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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些年，伴随着广场舞在大陆城市的风靡，“广场舞大妈”逐渐成为媒体竞相报道的对象。那么媒介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广场舞大妈”形象？这样的呈现是否合理？形象建构的背后反映出怎样的现实问题？本文以“广场舞大妈”为研究对象，以2014年媒介报道为例，以“百度新闻”为搜索平台，通过标题关键词的抓取和报道类别的划分展开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广场舞大妈媒介报道形象建构
2013年4月，国际金价暴跌，媒体将参与抢购黄金的中国女性群体形容为行事风格、思维逻辑不可理解的一群人，“中国大妈”一词随之诞生；很快，《华尔街日报》专门创造了英文单词“dama”来指代这个群体，该词频繁出现在广场舞的相关报道中；①甚至有媒体将所有热点事件中呈现出来的“中国大妈”特征进行汇总和分类，其中“爱跳舞”、“自私”、“公共意识弱”这三个关键词名列前三。②如今，每当“广场舞”与“大妈”碰撞到一起，人们往往对其有着复杂的感情色彩和价值评判。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探讨媒介对“广场舞大妈”的形象构建问题，为从繁杂的报道中甄选出研究所用，故对新闻文本选择的方法和时间范围作了限定。
1、新闻文本的筛选
本文以“百度新闻”为搜索工具，为避免大量无关或关联度低的文本，我们在其“高级搜索”中，以“广场舞”、“大妈”为双关键词进行搜索，并限定关键词位置为“仅在新闻标题中”，同时剔除评论文本。（因平台技术和报道被删等原因，不同时间使用“百度新闻”进行搜索时，结果会有误差，本研究进行样本搜索统计的时间为2015年4月10日、11日，较接近样本年份，误差相对较小。）
2、时间限定
“广场舞大妈”的报道从近些年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到2014年呈现爆炸式增长，有网友称，“广场舞”和“大妈”或成为2014年最热门词汇。综合考虑样本的代表性、时效性及研究的可操作性，本文选择 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为时间范围。
根据上述条件，共筛选出有效报道样本3457篇（含同题不同媒体的报道及转载）。
二、研究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述方法，我们进行样本整理：一方面将围绕广场舞常出现的群体及他们对应的关联词进行罗列；另一方面以新闻的基本内容和词语的感情色彩对报道类别进行划分。
1、标题关键词的提炼
在广场舞的报道中主要有三类人：“广场舞大妈”、居民和其他人。（见表1）
我国当前广场舞参与者过亿，主体人群是年龄30至65岁的中老年妇女。③宽泛而言，当下广场舞的主体就是“广场舞大妈”。在她们的关联词中，形容词和动词的使用最为频繁。在形容词的选择上，如“惊艳”、“快乐”和“自信”等，其本身并不构成新闻事件，且暗含一定的主观色彩，常出现在各类比赛或演出活动的报道中；而在动词方面，“扰民”、“占领”、“争抢”等词汇带有明显的攻击性，塑造出一群“盲目”、“冲动”和“非理性”的“大妈”形象。在“居民”的关联词中，如“抱怨”、“抗议”、“不满”、“报警”等皆是与广场舞者相对立的词汇，直指矛盾与冲突，且常出现连续性的动词叠加，如《广场舞大妈“入侵”西安地铁站市民吐槽大妈叫屈》，这类标题通过丰富的情节和故事性博取公众眼球，而公众从这类报道中看到的“居民”对“大妈”总体呈现负面情绪。除此以外，还有类似“非主流”、“疯狂”这类形容词，其往往仅为受访者的一句评价，媒体却将其置放于标题中，似有以偏概全之嫌，却能引发关注与话题。
2、报道类别的划分
根据标题及其内容，我们将样本报道划分为三类：关于“广场舞大妈”形象的正面报道、负面报道及其他。（见图1）
仅从数量上看，正面报道比负面报道多了一倍之多，而这与我们所做的一项调查结果有些出入④，结果显示，88.39%的受访者表示“看到或者听说过广场舞的相关新闻”，其中占比最高达五成以上的人表示看到最多的是关于“广场舞扰民导致冲突、居民抵制广场舞等相關新闻”。我们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以下几点：
（1）正面报道数量虽多但关注度不高
