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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宏，江西东乡人，大学副教授，江西省作协会员，南昌市散文学会副会长，《读者》等杂志签约作家。出版有散文集《凌晨四点的月光》和中短篇小说集《空山游鱼》等15部。有作品入选教辅材料。曾获全国农村青年文学作品大奖赛小说组二等奖（2002年）、第二届滕王阁文学奖（2010年）、“东丽杯”孙犁散文奖（2018年）等奖项。
引子：一粒花生米的人世流光
缕缕晨光打在睡意蒙眬的脸上，源于江西的米粉，唤醒南昌人沉睡一宿的胃，嗦粉的呲溜声是不够的，得嘎嘣的脆响来辅佐，才妙。谁能担此重担呢？花生米。
遍布街头巷尾的早餐店，油汪汪的拌粉永远霸占主角位置，如影随形的配角，是那传承千年的瓦罐汤。店老板将煮熟的米粉，一把抓入漏勺，投进沸水中焯一遍，然后，倒扣入碗，七七八八的调料，不停地往里添，嘴上还不忘问询：“要不要加辣椒？”拨，拉，挑，挤，扑，摇，搅……一套动作下来，行云流水般，看得人眼花缭乱。你还没缓过神来，老板早已换了一把汤匙，舀几粒花生米，撒在咕咕往上冒的汽里，仿佛云雾里垂降天外陨石。这样，一碗南昌特色拌粉，才算大功告成。
没有花生米的南昌拌粉，是没有灵魂的。
江西人辣声在外，人称“不怕辣，辣不怕，怕不辣”，果真如此吗？非也。怕辣的，大有人在，要不然，千店一律的“要不要加辣椒”，就不会成为南昌早餐店的招牌式互动语。但从未见哪个店家向食客发问：“要不要加花生米？”除了掉光牙齿的长者，无人能抵挡一粒花生米的诱惑。
有次，骑自行车返家，路遇与我一样蹬单车的汉子，人壮如牛，车歪欲散。那么破的一辆老式二八自行车，居然驮着沉沉一蛇皮袋的花生米，招摇过市。追上他的时候，我特意放慢车速，向他打听：“你这花生米很好啊。多少钱一斤？我想买一点。”他嘿嘿一笑：“我也是刚买的，才不卖呢！”我穷追不舍，问道：“这么多，你吃得完呀？”他说：“当然，不到一个月，就没了。”我的天啊，你这是拿花生米当饭吃吗？不等我问出口，他解释道：“我开早餐店的，每个月都要用一百多斤花生米。”
原来如此。
一个小小的早餐店，一年就要消耗一千多斤花生米，想想整个南昌，一年要吃掉多少粒花生米，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有人笑言：“但凡有一粒花生米，也不至于醉成这样。”饮酒者，尤其是高度白酒爱好者，视花生米如第三条命（第二条命是白酒），就像韩国炸鸡配啤酒，美国薯条搭加冰可乐，夏天的小龙虾就冰啤酒，一样一样的。
花生米是芡，勾出南昌拌粉的灵魂，也引得水中火焰—白酒，登上灵魂升华的直通车。
素喜花米生，是打小落下的根。
打我记事起，就喜欢玩一个猜谜游戏，谜面是：“麻麻壳，尖尖嘴，个个喜欢你。”
谜底像一道闪电，划破我儿时的心空：花生。
一开始，是母亲给我出的谜，愚笨如我，想破脑袋也不明所以，央求给点提示。
母亲说：“你过年喜欢吃的。”
我尖叫：“糖！”
母亲笑了，诘问：“糖有麻麻壳？”
我争辩道：“糖是尖尖嘴！”
转念一想，确实对不上。于是，将过年才能吃到的小零食，在脑海里一个一个过筛，发饼、桔饼、柿饼、龙须糕……跟“麻麻壳，尖尖嘴”怎么都对不上？
母亲公布答案后，才恍然大悟。这谜面设置得令人叫绝，尤其是最后一句“个个喜欢你”，一语道尽人们对花生的好感。
花生米，好就好在一个字：香。生吃香，炒熟，更香，还脆，以至后来我每次看到尖尖嘴的麻麻壳，视若至宝，口舌生津，顿感心情无比畅快。
早先，我对花生的认识，比文盲还文盲，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误解，此误如浓雾，弥漫整个孩提时代。
