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所谓“中南海内部电影”,通常说的就是西楼大厅所放映的电影,是中央领导人同机关干部、职工一起看的公开发行,或暂不公开发行的电影。张宝昌在中南海工作了27年,耳闻目睹了许多与中南海内部电影有关的故事,其中有些故事相当感人,有些十分有趣。
西楼大厅观看电影故事
居住在中南海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看电影,分工作片和娱乐片两种。供片单位和影片类别,有电影局的送审片;文化部通过发行的,由中影公司提供的国产片、外国片、香港片;中国电影资料馆购进或交换来的外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及文化动态方面的内部片;中央军委的特殊片;解放前留存下来的旧片等等。对于首长们来说,通过观看和审查这些片子,既能扩大视野,了解世界,又能减轻疲劳,得到休息,如果在规定的日子看即将发行的故事片,还能接触不少机关干部和职工群众,无疑,这又是一件大家都很高兴的事。当然,西楼地属中南海甲区,警卫级别是很高的,相关人员出入,必须要持有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签名制作的通行证。但就看电影而言,凡是能进入甲区或在甲区内工作、居住的人,不分干部工人,职务高低,除了个别情况以外,都能在每周三、日这两天晚上的7时30分,到西楼大厅买票看电影,每场票价两角,包括首长及其家属,无一例外。对此,在20世纪60年代初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邓小平谈到干部作风时,还专门以此为例。他说:“这是中央以身作则,带了个好头,它好就好在:(一)不论是谁自己掏钱买票;(二)坚持同机关群众一起看,并且形成了制度;(三)在规定时间、地点放映,没有谁等谁、照顾谁的问题,到时间就放;(四)不搞首长个人专场,没有特殊化。”
此前,有关部门为了保证中央负责同志能及时看到国产新片,也曾安排过专用拷贝。虽然后来取消了,但发行公司得到新片时,仍优先供应并收每场折旧费10元(含新闻、科教短片),如借用影片厂留用拷贝,则每场收折旧费15元。西楼电影同外面院一样,取片是要付钱的,所以看片就得买票,没有公款招待一说。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常在西楼大厅看电影的首长有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杨尚昆、谭震林、胡乔木、张际春等,特别是前四位,几乎每场必到。
西楼每月在规定的日子里,平均要放映9-10场电影,国产片一时接不上,就由放映组挑选一些暂时适合机关内部小范围观看的中外故事片,其中有两部电影曾引起不小的议论。一部是《早春二月》,另一部是30年代江青在上海演的旧片(片名已忘)。前者是刚制作完的新片,又是名演员孙道临、上官云珠、谢芳等主演,因此来的首长和机关工作人员较多,当时快把整个大厅都坐满了。大家看后反映热烈,纷纷叫好,尤其是邓小平夫人卓琳兴奋地说:“电影拍得真好,演员演得也好,我们当初不少青年参加革命时,就是这个样子……”其他几位首长夫人也赞扬道:“故事编得曲折生动,人物感情含蓄细腻。”然而过了不久?这部在我们看来拍得不错的《早春二月》,却被人扣上“宣扬小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问题反映到高层,周总理亲自过问。据放映组组长于器海回来对我们讲:总理在西花厅看过片子后,还找导演谈了话。
至于20世纪30年代江青在上海演的那部电影,那天在座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演员中有江青(江青当时叫“蓝苹”)。当银幕上出现“某某蓝苹饰”的文字时,场内顿时发出了一阵轻微的惊诧声。随着故事逐渐展开,蓝苹的镜头也多了起来,由于她演的是个举止轻浮、不算正面的角色,所以给人的感觉相当沉重。散场时,王光美习惯性地回头看看大家,突然一惊,发现江青的女儿李讷也在场,就大声说:“这个片子的内容我们事先不知道,服务科的同志也没有告诉我们一声。”话音一落,即引起了更多人的尴尬,使得大家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此刻邓小平出来解围,他边走边说:“算了,算了,回家吧!告诉他们(指服务科),这里不要再放这种片子了。”此事说大就大,说小也小,毕竟江青已参加革命多年,是从延安来的老人,当时又是毛主席的夫人,再放映她过去在上海演的那种电影,自然影响不好。所幸此事无人查问,平静地过去了。但使人料想不到的是,过了一个月,竟有几位心直口快的人对我们说:“感谢服务科放映组的同志,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典故。”