在样本中有大量关于“广场舞大妈”的正面报道，而反映她们“精神面貌和日常生活”的报道占比最高，内容多为锁碎之事，主要展现她们积极的生活状态，引发关注与讨论的效果甚微；占比其次的是“解决问题”类，这类报道虽在主动修补“广场舞大妈”的形象，但报道的前提是问题的存在，且有些解决措施并未得到认可，如“大妈戴耳机跳舞”的问题，起初在标题中常出现“获赞”、“好评”、“加分”等词汇，但很快质疑随之而来，“不划算”、“没有感觉”、“诡异”等词语频现报道标题，原本积极的解决办法反受争议；还有一些报道反映不同人群与“大妈”们的良性互动，这类报道的主体往往是“其他人”，“大妈”只作为一类构成要素；此外还有部分比赛活动类报道，内容大同小异，新闻价值不高。（见表2）
总体来看，正面报道里的“广场舞大妈”有着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主动解决问题、传递正能量的良好形象，但这类新闻不易刺激受众感官，且其中不乏宣传性报道和由正面转向争议的报道，对“大妈”的正面形象建构效果有限。
（2）负面报道常引发广泛关注和舆论热议
在负面报道中，“广场舞大妈”因争夺场地、噪音问题而引发的相互之间的和与他者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占报道总数的七成以上，这里呈现的“大妈”出现在火车车厢、高速公路、地铁站口等许多意想不到的公共场所，不顾一切地争夺地盘、肆意展现，因而招致投诉和暴力抵抗，被泼粪、驱逐和拘捕，而冲突往往产生于一群人之间，波及面较大，且事件内容极端、另类，新闻一出便掀起舆论浪潮；还有一些“广场舞大妈”的特殊事件因其在全国范围内不止一次发生，且属于集体事件，受到广泛关注，如“广场舞大妈”集体整容、集体被骗等，转载率较高，且具争议性；此外，质疑与代际矛盾也一直伴随着“广场舞大妈”。（见表3） 在这些报道中，“广场舞大妈”蛮不讲理、盲目冲动甚至缺乏基本的社会常识。正如《南方人物周刊》与新浪网联合进行的一次网络调查中，56%的人认为，“大妈”一词在现有的社会语境下带有“可笑、奇葩”或“费解、不可理喻”的意味。⑤
（3）其他类报道存在“贴标签”现象
在统计中发现，一些关于理财、金融、黄金类的报道实与“广场舞”无关，但媒介却将其与“广场舞大妈”关联，以此来制造话题。但观其内容，广场舞者的身份只是她们众多社会角色中的一个，甚至通篇报道鲜有提及，但标题却被贴上了“大妈”标签，如《A股市场昨成交超9148亿元广场舞大妈来开户了》，这类报道里的“广场舞大妈”似乎被建构成“有钱”、“任性”的角色形象，引发较多评论。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也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待媒介建构中的“广场舞大妈”：
首先，媒介呈现的“广场舞大妈”形象与现实并不完全相同。正面报道数量虽多，但因其内容的平淡和普通，引发社会关注的力量弱于负面报道。而媒体本身具备放大和聚焦功能，常追逐社会中的冲突与矛盾，引发二次甚至多次传播行为，刺激受众对信息的接受与记忆；加之近年来关于“扶摔倒老人反被讹”、“老人强行使人让座”等大量同类负面报道层出不穷，“大妈”、“老人”的群体形象渐渐被定型化，而负面形象的建构远比消除要容易得多，一旦形成所谓的“刻板印象”，难免产生偏见，而“这种种偏见基础上的决策和行为，正是这个世界许多矛盾与冲突的发源地之一。”⑥一些媒体在处理相关新闻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选取过激的词汇，甚至采用“贴标签”的方式，进一步将“大妈”的形象往负面方向引导，而那些即使与“大妈”没有直接接触的公众，也会因媒介环境的影响而对其产生负面情绪。媒介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感知世界的窗口，但并不是唯一途径，公众通过媒介看到的“广场舞大妈”可能并不完整，不能以偏概全。
其次，“广场舞大妈”被动地成为了当下舆论场中的弱势群体。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下，“大妈”们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并不能很好地利用媒介资源，公众在把她们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进行言语上的肆意消费时，却往往忽略了她们的表达，正如我们看到了铺天盖地的报道和来势凶猛的舆论，却很难在其中听见她们自己的声音；而媒介技术的发展也加深了代际差异、文化隔阂与理解缺失，“广场舞大妈”在舆论中的“缺席”，也是她们进一步招致污名的原因。根据戈夫曼对于污名的理解，招致污名的原因往往是由于被污名者的某些特征与社会对它的期望不同。⑦“大妈”们作为中老年妇女，被社会自然划分到边缘群体的行列，而在大量报道中我们看到了她们努力站上舞台中央以期获得驻足目光，她们积极参与各类活动以期获得社会认可，她们与衰老抗争以期获得自我解放，但这一切似乎与社会赋予“大妈”的期望之间发生了激烈碰撞，于是她们的诉求遭受公众的误解甚至谩骂，舆论淹没了她们的表达。
