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宝不小，小宝很高，一米八几的个头，在当今的文坛，只有永远的帅哥冯唐可与之比高。
　　知道小宝的群众肯定不多，你用百度搜小宝，出来的全是一个叫王一鸣的五岁小孩，综艺节目上常出现，史上最小Machael Jackson模仿者，而广大小资文艺女青年的专栏偶像小宝却要翻到第三页才有个小新闻出现，这情形和他的朋友毛尖有点像，毛尖的百度打开全是各种茶叶。小众偶像的待遇就是这样，人民群众可能对他们的名字一无所知，但他们却自有一群追看他们专栏的忠诚粉丝，逢书必买，逢人必追。小宝的粉丝尤以美女居多，所以一眼扫下去，在台下听小宝讲话的差不多都是各色美女，“我喜欢长得漂亮的女性，我最希望发生的事情就是美女对我特别随便，对别人特别严肃。”这就是海派名士惯常有的似笑非笑似真非真似假非假的表达方式。
　　广州文化重镇方所的“星河湾名人汇”8月15号下午来了两个重磅人物，一个是当代最优秀的台湾小说家张大春，一个是当代最有型的上海专栏作家小宝。大春与小宝这次谈的城市文化记忆，从三十年代一个颇有争议的男作家刘呐鸥谈起，大春当过老师，真气一发，站在台上侃侃而谈就是一个小时，从刘呐鸥说到辜鸿鸣说到民主，旁征博引掌声雷动。其实小宝也当过老师，但可能他当老师的时间有点短，他坐在椅子上口对鼻鼻对心结结实实谈了十几分钟刘呐鸥当年与人用勾搭成奸做为引子写成的各种小说，十分沉重地得出他的研究结果——“都市生活是邪恶的，因为太多欲望，而欲望的载体就是女人，所以女人是邪恶之源。”台下一片哗然，面对这种政治明显不正确的研究结果，大春赶紧上来给小宝哥补祸，“我不敢这么得罪女人，但我认为刘呐鸥对女性的恐慌实际是对城市生活的恐慌。”
　　在与大量人群交往的这个领域，小宝显然没有太多游刃有余的经验，他虽然也经常被摆上台，但他更愿意的是朋友式的聊天，而不是老师同学式的教导。他最擅长的模式是坐在某个房间，左手陈村，右手沈爷，做陪毛尖，顶多再加上迈克，一边吃着杭州菜一边说着各色冷笑话，大家相互挤兑，无情痛骂，胡说八道。对于互称宝爷沈爷尖姐的这个外人看来紧密无比的海派圈子，有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距离，“我们不会私下约的，总归是这个那个事，乱七八糟的活动碰得上。”
　　
　　二
　　“小宝，男，本名何平，上海人。连男字都可以省掉，因为你看得到嘛。”他每次介绍自己的时候总归是很烦恼，原来他有个身份是“季风书店”的老板，但现在为了稳重起见，他要补充几句：“和几个朋友合办的。”
　　有关小宝的来历，也没有人说得清楚，他自己也语焉不详，只知道八九年以前他是一位大学老师，给空军教东欧政治史，至于为什么要选择东欧政治史，“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意淫，我们那个时代是崇拜英雄，高高的白扬树、辽阔的天空、美丽的那塔莎，那种很爷们的东西。”明白，就是姜文在《太阳照常升起》里迷恋的那些符号。8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想救国家，到了90年代大家纷纷下海，小宝九一年的时候离开了大学，调到一个特别清闲的单位，开始了他漫长的自由职业生涯。他干过各种事，九四年他办过上海第一份文艺小报《每周文艺节目》，发行量年年高升之际，办到第五个年份上就停了，原因是他邀一个在日本的朋友写了篇《东京的上海女人》，被老同志状告“黄色下流，格调低俗”，他抽了口烟淡淡道，“这报纸本来就是办给小市民看的，小市民可不就是低俗”。
　　报纸办不了，他就开始办书店，那也是因为办报的时候搞发行，所以同地铁的人熟，1998年陕西路地铁站里一个巨大的溜冰场办不下去了，恰好他在旁边有一家三十平米的书店，地铁的人问他要不要这块地方，他就把它接了下来，办了“季风书店”，“当时上海书城还没有开，这个应该算是上海最大的民营书店。”
　　季风书店在上海很出名，十来年都是上海著名的文化地标，“我跟韩寒不熟，但我知道他经常去季风书店，他同看店的几个老阿姨很熟的。”
　　三
　　除了办书店，写专栏纯属玩票，他的笔名“小宝”也是取自“小报”的谐音。当年办报纸，找不到好的写言论的人，他就自己写，此时正在广州《信息时报》任副刊编辑黄爱东西看到这些小文章，惊为天人，一力向他约稿，那算是第一个向他邀专栏的人。