我一直觉得花生跟枣、柿一样，垂挂于树，而不可能长在地里。这两种随处可见的果树，像是在跟地里的野草较劲似的，疯了一样将村里村外占了个遍。为何将花生与这两种果树天然地联系在一起？成了我难解的人生之谜。
我所看到的花生，仅零星地散落于过年待客时的果盘，那是比白球鞋还珍贵的稀罕物。
直到有一天，在小学语文课上，学了一篇课文—现代作家许地山先生的散文《落花生》，才走出多年的蒙昧，首次獲得科学认知。
在这篇才几百字的课文里，作者的母亲和几个孩子沟通在地里种花生事宜，父亲借机生发，适时地端上一碗“心灵鸡汤”：“花生的好处很多，有一样最可贵：它的果实埋在地里，不像桃子、石榴、苹果那样，把鲜红嫩绿的果实高高地挂在枝头上，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你们看它矮矮地长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必须挖起来才知道。所以你们要像花生一样，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
我全然无视这碗难得的“心灵鸡汤”，闪电般地举手发问：“老师，花生怎么会是种在地里的东西？不是长在树上的吗？”
对语文老师的回答，我不满意，回家后，又问父亲—那个时候，总觉得父亲是无所不知的全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令我佩服得紧。得到父亲肯定的回答，我才不得不信：花生原来真是长在地里的。
当晚，我还问了父亲两个问题：“明明是花生，为何课本里硬要在它前面加一个字，叫它‘落花生’？花生原本长地里，为什么我们家不种一点？我想吃花生啊。”
早已不记得父亲怎么回答，但我和父亲之间因花生结下的“梁子”，这辈子都记得。
花生褪去过年时独有的节庆外衣，极其罕见地现身于寻常日子，让我头一回感到惊讶。父亲怎么有花生也不告诉我，一个人吃独食呢？到底还亲不亲这个儿子呀？
最初发现花生米，仅三两粒，在父亲的掌心，在他咀嚼的齿间。尚在手上的，若被我发现，毫无疑问，一定会落入我口。
这是哪来的花生米呢？
当然不是父亲挨一顿痛打换来的，更不可能是捡的，依他的意思，买来当药吃的。这个解释，让我满腹怨气像漏了气的皮球，瞬间小了很多。那时，父亲的血压很高，经常看他从褐黄色的玻璃小罐里，抖漏出一粒白白细细圆圆的药片，落在手心，仰头，张嘴，倒入，眼一闭，嘴像无牙的老人家猛抽抽几下，干咽，入肚。无数次看那小药罐，上面白底黑字赫然写着：复方降压片。 父亲为什么不吃药，改吃花生了呢？
直到过了很久，我才慢慢搞懂悟透，彻底驱散“童年迷雾”。为何大家都不种花生？为何父亲不吃降压药，改用自然疗法，用花生米来担当降压大任？原因就一个字：穷。
饭都吃不饱，哪来的闲田，给花生留一个生长的位置？肚子都咕咕叫，哪来的钱买复方降压片？
上世纪80年代初，分田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像风吹过原野，绿出希望的原色。“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部是自己的”这个口号被父亲用粗长的排笔，蘸满白白的石灰，涂写在土墙上，宣告一个不同以往的新时代要扑面而来了。光最后一句“剩下全部是自己的”，就激发了陈坊村农民内心潜藏多年的生产热情，玩命似的种田，搏命一样交公粮（谷子），交提留（开始还是谷子，后期可以用钱去抵扣，再后来变成按田亩摊派，这些作法最后于2006年被时代巨轮辗碎，彻底抛入历史垃圾箱，就此，陈坊村有史以来进入种田可以领补贴的时代）。人们热火朝天地干活，早起拾粪，中午不休，漏夜放水，一天到晚泡田蹲地，把庄稼当成自家孩子照看，陈坊村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为了给生猪一口吃食，村集体统一在河滩划出一片荒地，分给大家种，人称“猪田”，不用给国家交税，也不必交村提留，属陈坊“免税区”。自从我1994年离开陈坊，所谓的“猪田”，从来就没种过猪吃的，一直都种水稻，因为土地肥沃，那里产的米，香糯甜软，一吃难忘。
