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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印章与印盒 元 虢
自己的印章就是代表了自己。你收到一张汇款单，委托别人办理，带上身份证，在汇款单盖上你的戳子，这笔钱别人就可以代领了。记得1964年学校放暑假，父母上班，也怕我们“闯祸”，把我们哥姐仨送到南通的外公家里度假，8月中旬，要回上海了，外公说，小三(我的小名)开学后要10周岁了，自己应该有一方图章了，就领着我去刻字社。当时的南通城市很小，感觉上大人出门，遇见的都是需要点头、打招呼的熟人，店员和外公熟悉，帮着选了一块寿山印石，上好的，通灵脂润鸡油黄的，在外观色泽上与田黄石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当时这块寿山石究竟花了多少钱买下的，我记不清了，但外公当场坚持要我象征性地付了一块钱。在他老人家的文化习惯里，图章代表的是本人，是不能随便送来送去的，自己花钱买，体现的是对自己的尊重。
当时自摸一块钱，对我来讲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母亲每月管发给我们零用钱，规定是每人每月五毛，成绩单每门功课都在5分，奖励三毛。问题来了，我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让我到学区里参加算术比赛，结果获得学区算术比赛第二名，奖状拿回家，就找不到北了，横竖琢磨了半天，奖状总应该比功课都是5分的“级别”要高吧，母亲下班后也掂量了一下，结果在八毛钱的基础上又加了一块，所以我得到零用钱的最高纪录是一块八，这在兄姊之间也算是一件很可以炫耀的事情了。
对印章的选材，也很有讲究。有的时候，买什么印材合适，长辈也要作些讨论。这方面，在我看来有点“八卦”，好像还要看出生时辰，金木水火土，缺什么补什么。同时，对印材的来源也是有忌讳的。例如不能用祖上传下来的印章，哪怕是有一块被称为“石帝”的田黄石，也不能磨制后重新再刻，这是担心会被祖上始终罩着，对你的发展不利；更不能用地摊上买来的旧章，材质再好或价格便宜，因为不清楚旧章主人的情况，如有因病早逝或者穷途潦倒，亦怕影响你的一生。人应该顺应自然发展的法则，长辈们帮着操办，也都寄托着他们的一些期望，所以喜欢选用天然形成的材质，例如黄杨木、鸡血石、寿山石、水牛角，过去也有用象牙的，而且必须是选上等的料，不能有瑕疵。人工合成的橡皮、胶木、有机玻璃包括有色金属材料是不会考虑的。
私人印章完全的话，应该有三枚。一是印鉴。这是在家庭中办理很重要的事情中使用的。法律文件、重大的买卖合同、房屋产证上应该使用印鉴；二是印章。这是在比较重要的事情中使用的。例如银行开户，填写履历表格，买保险等等，印章使用的场合比较多；三是便章，过去也叫戳子。到邮局取款或确认孩子的《学生手册》，盖一个戳子也就可以了。由于印章的重要性，在家里，一般对印章的保管，也都是十分谨慎的。现在有的人不清楚这些文化习惯，会在没有征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刻一方章送给对方以示友好，有时候适得其反，会被对方误认为是对自己的不尊重。所以如果你想要“私刻”印章赠予对方，一定要慎重。
由于印章的重要，过去一般家庭对购买配套使用的印盒、印泥也都不是很随便的，所以这方面的用品，在制作上也比较到位。印盒作为文房用具，长期以来，为迎合文人雅士的情趣，往往集书画、书法、诗文于一体，有的就有了一定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结合闲聊印章的文化习惯，我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民间瓷质印盒，并附一些鉴定特征，给读者简要地作些介绍。
