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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底，鲁迅在给小说集《呐喊》写序时，回想起24年前去南京报考江南水师学堂的情景：“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
当时，鲁迅的父亲已去世三年，母亲鲁瑞含辛茹苦，勉力支撑着这个衰落的门庭。尽管母亲对鲁迅的选择并不能完全理解，也为儿子离家远行而深深担忧，但还是变卖首饰，好不容易凑了8元钱，让他去走自己的路。可以想见，倘若没有母亲的支持，鲁迅就不可能走出绍兴，更不可能走出国门，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一切。
鲁迅和母亲两代人的关系，有关爱与信赖，
理解与包容，但也不可避免地有矛盾和隔阂。
【母亲送的“礼物”】
1906年，即鲁迅25岁那年的夏天，母亲拍电报要他从日本回来一趟。这次回国的目的只有一个：结婚。
新娘名叫朱安，生于1878年，比鲁迅大3岁，属于典型的旧式女子，没读过书，裹着小脚。鲁迅一见之下大失所望，新婚后的第二夜就独自搬到书房去睡了;第4天，他帶着一颗痛苦而破碎的心，匆匆启程东渡继续留学，一去又是3年。这桩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悲剧。
与同时代的中国小城镇女性相比，鲁瑞在思想观念上并不因循守旧，反而比较开明，在清末天足运动兴起之际，她就打破陈规放了脚，为此曾遭到本家中顽固分子的非议，她也丝毫不为所动。但是，在长子的终身大事上，鲁瑞表现出了明显的狭隘，她以自己的价值观为标准，直接操纵了整个过程。鲁迅和朱安之间没有一点爱情基础，在后来几十年虽名为夫妻，却一直分居。
鲁迅奉母命成婚，实质上是对传统习俗的一次妥协，其代价是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婚姻枷锁。他不能提出解除这个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因为一旦休妻，朱安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或死路一条，或生不如死。他也明白朱安是无辜的，不忍心给她造成更多的伤害。“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此前，周家厄运当头，连遭变故。祖父因科场舞弊案锒铛入狱，父亲常年卧病不起，作为家中长子，鲁迅从小就很有主见，以弱小的肩膀帮助母亲挑起持家重担。父亲去世后不久，本家长辈们为重新分配房屋，集会商议。当时鲁迅祖父尚在狱中，本家们欺负这一房孤儿寡母，分给他们的房屋又小又差。鲁迅对这不公平的分配十分不满，当场提出此事须请示祖父，自己不能做主，坚决不肯签字。鲁迅尽管在许多事情的处理上已经比较成熟，但有时面对封建礼法也无力反抗，比如在婚姻问题上，过于听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母爱则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鲁迅青年时代思想上的负担和行动上的束缚。
鲁迅于1912年5月赴北京教育部任职，此后7年寄居绍兴会馆，大部分时间是校对古籍、抄写古碑，打发孤独无聊的时光，此间仅回绍兴探亲两次。1919年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共同买下了八道湾胡同11号，并回故乡将母亲和朱安接到北京。1923年7月，鲁迅和周作人突然失和，不久鲁迅夫妇被迫搬出八道湾，租住于砖塔胡同61号，而母亲仍在八道湾暂住。后来，母亲希望能和鲁迅他们住在一起，于是鲁迅买下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并于1924年5月迁居新宅。