1998年暑假，我从南昌赶回老家，母亲还让我在猪田里插秧。因为图快，触到水田里锐利的石头，顿时麻焦火辣从手指传来，一直痛到心间，时至今日，每每忆及，那种钻心的痛，依然让我怀疑人生。那时，父亲已离开我们三年，我已在省城工作两年，每月仅两三百元的薪俸。无奈地接过父亲的穷衣钵，一径地穷下去，无力也无法摆脱现实的贫困，回到陈坊村，插秧、收割的活，一样都不会少。我是这样，好些农村考学出来的，同样如此。
著此文时，我已到了父亲不服降压药而改吃花生米的那个年纪。基因传承，和他一样，我也罹患高血压症。最难受的时候，太阳穴怦怦直跳，像孙悟空被套上紧箍咒似的，被无形的东西扎得紧紧的，头疼欲裂。想起儿时，看父亲因血压高而扭曲变形的脸，我超然事外，在心里窃笑，嘲笑，像看猴子演把戏似的。今天想来，纵千万行流经心里的苦泪，也洗刷不清当年我对父亲的轻慢。
今天，我去药店买一盒降压药，两板吃两周，只需35元，到医院用“慢性病”开处方药，才三五块钱而已，相比每月到手的六七千的薪水，简直九牛一毛。我多想带着一盒一盒的降压药，乘坐时空穿梭机，回到过去，亲自送达父亲手上，让他别再徒劳地寄希望于花生米。
一直以来，父亲的收入少得可怜。身为高湖村小学赤脚教师的他一直羡慕有一天能穿上“袜子”（转正式教师），不再“赤脚”。起初，父亲一天可收五毛，后来，涨到一块钱，都不够交我三个姐姐和我的学费。姐姐们都没念完小学，一一辍学在家，做点鞭炮下手活，贴补家用。妹妹的学业止步于五年级，连小学毕业证都懒得去领。其实，她的学习成绩一直都不错，但姐姐们都那样，自然知道自己面对读书和辍学的二元选择，该如何做才是对的。我能从乡下考出来，背后是父亲无尽的付出，一家人默默的支持，尽显河山悲壮。
一家开销，靠的是田里、地里出产的庄稼。到头来，捉襟见肘，糊口都很勉强。为了来快钱，父亲赶去几十里外的水库工地做工，去几里外的南港（抚河上游的支流）捞沙，一鸡公车一鸡公车地推到家门口贩卖……那都是不要命的苦力活。
他就像一株被名叫生活的巨石压实的小草，顽强地，一点一点，从缝隙里钻出来。
这样的家庭条件，父亲哪来的余钱去买降压药？听说每天吃几粒花生米可以降血压，这比药便宜多了，自然，花生米成他了的心之所系，生命所托。
电影《我不是药神》有句扎心的台词：“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
我的世界病了，只因为穷。
每每想到这，我怎么都无法原谅自己当年伸手向父亲讨要花生米吃，贪图那溢于唇齿间的脆与香。如果世界上有时空快递，我愿倾尽所有，给当年的父亲发一蛇皮袋花生米，每月一袋，定时足量供应。可惜，世上没有所谓的时空穿梭，人间只有悔恨啊。
对花生米，终究还是恐惧取代了好感，这和大人们的一次夜聊有关。
那个夏夜，星河灿烂，凉风以梦幻般的速度，在屋内屋外呢喃。父亲和大人们聚在耳门口的巷子里，边吸烟边聊天，猛地蹦出一个话题，让我对花生米产生了惊恐。
那是新时期以来最厉害的一次“严打”。他们所聊，没有用“杀人”，甚至“枪毙”等字眼，许是顾及少儿不宜吧，而是用“吃花生米”指代，还特别强调—那粒花生米，得家属花五块钱去购买。什么花生米那么贵，论粒卖，还五块钱一颗？有这些钱，在集上足够买半担了吧。买米的话，够一家人吃半个月呢。偷听到这儿的时候，我纳闷得很，感觉像天井外黑沉沉的暗夜，有股難以言述的压抑，胸口像是压着铅块，喘不过气来。
惊恐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再见到父亲吃花生米，便不再伸手要了。
大人们的无心之举，有心之语，竟阻断了我对花生米的觊觎，太意外了。