质疑“帽筒”
现在一般都把古代陶瓷器皿中圆柱形高筒状的器型称为帽筒是不准确的。中国占人文房用具中有一种用具是专门放毛笔书写纸用的，称为“纸筒”。这方面日本的学者有介绍。[日]字野雪村著的《文房占玩鉴赏指南》有专门的论述：“自宋朝起，制作专门纸筒，明朝中期后已进入鼎盛时期。”
帽筒是清代开始有的。我国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耿宝昌先生在其所著的《明清瓷器鉴定》一书“嘉庆时期”一节中也有论述，帽筒“官窑器有黄地云龙镶孔装饰，以后各朝官、民窑皆有制作，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民国时作为民间的陈设物，大都是成对制作)”。这说明在器型上清代中期以后有了专用的帽筒。
专用的帽筒都应该是带孔的，由于需受散发帽子上带有的体味，周边有孔，有利于气体流通。清末以后毛笔书写逐步由钢笔替代，室内新式家具的使用，纸筒和帽筒的使用功能逐步丧失，有的就用来替代作为室内陈设的装饰品，于是民国时就有了专门烧制装饰用的成对直筒瓶。所以我的观点是，嘉庆以前圆柱形高筒状的器型，一般应称为纸简；嘉庆以后筒壁带孔的应称为帽筒，不带孔的都应该视为是装饰用的直简瓶，把它们统称为“帽筒”是不确切的。
编辑：曹 参
轧道粉彩更精彩 欧绪鑫
粉彩到了清三代的乾隆时期，呈现了争奇斗艳、花样百出的局面。本文介绍的黄釉地轧道粉彩花卉盘，就是那时期民窑的精品力作。
该盘口径15.5厘米，底径9厘米，高2厘米，酱釉口，矮圈足，凸底。第正中间方框内有篆书三行六字竖式青花款：“大清乾隆年制”，盘底外沿绘对称的2束红色花草，盘内为黄釉地轧道忍冬草锦地花纹，上绘婀娜多姿、飘逸动人的绿叶扶红花的折枝小花，简洁中有一股清新宜人的灵气，使这只富贵大气的黄釉轧道粉彩盘显得更为亮丽，并于质朴中露出一份精彩来(图一)。
此盘是去年笔者到江西出差时从一个书香门第世家的教授家里交流收藏心得时，偶然看到这两只包浆成熟、品相一流的黄釉盘，顿时有一种老友相见的感觉。那天，我们谈得甚为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临走时，笔者因实在喜爱这两只盘子，就婉转向教授提出转让的可能性。没想到，快人快语的教授马上满足了我的要求，他说：“这两只盘子已经在我这里十几年了，虽说我对它很有感情。既然你喜欢，就拿去吧!”
轧道粉彩是一种特种工艺瓷，它是从古代陶瓷尤其是唐宋陶瓷刻画工艺得到启发和继承发展的。历史上的越窑、耀州窑、定窑、磁州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窑等名窑内其细刻画花工艺已日臻完美和成熟。而色釉地刻花是传统刻画花和颜色釉的结合使用，它和历史上的青瓷、白瓷刻花不同，它是按创作者的设计要求，先在盘内刻画出地子纹样后又在不同的部位施以不同的色釉，使画面色调呈现出一种丰富的变化。
中国瓷器到了清乾隆时期，粉彩完全取代了五彩。而且，工匠们又在原有 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如在粉彩器皿上推出了镂空、堆塑的装饰手段，同时开创了“轧道”和开光、剔刻等等艺术手法的工艺，因此，受到文人雅士的欢迎。乾隆时的一些什锦盘、碗，在雍正珐琅彩影响下，官、民窑多用粉彩地轧道忍冬锦纹装饰，通常一组什锦器色地可达几十种，有红、黄、绿、紫、蓝和花石釉、松石绿釉及各色釉描金，为当时的时兴餐具。而且，精品款识清楚，如同官窑款(图2)。