西楼大厅放映的另一类影片,就是专供首长看的工作片(也叫参考片或审查片)。以1964年11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为例,片子从1961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开始,在3年多的时间里,涵盖了多方面的设计、实验、准备,直至成功进行第一次核试爆的一系列机密内容。中央军委将此片作了严格的分级监管,按不同部门和干部的不同级别,有针对性地选择密级放映。在我的印象里,1964年12月中旬的一天,当片子由部队几名武装干部护送到西楼,给中央领导层审查观看时,其安全保密程度之高,让人颇感意外。原本在现场值班的工作人员,也被明确规定一律不准擅入放映大厅,除非有急事要找首长接电话,才能进去通报并须尽快退出。就连在放映室内,都有随片而来的武装警卫严加保卫,以防他人进入。这种措施对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遇到。
作为首长看的工作片,还有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由战争罪犯改造为新人的纪录长片;60年代苏联的《雁南飞》、《第41》等,以及西欧、日本的原声片(现场配同声译员翻译讲解)。毫无疑问,所有首长看的工作片在一定程度上为党内高层分析形势、作出判断、决定问题提供了不少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电影的关注
毛主席早期看电影的场所,是离住地仅一墙之隔的含和堂。我在放映组一些零星资料中了解到,毛主席看过的美国片有《罗密欧与朱丽叶》、《苏伊士》、《出水芙蓉》、《孽魂镜》、《血海飞雷》、《基督山复仇记》等。此外,毛主席另一个看电影的地方就是中南海春耦斋,它位于风景秀美的静谷园内,未经修饰前,是所很陈旧的大屋子,周末毛主席和其他首长经常来此跳舞;后来安装了放映座机和银幕,便成了跳舞和看电影的活动场所。不过平时毛主席很少看,只是逢年过节为了招待大家,增加节日气氛,在舞会结束后放映一至两部香港片或苏联片。每到这个时候,舞厅又是另一番轻松欢乐的景象:舞伴们和工作人员,人人提着一把椅子,紧紧地围着毛主席,高高兴兴地一边看电影,一边自在安逸地休息着,而此刻首长也显得格外安详,像过年家里团聚时的老人一样。
后来随着毛主席年龄增高和工作压力增大,看电影的次数就更少了,甚至一两个月都不看一次。再往后他仅在新住地——游泳池,偶尔看看“样板戏”拍成的电影。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他老人家健康状况越来越差,视力和腿力衰退尤为明显。江青为了调节毛主席的生活节奏和增加他的活动量,精心搞来了若干“过路片”。所谓“过路片”是我们一种专用的通俗叫法,这些片子由香港派专人选定送到广州,再由广州当天将片子送上飞往北京的客机,片子到北京后归江青管,别人不能过问,相当保密,一般不超过三天即送回香港。
而周总理对于电影,是以革命家、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的,不仅重视本国的,也重视外国的,而且还切实做到了“洋为中用”。例如:美国阿波罗宇宙飞船登月的影片出来后,周总理很快就在国务院小礼堂,邀请各部部长和有关领导前来观看,并极少有地在放映前讲话,他说:“今天我和几位副总理请大家一起来看这部影片,是要了解现在世界科学技术已发展到了什么水平,看到了他们,也就看到了自己。高级干部当然要抓政治、抓业务,但也要重视国外的先进技术,要不断开阔眼界,增加知识……我们不能长期落后,长期落后是要吃亏的。中国有过沉痛的历史教训。”
当时国内形势虽然有了初步好转,但“左”的思想还很重,不少人一谈起美国,就说是“帝国主义”,也不敢多说它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因此看了眼前出现的镜头,加上周总理的讲话,大多数人开始沉思起来,有人甚至不断叹息。
在一段时间里,我国先后引进了美国的《巴顿将军》,日本的《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大海战》,美日合拍的《虎、虎、虎》以及欧洲和北非国家的一些影片。对于这些反映历史、战争或描写某国现状的片子,周总理在不同场合都十分明确地讲过:“就是要花点钱买进来,因为我们同各国都共同生活在地球上。过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搞禁运、搞封锁,想孤立我们,用尽各种办法不让我们见识世界先进技术,但搞了几年就搞不下去了。再说我们自己也总会有打开国门、面向世界的一天,所以不仅要正确认识和总结自己的东西,也要不断了解和研究外国的东西。看他们一些有价值的电影.是我们了解世界简易而直观的办法。”在周总理细心周密的安排下,进口电影首先在中南海西楼大厅、国务院小礼堂放映,让中央首长先看,然后逐步转为机关内部看,最后上市公演,广大群众都能看。如此有条不紊,逐级下来,大家都受益匪浅。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10.1.8)B⑤