也许是关注点不再落于花生米上，也许，父亲真的连一天吃几粒花生米的钱也没有，此后，我真的没再看到他嚼花生米！直到家里彻底摆脱了困窘，在隐于山林的田地种上了花生，我们家和村里人一样，才实现了“花生米自由”。
只有吃饱之后，村民才有心情、余力和闲地种花生、甘蔗、西瓜、向日葵等。那时，我已上高中了，暑假回来，“双抢”（早稻抢收，晚稻抢种）是必修课，之前还要拔豆，之后又是收花生，那也是逃不掉的必选课。“双抢”之后，人已累得脱了几层皮，手脚酸疼得不听使唤，再迎着吃人的秋老虎，去山地里拔花生，无异于人间酷刑。
对花生的好感，就此丧失殆尽，任它怎么香脆。
1994年，我到客家摇篮赣州念书。 客家美食，名扬天下，我最爱那里的小吃—多味花生;后来，市面又出了南酸枣糕，一吃为之倾心，这两样成了我零食世界的两大最爱。同样是油炸花生米，但牡丹亭牌多味花生（不知现在还有没有正常生产，已经很久没在市面上见过了）炸之前，裹了一层淀粉，吃起来，多了一重味，难怪叫“多味”呢。只吃那么一粒，就唤回我对花生的好感，哪怕前一个暑假才刚过去没几天呢。一块钱一包的多味花生，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没有半点任性的实力，抠抠搜搜，怎么也吃得不尽兴。吃一粒，回味半天，吃一包，足以在脑海里滋滋回荡半年。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能不让父亲尝尝？手头再拮据，也得省出一点钱来，买包回家，与父亲分享。
寒假，回到赣东的家乡小村陈坊，父亲见我掏出一包多味花生来，连忙责怪我乱花钱。但他吃了一粒后，责骂秒变夸赞：“好吃，真好吃。剩下的，留给你妈尝一尝。”
我说：“尽管吃吧，我还有一包呢。买了两包。”
父亲一直是个严厉的人，对我尤其是，所以，怕他，不是一点半点，以恐惧的形式深植于内心。但那次见他开心地嚼多味花生，丝毫不见往日种种严厉，只剩孩子式的狡黠与满足，我像窥见了一个难得的秘密似的，有了新洞見—原来，父亲也有我不曾知晓的大男孩的一面：淘气，顽皮，还有那么一点点小可爱。
我暗自发誓，等暑假回家，一定多带几包多味花生，给父亲好好过过嘴瘾。可惜，天不遂人愿，来年初春，父亲就匆匆离开人世，再也没有吃到儿子给他买的第二包牡丹亭牌多味花生。
打那以后，多味花生，再也没吃过，尤其是牡丹亭牌。这不是迁怒，也不算连坐，到底是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
2013年，女儿幼儿园毕业，我意外地接到一个写作任务。按照出版方的要求，写我怎么带孩子，怎么实施家庭教育，怎么陪女儿走过幼儿园三年，迎接上小学的。“幼小衔接”，如今是个热门教育话题，那个时候，身处其中，还不怎么觉得，深陷写作项目后，才发现，这里原本就是个大大的世界。
写累了，好友吴大师到我家楼下，约我下来喝酒，在等上菜的时候，我们要来一盘花生米。几粒花生米一口酒，一个热菜没上，就那么任性地干掉一瓶四星白酒。我醉了，他还像唐僧一样碎碎念：“你要多喝一点，写东西太苦了，喝酒能解乏呢。”
“但凡有一粒花生米，也不至于醉成这样。”而我，在那个夏天醉倒在一盘花生米里，仿佛倾注了我一生所有的情感。
花生米，花生米，最逗乐的，莫过于女儿那次给我出的脑筋急转弯。
那时，她尚在幼儿园，享受人生天真无邪的快乐时光。一个天朗气清的下午，到莱茵幼儿园接她回家，一见到我，她就兴冲冲地给我出题：“老爸，老爸，给你出个脑筋急弯！请问，米是谁生的？”
米的前生是谷，稻谷长在水田，自然属于大地生的啊，于是我秒答：“大地。”
女儿说：“不对，你再猜。”
每年清明前，农民把稻谷投入河水里浸，每天再用温水浇几遍，经历浸种、发芽、撒种、成秧、移插等几道工序，秋来稻浪翻金黄，一派丰收景象。稻谷脱粒去壳，就成了米。谷是米的前生，米是谷的来世，照此看来，米的妈妈应该是谷子吧。
女儿语气坚决地说：“不对，你再猜。”
我无奈地举了白旗，说：“猜不出来了，快公布答案吧！”
