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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20年经济腾飞的最大功臣并非“人口红利”，而恰是被“陷阱论”者忽视的生产效率、技术设备进步、创新能力提高等。正是这种进步而非“人海战术”，让中国等几个新兴国家脱颖而出，而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未能摆脱“陷阱”。
如果说，21世纪初“唱衰中国派”的主旋律是“中国崩溃论”，那么近年来“中等收入陷阱”说大有取而代之之态。一些人认为，中国即将或已经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因此未来发展前景将十分黯淡。
不仅“唱衰派”常把“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挂在嘴边，那些认为中国经济可以获得持续发展的一派中许多人也常常提及并肯定这一概念的存在。2015年4月，财政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称“今后五年、十年，中国划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我甚至觉得是五五开”，引发轩然大波，也让“中等收入陷阱”大讨论变得越来越热烈。
年轻的概念
事实上，“中等收入陷阱”是个非常年轻的概念。
2007年，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印德米尔特·吉尔（Indermit Gill）和时任世界银行首席顾问、现为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的霍米·卡拉斯（Homi Kharas）在《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首次提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按照这种概念的说法，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最新世行标准为人均GDP1036～12615美元之间）行列后，其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将因工资上涨而不再具备竞争力，高科技和创新能力又远不如高收入国家，因此很容易在两者间陷入发展瓶颈，出现投资产出比下降、制造业增长缓慢、产业发展多元化步履维艰，及劳动力收入上升缓慢等现象，最终无法维持其原先的高增长率。两位报告撰写人认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果无法及时调整经济与社会发展策略，就很可能陷入经济停滞状态。
尽管“中等收入陷阱”从提出伊始就是个饱受争议的概念，但在此后多年间，这一概念被世界银行及其“孪生兄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频繁使用，在新兴国家和关注新兴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各国政治家、学者中具备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且被频繁地与中国经济相联系。2012年，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中国2030：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报告，称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仅13个在2008年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大多数国家长时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报告此后在不同场合被世行和IMF引用，并被论证新兴国家发展模式的各国政府、智库和学者广泛提及;2015年，IMF总裁拉加德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30周年校庆论坛上称“中国当前最大挑战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此后“中等收入陷阱”更成为本年度博鳌论坛的热门议题之一。
“去陷阱化”的“药方”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提出之初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直到近几年才突然火爆，这是和中国经济增幅放缓分不开的。
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为7.4%，未能达到年初7.5%的增长目标，且创了24年来GDP增长率的新低。2015年初，《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5年度经济增长目标为7%左右，官方又在此前后推出“中国经济将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这让习惯了持续高增长的各方人士感受到不同寻常的压力。
不仅如此，在“新常态”到来前，各方“智囊”和众多政府决策层人士纷纷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意在推动和确保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政策、措施，如“腾笼换鸟”提高制造业档次、“压缩低效产能”确保“绿色GDP”、鼓励创业与创新发展、刺激内需以改变严重依赖出口市场的外向型经济结构，等等。不难看出，几乎所有上述措施都是在公开或默认地假定“中等收入陷阱”之存在，且大体遵循着“陷阱派”智囊们开出的“去陷阱化药方”。这些“药方”还给出了日本、韩国等“模板”，指出这些被他们称作“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少数经济体”正是遵循上述“药方”去“服药”，才最终获得了脱胎换骨的成功。