　　“我反正不靠专栏生活的”，有了这个前提，他写起专栏来就十分的上海名士派，要信得过的朋友当编辑，要有看得上的平台，没稿费他不写，有稿费有时也懒得写，“我实在不想写的时候就说我的电脑坏了”，现在他固定给香港《信报》和《东方早报》写，原来《三联生活周刊》有个菊花位，从王小波到王朔再到沈宏非，他也写过一段，但后来“换了一个主编，现在调走了，乱改我的文章，我的书评一般喜欢给熟的朋友，因为他们不会乱改你的东西。当年成龙有个私生女时说他犯了一个全世界男人都会犯的错误，然后我写克林顿就引用了成龙这句话。然后主编讲这个不对啊。干脆把这段话删了也就算了，可他却改为‘犯了这世界上有些男人会犯的错误’——改得好奇怪啊，别的没什么，不要把我的智商也改掉了。”
　　小宝的专栏其实写得不多，写了十几年，也就结集了三四本书，但几乎每一篇都有不小的响动。小宝常常在专栏里无所顾忌痛损各路人马，比如他骂李敖“老而不死是为贼”；骂余秋雨“文史错误比郭敬明多，文字水平比安妮宝贝差”；讽刺韩寒“他很需要一个成熟的女人教会他生活，只有享受了大号的爱情，男人的生活才算真正开始”；说石康是天真的北京人，说蒋勋的身边总是带着一帮富婆，而说《小团圆》是张爱玲最好作品的小文人是：“别人在奸尸，小文人在边上高声叫好，这才是文人真正让人瞧不起的地方。”一个江湖成名人物，且还是书店老板，敢于公开在媒体上不怕得罪人么？
　　“我跟你说，至今为止没有人因为那些文章来找过我，因为我说的都对嘛，李敖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思想的，所以他值得你去骂。很多人跟流氓差不多，根本骂都不想骂。我有个好朋友叫张建亚，他讲智商差的人就是捧你拍你马屁也会让你不舒服。再说出来混，被损两句也不是大事，做人这点度量还是要有的。”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小宝突然露出十分海派的笑容，“你看北京有些小孩讲话，他就直接骂街嘛，没道理地骂人。但上海人是不大会去这样骂别人的，你说远兜远转也好毒辣刻薄也好，你刚才说我海派，可能海派是这样的，他不会没道理地骂街，也不愿意伤人伤得很深的，其实还是留有余地的。”
　　四
　　问：听说你的偶像是李渔，你希望过一种名士的生活？
　　小宝：名士谈不上。这个太做作，李渔当时被那些公子骂不要气节，不要脸什么的，但我觉得他了不起，他是一个在极权制度下都活得很自由的一个人。当时所有文人都在为科举拼命，他没参加考试，也没当官，他写自己想写的文章——你看他的东西，如果是个不喜欢写作的人，写不出那么好的东西。他自己开书店，自己印书，自己写字，自己养戏班，他是一个生活压力非常大的一个人，所有的钱都是靠自己去挣的。我觉得他的独立性要比当时的公知要好。李渔生活在一个恶时代，但是他做了一个自由派，他用他的生活实践了一个知识分子能达到的最高水准，我觉得他比黄宗羲要高明多了。
　　问：那你现在算不算李渔那样的？
　　小宝：其实我不太想这些问题。我总觉得，一个的观点不应该太过，否则就很低级。比如我们要同情弱势群体，于是出现一个巨大误区就是“弱势群体永远是对的”，在道德上是有优势的。我觉得弱势群体你可以同情，但是绝对不要美化。大多数人的愚昧在于，全世界的穷人都是值得同情的，其实现在世界上稀缺的是好的富人。姚明到现在为止没有做过一件很差的事情，这个才是最最难得的事情。
　　问：你最喜欢的专栏作家是谁？
　　小宝：我很喜欢的是齐泽克，斯洛文尼亚的，现在欧洲最有名的左派作家之一。齐泽克写东西写得很好玩，到处都是黄段子，满嘴下流话，用下流话来讲他的见识，真的叫大义凛然式。他背后有很多很多他自己的想法、睿智的想法。另一个就是《华盛顿邮报》的一个专栏作家，台湾人译成包可华。他有个原则就是他不认识任何人，所有的社交圈都不参加的，他主要是写那些政治评论。他可以把一切事情都写得很好玩，再大的事情他都能用最庸俗的笔调来写，而且喜欢把毫不搭界的事情写在一起，和我的趣味很接近。我嘛，就是一个小市民，我有权利庸俗的。做市民一点也不丢脸，中国缺少的就是正常的市民，而不是那些假大空。
　　问：在你想象中，最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小宝：身体好，学习好，过轻松自由的小市民生活。
　　（摘自《时代周报》2012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