尽管在同一个屋檐下朝夕相处，鲁迅和朱安二人仍是不可能琴瑟和谐的，而母亲身居其中，角色也有些尴尬。孙伏园讲过一个细节，揭示了他们之间难以消除的隔阂：“一天我听周老太太说，鲁迅先生的裤子还是三十年前留学时代的，已经补过多少回，她实在看不过去了，所以叫周太太做了一条棉裤，等鲁迅先生上衙门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万不料竟被他扔出来了。老太太认为我的话有时还能邀老师的信任，所以让我劝劝他。”当然，鲁迅对母亲一向孝敬，待朱安也不薄，他从教育部下班回家途中，经常去稻香村等老字号买些糕点回家，先送给母亲和朱安挑选，剩下的留给自己。
因为少时家境艰难，鲁迅十分理解母亲当家不易，他说过：母亲是受过苦的，自己应当担负起一切做儿子的责任。鲁迅在品德、个性等许多方面都深受母亲的影响，以至于他最常用的笔名也借用了母亲的姓。鲁瑞曾多次跟别人提起过鲁迅的孝顺，说“他最能体谅我的难处，特别是他进当铺典当东西，要遭到多少势利人的白眼，甚至奚落;可他为了减少我的忧愁和痛苦，从来不在我面前吐露他难堪的遭遇，从来不吐半句怨言”。
即使在和朱安这桩痛彻一生的婚姻上，鲁迅也是将自己所有的委屈和伤痛默默承受，从未向母亲抱怨过，只是偶尔对亲近的朋友流露一二。比如他在晚年曾跟冯雪峰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以为母爱的伟大真可怕，差不多盲目的。”
【给母亲买张恨水的小说】
上世纪30年代，中国作家中粉丝最多的或许不是鲁迅，而是张恨水。
那个时期，书店的生意普遍萧条，却大多愿意出版张恨水的小说。1930年秋，张恨水在上海结识世界书局总经理沈知方，双方签订了《春明外史》及《金粉世家》的出版合同。《春明外史》是一次性买断，《金粉世家》的稿费则分4次支付，每收到1/4的稿子，即付一千元，这在同时代作家中，以稿酬论，恐怕极少能与之比肩的。
当时《金粉世家》深受市民阶层的狂热追捧，成千上万的张恨水的粉丝当中，有一个就是70多岁的鲁瑞。
鲁瑞生于书香门第，其父中过举人，但她幼时没上过学堂，塾师给家里兄弟们授课，她只能躲在门外偷听，可不久连这个权利也被剥夺了。于是她想方设法自己找书看，最初读弹词之类，后来又迷上了小说，遇到生字便请教别人，直至晚年仍兴味不减。鲁迅在自叙传略中说“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而且看书速度很快，平时若爱看的书看完了，她就会对鲁迅说：“老大，我没有书看哉！”
当张恨水小说风靡全国时，鲁瑞在北京给远在上海的长子写信，要他买些张恨水的书寄来，鲁迅立即遵照执行。1934年5月16日，鲁迅在给母亲的信中说：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 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之一。“鸳鸯蝴蝶派”以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趣味性为标帜，擅长铺陈痴男怨女的爱恨情仇。正如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所指出的，他们热衷于写才子和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胡蝶，一双鸳鸯一样”。
《金粉世家》《美人恩》两部共15本书，鲁瑞可能不到3个月就全看完了，于是鲁迅又张罗着给她买书付邮。1934年8月21日他写信给母亲：“张恨水们的小说，已托人去买去了，大约不出一礼拜之内，当可由书局直接寄上。”8月31日又在信中说：“小说已于前日买好，即托书店寄出，计程瞻庐作的二种，张恨水作的三种，想现在当已早到了。”这次寄出的5种小说书，总共定价20元，鲁瑞觉得太贵而过意不去。鲁迅为了让母亲安心，又两次写信解释说，上海的一些书籍，若是托熟人直接去书店买，价格和别的门市上是不一样的，可以打6折甚至对折，所以那些书只花了10元钱，这样一来其实就不算贵了。
鲁瑞虽然爱读书，却不太喜欢看“老大”的小说。据说，鲁迅的《呐喊》出版后，有人曾特意送给老太太看，并且告诉她其中《故乡》写得最好。可是老太太读完这篇小说后，却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
