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神经心理学家罗莎琳德·里德利在浏览一个朋友的书架时，看到了詹姆斯·马修·巴里的《彼得·潘》故事原著。 里德利一直爱读书和收藏书。她越往下读越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仙女和会说话的动物的精彩故事：在彼得异想天开的冒险中深藏着巴里对人类心智的深刻见解，特别是人在孩提时期心智的发育方式。
　　
　　她意识到这个故事能告诉人是如何学会思考的。她说：“我被吸引住了，我读得越多，发现的东西就越多。”
　　最初的兴趣引发了有趣的新研究。里德利开始探究巴里对人类记忆、睡眠、梦的特殊性以及关于意识的难题的敏锐观察。事实上，里德利认为，彼得的许多次历险为几十年后才会问世的科学理论埋下了伏笔。“这里讨论的很多问题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发现。”在剑桥大学进行研究的里德利说。
　　纵观巴里的一生，显然有许多因素對这个凝结了多年思考的故事产生了影响。当巴里还只是一个孩子时，他就已经确定了彼得·潘冒险的一些元素。他后来丰富了这些故事，讲给了在伦敦肯辛顿花园散步时遇到的路维林·戴维斯一家听。1902年，彼得·潘第一次公开亮相，在巴里的小说《小白鸟》中扮演小角色。后来，在1911年出版的戏剧、儿童小说《彼得和温迪》中，彼得·潘才成为主人公。
　　
　　此时，巴里已成为一名成熟的作家，他在时尚社交圈中经人介绍认识了美国心理学先驱威廉·詹姆斯（介绍人是威廉的兄弟、小说家亨利·詹姆斯）。通过这些关系，他了解了当时的前沿科学理论 ——这些讨论可能触发了他已经十分丰富的想象力，并为他正在写的故事提供了信息和素材。
　　这些故事似乎遵循了艺术和科学之间“异花授粉”的传统——尤其是在儿童文学中。查尔斯·金斯利写作《水孩子》的部分原因是回应达尔文进化论。而《爱丽丝梦游仙境》则是对数学和逻辑的趣味探索。甚至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一些故事也受到了新的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启发，例如家庭显微镜的发明。
　　里德利强调，巴里不只是借用他人的想法。他修改了他们的理论，并提出了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新观点。“我认为很多观点是来自对人、动物和他自己的优秀观察。”
　　映射心灵
　　
　　思考以下情节，这是在彼得和温迪的冒险刚开始时：“达林夫人第一次听说彼得是在她整顿好孩子们的心思时。每一个好妈妈每天晚上都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在孩子睡着后，母亲会整理孩子白天纷乱的思绪……当孩子早晨醒来时，他们睡觉前的那些顽皮和邪恶热情都已经被折叠的小小的，抛到了脑后。在大脑的顶端，美好的想法正在展开，就等你来拾起。”
　　里德利指出，这暗示作者敏锐察觉了睡眠对维护记忆的作用。这一看法首次出现在19世纪后期，现在已经是大量科学研究的主题。被试者睡眠时的脑部扫描显示，“慢波”电信号在海马区（与记忆形成有关的海马形状的区域）和大脑表面的树皮状新皮质之间通过，长期记忆就储存在这里。
　　当大脑以这种方式归档记忆时，它似乎会把最新的记忆与较早事件的记录结合起来，形成关于我们生活的连贯故事。达林夫人也是以相同的方式把孩子的“邪恶热情”折叠起来。这个过程也舒缓了在紧张的一天中累积起来的一些比较糟糕的感受，帮助我们正确看待不愉快的经历。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睡眠障碍常常与精神疾病有关。
　　巴里在清醒和睡眠之间的转换方面也讲的头头是道。
　　彼得和温迪的大部分情节发生在永无岛——一个孩子们可以通过的想象力到达的幻想岛屿——薄暮时分是最容易进入永无岛的时候。“当你每天用椅子和桌布闹着玩时，”巴里写道，“完全不会给人惊扰，但是在你睡着前的两分钟，它变得非常接近真实。”
　　这种在睡眠边缘的超清晰的图像现在被称为“入睡表象”。它可能是当大脑准备睡眠而停下工作时，负责视觉处理的区域达到峰值的结果。
　　
　　描述儿童经历的灵感可能来自巴里自己的睡眠障碍。他患有间歇性“睡眠麻痹”，在床上醒来，但是身体动弹不得。通常还会伴随奇怪的幻觉，巴里的描述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无形的物体压住了他。（在一些梦里，它会以恐怖新娘的形式出现。）
　　“我自己有几次这样的经历。我可以向你保证这种经历非常不愉快。”里德利说。她认为这体现在孩子们在永无岛的飞行体验：“空中看不到什么可怕的东西，但他们的推进变得缓慢且费力，就像他们从敌对势力中挤过去一样。有时他们悬停在半空中，等彼得用拳头打出一条路。”
　　但也许巴里最复杂的观察是关于这个时代最激烈的辩论之一。根据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科学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我们复杂的心智与其他动物有什么不同——以及人类进化出高级技能的原因。巴里的答案可以在1906年的小说《肯辛顿花园中的彼得·潘》中找到。小说描写了彼得在见到温迪之前的早年生活。
　　在书中，我们遇到了所罗门，它是一只具有异常复杂头脑的乌鸦。与其他动物不同，所罗门似乎能够为未来做计划。它在一只袜子里填满坚果、面包屑和面包皮，把它作为老年的“退休基金”。这被称为“次级表象”，因为它是关于比此时此地更遥远的可能性的想象。
　　当彼得要求鸟为他在湖上航行建造一条船时，这一区别最为明显。所罗门能够迅速发现，它们可以使用鸟巢，用泥土衬边以防水，而其他鸟感到困惑：它们无法想象在一个新的情境中把鸟巢用于新的目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次级表象”通过何种方式丰富了我们的行为，使我们能够更有创造性和灵活性，对处境做出反应和调适。长期以来，这种能力被认为是人类所特有的。但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些特定的动物——包括像所罗门一样的鸦科动物——也具有这种能力。例如，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新喀里多尼亚的乌鸦会将一根金属丝弯成钩子，伸到难以够到的地方抓取食物。巴里再次领先于他的时代，他曾想象其他物种具备和人类一样的能力。
　　有趣的是，彼得似乎并未掌握其中的部分技能。他显然没有恐惧的能力。例如，他认为死亡只是一次冒险。“害怕的前提是你需要想象当下的其他可能性。”里德利解释道，“彼得可能会感到快乐——这是一种简单的情感——但是对未来的恐惧需要更深层的表象能力。”
　　彼得也努力建立他的“心智理论”，以理解另一个人的观点可能与自己的观点非常不同。所有这些都反映了现代发展心理学中的一些核心思想;科学家开始了解在人出生后的数年内通过何种方式形成复杂的思维过程。
　　“这很了不起，”里德利说，“心理表象的现代结构在巴里20世纪00年代的书里都已经出现了。”而又有谁知道将来的哪些研究结果会让我们重新看待这些经久不衰的故事？
　　正如里德利指出的，我们需要注意不要过度解释历史文本——不要把我们当前的科学理解强加给每一行文字。巴里并不是某种先知。但里德利仍然认为，今天的科学家和作家可以从19世纪末丰富的思想交流中学到很多。严谨的科学研究并不一定与想象力和奇思妙想相悖。巴里的朋友辛西娅·阿斯奎斯在巴里去世时写道：“他倾向于在幻想和事实之间的一个有趣边界徘徊。对他来说，这两个领域之间的边界从来没有清晰的标出。”
　　（摘自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编辑/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