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规划收官和“十=五”规划谋篇的交替之年，2010年10月的北京，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时空方位将人们的目光引向未来，引向对国家的长远发展和人民幸福尊严至关重要的下一个五年。
　　五中全会最大看点是讨论审议“十二五”规划，“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则是“十二五”规划的核心任务。
　　如何看待这次转型的历史方位?今年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论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时就提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三次重大变革，那就是60年前的社会制度转型、30年前的经济体制转轨和今天的发展方式转变。第一次“政治制度”抉择打下了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基础，第=次“经济体制”抉择激活了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源泉，这次“发展方式”抉择将奠定未来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格局。
　　由此可见，五中全会、“十二五”规划，开启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第三级跳”。这一跳，将在未来五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将为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完成关键的改革。为此，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建立均等化公共服务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和以向服务型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从深度和广度上全面、协调、联动推进。
　　这是改革的大考，这是转型的攻坚。攻坚战能否攻下，取决于两大硬仗，一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和速度，一是政府自身推进“善政”趋向“善治”的程度和速度。
　　这两大硬仗，都是无可逃避的持久战。
　　就经济结构调整来看，过去五年，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旧有经济发展模式的强大惯性，由于科学发展观在一些地方贯彻不够有力，由于急功近利的“GDP主义”在一些地方还大有市场，使得经济结构调整在一些地方“名调实不调”，甚至宁愿饮鸩止渴，也不敢壮士断腕。这使得经济发展总体上仍呈粗放状态，经济高迷度增长的另一面是资源环境、民生幸福和社会和谐的高代价。重速度轻效益、重出口轻内需、重GDP数字轻民生投入，并不是个别现象。
　　经济结构“调而不快”“调后反弹”，发展方式“转而不快”“久推难转”，中央高层深刻洞察，五中全会召开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就是针对调结构面临的阻力和难度发出的政治动员。而体制的突破，将是决定攻坚成败的关键。只有从体制上对片面追求增长速度、违背市场规律的资源配置、以GDP论英雄的干部考评来一个釜底抽薪，才能让调整结构的雷声变成雨滴，才能彻底解决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才能优化产业结构。
　　就政府自身转型来看，建设法治政府、贵任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廉洁政府，已经是既定目标，步伐也已迈出。但毋庸讳言，实现这五大方面的“善治”，阻力与难度同样不小。说到底，除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工作与管理方式，还需要社会建设的落到实处，需要培育公民社会和社会自治机制，并从制度上给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渠道。
　　寄望“十二五”期间解决的所有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无论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水平和效率，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建立竞争性市场格局，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还是改革资源要素的配置方式，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真正实现中央高层宣示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都必须直面利益格局的重构，落实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9月1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提出的“包容性增长”理念，人们预期会在“十=五”规划中得到体现。这个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一脉相承的理念，要旨是通过更加全面、均衡的发展，使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公平正义、民生福祉同步前行，而这些，正是转型的根本目的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