西楼大厅观看电影故事
居住在中南海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看电影,分工作片和娱乐片两种。供片单位和影片类别,有电影局的送审片;文化部通过发行的,由中影公司提供的国产片、外国片、香港片;中国电影资料馆购进或交换来的外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及文化动态方面的内部片;中央军委的特殊片;解放前留存下来的旧片等等。对于首长们来说,通过观看和审查这些片子,既能扩大视野,了解世界,又能减轻疲劳,得到休息,如果在规定的日子看即将发行的故事片,还能接触不少机关干部和职工群众,无疑,这又是一件大家都很高兴的事。当然,西楼地属中南海甲区,警卫级别是很高的,相关人员出入,必须要持有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签名制作的通行证。但就看电影而言,凡是能进入甲区或在甲区内工作、居住的人,不分干部工人,职务高低,除了个别情况以外,都能在每周三、日这两天晚上的7时30分,到西楼大厅买票看电影,每场票价两角,包括首长及其家属,无一例外。对此,在20世纪60年代初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邓小平谈到干部作风时,还专门以此为例。他说:“这是中央以身作则,带了个好头,它好就好在:(一)不论是谁自己掏钱买票;(二)坚持同机关群众一起看,并且形成了制度;(三)在规定时间、地点放映,没有谁等谁、照顾谁的问题,到时间就放;(四)不搞首长个人专场,没有特殊化。”
此前,有关部门为了保证中央负责同志能及时看到国产新片,也曾安排过专用拷贝。虽然后来取消了,但发行公司得到新片时,仍优先供应并收每场折旧费10元(含新闻、科教短片),如借用影片厂留用拷贝,则每场收折旧费15元。西楼电影同外面院一样,取片是要付钱的,所以看片就得买票,没有公款招待一说。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常在西楼大厅看电影的首长有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杨尚昆、谭震林、胡乔木、张际春等,特别是前四位,几乎每场必到。
西楼每月在规定的日子里,平均要放映9-10场电影,国产片一时接不上,就由放映组挑选一些暂时适合机关内部小范围观看的中外故事片,其中有两部电影曾引起不小的议论。一部是《早春二月》,另一部是30年代江青在上海演的旧片(片名已忘)。前者是刚制作完的新片,又是名演员孙道临、上官云珠、谢芳等主演,因此来的首长和机关工作人员较多,当时快把整个大厅都坐满了。大家看后反映热烈,纷纷叫好,尤其是邓小平夫人卓琳兴奋地说:“电影拍得真好,演员演得也好,我们当初不少青年参加革命时,就是这个样子……”其他几位首长夫人也赞扬道:“故事编得曲折生动,人物感情含蓄细腻。”然而过了不久?这部在我们看来拍得不错的《早春二月》,却被人扣上“宣扬小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问题反映到高层,周总理亲自过问。据放映组组长于器海回来对我们讲:总理在西花厅看过片子后,还找导演谈了话。
至于20世纪30年代江青在上海演的那部电影,那天在座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演员中有江青(江青当时叫“蓝苹”)。当银幕上出现“某某蓝苹饰”的文字时,场内顿时发出了一阵轻微的惊诧声。随着故事逐渐展开,蓝苹的镜头也多了起来,由于她演的是个举止轻浮、不算正面的角色,所以给人的感觉相当沉重。散场时,王光美习惯性地回头看看大家,突然一惊,发现江青的女儿李讷也在场,就大声说:“这个片子的内容我们事先不知道,服务科的同志也没有告诉我们一声。”话音一落,即引起了更多人的尴尬,使得大家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此刻邓小平出来解围,他边走边说:“算了,算了,回家吧!告诉他们(指服务科),这里不要再放这种片子了。”此事说大就大,说小也小,毕竟江青已参加革命多年,是从延安来的老人,当时又是毛主席的夫人,再放映她过去在上海演的那种电影,自然影响不好。所幸此事无人查问,平静地过去了。但使人料想不到的是,过了一个月,竟有几位心直口快的人对我们说:“感谢服务科放映组的同志,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典故。”