女儿说：“米的妈妈是花呀！”
乍一听，是那么回事;细一想，世上绝大多数植物都经历了开花，才结果的，难道，它们的妈妈都是花吗？
我不解地问：“为什么呢？”
女儿呵呵一笑，说：“花生米呀！”
引子：一粒花生米的人世流光
缕缕晨光打在睡意蒙眬的脸上，源于江西的米粉，唤醒南昌人沉睡一宿的胃，嗦粉的呲溜声是不够的，得嘎嘣的脆响来辅佐，才妙。谁能担此重担呢？花生米。
遍布街头巷尾的早餐店，油汪汪的拌粉永远霸占主角位置，如影随形的配角，是那传承千年的瓦罐汤。店老板将煮熟的米粉，一把抓入漏勺，投进沸水中焯一遍，然后，倒扣入碗，七七八八的调料，不停地往里添，嘴上还不忘问询：“要不要加辣椒？”拨，拉，挑，挤，扑，摇，搅……一套动作下来，行云流水般，看得人眼花缭乱。你还没缓过神来，老板早已换了一把汤匙，舀几粒花生米，撒在咕咕往上冒的汽里，仿佛云雾里垂降天外陨石。这样，一碗南昌特色拌粉，才算大功告成。
没有花生米的南昌拌粉，是没有灵魂的。
江西人辣声在外，人称“不怕辣，辣不怕，怕不辣”，果真如此吗？非也。怕辣的，大有人在，要不然，千店一律的“要不要加辣椒”，就不会成为南昌早餐店的招牌式互动语。但从未见哪个店家向食客发问：“要不要加花生米？”除了掉光牙齿的长者，无人能抵挡一粒花生米的诱惑。
有次，骑自行车返家，路遇与我一样蹬单车的汉子，人壮如牛，车歪欲散。那么破的一辆老式二八自行车，居然驮着沉沉一蛇皮袋的花生米，招摇过市。追上他的时候，我特意放慢车速，向他打听：“你这花生米很好啊。多少钱一斤？我想买一点。”他嘿嘿一笑：“我也是刚买的，才不卖呢！”我穷追不舍，问道：“这么多，你吃得完呀？”他说：“当然，不到一个月，就没了。”我的天啊，你这是拿花生米当饭吃吗？不等我问出口，他解释道：“我开早餐店的，每个月都要用一百多斤花生米。”
原来如此。
一个小小的早餐店，一年就要消耗一千多斤花生米，想想整个南昌，一年要吃掉多少粒花生米，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有人笑言：“但凡有一粒花生米，也不至于醉成这样。”饮酒者，尤其是高度白酒爱好者，视花生米如第三条命（第二条命是白酒），就像韩国炸鸡配啤酒，美国薯条搭加冰可乐，夏天的小龙虾就冰啤酒，一样一样的。
花生米是芡，勾出南昌拌粉的灵魂，也引得水中火焰—白酒，登上灵魂升华的直通车。
素喜花米生，是打小落下的根。
打我记事起，就喜欢玩一个猜谜游戏，谜面是：“麻麻壳，尖尖嘴，个个喜欢你。”
谜底像一道闪电，划破我儿时的心空：花生。
一开始，是母亲给我出的谜，愚笨如我，想破脑袋也不明所以，央求给点提示。
母亲说：“你过年喜欢吃的。”
我尖叫：“糖！”
母亲笑了，诘问：“糖有麻麻壳？”
我争辩道：“糖是尖尖嘴！”
转念一想，确实对不上。于是，将过年才能吃到的小零食，在脑海里一个一个过筛，发饼、桔饼、柿饼、龙须糕……跟“麻麻壳，尖尖嘴”怎么都对不上？
母亲公布答案后，才恍然大悟。这谜面设置得令人叫绝，尤其是最后一句“个个喜欢你”，一语道尽人们对花生的好感。
花生米，好就好在一个字：香。生吃香，炒熟，更香，还脆，以至后来我每次看到尖尖嘴的麻麻壳，视若至宝，口舌生津，顿感心情无比畅快。
早先，我对花生的认识，比文盲还文盲，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误解，此误如浓雾，弥漫整个孩提时代。
我一直觉得花生跟枣、柿一样，垂挂于树，而不可能长在地里。这两种随处可见的果树，像是在跟地里的野草较劲似的，疯了一样将村里村外占了个遍。为何将花生与这两种果树天然地联系在一起？成了我难解的人生之谜。
我所看到的花生，仅零星地散落于过年待客时的果盘，那是比白球鞋还珍贵的稀罕物。
直到有一天，在小学语文课上，学了一篇课文—现代作家许地山先生的散文《落花生》，才走出多年的蒙昧，首次獲得科学认知。