到了嘉庆、道光年间，轧道工艺的作品达到高潮，那时的色釉地轧道粉彩瓷其色釉有粉红、胭脂红、绿色、蓝色、黄色等。少数还以开光作为装饰。器型多见于盘、碗、花瓶、笔筒等小件器皿。虽说色地轧道粉彩瓷盛极一时，但因其制作过程复杂，费工耗时，不久就被淘汰，故传世之作并不多见。只是到了民国时代，随着复古仿制之风的盛行，仿前朝款的轧道粉彩也有出现，但现在市场上已难得一见了。
品味葫芦山水 钟经纬
这是一个非常小巧的葫芦，呈黄褐色，略显暗红，表面光泽平滑，包浆自然，老意盎然。说它小，有数据为证：通高不足7cm，下球体直径3.8cm。通常所见的小葫芦，通高多为10cm左右，下球体直径5cm以上，而这么小的葫芦就相当少见了。因为它小，正好可以捏在手心轻轻摩挲，如轻轻摇动，还能听到沙沙的葫芦籽声呢，着实可爱。
该葫芦上球体细长退化，下球体饱满圆润，正面刻绘了一幅山水画，背面则是题款：“拟唐子畏笔，冶梅先生雅玩，光绪戊子松道人敬赠”。画面中的意象有远山、近石、流水、大树、小亭，布局疏密有致，比例和谐，为典型的中国传统山水画构图。画面并不追求精雕细刻，而是寥寥数笔，一绘而就，颇有酣畅之感。整个画面线条流畅，刀法自然，可见作者不仅精通绘画之道，而且刻工娴熟，精于雕刻。葫芦表面雕刻的低凹处已用墨色染黑，与黄褐色的葫芦底色相映成趣，俨然一幅画面发黄的、古旧异常的水墨写意山水。再来看题款，共二十字，均为楷书，略有连笔，颇具篆刻单刀边款的意蕴和风格。“唐子畏”即明四家之一的唐寅，子畏是其字；“拟唐子畏”，也就是说葫芦作者是运用了唐寅的绘画风格。这么一说，再来看看正面的山水画，倒还真觉得有几分唐寅的笔意呢。经查阅相关资料获知，冶梅即清末画家王寅。王寅，字冶梅，江宁(南京)人，寓居上海以丹青为业，“其画如人物、山水、木石、花卉、虫鱼、鸟兽等冠绝一时”，他还曾“游历日本，名动江湖”，留有清光绪壬午刻本《冶棒竹谱》、《治梅兰谱》两卷。“光绪戊子”是光绪十四年，即1888年，原来葫芦虽小，而年纪不小，已有百多岁之长了。唯一遗憾的是该葫芦作者“松道人”的生平尚不可查，只有印章著录。经过这一番释读，我们大致可知：这是光绪年间一位名叫松道人的画家，运用唐伯虎绘画笔意刻绘成的一件葫芦小品，作为小礼物赠送画家王寅。
一个小小的葫芦，有书有画、有名有款，是一幅用特殊材料绘制成的中国画作，它包含了赠送者的良苦用心和真挚情谊。看来，品味这葫芦山水，不仅可以更获得审美享受，感受岁月的沧桑，还能品味旧时文人间的真挚友情呢。
一只青花碗的故事 鹿耀世
从我记事起，我家就住在北京东城南小街后拐棒胡同，一个有着高台阶的旧宅子后院。院子两边砌着好看的花池，四周是方砖墁地。一溜儿带廊子的北房住人，那背阴的几闻南房满登登地堆放着杂物。父亲曾说，你老爷爷(我曾祖)在清朝为官，后来在你爷爷这辈儿败了家，分到我手里这点东西，只是九牛一毛了……
父亲是个小职员，薪水不多，为了贴补家用，经常要从南房里倒腾出来点估衣、瓷器、文玩什么的卖了换钱。那时，穿长衫打小鼓的经常光顾我家，有的混熟了，不请自来，坐在廊子上的小茶几旁边，有一搭没一搭的和我娘聊闲篇儿，心里头算计着我们家那些老东西。有一次，我轻轻推开南房虚掩着的门，跑到里面和妹妹藏闷儿玩，好奇地数起那贴了编号的箱笼，浏览着一件件笨重的家具和花花绿绿的瓷器，感到一股神秘的气氛。突然，咚的一声，妹妹碰掉了柜上的一个长长的画轴，我展开一看，里面露出一个阴沉着脸的老太太，吓了我们一跳，我赶紧把那带着一股霉气味儿的大画儿卷好，放回原处。后来，娘告诉我，那个老太太是慈禧，是宫里画师的作品，朝廷赏赐给老爷爷的。夏天的时候，父亲把南房的衣物、书籍、字画纷纷悬挂、平摊在院子里的荫凉处过风，真像开了个展览会。父亲一边整理着一边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了一些老家当的故事。