再次，“广场舞大妈”的形象构建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从报道内容来看，广场舞饱受诟病的问题除了噪音扰民，更多的关乎场地争夺。城市在发展中，受商品化经济的影响，公共空间越来越多地沦为明码标价的商业用地，被夹逼到有限的角落，“稀土为金”的城市商业法则难以满足日益壮大的公共文化需求。而在形象建构的初期，也是最关键的时期，大量的报道只呈现矛盾的表象，并未深究原因，以致不假思索的公众只能看到矛盾和在矛盾中被建构起来的“大妈”形象，却忽视了城市发展的现实弊病。
肯尼斯·伯克说过：“交流可以促进认同。随着认同的增强，共享的意义也会增加，从而增进理解，这一过程呈螺旋上升的趋势。”⑧诚然，当下“广场舞大妈”形象饱受争议的原因一方面来自参与者本身，但大众媒介对这类群体的刻画也起到重要作用。媒介需要思考报道倾向的平衡化，聆聽与传达不同利益方的声音，搭建平等而温和的对话平台，既要呈现问题，更要刨根问底、促成问题解决；公众在质疑和批判的同时，更应理性看待她们的个体生命经历、充分考虑现实环境，投以其谩骂不如给予其理解；而城市发展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应重视精神文化需求，为舞蹈搭建更广阔的舞台，为个体建构有意义的生命场域，从而消解冲突、建构信任与温暖的共同体。
【本研究受到安徽大学舆情与社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资助】
参考文献
①窦媛媛，《〈华尔街日报〉造新词dama中国大妈影响全球》，http：//news. xinhuanet.com/fortune/2013-08/16/c_12 5184593.htm，2013-08-16
②⑤关军，《你好，红舞鞋》[J].《南方人物周刊》，2014（33）：34-39
③阳建，《湖南举办全国首届原创广场舞大会广场舞友过亿》，http：//www. hn.xinhuanet.com/2013-10/12/c_1176844 46.htm，2013-10-12
④笔者团队所做的《合肥滨湖新区非广场舞参与者的意见态度调查》，共发放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53份
⑥章辉美，《大众传媒与社会控制——论大众传媒的社会控制功能》[J].《社会科学战线》，2005（3）：194
⑦欧文·戈夫曼著，宋立宏译：《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M].商务印书馆，2009
⑧斯蒂芬·李特约翰著，史安斌译：《人类传播理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84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责编：姚少宝
【关键词】广场舞大妈媒介报道形象建构
2013年4月，国际金价暴跌，媒体将参与抢购黄金的中国女性群体形容为行事风格、思维逻辑不可理解的一群人，“中国大妈”一词随之诞生；很快，《华尔街日报》专门创造了英文单词“dama”来指代这个群体，该词频繁出现在广场舞的相关报道中；①甚至有媒体将所有热点事件中呈现出来的“中国大妈”特征进行汇总和分类，其中“爱跳舞”、“自私”、“公共意识弱”这三个关键词名列前三。②如今，每当“广场舞”与“大妈”碰撞到一起，人们往往对其有着复杂的感情色彩和价值评判。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探讨媒介对“广场舞大妈”的形象构建问题，为从繁杂的报道中甄选出研究所用，故对新闻文本选择的方法和时间范围作了限定。
1、新闻文本的筛选
本文以“百度新闻”为搜索工具，为避免大量无关或关联度低的文本，我们在其“高级搜索”中，以“广场舞”、“大妈”为双关键词进行搜索，并限定关键词位置为“仅在新闻标题中”，同时剔除评论文本。（因平台技术和报道被删等原因，不同时间使用“百度新闻”进行搜索时，结果会有误差，本研究进行样本搜索统计的时间为2015年4月10日、11日，较接近样本年份，误差相对较小。）
2、时间限定
“广场舞大妈”的报道从近些年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到2014年呈现爆炸式增长，有网友称，“广场舞”和“大妈”或成为2014年最热门词汇。综合考虑样本的代表性、时效性及研究的可操作性，本文选择 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为时间范围。
根据上述条件，共筛选出有效报道样本3457篇（含同题不同媒体的报道及转载）。
二、研究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述方法，我们进行样本整理：一方面将围绕广场舞常出现的群体及他们对应的关联词进行罗列；另一方面以新闻的基本内容和词语的感情色彩对报道类别进行划分。