在这篇才几百字的课文里，作者的母亲和几个孩子沟通在地里种花生事宜，父亲借机生发，适时地端上一碗“心灵鸡汤”：“花生的好处很多，有一样最可贵：它的果实埋在地里，不像桃子、石榴、苹果那样，把鲜红嫩绿的果实高高地挂在枝头上，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你们看它矮矮地长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必须挖起来才知道。所以你们要像花生一样，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
我全然无视这碗难得的“心灵鸡汤”，闪电般地举手发问：“老师，花生怎么会是种在地里的东西？不是长在树上的吗？”
对语文老师的回答，我不满意，回家后，又问父亲—那个时候，总觉得父亲是无所不知的全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令我佩服得紧。得到父亲肯定的回答，我才不得不信：花生原来真是长在地里的。
当晚，我还问了父亲两个问题：“明明是花生，为何课本里硬要在它前面加一个字，叫它‘落花生’？花生原本长地里，为什么我们家不种一点？我想吃花生啊。”
早已不记得父亲怎么回答，但我和父亲之间因花生结下的“梁子”，这辈子都记得。
花生褪去过年时独有的节庆外衣，极其罕见地现身于寻常日子，让我头一回感到惊讶。父亲怎么有花生也不告诉我，一个人吃独食呢？到底还亲不亲这个儿子呀？
最初发现花生米，仅三两粒，在父亲的掌心，在他咀嚼的齿间。尚在手上的，若被我发现，毫无疑问，一定会落入我口。
这是哪来的花生米呢？
当然不是父亲挨一顿痛打换来的，更不可能是捡的，依他的意思，买来当药吃的。这个解释，让我满腹怨气像漏了气的皮球，瞬间小了很多。那时，父亲的血压很高，经常看他从褐黄色的玻璃小罐里，抖漏出一粒白白细细圆圆的药片，落在手心，仰头，张嘴，倒入，眼一闭，嘴像无牙的老人家猛抽抽几下，干咽，入肚。无数次看那小药罐，上面白底黑字赫然写着：复方降压片。 父亲为什么不吃药，改吃花生了呢？
直到过了很久，我才慢慢搞懂悟透，彻底驱散“童年迷雾”。为何大家都不种花生？为何父亲不吃降压药，改用自然疗法，用花生米来担当降压大任？原因就一个字：穷。
饭都吃不饱，哪来的闲田，给花生留一个生长的位置？肚子都咕咕叫，哪来的钱买复方降压片？
上世纪80年代初，分田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像风吹过原野，绿出希望的原色。“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部是自己的”这个口号被父亲用粗长的排笔，蘸满白白的石灰，涂写在土墙上，宣告一个不同以往的新时代要扑面而来了。光最后一句“剩下全部是自己的”，就激发了陈坊村农民内心潜藏多年的生产热情，玩命似的种田，搏命一样交公粮（谷子），交提留（开始还是谷子，后期可以用钱去抵扣，再后来变成按田亩摊派，这些作法最后于2006年被时代巨轮辗碎，彻底抛入历史垃圾箱，就此，陈坊村有史以来进入种田可以领补贴的时代）。人们热火朝天地干活，早起拾粪，中午不休，漏夜放水，一天到晚泡田蹲地，把庄稼当成自家孩子照看，陈坊村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为了给生猪一口吃食，村集体统一在河滩划出一片荒地，分给大家种，人称“猪田”，不用给国家交税，也不必交村提留，属陈坊“免税区”。自从我1994年离开陈坊，所谓的“猪田”，从来就没种过猪吃的，一直都种水稻，因为土地肥沃，那里产的米，香糯甜软，一吃难忘。