六十年代初，我们这条胡同列为拆迁区，建起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我家搬到了和平里简易楼的两个单元房。当时，雇了三十多个平板三轮浩浩荡荡来到新居。因为房子小挪不开窝儿，只好在几天内就处理了一批暂时用不着的硬木家具和一批陶瓷。“文革”开始了，风声越来越紧。因为出身不好，又迫于父亲被审查的压力，我和姐姐、妹妹在几个晚上偷偷撕烂字画、砸碎瓷器，以换取精神卜的解脱。一场噩梦终于过去了。
20年之中，我又先后搬过三次家，经过反复“吐故纳新”，逐渐变成了“无产者”。最后，祖传的古物真剩下九牛一毛了：那就是一只道光年间的青花大碗：此碗口径24cm，高11cm，敞口、深腹、圈足，口沿处有二道青花弦纹，外腹部绘丹凤芙蓉图案，发色较深，彰显道光青花特征。还有一对吃莲子羹的小银勺、几个景泰蓝和硬木的小摆件。要说这丹凤芙蓉图案的青花大海碗，原来和海水江牙蟠龙图案的是一对儿，几十年来，一直和厨房的餐具放在一块儿，吃面时盛卤，吃饭时盛汤，泡干蘑木耳什么的也都用它。后来，不小心摔碎了一只，只剩这孤独的“丹凤”了。如今这件成了宝贝，被我高高供在了书柜顶层。前不久，有个画家到我这里作客，看中了这个碗，试探地想请我出让，我苦笑着说，祖上的东西都没啦，就这么个念想儿，还是我留着吧!
编辑：刘 超
自己的印章就是代表了自己。你收到一张汇款单，委托别人办理，带上身份证，在汇款单盖上你的戳子，这笔钱别人就可以代领了。记得1964年学校放暑假，父母上班，也怕我们“闯祸”，把我们哥姐仨送到南通的外公家里度假，8月中旬，要回上海了，外公说，小三(我的小名)开学后要10周岁了，自己应该有一方图章了，就领着我去刻字社。当时的南通城市很小，感觉上大人出门，遇见的都是需要点头、打招呼的熟人，店员和外公熟悉，帮着选了一块寿山印石，上好的，通灵脂润鸡油黄的，在外观色泽上与田黄石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当时这块寿山石究竟花了多少钱买下的，我记不清了，但外公当场坚持要我象征性地付了一块钱。在他老人家的文化习惯里，图章代表的是本人，是不能随便送来送去的，自己花钱买，体现的是对自己的尊重。
当时自摸一块钱，对我来讲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母亲每月管发给我们零用钱，规定是每人每月五毛，成绩单每门功课都在5分，奖励三毛。问题来了，我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让我到学区里参加算术比赛，结果获得学区算术比赛第二名，奖状拿回家，就找不到北了，横竖琢磨了半天，奖状总应该比功课都是5分的“级别”要高吧，母亲下班后也掂量了一下，结果在八毛钱的基础上又加了一块，所以我得到零用钱的最高纪录是一块八，这在兄姊之间也算是一件很可以炫耀的事情了。
对印章的选材，也很有讲究。有的时候，买什么印材合适，长辈也要作些讨论。这方面，在我看来有点“八卦”，好像还要看出生时辰，金木水火土，缺什么补什么。同时，对印材的来源也是有忌讳的。例如不能用祖上传下来的印章，哪怕是有一块被称为“石帝”的田黄石，也不能磨制后重新再刻，这是担心会被祖上始终罩着，对你的发展不利；更不能用地摊上买来的旧章，材质再好或价格便宜，因为不清楚旧章主人的情况，如有因病早逝或者穷途潦倒，亦怕影响你的一生。人应该顺应自然发展的法则，长辈们帮着操办，也都寄托着他们的一些期望，所以喜欢选用天然形成的材质，例如黄杨木、鸡血石、寿山石、水牛角，过去也有用象牙的，而且必须是选上等的料，不能有瑕疵。人工合成的橡皮、胶木、有机玻璃包括有色金属材料是不会考虑的。