1、标题关键词的提炼
在广场舞的报道中主要有三类人：“广场舞大妈”、居民和其他人。（见表1）
我国当前广场舞参与者过亿，主体人群是年龄30至65岁的中老年妇女。③宽泛而言，当下广场舞的主体就是“广场舞大妈”。在她们的关联词中，形容词和动词的使用最为频繁。在形容词的选择上，如“惊艳”、“快乐”和“自信”等，其本身并不构成新闻事件，且暗含一定的主观色彩，常出现在各类比赛或演出活动的报道中；而在动词方面，“扰民”、“占领”、“争抢”等词汇带有明显的攻击性，塑造出一群“盲目”、“冲动”和“非理性”的“大妈”形象。在“居民”的关联词中，如“抱怨”、“抗议”、“不满”、“报警”等皆是与广场舞者相对立的词汇，直指矛盾与冲突，且常出现连续性的动词叠加，如《广场舞大妈“入侵”西安地铁站市民吐槽大妈叫屈》，这类标题通过丰富的情节和故事性博取公众眼球，而公众从这类报道中看到的“居民”对“大妈”总体呈现负面情绪。除此以外，还有类似“非主流”、“疯狂”这类形容词，其往往仅为受访者的一句评价，媒体却将其置放于标题中，似有以偏概全之嫌，却能引发关注与话题。
2、报道类别的划分
根据标题及其内容，我们将样本报道划分为三类：关于“广场舞大妈”形象的正面报道、负面报道及其他。（见图1）
仅从数量上看，正面报道比负面报道多了一倍之多，而这与我们所做的一项调查结果有些出入④，结果显示，88.39%的受访者表示“看到或者听说过广场舞的相关新闻”，其中占比最高达五成以上的人表示看到最多的是关于“广场舞扰民导致冲突、居民抵制广场舞等相關新闻”。我们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以下几点：
（1）正面报道数量虽多但关注度不高
在样本中有大量关于“广场舞大妈”的正面报道，而反映她们“精神面貌和日常生活”的报道占比最高，内容多为锁碎之事，主要展现她们积极的生活状态，引发关注与讨论的效果甚微；占比其次的是“解决问题”类，这类报道虽在主动修补“广场舞大妈”的形象，但报道的前提是问题的存在，且有些解决措施并未得到认可，如“大妈戴耳机跳舞”的问题，起初在标题中常出现“获赞”、“好评”、“加分”等词汇，但很快质疑随之而来，“不划算”、“没有感觉”、“诡异”等词语频现报道标题，原本积极的解决办法反受争议；还有一些报道反映不同人群与“大妈”们的良性互动，这类报道的主体往往是“其他人”，“大妈”只作为一类构成要素；此外还有部分比赛活动类报道，内容大同小异，新闻价值不高。（见表2）
总体来看，正面报道里的“广场舞大妈”有着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主动解决问题、传递正能量的良好形象，但这类新闻不易刺激受众感官，且其中不乏宣传性报道和由正面转向争议的报道，对“大妈”的正面形象建构效果有限。
（2）负面报道常引发广泛关注和舆论热议
在负面报道中，“广场舞大妈”因争夺场地、噪音问题而引发的相互之间的和与他者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占报道总数的七成以上，这里呈现的“大妈”出现在火车车厢、高速公路、地铁站口等许多意想不到的公共场所，不顾一切地争夺地盘、肆意展现，因而招致投诉和暴力抵抗，被泼粪、驱逐和拘捕，而冲突往往产生于一群人之间，波及面较大，且事件内容极端、另类，新闻一出便掀起舆论浪潮；还有一些“广场舞大妈”的特殊事件因其在全国范围内不止一次发生，且属于集体事件，受到广泛关注，如“广场舞大妈”集体整容、集体被骗等，转载率较高，且具争议性；此外，质疑与代际矛盾也一直伴随着“广场舞大妈”。（见表3） 在这些报道中，“广场舞大妈”蛮不讲理、盲目冲动甚至缺乏基本的社会常识。正如《南方人物周刊》与新浪网联合进行的一次网络调查中，56%的人认为，“大妈”一词在现有的社会语境下带有“可笑、奇葩”或“费解、不可理喻”的意味。⑤
（3）其他类报道存在“贴标签”现象
在统计中发现，一些关于理财、金融、黄金类的报道实与“广场舞”无关，但媒介却将其与“广场舞大妈”关联，以此来制造话题。但观其内容，广场舞者的身份只是她们众多社会角色中的一个，甚至通篇报道鲜有提及，但标题却被贴上了“大妈”标签，如《A股市场昨成交超9148亿元广场舞大妈来开户了》，这类报道里的“广场舞大妈”似乎被建构成“有钱”、“任性”的角色形象，引发较多评论。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也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待媒介建构中的“广场舞大妈”：
