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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K28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9）02-0115-02
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首次将“符号学”概念引入人类学研究，并将文化定义为“由符号和象征编织成的意义之网”。后渐次有学者用符号学阐释文化，如维克多·特纳将符号视为一种意义的载体，认为它是分析工具，是仪式语境中的物体、行动、关系、事件、体态和空间单位。由此，一门以符号学为理论支点的交叉学科——符号人类学产生了。符号人类学将各种具体文化事象看作特有的符号体系，深描文化事象的构成要素，从而对其背后的本质进行深层次的解读。
符号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从某种意义而言，民族符号就是该民族历史文化过程中传承下来的别的民族没有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包括艺术、体育、语言文学和生活习俗。始终保持“乡民本色”的土家织锦代表着土家族的民族符号，它已经成为一种民族精神的图像符号。最近，湖北民族大学冉红芳的《民族的符号：土家织锦文化遗产研究》（以下简称《民族的符号》）一书已于2017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民族的符号》另辟蹊径从符号学的角度解读蕴含于土家织锦之中的文化意蘊，全书共分为8章27节，近35万字。该书基于符号人类学视角，不仅对土家织锦的文化意蕴进行深层次阐释，还对其传承发展前景倾注了现实关怀，体现出学术服务社会的现实需求。
一、崭新的研究视角：符号化的土家织锦
纵观学界对土家织锦的研究成果，大多立足于民族学、艺术美学、历史学等学科，而鲜有运用符号学方法对土家织锦进行研究。《民族的符号》以符号学视角，对土家织锦文化要素进行解构，在此基础上探讨其中蕴涵的文化特性。土家织锦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现象，著者认为，土家织锦“西兰卡普”的纹样形成是伴随着土家族族体的形成、发展、迁移和混融而形成的，钩沉了几千年土家族传统文化沉淀，也反映了土家人的精神特质。以土家织锦与土家族体、土家社会互动为研究基调，并对“西兰卡普”经典纹样进行了人类学的分析。视为巴楚地区崇蛇现象的龙蛇纹样体现了土家人对生存希望的期盼；使用频率高的勾系列纹，既是“生殖信仰”和“祖先崇拜”的表达，也折射出土家人热情向上、刚劲淳朴的民族精神；争议较多的“台台花”纹样隐喻土家族人渴求子孙繁衍的心理特征；“卍”字纹是太阳与火的崇拜，诠释了源远流长的美好愿望。将这些物态化的纹样借用索绪尔揭示的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两大属性，指出“西兰卡普”的能指就是我们今天仍在传承和保护的传统图案，而所指是文化持有者的生活方式、哲学体系和思维方式等文化核心内涵的关键。符号化的“西兰卡普”的文化含量和审美艺术也更上了一个平台。
《民族的符号》将西兰卡普置于一种多元文化融合的语境。作为土家多元文化融合的象征性符号，著者认为这种融合主要表现为汉文化的浸润，如赋意于图案、汉族民间故事的采借和汉族吉祥纹样与文字的移植。再者是与佛教、道教内含“卍”图文的交融。同时与现代文化相结合，吸收了大量现代图案。著者通过西兰卡普与其它文化交流的微观考察，凸显了土家文化的兼容并蓄，也正是在这样的交流交融中逐渐形成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
二、强烈的现实关怀：“本真性"的传承与保护
从“土花铺盖”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土家织锦作为一种地域性的民间传统手工艺，历史较为悠久，其发展过程也经历了辉煌与衰落。著者认为，“‘土家织锦’的传统纹样和繁杂的传统技艺也随着全球化的浪潮逐渐淡出乡民社会。在大量的田野调查后，著者归纳总结了土家织锦在发展过程中面对的诸多困境，诸如“传统纹样的大量流失、土家织锦图案残存碎片、文化产品变样以及传承断代”等。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传承主体断代、产品滞后、传承主体与社会力量的整合不协调、“落后”的思想观念等不利因素。