私人印章完全的话，应该有三枚。一是印鉴。这是在家庭中办理很重要的事情中使用的。法律文件、重大的买卖合同、房屋产证上应该使用印鉴；二是印章。这是在比较重要的事情中使用的。例如银行开户，填写履历表格，买保险等等，印章使用的场合比较多；三是便章，过去也叫戳子。到邮局取款或确认孩子的《学生手册》，盖一个戳子也就可以了。由于印章的重要性，在家里，一般对印章的保管，也都是十分谨慎的。现在有的人不清楚这些文化习惯，会在没有征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刻一方章送给对方以示友好，有时候适得其反，会被对方误认为是对自己的不尊重。所以如果你想要“私刻”印章赠予对方，一定要慎重。
由于印章的重要，过去一般家庭对购买配套使用的印盒、印泥也都不是很随便的，所以这方面的用品，在制作上也比较到位。印盒作为文房用具，长期以来，为迎合文人雅士的情趣，往往集书画、书法、诗文于一体，有的就有了一定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结合闲聊印章的文化习惯，我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民间瓷质印盒，并附一些鉴定特征，给读者简要地作些介绍。
质疑“帽筒”
现在一般都把古代陶瓷器皿中圆柱形高筒状的器型称为帽筒是不准确的。中国占人文房用具中有一种用具是专门放毛笔书写纸用的，称为“纸筒”。这方面日本的学者有介绍。[日]字野雪村著的《文房占玩鉴赏指南》有专门的论述：“自宋朝起，制作专门纸筒，明朝中期后已进入鼎盛时期。”
帽筒是清代开始有的。我国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耿宝昌先生在其所著的《明清瓷器鉴定》一书“嘉庆时期”一节中也有论述，帽筒“官窑器有黄地云龙镶孔装饰，以后各朝官、民窑皆有制作，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民国时作为民间的陈设物，大都是成对制作)”。这说明在器型上清代中期以后有了专用的帽筒。
专用的帽筒都应该是带孔的，由于需受散发帽子上带有的体味，周边有孔，有利于气体流通。清末以后毛笔书写逐步由钢笔替代，室内新式家具的使用，纸筒和帽筒的使用功能逐步丧失，有的就用来替代作为室内陈设的装饰品，于是民国时就有了专门烧制装饰用的成对直筒瓶。所以我的观点是，嘉庆以前圆柱形高筒状的器型，一般应称为纸简；嘉庆以后筒壁带孔的应称为帽筒，不带孔的都应该视为是装饰用的直简瓶，把它们统称为“帽筒”是不确切的。
编辑：曹 参
轧道粉彩更精彩 欧绪鑫
粉彩到了清三代的乾隆时期，呈现了争奇斗艳、花样百出的局面。本文介绍的黄釉地轧道粉彩花卉盘，就是那时期民窑的精品力作。
该盘口径15.5厘米，底径9厘米，高2厘米，酱釉口，矮圈足，凸底。第正中间方框内有篆书三行六字竖式青花款：“大清乾隆年制”，盘底外沿绘对称的2束红色花草，盘内为黄釉地轧道忍冬草锦地花纹，上绘婀娜多姿、飘逸动人的绿叶扶红花的折枝小花，简洁中有一股清新宜人的灵气，使这只富贵大气的黄釉轧道粉彩盘显得更为亮丽，并于质朴中露出一份精彩来(图一)。
此盘是去年笔者到江西出差时从一个书香门第世家的教授家里交流收藏心得时，偶然看到这两只包浆成熟、品相一流的黄釉盘，顿时有一种老友相见的感觉。那天，我们谈得甚为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临走时，笔者因实在喜爱这两只盘子，就婉转向教授提出转让的可能性。没想到，快人快语的教授马上满足了我的要求，他说：“这两只盘子已经在我这里十几年了，虽说我对它很有感情。既然你喜欢，就拿去吧!”