首先，媒介呈现的“广场舞大妈”形象与现实并不完全相同。正面报道数量虽多，但因其内容的平淡和普通，引发社会关注的力量弱于负面报道。而媒体本身具备放大和聚焦功能，常追逐社会中的冲突与矛盾，引发二次甚至多次传播行为，刺激受众对信息的接受与记忆；加之近年来关于“扶摔倒老人反被讹”、“老人强行使人让座”等大量同类负面报道层出不穷，“大妈”、“老人”的群体形象渐渐被定型化，而负面形象的建构远比消除要容易得多，一旦形成所谓的“刻板印象”，难免产生偏见，而“这种种偏见基础上的决策和行为，正是这个世界许多矛盾与冲突的发源地之一。”⑥一些媒体在处理相关新闻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选取过激的词汇，甚至采用“贴标签”的方式，进一步将“大妈”的形象往负面方向引导，而那些即使与“大妈”没有直接接触的公众，也会因媒介环境的影响而对其产生负面情绪。媒介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感知世界的窗口，但并不是唯一途径，公众通过媒介看到的“广场舞大妈”可能并不完整，不能以偏概全。
其次，“广场舞大妈”被动地成为了当下舆论场中的弱势群体。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下，“大妈”们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并不能很好地利用媒介资源，公众在把她们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进行言语上的肆意消费时，却往往忽略了她们的表达，正如我们看到了铺天盖地的报道和来势凶猛的舆论，却很难在其中听见她们自己的声音；而媒介技术的发展也加深了代际差异、文化隔阂与理解缺失，“广场舞大妈”在舆论中的“缺席”，也是她们进一步招致污名的原因。根据戈夫曼对于污名的理解，招致污名的原因往往是由于被污名者的某些特征与社会对它的期望不同。⑦“大妈”们作为中老年妇女，被社会自然划分到边缘群体的行列，而在大量报道中我们看到了她们努力站上舞台中央以期获得驻足目光，她们积极参与各类活动以期获得社会认可，她们与衰老抗争以期获得自我解放，但这一切似乎与社会赋予“大妈”的期望之间发生了激烈碰撞，于是她们的诉求遭受公众的误解甚至谩骂，舆论淹没了她们的表达。
再次，“广场舞大妈”的形象构建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从报道内容来看，广场舞饱受诟病的问题除了噪音扰民，更多的关乎场地争夺。城市在发展中，受商品化经济的影响，公共空间越来越多地沦为明码标价的商业用地，被夹逼到有限的角落，“稀土为金”的城市商业法则难以满足日益壮大的公共文化需求。而在形象建构的初期，也是最关键的时期，大量的报道只呈现矛盾的表象，并未深究原因，以致不假思索的公众只能看到矛盾和在矛盾中被建构起来的“大妈”形象，却忽视了城市发展的现实弊病。
肯尼斯·伯克说过：“交流可以促进认同。随着认同的增强，共享的意义也会增加，从而增进理解，这一过程呈螺旋上升的趋势。”⑧诚然，当下“广场舞大妈”形象饱受争议的原因一方面来自参与者本身，但大众媒介对这类群体的刻画也起到重要作用。媒介需要思考报道倾向的平衡化，聆聽与传达不同利益方的声音，搭建平等而温和的对话平台，既要呈现问题，更要刨根问底、促成问题解决；公众在质疑和批判的同时，更应理性看待她们的个体生命经历、充分考虑现实环境，投以其谩骂不如给予其理解；而城市发展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应重视精神文化需求，为舞蹈搭建更广阔的舞台，为个体建构有意义的生命场域，从而消解冲突、建构信任与温暖的共同体。
【本研究受到安徽大学舆情与社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资助】
参考文献
①窦媛媛，《〈华尔街日报〉造新词dama中国大妈影响全球》，http：//news. xinhuanet.com/fortune/2013-08/16/c_12 5184593.htm，2013-08-16
②⑤关军，《你好，红舞鞋》[J].《南方人物周刊》，2014（33）：34-39
③阳建，《湖南举办全国首届原创广场舞大会广场舞友过亿》，http：//www. hn.xinhuanet.com/2013-10/12/c_1176844 46.htm，2013-10-12
④笔者团队所做的《合肥滨湖新区非广场舞参与者的意见态度调查》，共发放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53份
⑥章辉美，《大众传媒与社会控制——论大众传媒的社会控制功能》[J].《社会科学战线》，2005（3）：194
⑦欧文·戈夫曼著，宋立宏译：《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M].商务印书馆，2009
⑧斯蒂芬·李特约翰著，史安斌译：《人类传播理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84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