1998年暑假，我从南昌赶回老家，母亲还让我在猪田里插秧。因为图快，触到水田里锐利的石头，顿时麻焦火辣从手指传来，一直痛到心间，时至今日，每每忆及，那种钻心的痛，依然让我怀疑人生。那时，父亲已离开我们三年，我已在省城工作两年，每月仅两三百元的薪俸。无奈地接过父亲的穷衣钵，一径地穷下去，无力也无法摆脱现实的贫困，回到陈坊村，插秧、收割的活，一样都不会少。我是这样，好些农村考学出来的，同样如此。
著此文时，我已到了父亲不服降压药而改吃花生米的那个年纪。基因传承，和他一样，我也罹患高血压症。最难受的时候，太阳穴怦怦直跳，像孙悟空被套上紧箍咒似的，被无形的东西扎得紧紧的，头疼欲裂。想起儿时，看父亲因血压高而扭曲变形的脸，我超然事外，在心里窃笑，嘲笑，像看猴子演把戏似的。今天想来，纵千万行流经心里的苦泪，也洗刷不清当年我对父亲的轻慢。
今天，我去药店买一盒降压药，两板吃两周，只需35元，到医院用“慢性病”开处方药，才三五块钱而已，相比每月到手的六七千的薪水，简直九牛一毛。我多想带着一盒一盒的降压药，乘坐时空穿梭机，回到过去，亲自送达父亲手上，让他别再徒劳地寄希望于花生米。
一直以来，父亲的收入少得可怜。身为高湖村小学赤脚教师的他一直羡慕有一天能穿上“袜子”（转正式教师），不再“赤脚”。起初，父亲一天可收五毛，后来，涨到一块钱，都不够交我三个姐姐和我的学费。姐姐们都没念完小学，一一辍学在家，做点鞭炮下手活，贴补家用。妹妹的学业止步于五年级，连小学毕业证都懒得去领。其实，她的学习成绩一直都不错，但姐姐们都那样，自然知道自己面对读书和辍学的二元选择，该如何做才是对的。我能从乡下考出来，背后是父亲无尽的付出，一家人默默的支持，尽显河山悲壮。
一家开销，靠的是田里、地里出产的庄稼。到头来，捉襟见肘，糊口都很勉强。为了来快钱，父亲赶去几十里外的水库工地做工，去几里外的南港（抚河上游的支流）捞沙，一鸡公车一鸡公车地推到家门口贩卖……那都是不要命的苦力活。
他就像一株被名叫生活的巨石压实的小草，顽强地，一点一点，从缝隙里钻出来。
这样的家庭条件，父亲哪来的余钱去买降压药？听说每天吃几粒花生米可以降血压，这比药便宜多了，自然，花生米成他了的心之所系，生命所托。
电影《我不是药神》有句扎心的台词：“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
我的世界病了，只因为穷。
每每想到这，我怎么都无法原谅自己当年伸手向父亲讨要花生米吃，贪图那溢于唇齿间的脆与香。如果世界上有时空快递，我愿倾尽所有，给当年的父亲发一蛇皮袋花生米，每月一袋，定时足量供应。可惜，世上没有所谓的时空穿梭，人间只有悔恨啊。
对花生米，终究还是恐惧取代了好感，这和大人们的一次夜聊有关。
那个夏夜，星河灿烂，凉风以梦幻般的速度，在屋内屋外呢喃。父亲和大人们聚在耳门口的巷子里，边吸烟边聊天，猛地蹦出一个话题，让我对花生米产生了惊恐。
那是新时期以来最厉害的一次“严打”。他们所聊，没有用“杀人”，甚至“枪毙”等字眼，许是顾及少儿不宜吧，而是用“吃花生米”指代，还特别强调—那粒花生米，得家属花五块钱去购买。什么花生米那么贵，论粒卖，还五块钱一颗？有这些钱，在集上足够买半担了吧。买米的话，够一家人吃半个月呢。偷听到这儿的时候，我纳闷得很，感觉像天井外黑沉沉的暗夜，有股難以言述的压抑，胸口像是压着铅块，喘不过气来。
惊恐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再见到父亲吃花生米，便不再伸手要了。
大人们的无心之举，有心之语，竟阻断了我对花生米的觊觎，太意外了。
也许是关注点不再落于花生米上，也许，父亲真的连一天吃几粒花生米的钱也没有，此后，我真的没再看到他嚼花生米！直到家里彻底摆脱了困窘，在隐于山林的田地种上了花生，我们家和村里人一样，才实现了“花生米自由”。
只有吃饱之后，村民才有心情、余力和闲地种花生、甘蔗、西瓜、向日葵等。那时，我已上高中了，暑假回来，“双抢”（早稻抢收，晚稻抢种）是必修课，之前还要拔豆，之后又是收花生，那也是逃不掉的必选课。“双抢”之后，人已累得脱了几层皮，手脚酸疼得不听使唤，再迎着吃人的秋老虎，去山地里拔花生，无异于人间酷刑。