鲁迅与张恨水创作倾向不同，且素无交往，他也不会跟风去追捧张恨水的畅销书。在1931年综评上海文艺界之时，他对“鸳鸯蝴蝶派”之类的言情小说毫不赞赏，甚至语含讽刺。但因为母亲爱看，鲁迅还是无条件地顺从老人的阅读兴趣，从未干预过她的价值观念和爱好取向。
【当感到母亲有点偏心】
1926年，鲁迅南下赴厦门大学任教后，鲁瑞仍和朱安住在西三条胡同。对于自己当年一手包办的这门亲事，老太太对长子、长媳双方均深感歉疚。尽管老二、老三家都已有了几个子女，她却特别希望这间屋子里有个小孩跑来跑去。1929年9月，周海婴在上海出生，虽说鲁迅与许广平并无传统意义上的夫妻名分，但老太太每回瞧着海婴的照片，总是禁不住喜上眉梢。朱安也对许广平母子表示好感，因此鲁迅在信中跟许广平说，来年春天可带孩子来北平玩个把月。
此番回京探望，鲁迅感觉到老太太年事已高，脾气却更加暴躁，病卧在床依然如故，还大发无名之火：“医不好，则立刻死掉，医得好，即立刻好起！”又生性好强，年过七旬还学着织毛衣，而且“今日头痛方愈，便已偷偷的卧而编毛绒小衫矣”。想必是给哪个孙子孙女织的，其慈爱之心可见一斑。对未曾见过一面的小海婴，老太太也是呵护有加。鲁迅和许广平有时戏称爱子为“小狗屁”，母亲知道后不准他们再这样叫。每逢家里有客来，老太太总会欣然把海婴的照片拿给他们看。母亲与鲁迅的书信往来也多以海婴的成长点滴为话题，津津乐道。
1932年11月9日夜，鲁迅接到电报——电文云“母病速归”，11日晨即从上海北站登上北去的火车，马不停蹄地赶回曾住过两年多的北京西三条旧寓。到了家，一颗心才放下来。原来母亲患慢性胃炎，偏偏饮食不慎，加之年老力衰，引发晕眩，经医生诊断，身体并无大碍。虚惊一场之后，却有一事让鲁迅感到“颇不平”。
鲁迅离开北京这些年，与母亲之间一直音书不断，互相关心，彼此挂牵。鲁迅、许广平常带爱子海婴去照相，也多次寄照片给母亲以释远念。老太太将海婴的照片放在床头，但老二周作人的孩子们的照片则挂在墙上。一在墙上，一在床頭，位置显然不同。鲁迅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母亲未免有些偏心了。
鲁迅针对母亲的偏心，既颇感不平，又多有理解。他跟许广平说：母亲也是一番苦心，是“她的一种外交手段”。朱安虽然对许广平母子绝无怨怼之意，但在老太太眼中，许广平毕竟并非明媒正娶，而朱安与自己和睦相处20余载，她必须照顾到朱安的内心感受。周作人的妻子则极尽挑拨之能事，经常在鲁瑞和朱安面前说三道四，比如听到谣传说许广平的肚子又大了，马上愤愤然跑到西三条来搬弄是非。手心手背都是肉，在儿子儿媳们之间的矛盾中，老太太能做的无非尽最大可能持平、调和，以免这个家产生更多的隔阂、更深的裂痕。
其实，鲁迅认为母亲在照片这个问题上“偏心”，也未免有些想多了。在老太太床头，除了海婴的照片外，还有鲁迅的照片，有时就放在枕边。也许正是因为老太太更喜欢他们，才将他们的照片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据鲁迅在砖塔胡同时的邻居俞芳回忆，老太太经常将床头的照片一张张看过来，经常跟别人讲起鲁迅的故事，每当此时，眼睛里满满都是慈爱。
有一次，母亲看着鲁迅的相片，忽然对俞芳说：你看，你们的大先生的一双眼睛多么有神，从他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很有主见，非常坚强;他从小就不欺负弱小，不畏强暴;他写文章与人争论，话不饶人，但对朋友心地是很厚道、极善良的。母亲的这番评价是准确而深刻的，她或许对儿子的思想和文章了解不多，理解不深，但对其为人处世，心里可是一清二楚。
【致母亲的最后几封信】
1927年10月，鲁迅偕许广平定居上海。三弟周建人当时供职于商务印书馆，一家子也在上海生活。此后十年光景，鲁迅除了两次北上探亲之外，他与母亲之间聚少离多。鲁瑞记挂着远隔数千里的老大老三两家，她的表达方式便是经常写信寄包裹。
母亲的包裹内容丰富多彩，据鲁迅日记：1930年12月7日，“下午从三弟寓持来母亲所寄果脯、小米、斑豆、玉蜀黍粉等”;1933年4月7日，“得母亲所寄小包一个，内香菌、蘑菇、瑶柱、蜜枣、榛子，夜复”。此外，另有绍兴特产糟鸡、酱鸭、干菜、卤瓜之类。除了食物，还有给鲁迅的羊皮袍料、给海婴的小外套，以及玩具、画报，甚至日常用品如刀、镊、顶针之类。也许在老人看来，儿孙们的吃、穿、用、玩，事无巨细，都非得亲自操心不可的。