轧道粉彩是一种特种工艺瓷，它是从古代陶瓷尤其是唐宋陶瓷刻画工艺得到启发和继承发展的。历史上的越窑、耀州窑、定窑、磁州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窑等名窑内其细刻画花工艺已日臻完美和成熟。而色釉地刻花是传统刻画花和颜色釉的结合使用，它和历史上的青瓷、白瓷刻花不同，它是按创作者的设计要求，先在盘内刻画出地子纹样后又在不同的部位施以不同的色釉，使画面色调呈现出一种丰富的变化。
中国瓷器到了清乾隆时期，粉彩完全取代了五彩。而且，工匠们又在原有 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如在粉彩器皿上推出了镂空、堆塑的装饰手段，同时开创了“轧道”和开光、剔刻等等艺术手法的工艺，因此，受到文人雅士的欢迎。乾隆时的一些什锦盘、碗，在雍正珐琅彩影响下，官、民窑多用粉彩地轧道忍冬锦纹装饰，通常一组什锦器色地可达几十种，有红、黄、绿、紫、蓝和花石釉、松石绿釉及各色釉描金，为当时的时兴餐具。而且，精品款识清楚，如同官窑款(图2)。
到了嘉庆、道光年间，轧道工艺的作品达到高潮，那时的色釉地轧道粉彩瓷其色釉有粉红、胭脂红、绿色、蓝色、黄色等。少数还以开光作为装饰。器型多见于盘、碗、花瓶、笔筒等小件器皿。虽说色地轧道粉彩瓷盛极一时，但因其制作过程复杂，费工耗时，不久就被淘汰，故传世之作并不多见。只是到了民国时代，随着复古仿制之风的盛行，仿前朝款的轧道粉彩也有出现，但现在市场上已难得一见了。
品味葫芦山水 钟经纬
这是一个非常小巧的葫芦，呈黄褐色，略显暗红，表面光泽平滑，包浆自然，老意盎然。说它小，有数据为证：通高不足7cm，下球体直径3.8cm。通常所见的小葫芦，通高多为10cm左右，下球体直径5cm以上，而这么小的葫芦就相当少见了。因为它小，正好可以捏在手心轻轻摩挲，如轻轻摇动，还能听到沙沙的葫芦籽声呢，着实可爱。
该葫芦上球体细长退化，下球体饱满圆润，正面刻绘了一幅山水画，背面则是题款：“拟唐子畏笔，冶梅先生雅玩，光绪戊子松道人敬赠”。画面中的意象有远山、近石、流水、大树、小亭，布局疏密有致，比例和谐，为典型的中国传统山水画构图。画面并不追求精雕细刻，而是寥寥数笔，一绘而就，颇有酣畅之感。整个画面线条流畅，刀法自然，可见作者不仅精通绘画之道，而且刻工娴熟，精于雕刻。葫芦表面雕刻的低凹处已用墨色染黑，与黄褐色的葫芦底色相映成趣，俨然一幅画面发黄的、古旧异常的水墨写意山水。再来看题款，共二十字，均为楷书，略有连笔，颇具篆刻单刀边款的意蕴和风格。“唐子畏”即明四家之一的唐寅，子畏是其字；“拟唐子畏”，也就是说葫芦作者是运用了唐寅的绘画风格。这么一说，再来看看正面的山水画，倒还真觉得有几分唐寅的笔意呢。经查阅相关资料获知，冶梅即清末画家王寅。王寅，字冶梅，江宁(南京)人，寓居上海以丹青为业，“其画如人物、山水、木石、花卉、虫鱼、鸟兽等冠绝一时”，他还曾“游历日本，名动江湖”，留有清光绪壬午刻本《冶棒竹谱》、《治梅兰谱》两卷。“光绪戊子”是光绪十四年，即1888年，原来葫芦虽小，而年纪不小，已有百多岁之长了。唯一遗憾的是该葫芦作者“松道人”的生平尚不可查，只有印章著录。经过这一番释读，我们大致可知：这是光绪年间一位名叫松道人的画家，运用唐伯虎绘画笔意刻绘成的一件葫芦小品，作为小礼物赠送画家王寅。