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经济结构复杂的庞大经济体，也是“未富先老”、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的复杂经济体，更是制造产能“爆棚”，以至于全球市场也难以全盘消化的“巨人”。在这种情况下，“中等收入陷阱”说法的出现可以让决策层和整个社会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而一些改革措施，如妥善解决人口和社会保障问题，鼓励创新，提高全民素质，知识产业结构和制造业的升级换代，淘汰落后产能等，不论是否认同“中等收入陷阱”说都不得不面对、不得不努力的。
不同的声音
然而不同的声音始终存在，不少人从一开始就质疑，“中等收入陷阱”真的存在么？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早在两年前就撰文指出，“中等收入陷阱”学说成立的基础，是假定廉价劳力、技术和创新能力都是静止的，前者始终存在于贫穷国家，而后者被“锁死”在发达国家。而这种情况在当今是根本不存在的，各国资本和经营者完全可以打破国境藩篱，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性价比最高的劳动力，而在商业层面的技术和创新能力流动、买卖则方兴未艾。
不仅如此，许多持批评意见者指出，劳动和管理效率的提高会产生远较劳动力成本降低更大的财富效益，而在这方面，发达国家较新兴国家有优势，新兴国家又较不发达国家有优势。Penn World Tables等机构所提供的图表、数据均显示，1950～2010年间，人均GDP在13000～14000美元间的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这样的经济体正是“中等收入国家”）年均GDP增速达到2.9%，是不同富裕状况经济体中增速最快的。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陷阱”论者的立论——“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速既低于穷国也低于富国”，是根本不成立的。
一些分析家进而指出，所谓“收入陷阱”，其实在任何收入状态的国家都可能存在，发达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以后普遍经历漫长的“滞胀”阶段，而新兴国家“模范生”以外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平均经济增速也普遍不快。
具体到中国，“中等收入陷阱”同样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
如最为“陷阱论”者所津津乐道的“人口红利流失”话题，就有许多分析家不以为然。如苏格兰皇家银行（RBS）的路易·库伊吉斯（Louis Kuijs）就通过长期研究得出结论，称1995～2012年间，农村劳动力进城等“廉价劳动力因素”给中国每年GDP的贡献值仅为1.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中国近20年经济腾飞的最大功臣并非“人口红利”，而恰是被“陷阱论”者所忽视的生产效率、技术设备进步、创新能力提高等一和工业化国家比当然仍属落后，但横向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纵向和中国过去比，则都已是革命性的、脱胎换骨的进步。正是这种进步而非“人海战术”，让中国等少数几个新兴国家脱颖而出，另一些徒具更廉价劳动力，却在上述方面更加乏善可陈的发展中国家则既未能“中等收入化”，也未能摆脱“陷阱”。
中国该怎么做
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是否真的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毋庸讳言，当前中国经济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维持以往的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将很难确保可持续增长的后劲，改革和创新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不容回避的话题，也是无论同意“中等收入陷阱说”与否，中国都必须走下去的一条道路。
不管在任何收入阶段，只要经济发展战略、决策和发展方向出现重大失误，缺乏前瞻性和预警能力，都可能陷入“陷阱”而不能自拔。有关国家应更多关注“陷阱”和如何避免踏入“陷阱”，而不应执着于“中等国家”这个概念，更不能先假定“中等国家必然有更大踏入陷阱概率”，然后再照着这一假定自己给自己照方抓药。
中国当前应该去做的，是准确定位这些前进路途上可能踏入的“陷阱”，并采取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手段加以消化，而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开出“泻药”，更不能将“陷阱”单纯归咎于中等收入，归咎于以往行之有效、如今则面临改善和升级的经济模式和结构。
中国社会矛盾复杂，人口众多，任何伤筋动骨的“大手术”都可能引发社会的不安和震动，这就让原本高收益、高风险相伴的创新、改革等变得更需小心翼翼，“笼腾了、旧鸟宰了，新鸟却不见踪影”这样的尴尬，是改革进程中理应极力避免的。
还应认识到，中国是个体量庞大、各地各行业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复杂经济体，一些地区、行业已达到或接近发达经济体标准，而另一些地区、行业则还深陷“第三世界”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此早彼涝、冷暖不均的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在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存在的劳动力成本过高问题，内地一些地方并不存在，相反却仍有沿海地区早已消失多年的低素质劳力过剩问题。同样，一些发达地区因过剩而开始“挑挑拣拣”的“落后产能”，对某些内陆发展滞后地区而言仍是艳羡不已甚至可望而不可即的。针对这样复杂的“病情”，就必须加大“望闻问切”的力度，满溢则疏，亏缺则补，长旱引渠，久雨筑堤，而不能一味加上顶“中等收入陷阱”的笼统帽子，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剂大黄包治百病”。