面对这些问题和不利的发展状况，著者及其研究团队扎根田野，深入龙山、永顺、保靖、古丈、酉阳、黔江、来凤等40余个乡镇调查收集了266种传统纹样，对土家织锦的图案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本书的核心定位于织锦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出对土家织锦文化的五种保护模式，并对数字化保护模式作了详细叙述，认为留住“本真性”是其发展目标，并回答了土家织锦困境的关键所在，提出了可操作的保护建议，正是一个学者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表现。著者在行文中流露出对土家织锦的现实关怀，寓情于文。
三、深入的田野调查：参与观察与全景书写
白2009年至2012年间，著者先后四次深入湘西酉水流域进行田野调查，累计达半年多时间。在田野调查中既有深度访谈、参与观察，也有问卷调查、统计分析。调查主要集中于土家织锦图案的收集统计和生产工具、工艺流程的详细记录。复杂的工艺流程背后所串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著者为了详细了解这一过程，专门学习“打花”和“牵花”，正是这种求索的精神，细致入微的体验让文本表述更令人信服，也为土家织锦数字化传承实现传统工艺流程自动化奠定了基础。在资料处理上，除了引用丰富的史料，还注重田野材料的呈现。著者除了访谈多位织锦传承人，还注重与本土学者的深入交流，将这些详实的访谈实录呈现给读者，保持了材料的真实性，正是书写织锦传承群体的一个亮点。
同时研究并不局限于织锦的传承群体，叶家寨、捞车村为代表的捞车河流域土家织锦“原生态存留地”的宗教信仰、民间艺术、风俗习惯也进行深入剖析，运用文化整体观将土家族的社会文化生活纳入研究视野，体现出理论与现实的关照。正是著者如此扎实的田野调查，使其对土家织锦图案、工艺流程、传承群体及其保护模式的探讨言之凿凿。
总的来看，《民族的符号》一书，以土家族典型的民族文化符号“西兰卡普”为研究对象，采用鲜有涉足的“符号学”理论进行解读，秉持土家织锦“本真性”的传承与保护，将这一独特民族文化符号置放于当下文化变迁中，将文献记载与田野调查两者结合，对特定地区、特定群体进行调查，窥一斑而见全豹，微观与宏观相契合，不仅是对土家织锦这一个案的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对其它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民族的符号》一书也不是完美无缺，对文化生态重构和传统文化空间的学理探讨不够，这也正是民间工艺未来学术研究的新方向。
责任编辑：刘冰清
文字校对：赵颖
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首次将“符号学”概念引入人类学研究，并将文化定义为“由符号和象征编织成的意义之网”。后渐次有学者用符号学阐释文化，如维克多·特纳将符号视为一种意义的载体，认为它是分析工具，是仪式语境中的物体、行动、关系、事件、体态和空间单位。由此，一门以符号学为理论支点的交叉学科——符号人类学产生了。符号人类学将各种具体文化事象看作特有的符号体系，深描文化事象的构成要素，从而对其背后的本质进行深层次的解读。
符号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从某种意义而言，民族符号就是该民族历史文化过程中传承下来的别的民族没有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包括艺术、体育、语言文学和生活习俗。始终保持“乡民本色”的土家织锦代表着土家族的民族符号，它已经成为一种民族精神的图像符号。最近，湖北民族大学冉红芳的《民族的符号：土家织锦文化遗产研究》（以下简称《民族的符号》）一书已于2017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民族的符号》另辟蹊径从符号学的角度解读蕴含于土家织锦之中的文化意蘊，全书共分为8章27节，近35万字。该书基于符号人类学视角，不仅对土家织锦的文化意蕴进行深层次阐释，还对其传承发展前景倾注了现实关怀，体现出学术服务社会的现实需求。
一、崭新的研究视角：符号化的土家织锦
纵观学界对土家织锦的研究成果，大多立足于民族学、艺术美学、历史学等学科，而鲜有运用符号学方法对土家织锦进行研究。《民族的符号》以符号学视角，对土家织锦文化要素进行解构，在此基础上探讨其中蕴涵的文化特性。土家织锦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现象，著者认为，土家织锦“西兰卡普”的纹样形成是伴随着土家族族体的形成、发展、迁移和混融而形成的，钩沉了几千年土家族传统文化沉淀，也反映了土家人的精神特质。以土家织锦与土家族体、土家社会互动为研究基调，并对“西兰卡普”经典纹样进行了人类学的分析。视为巴楚地区崇蛇现象的龙蛇纹样体现了土家人对生存希望的期盼；使用频率高的勾系列纹，既是“生殖信仰”和“祖先崇拜”的表达，也折射出土家人热情向上、刚劲淳朴的民族精神；争议较多的“台台花”纹样隐喻土家族人渴求子孙繁衍的心理特征；“卍”字纹是太阳与火的崇拜，诠释了源远流长的美好愿望。将这些物态化的纹样借用索绪尔揭示的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两大属性，指出“西兰卡普”的能指就是我们今天仍在传承和保护的传统图案，而所指是文化持有者的生活方式、哲学体系和思维方式等文化核心内涵的关键。符号化的“西兰卡普”的文化含量和审美艺术也更上了一个平台。