一个小小的葫芦，有书有画、有名有款，是一幅用特殊材料绘制成的中国画作，它包含了赠送者的良苦用心和真挚情谊。看来，品味这葫芦山水，不仅可以更获得审美享受，感受岁月的沧桑，还能品味旧时文人间的真挚友情呢。
一只青花碗的故事 鹿耀世
从我记事起，我家就住在北京东城南小街后拐棒胡同，一个有着高台阶的旧宅子后院。院子两边砌着好看的花池，四周是方砖墁地。一溜儿带廊子的北房住人，那背阴的几闻南房满登登地堆放着杂物。父亲曾说，你老爷爷(我曾祖)在清朝为官，后来在你爷爷这辈儿败了家，分到我手里这点东西，只是九牛一毛了……
父亲是个小职员，薪水不多，为了贴补家用，经常要从南房里倒腾出来点估衣、瓷器、文玩什么的卖了换钱。那时，穿长衫打小鼓的经常光顾我家，有的混熟了，不请自来，坐在廊子上的小茶几旁边，有一搭没一搭的和我娘聊闲篇儿，心里头算计着我们家那些老东西。有一次，我轻轻推开南房虚掩着的门，跑到里面和妹妹藏闷儿玩，好奇地数起那贴了编号的箱笼，浏览着一件件笨重的家具和花花绿绿的瓷器，感到一股神秘的气氛。突然，咚的一声，妹妹碰掉了柜上的一个长长的画轴，我展开一看，里面露出一个阴沉着脸的老太太，吓了我们一跳，我赶紧把那带着一股霉气味儿的大画儿卷好，放回原处。后来，娘告诉我，那个老太太是慈禧，是宫里画师的作品，朝廷赏赐给老爷爷的。夏天的时候，父亲把南房的衣物、书籍、字画纷纷悬挂、平摊在院子里的荫凉处过风，真像开了个展览会。父亲一边整理着一边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了一些老家当的故事。
六十年代初，我们这条胡同列为拆迁区，建起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我家搬到了和平里简易楼的两个单元房。当时，雇了三十多个平板三轮浩浩荡荡来到新居。因为房子小挪不开窝儿，只好在几天内就处理了一批暂时用不着的硬木家具和一批陶瓷。“文革”开始了，风声越来越紧。因为出身不好，又迫于父亲被审查的压力，我和姐姐、妹妹在几个晚上偷偷撕烂字画、砸碎瓷器，以换取精神卜的解脱。一场噩梦终于过去了。
20年之中，我又先后搬过三次家，经过反复“吐故纳新”，逐渐变成了“无产者”。最后，祖传的古物真剩下九牛一毛了：那就是一只道光年间的青花大碗：此碗口径24cm，高11cm，敞口、深腹、圈足，口沿处有二道青花弦纹，外腹部绘丹凤芙蓉图案，发色较深，彰显道光青花特征。还有一对吃莲子羹的小银勺、几个景泰蓝和硬木的小摆件。要说这丹凤芙蓉图案的青花大海碗，原来和海水江牙蟠龙图案的是一对儿，几十年来，一直和厨房的餐具放在一块儿，吃面时盛卤，吃饭时盛汤，泡干蘑木耳什么的也都用它。后来，不小心摔碎了一只，只剩这孤独的“丹凤”了。如今这件成了宝贝，被我高高供在了书柜顶层。前不久，有个画家到我这里作客，看中了这个碗，试探地想请我出让，我苦笑着说，祖上的东西都没啦，就这么个念想儿，还是我留着吧!
编辑：刘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