守落伍。任凭众口铄金,他自顽固坚守,以不变应万变。
偶读史飞翔的《看!王国维》,一读唏嘘,再读更心悸——百尺无寸枝,一生自孤直!文中谈及静安先生“外形冬烘、不擅交际、不谙俗务、沉湎书海”等几件小事,字里行间一个迂腐讷言、呆板拘泥的书生形象呼之欲出。先生心有沉疴,拧巴得可爱,迂腐得可笑,却又任性、随性、率性得可惜、可嘆、可敬!
子曰:“刚毅木讷近乎仁。”过于洁净刚硬的静安先生,特立独行背后彰显的是独一无二的才华,成就了一种独特奇妙的生命典型。一片深情冷处浓,他一腔书生意气,独独缺乏场面功夫。这个有着文化高度、灵魂深度、学识广度的书生,唯独社交少了一抹温度。他离生活很远,离灵魂很近。不擅应酬,不通时事,终其一生埋首故纸堆,他的屋子里除了书,什么也没有。不擅审时度势,不通人情往来,沉静迂执的他,满腹学问,却也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他是世俗生活里的边缘人物,不招人待见,亦不待见他人。就是这样一位“老实得像火腿一样”的“冬烘先生”,却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潜心向学,在短短的二十余年里, 在多个学科领域取得了一流的成就,一举奠定了中国学术的基石,成为中国乃至东亚顶级的学术大师。 王国维说年轻人在积淀足够之前不要写作,而现今世人鼓吹响彻云霄的“成名要趁早”的高调,造就了杂乱不堪、参差不齐的出书市场,甚至于小小孩童著书、出书的比比皆是。至于那“书”,著得怎么样呢?大多不过是追名逐利完,堆在仓库里罢了!现今社会,“教育大跃进”甚嚣尘上。一些民间谚语尖酸刻薄却一针见血,说什么“博导博导,一驳就倒”;论什么“活该拍砖的专家”“专家的话你也信”……从下至上,潜心向学、殚精竭虑的为师者屈指可数,紧跟时代发展、经济发展的“弄潮儿”却如恒河沙数。师者尚如此缺了底气,少了静气,没了勇气,只余浮夸气,奢望门下弟子能狠下苦功,全心全意做学问?无异于缘木求鱼!
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时,要求学生做到“六不”——不放言高论、不攻击古人、不议论他人短长、不吹嘘、不夸渊博、不抄袭他人言论。先生的这“六不”,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可是,浮躁功利的教育,浮夸肤浅的世风,直教人感叹风骨不再、学术不再!学术论坛,百家讲坛,瞧着气派,听着热闹,但纰漏百出让人心塞,硬伤累累令人心悸。毫不功利、呕心沥血埋首研究的学者真的不多了。墙头草,看风向,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乃至失去基本的正义品性,一切向“钱”看的倒是多了。功利社会的虚与委蛇,名利浮沉的锱铢必较,教育市场化、学术经济化,导致“我们培养了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教授语)。他们进退自如,他们圆融自保,他们收放皆宜,长袖善舞,却丧失了独特的生命感知力、执著的学术探究力、虔诚的文化感染力以及坚定的信仰执行力。静安先生那被用熟用烂的“人生三大境界”,只活跃在他们的唇齿间,未践行于实践中,可他们依然大肆贩卖“成功学”鸡汤,因为,“大部分的人对于所谓的成功,只有两个标准,小时候的分数和长大后的钱数。”(朱德庸语)所以,才有教授义正词严的叫嚣:“没有四千万别来见我,也别说是我的学生!”
风云剧变间,向先生那个时代凝眸——或有学高身正,为人师表的泱泱风范;或有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铮铮风骨;或怀沉潜勤勉,风光霁月的谦谦风度……治学的态度,坚定的信仰,育人的纯粹,桩桩件件,都成了一个时代的绝响。回首怅望,长歌当哭!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1927年初夏,阴历五月初三。王国维,这个骨子里彻头彻尾的书生,同朋友借了五块钱,雇人力车至北京颐和园,绕着昆明湖兜了几圈,抽了根烟,看看周遭无人,一头栽进了昆明湖。
从他身上,翻出一纸遗书,上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等字样。
噩耗传来,举国震惊!
悲慟。困惑。不解。寥寥数言,却给了后人无数的猜测,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一桩谜案。
诸多猜测,莫衷一是。
治学上,他有丰沛的静气;面对死,他有充足的勇气。悲剧性格,孤洁秉性,不肯退而求其次,不懂卖笑奉承和插科打诨,不善于缓解理想和现实的紧张关系,这个特别的人,终究走不了寻常路,求死,亦镇定自若、从容不迫得很!
不合时宜,是他的硬伤,亦是千古书生命途多舛之症结。或许,就是他这点刻板的个性,这份固执的性情,这方突兀的棱角,这根刚烈的风骨才为民国群星璀璨的天空,涂抹了至为独特的异彩,与乖巧顺从、圆滑中庸、讨好卖乖的精神侏儒们方能形成鲜明的对比。
斯人既已逝,对于昆明湖上氤氲着的这个“斯芬克斯之谜”,我觉得最好的态度是沉默。毕竟,没有走过他那段艰难的心路历程,就无法深味其内心难言沉郁的苦楚。
可是,脑海里依旧不断浮现先生在《红楼梦评论》中,将“黛玉之死”归结为“无罪之罪”的“共同犯罪”之论述。灾难深重的民国岁月,颠沛流离的苍凉人生,金石之交的反目决裂,至亲离世的怆心之痛……会不会是这些冷酷、残酷的流俗累加,摧毁了他?先生的自沉,何尝不是时世“无罪之罪的共同犯罪”?何尝不是那个时代悲剧中的至大悲剧?
“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帕斯卡尔语)他有做他自己的自由,亦有做他自己的勇气。宁鸣而死,不默而生。透过他的悲观,遇见美的情怀,看见国学文化之雍容。不迎合大众,不随波逐流,清坚决绝的老牌理想主义者,静安先生,这个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他“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梁启超赞誉)。
只是,静安先生呐,你那义无反顾地纵身一跃,让我想起,两千年前,汨罗江畔孤独郁闷、徘徊良久的屈原,万古苍凉,只余一死……你出生在钱塘江畔,魂归于昆明湖底,上善若水,水有愁,水自哀,水愿意载你,“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为其拟定的碑文)。
大师已去,光泽永存,“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一段异样的光辉。”(郭沫若语)
(作者单位:广东中山三乡镇纪中三鑫双语学校)
责任编辑 黄佳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