鲁迅收到母亲的来信和包裹，若非特殊情况，一般都是即刻回复。而在鲁迅人生的最后一年里，疾病成了他跟母亲诉说的一个重要话题。然而在致母亲的最后几封信中，关于自己的病情，鲁迅并未全盘如实相告，而总是强调复原和好转。他反复这样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万请勿念”，希望母亲不要为他忧心忡忡。 1936年3月2日，春寒料峭，鲁迅往狄思威路766号2楼的藏书室查找书籍，因受了寒凉而突发气管痉挛，气喘剧烈以至支持不住。幸好有医生在近旁，立刻注射一针，症状得以缓解。此后鲁迅又卧床数日，方能起身，而病魔却从此再也未曾远离。
鲁迅并不惧怕死亡，反而希望在最后的日子里能抓紧做事，用小跑走完人生最后一程。鲁迅割舍不下的是休戚与共的亲情，远在北平的老母闻知长子病势趋重，也是无日不在惦念。鲁迅自知瞒不过母亲，《北平新报》上就登载过《鲁迅先生病况》之类的文章。
鲁迅给母亲写信，平均约每月一封，篇幅都不长，内容也总是报告上海这边的家中简况，以免老人家挂怀。3月20日，鲁迅向母亲这样解释病情：“现已可称复原，但稍无力，可请勿念……大约小心寒暖，则可以无虑耳。”4月初又去一封信，说是每天在喝一种可止咳的茶，似颇有疗效，咳嗽减轻了许多。5月7日的信中称：“早已复原，不过仍是忙……”
可是此后两个月，鲁迅一直没有给母亲写信，因为“自五月十六日起，突然发热，加以气喘，从此日见沉重，至月底，颇近危险，幸一二日后，即见转机，而发热终不退”。其间，鲁迅一直坚持的日记也被迫中断25天，直至7月1日才恢复。关于自己的近况，鲁迅请三弟代向母亲转告过，而当他7月6日亲笔给母亲写信时，则表示“病已向愈，万请勿念为要”。这也是他此次能动笔后所写的第一封信。8月23日鲁迅写信告知，病已又比先前好了许多，可一时仍离不开医生，本想到外地去疗养的计划暂时还不能实现。9月3日鲁迅在给母亲的回信中坦承“确是吐了几十口血”，却又轻描淡写地解释：“不过是痰中带血，不到一天，吃了医生开的药就止住了。”
9月22日的信，是鲁迅写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男近日情形，比先前又好一点，脸上的样子，已经恢复了病前的状态了，但有时还要发低热，所以仍在注射。大约再过一星期，就停下来看一看。”在北平的家人正为鲁迅渐趋痊复而甚感欣慰，却未料10月19日凌晨他溘然长逝。
5月31日，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特地请了一名肺科专家为鲁迅进行检查和诊断，专家认为其抵抗力实属罕见，而病情也确已危重。鲁迅曾经学医，对自身状况了然于胸，尤其是步入中年后一直疾病缠身，而他始终对母亲隐瞒着。1936年初春过后，鲁迅的身体已极其虚弱，体重竟不足40公斤。其实，鲁迅的抵抗力应与乐观的态度和坚韧的毅力密不可分，从其日记和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对病痛和死亡等闲视之，从未流露出半点悲观和绝望。
鲁迅病逝的消息，是上海这边发来电报，由鲁迅在京的学生宋紫佩送给母亲的。老人虽悲痛万分，当时却极力控制住感情，只是脸色不好，待送走来人后便嚎啕大哭，说：“我不能累宋先生难受。”此后数日，老太太含悲忍泪，广泛收集鲁迅死后的所有报道，她看到各界人士表达的沉痛悼念和崇高敬意，自我宽慰道：“还好，这样子，儿子死得不太冤枉。”
人生短暫，母子情深。在鲁瑞和鲁迅这两代人之间，尽管存在着难以逾越的代沟，但他们相互理解和包容，相互牵挂和扶持，因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始终是彼此生命中血肉相连的一部分。
（作者系文史学者）
当时，鲁迅的父亲已去世三年，母亲鲁瑞含辛茹苦，勉力支撑着这个衰落的门庭。尽管母亲对鲁迅的选择并不能完全理解，也为儿子离家远行而深深担忧，但还是变卖首饰，好不容易凑了8元钱，让他去走自己的路。可以想见，倘若没有母亲的支持，鲁迅就不可能走出绍兴，更不可能走出国门，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一切。
鲁迅和母亲两代人的关系，有关爱与信赖，
理解与包容，但也不可避免地有矛盾和隔阂。
【母亲送的“礼物”】