对花生的好感，就此丧失殆尽，任它怎么香脆。
1994年，我到客家摇篮赣州念书。 客家美食，名扬天下，我最爱那里的小吃—多味花生;后来，市面又出了南酸枣糕，一吃为之倾心，这两样成了我零食世界的两大最爱。同样是油炸花生米，但牡丹亭牌多味花生（不知现在还有没有正常生产，已经很久没在市面上见过了）炸之前，裹了一层淀粉，吃起来，多了一重味，难怪叫“多味”呢。只吃那么一粒，就唤回我对花生的好感，哪怕前一个暑假才刚过去没几天呢。一块钱一包的多味花生，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没有半点任性的实力，抠抠搜搜，怎么也吃得不尽兴。吃一粒，回味半天，吃一包，足以在脑海里滋滋回荡半年。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能不让父亲尝尝？手头再拮据，也得省出一点钱来，买包回家，与父亲分享。
寒假，回到赣东的家乡小村陈坊，父亲见我掏出一包多味花生来，连忙责怪我乱花钱。但他吃了一粒后，责骂秒变夸赞：“好吃，真好吃。剩下的，留给你妈尝一尝。”
我说：“尽管吃吧，我还有一包呢。买了两包。”
父亲一直是个严厉的人，对我尤其是，所以，怕他，不是一点半点，以恐惧的形式深植于内心。但那次见他开心地嚼多味花生，丝毫不见往日种种严厉，只剩孩子式的狡黠与满足，我像窥见了一个难得的秘密似的，有了新洞見—原来，父亲也有我不曾知晓的大男孩的一面：淘气，顽皮，还有那么一点点小可爱。
我暗自发誓，等暑假回家，一定多带几包多味花生，给父亲好好过过嘴瘾。可惜，天不遂人愿，来年初春，父亲就匆匆离开人世，再也没有吃到儿子给他买的第二包牡丹亭牌多味花生。
打那以后，多味花生，再也没吃过，尤其是牡丹亭牌。这不是迁怒，也不算连坐，到底是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
2013年，女儿幼儿园毕业，我意外地接到一个写作任务。按照出版方的要求，写我怎么带孩子，怎么实施家庭教育，怎么陪女儿走过幼儿园三年，迎接上小学的。“幼小衔接”，如今是个热门教育话题，那个时候，身处其中，还不怎么觉得，深陷写作项目后，才发现，这里原本就是个大大的世界。
写累了，好友吴大师到我家楼下，约我下来喝酒，在等上菜的时候，我们要来一盘花生米。几粒花生米一口酒，一个热菜没上，就那么任性地干掉一瓶四星白酒。我醉了，他还像唐僧一样碎碎念：“你要多喝一点，写东西太苦了，喝酒能解乏呢。”
“但凡有一粒花生米，也不至于醉成这样。”而我，在那个夏天醉倒在一盘花生米里，仿佛倾注了我一生所有的情感。
花生米，花生米，最逗乐的，莫过于女儿那次给我出的脑筋急转弯。
那时，她尚在幼儿园，享受人生天真无邪的快乐时光。一个天朗气清的下午，到莱茵幼儿园接她回家，一见到我，她就兴冲冲地给我出题：“老爸，老爸，给你出个脑筋急弯！请问，米是谁生的？”
米的前生是谷，稻谷长在水田，自然属于大地生的啊，于是我秒答：“大地。”
女儿说：“不对，你再猜。”
每年清明前，农民把稻谷投入河水里浸，每天再用温水浇几遍，经历浸种、发芽、撒种、成秧、移插等几道工序，秋来稻浪翻金黄，一派丰收景象。稻谷脱粒去壳，就成了米。谷是米的前生，米是谷的来世，照此看来，米的妈妈应该是谷子吧。
女儿语气坚决地说：“不对，你再猜。”
我无奈地举了白旗，说：“猜不出来了，快公布答案吧！”
女儿说：“米的妈妈是花呀！”
乍一听，是那么回事;细一想，世上绝大多数植物都经历了开花，才结果的，难道，它们的妈妈都是花吗？
我不解地问：“为什么呢？”
女儿呵呵一笑，说：“花生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