西楼大厅放映的另一类影片,就是专供首长看的工作片(也叫参考片或审查片)。以1964年11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为例,片子从1961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开始,在3年多的时间里,涵盖了多方面的设计、实验、准备,直至成功进行第一次核试爆的一系列机密内容。中央军委将此片作了严格的分级监管,按不同部门和干部的不同级别,有针对性地选择密级放映。在我的印象里,1964年12月中旬的一天,当片子由部队几名武装干部护送到西楼,给中央领导层审查观看时,其安全保密程度之高,让人颇感意外。原本在现场值班的工作人员,也被明确规定一律不准擅入放映大厅,除非有急事要找首长接电话,才能进去通报并须尽快退出。就连在放映室内,都有随片而来的武装警卫严加保卫,以防他人进入。这种措施对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遇到。
作为首长看的工作片,还有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由战争罪犯改造为新人的纪录长片;60年代苏联的《雁南飞》、《第41》等,以及西欧、日本的原声片(现场配同声译员翻译讲解)。毫无疑问,所有首长看的工作片在一定程度上为党内高层分析形势、作出判断、决定问题提供了不少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电影的关注
毛主席早期看电影的场所,是离住地仅一墙之隔的含和堂。我在放映组一些零星资料中了解到,毛主席看过的美国片有《罗密欧与朱丽叶》、《苏伊士》、《出水芙蓉》、《孽魂镜》、《血海飞雷》、《基督山复仇记》等。此外,毛主席另一个看电影的地方就是中南海春耦斋,它位于风景秀美的静谷园内,未经修饰前,是所很陈旧的大屋子,周末毛主席和其他首长经常来此跳舞;后来安装了放映座机和银幕,便成了跳舞和看电影的活动场所。不过平时毛主席很少看,只是逢年过节为了招待大家,增加节日气氛,在舞会结束后放映一至两部香港片或苏联片。每到这个时候,舞厅又是另一番轻松欢乐的景象:舞伴们和工作人员,人人提着一把椅子,紧紧地围着毛主席,高高兴兴地一边看电影,一边自在安逸地休息着,而此刻首长也显得格外安详,像过年家里团聚时的老人一样。
后来随着毛主席年龄增高和工作压力增大,看电影的次数就更少了,甚至一两个月都不看一次。再往后他仅在新住地——游泳池,偶尔看看“样板戏”拍成的电影。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他老人家健康状况越来越差,视力和腿力衰退尤为明显。江青为了调节毛主席的生活节奏和增加他的活动量,精心搞来了若干“过路片”。所谓“过路片”是我们一种专用的通俗叫法,这些片子由香港派专人选定送到广州,再由广州当天将片子送上飞往北京的客机,片子到北京后归江青管,别人不能过问,相当保密,一般不超过三天即送回香港。
而周总理对于电影,是以革命家、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的,不仅重视本国的,也重视外国的,而且还切实做到了“洋为中用”。例如:美国阿波罗宇宙飞船登月的影片出来后,周总理很快就在国务院小礼堂,邀请各部部长和有关领导前来观看,并极少有地在放映前讲话,他说:“今天我和几位副总理请大家一起来看这部影片,是要了解现在世界科学技术已发展到了什么水平,看到了他们,也就看到了自己。高级干部当然要抓政治、抓业务,但也要重视国外的先进技术,要不断开阔眼界,增加知识……我们不能长期落后,长期落后是要吃亏的。中国有过沉痛的历史教训。”
当时国内形势虽然有了初步好转,但“左”的思想还很重,不少人一谈起美国,就说是“帝国主义”,也不敢多说它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因此看了眼前出现的镜头,加上周总理的讲话,大多数人开始沉思起来,有人甚至不断叹息。
在一段时间里,我国先后引进了美国的《巴顿将军》,日本的《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大海战》,美日合拍的《虎、虎、虎》以及欧洲和北非国家的一些影片。对于这些反映历史、战争或描写某国现状的片子,周总理在不同场合都十分明确地讲过:“就是要花点钱买进来,因为我们同各国都共同生活在地球上。过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搞禁运、搞封锁,想孤立我们,用尽各种办法不让我们见识世界先进技术,但搞了几年就搞不下去了。再说我们自己也总会有打开国门、面向世界的一天,所以不仅要正确认识和总结自己的东西,也要不断了解和研究外国的东西。看他们一些有价值的电影.是我们了解世界简易而直观的办法。”在周总理细心周密的安排下,进口电影首先在中南海西楼大厅、国务院小礼堂放映,让中央首长先看,然后逐步转为机关内部看,最后上市公演,广大群众都能看。如此有条不紊,逐级下来,大家都受益匪浅。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10.1.8)B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