1906年，即鲁迅25岁那年的夏天，母亲拍电报要他从日本回来一趟。这次回国的目的只有一个：结婚。
新娘名叫朱安，生于1878年，比鲁迅大3岁，属于典型的旧式女子，没读过书，裹着小脚。鲁迅一见之下大失所望，新婚后的第二夜就独自搬到书房去睡了;第4天，他帶着一颗痛苦而破碎的心，匆匆启程东渡继续留学，一去又是3年。这桩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悲剧。
与同时代的中国小城镇女性相比，鲁瑞在思想观念上并不因循守旧，反而比较开明，在清末天足运动兴起之际，她就打破陈规放了脚，为此曾遭到本家中顽固分子的非议，她也丝毫不为所动。但是，在长子的终身大事上，鲁瑞表现出了明显的狭隘，她以自己的价值观为标准，直接操纵了整个过程。鲁迅和朱安之间没有一点爱情基础，在后来几十年虽名为夫妻，却一直分居。
鲁迅奉母命成婚，实质上是对传统习俗的一次妥协，其代价是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婚姻枷锁。他不能提出解除这个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因为一旦休妻，朱安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或死路一条，或生不如死。他也明白朱安是无辜的，不忍心给她造成更多的伤害。“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此前，周家厄运当头，连遭变故。祖父因科场舞弊案锒铛入狱，父亲常年卧病不起，作为家中长子，鲁迅从小就很有主见，以弱小的肩膀帮助母亲挑起持家重担。父亲去世后不久，本家长辈们为重新分配房屋，集会商议。当时鲁迅祖父尚在狱中，本家们欺负这一房孤儿寡母，分给他们的房屋又小又差。鲁迅对这不公平的分配十分不满，当场提出此事须请示祖父，自己不能做主，坚决不肯签字。鲁迅尽管在许多事情的处理上已经比较成熟，但有时面对封建礼法也无力反抗，比如在婚姻问题上，过于听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母爱则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鲁迅青年时代思想上的负担和行动上的束缚。
鲁迅于1912年5月赴北京教育部任职，此后7年寄居绍兴会馆，大部分时间是校对古籍、抄写古碑，打发孤独无聊的时光，此间仅回绍兴探亲两次。1919年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共同买下了八道湾胡同11号，并回故乡将母亲和朱安接到北京。1923年7月，鲁迅和周作人突然失和，不久鲁迅夫妇被迫搬出八道湾，租住于砖塔胡同61号，而母亲仍在八道湾暂住。后来，母亲希望能和鲁迅他们住在一起，于是鲁迅买下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并于1924年5月迁居新宅。
尽管在同一个屋檐下朝夕相处，鲁迅和朱安二人仍是不可能琴瑟和谐的，而母亲身居其中，角色也有些尴尬。孙伏园讲过一个细节，揭示了他们之间难以消除的隔阂：“一天我听周老太太说，鲁迅先生的裤子还是三十年前留学时代的，已经补过多少回，她实在看不过去了，所以叫周太太做了一条棉裤，等鲁迅先生上衙门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万不料竟被他扔出来了。老太太认为我的话有时还能邀老师的信任，所以让我劝劝他。”当然，鲁迅对母亲一向孝敬，待朱安也不薄，他从教育部下班回家途中，经常去稻香村等老字号买些糕点回家，先送给母亲和朱安挑选，剩下的留给自己。
因为少时家境艰难，鲁迅十分理解母亲当家不易，他说过：母亲是受过苦的，自己应当担负起一切做儿子的责任。鲁迅在品德、个性等许多方面都深受母亲的影响，以至于他最常用的笔名也借用了母亲的姓。鲁瑞曾多次跟别人提起过鲁迅的孝顺，说“他最能体谅我的难处，特别是他进当铺典当东西，要遭到多少势利人的白眼，甚至奚落;可他为了减少我的忧愁和痛苦，从来不在我面前吐露他难堪的遭遇，从来不吐半句怨言”。