如果说，21世纪初“唱衰中国派”的主旋律是“中国崩溃论”，那么近年来“中等收入陷阱”说大有取而代之之态。一些人认为，中国即将或已经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因此未来发展前景将十分黯淡。
不仅“唱衰派”常把“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挂在嘴边，那些认为中国经济可以获得持续发展的一派中许多人也常常提及并肯定这一概念的存在。2015年4月，财政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称“今后五年、十年，中国划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我甚至觉得是五五开”，引发轩然大波，也让“中等收入陷阱”大讨论变得越来越热烈。
年轻的概念
事实上，“中等收入陷阱”是个非常年轻的概念。
2007年，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印德米尔特·吉尔（Indermit Gill）和时任世界银行首席顾问、现为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的霍米·卡拉斯（Homi Kharas）在《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首次提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按照这种概念的说法，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最新世行标准为人均GDP1036～12615美元之间）行列后，其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将因工资上涨而不再具备竞争力，高科技和创新能力又远不如高收入国家，因此很容易在两者间陷入发展瓶颈，出现投资产出比下降、制造业增长缓慢、产业发展多元化步履维艰，及劳动力收入上升缓慢等现象，最终无法维持其原先的高增长率。两位报告撰写人认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果无法及时调整经济与社会发展策略，就很可能陷入经济停滞状态。
尽管“中等收入陷阱”从提出伊始就是个饱受争议的概念，但在此后多年间，这一概念被世界银行及其“孪生兄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频繁使用，在新兴国家和关注新兴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各国政治家、学者中具备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且被频繁地与中国经济相联系。2012年，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中国2030：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报告，称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仅13个在2008年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大多数国家长时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报告此后在不同场合被世行和IMF引用，并被论证新兴国家发展模式的各国政府、智库和学者广泛提及;2015年，IMF总裁拉加德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30周年校庆论坛上称“中国当前最大挑战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此后“中等收入陷阱”更成为本年度博鳌论坛的热门议题之一。
“去陷阱化”的“药方”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提出之初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直到近几年才突然火爆，这是和中国经济增幅放缓分不开的。
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为7.4%，未能达到年初7.5%的增长目标，且创了24年来GDP增长率的新低。2015年初，《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5年度经济增长目标为7%左右，官方又在此前后推出“中国经济将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这让习惯了持续高增长的各方人士感受到不同寻常的压力。
不仅如此，在“新常态”到来前，各方“智囊”和众多政府决策层人士纷纷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意在推动和确保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政策、措施，如“腾笼换鸟”提高制造业档次、“压缩低效产能”确保“绿色GDP”、鼓励创业与创新发展、刺激内需以改变严重依赖出口市场的外向型经济结构，等等。不难看出，几乎所有上述措施都是在公开或默认地假定“中等收入陷阱”之存在，且大体遵循着“陷阱派”智囊们开出的“去陷阱化药方”。这些“药方”还给出了日本、韩国等“模板”，指出这些被他们称作“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少数经济体”正是遵循上述“药方”去“服药”，才最终获得了脱胎换骨的成功。