《民族的符号》将西兰卡普置于一种多元文化融合的语境。作为土家多元文化融合的象征性符号，著者认为这种融合主要表现为汉文化的浸润，如赋意于图案、汉族民间故事的采借和汉族吉祥纹样与文字的移植。再者是与佛教、道教内含“卍”图文的交融。同时与现代文化相结合，吸收了大量现代图案。著者通过西兰卡普与其它文化交流的微观考察，凸显了土家文化的兼容并蓄，也正是在这样的交流交融中逐渐形成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
二、强烈的现实关怀：“本真性"的传承与保护
从“土花铺盖”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土家织锦作为一种地域性的民间传统手工艺，历史较为悠久，其发展过程也经历了辉煌与衰落。著者认为，“‘土家织锦’的传统纹样和繁杂的传统技艺也随着全球化的浪潮逐渐淡出乡民社会。在大量的田野调查后，著者归纳总结了土家织锦在发展过程中面对的诸多困境，诸如“传统纹样的大量流失、土家织锦图案残存碎片、文化产品变样以及传承断代”等。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传承主体断代、产品滞后、传承主体与社会力量的整合不协调、“落后”的思想观念等不利因素。
面对这些问题和不利的发展状况，著者及其研究团队扎根田野，深入龙山、永顺、保靖、古丈、酉阳、黔江、来凤等40余个乡镇调查收集了266种传统纹样，对土家织锦的图案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本书的核心定位于织锦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出对土家织锦文化的五种保护模式，并对数字化保护模式作了详细叙述，认为留住“本真性”是其发展目标，并回答了土家织锦困境的关键所在，提出了可操作的保护建议，正是一个学者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表现。著者在行文中流露出对土家织锦的现实关怀，寓情于文。
三、深入的田野调查：参与观察与全景书写
白2009年至2012年间，著者先后四次深入湘西酉水流域进行田野调查，累计达半年多时间。在田野调查中既有深度访谈、参与观察，也有问卷调查、统计分析。调查主要集中于土家织锦图案的收集统计和生产工具、工艺流程的详细记录。复杂的工艺流程背后所串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著者为了详细了解这一过程，专门学习“打花”和“牵花”，正是这种求索的精神，细致入微的体验让文本表述更令人信服，也为土家织锦数字化传承实现传统工艺流程自动化奠定了基础。在资料处理上，除了引用丰富的史料，还注重田野材料的呈现。著者除了访谈多位织锦传承人，还注重与本土学者的深入交流，将这些详实的访谈实录呈现给读者，保持了材料的真实性，正是书写织锦传承群体的一个亮点。
同时研究并不局限于织锦的传承群体，叶家寨、捞车村为代表的捞车河流域土家织锦“原生态存留地”的宗教信仰、民间艺术、风俗习惯也进行深入剖析，运用文化整体观将土家族的社会文化生活纳入研究视野，体现出理论与现实的关照。正是著者如此扎实的田野调查，使其对土家织锦图案、工艺流程、传承群体及其保护模式的探讨言之凿凿。
总的来看，《民族的符号》一书，以土家族典型的民族文化符号“西兰卡普”为研究对象，采用鲜有涉足的“符号学”理论进行解读，秉持土家织锦“本真性”的传承与保护，将这一独特民族文化符号置放于当下文化变迁中，将文献记载与田野调查两者结合，对特定地区、特定群体进行调查，窥一斑而见全豹，微观与宏观相契合，不仅是对土家织锦这一个案的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对其它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民族的符号》一书也不是完美无缺，对文化生态重构和传统文化空间的学理探讨不够，这也正是民间工艺未来学术研究的新方向。
责任编辑：刘冰清
文字校对：赵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