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经济结构复杂的庞大经济体，也是“未富先老”、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的复杂经济体，更是制造产能“爆棚”，以至于全球市场也难以全盘消化的“巨人”。在这种情况下，“中等收入陷阱”说法的出现可以让决策层和整个社会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而一些改革措施，如妥善解决人口和社会保障问题，鼓励创新，提高全民素质，知识产业结构和制造业的升级换代，淘汰落后产能等，不论是否认同“中等收入陷阱”说都不得不面对、不得不努力的。
不同的声音
然而不同的声音始终存在，不少人从一开始就质疑，“中等收入陷阱”真的存在么？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早在两年前就撰文指出，“中等收入陷阱”学说成立的基础，是假定廉价劳力、技术和创新能力都是静止的，前者始终存在于贫穷国家，而后者被“锁死”在发达国家。而这种情况在当今是根本不存在的，各国资本和经营者完全可以打破国境藩篱，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性价比最高的劳动力，而在商业层面的技术和创新能力流动、买卖则方兴未艾。
不仅如此，许多持批评意见者指出，劳动和管理效率的提高会产生远较劳动力成本降低更大的财富效益，而在这方面，发达国家较新兴国家有优势，新兴国家又较不发达国家有优势。Penn World Tables等机构所提供的图表、数据均显示，1950～2010年间，人均GDP在13000～14000美元间的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这样的经济体正是“中等收入国家”）年均GDP增速达到2.9%，是不同富裕状况经济体中增速最快的。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陷阱”论者的立论——“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速既低于穷国也低于富国”，是根本不成立的。
一些分析家进而指出，所谓“收入陷阱”，其实在任何收入状态的国家都可能存在，发达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以后普遍经历漫长的“滞胀”阶段，而新兴国家“模范生”以外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平均经济增速也普遍不快。
具体到中国，“中等收入陷阱”同样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
如最为“陷阱论”者所津津乐道的“人口红利流失”话题，就有许多分析家不以为然。如苏格兰皇家银行（RBS）的路易·库伊吉斯（Louis Kuijs）就通过长期研究得出结论，称1995～2012年间，农村劳动力进城等“廉价劳动力因素”给中国每年GDP的贡献值仅为1.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中国近20年经济腾飞的最大功臣并非“人口红利”，而恰是被“陷阱论”者所忽视的生产效率、技术设备进步、创新能力提高等一和工业化国家比当然仍属落后，但横向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纵向和中国过去比，则都已是革命性的、脱胎换骨的进步。正是这种进步而非“人海战术”，让中国等少数几个新兴国家脱颖而出，另一些徒具更廉价劳动力，却在上述方面更加乏善可陈的发展中国家则既未能“中等收入化”，也未能摆脱“陷阱”。
中国该怎么做
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是否真的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毋庸讳言，当前中国经济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维持以往的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将很难确保可持续增长的后劲，改革和创新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不容回避的话题，也是无论同意“中等收入陷阱说”与否，中国都必须走下去的一条道路。
不管在任何收入阶段，只要经济发展战略、决策和发展方向出现重大失误，缺乏前瞻性和预警能力，都可能陷入“陷阱”而不能自拔。有关国家应更多关注“陷阱”和如何避免踏入“陷阱”，而不应执着于“中等国家”这个概念，更不能先假定“中等国家必然有更大踏入陷阱概率”，然后再照着这一假定自己给自己照方抓药。
中国当前应该去做的，是准确定位这些前进路途上可能踏入的“陷阱”，并采取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手段加以消化，而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开出“泻药”，更不能将“陷阱”单纯归咎于中等收入，归咎于以往行之有效、如今则面临改善和升级的经济模式和结构。
中国社会矛盾复杂，人口众多，任何伤筋动骨的“大手术”都可能引发社会的不安和震动，这就让原本高收益、高风险相伴的创新、改革等变得更需小心翼翼，“笼腾了、旧鸟宰了，新鸟却不见踪影”这样的尴尬，是改革进程中理应极力避免的。
还应认识到，中国是个体量庞大、各地各行业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复杂经济体，一些地区、行业已达到或接近发达经济体标准，而另一些地区、行业则还深陷“第三世界”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此早彼涝、冷暖不均的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在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存在的劳动力成本过高问题，内地一些地方并不存在，相反却仍有沿海地区早已消失多年的低素质劳力过剩问题。同样，一些发达地区因过剩而开始“挑挑拣拣”的“落后产能”，对某些内陆发展滞后地区而言仍是艳羡不已甚至可望而不可即的。针对这样复杂的“病情”，就必须加大“望闻问切”的力度，满溢则疏，亏缺则补，长旱引渠，久雨筑堤，而不能一味加上顶“中等收入陷阱”的笼统帽子，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剂大黄包治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