即使在和朱安这桩痛彻一生的婚姻上，鲁迅也是将自己所有的委屈和伤痛默默承受，从未向母亲抱怨过，只是偶尔对亲近的朋友流露一二。比如他在晚年曾跟冯雪峰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以为母爱的伟大真可怕，差不多盲目的。”
【给母亲买张恨水的小说】
上世纪30年代，中国作家中粉丝最多的或许不是鲁迅，而是张恨水。
那个时期，书店的生意普遍萧条，却大多愿意出版张恨水的小说。1930年秋，张恨水在上海结识世界书局总经理沈知方，双方签订了《春明外史》及《金粉世家》的出版合同。《春明外史》是一次性买断，《金粉世家》的稿费则分4次支付，每收到1/4的稿子，即付一千元，这在同时代作家中，以稿酬论，恐怕极少能与之比肩的。
当时《金粉世家》深受市民阶层的狂热追捧，成千上万的张恨水的粉丝当中，有一个就是70多岁的鲁瑞。
鲁瑞生于书香门第，其父中过举人，但她幼时没上过学堂，塾师给家里兄弟们授课，她只能躲在门外偷听，可不久连这个权利也被剥夺了。于是她想方设法自己找书看，最初读弹词之类，后来又迷上了小说，遇到生字便请教别人，直至晚年仍兴味不减。鲁迅在自叙传略中说“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而且看书速度很快，平时若爱看的书看完了，她就会对鲁迅说：“老大，我没有书看哉！”
当张恨水小说风靡全国时，鲁瑞在北京给远在上海的长子写信，要他买些张恨水的书寄来，鲁迅立即遵照执行。1934年5月16日，鲁迅在给母亲的信中说：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 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之一。“鸳鸯蝴蝶派”以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趣味性为标帜，擅长铺陈痴男怨女的爱恨情仇。正如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所指出的，他们热衷于写才子和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胡蝶，一双鸳鸯一样”。
《金粉世家》《美人恩》两部共15本书，鲁瑞可能不到3个月就全看完了，于是鲁迅又张罗着给她买书付邮。1934年8月21日他写信给母亲：“张恨水们的小说，已托人去买去了，大约不出一礼拜之内，当可由书局直接寄上。”8月31日又在信中说：“小说已于前日买好，即托书店寄出，计程瞻庐作的二种，张恨水作的三种，想现在当已早到了。”这次寄出的5种小说书，总共定价20元，鲁瑞觉得太贵而过意不去。鲁迅为了让母亲安心，又两次写信解释说，上海的一些书籍，若是托熟人直接去书店买，价格和别的门市上是不一样的，可以打6折甚至对折，所以那些书只花了10元钱，这样一来其实就不算贵了。
鲁瑞虽然爱读书，却不太喜欢看“老大”的小说。据说，鲁迅的《呐喊》出版后，有人曾特意送给老太太看，并且告诉她其中《故乡》写得最好。可是老太太读完这篇小说后，却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
鲁迅与张恨水创作倾向不同，且素无交往，他也不会跟风去追捧张恨水的畅销书。在1931年综评上海文艺界之时，他对“鸳鸯蝴蝶派”之类的言情小说毫不赞赏，甚至语含讽刺。但因为母亲爱看，鲁迅还是无条件地顺从老人的阅读兴趣，从未干预过她的价值观念和爱好取向。
【当感到母亲有点偏心】
1926年，鲁迅南下赴厦门大学任教后，鲁瑞仍和朱安住在西三条胡同。对于自己当年一手包办的这门亲事，老太太对长子、长媳双方均深感歉疚。尽管老二、老三家都已有了几个子女，她却特别希望这间屋子里有个小孩跑来跑去。1929年9月，周海婴在上海出生，虽说鲁迅与许广平并无传统意义上的夫妻名分，但老太太每回瞧着海婴的照片，总是禁不住喜上眉梢。朱安也对许广平母子表示好感，因此鲁迅在信中跟许广平说，来年春天可带孩子来北平玩个把月。
此番回京探望，鲁迅感觉到老太太年事已高，脾气却更加暴躁，病卧在床依然如故，还大发无名之火：“医不好，则立刻死掉，医得好，即立刻好起！”又生性好强，年过七旬还学着织毛衣，而且“今日头痛方愈，便已偷偷的卧而编毛绒小衫矣”。想必是给哪个孙子孙女织的，其慈爱之心可见一斑。对未曾见过一面的小海婴，老太太也是呵护有加。鲁迅和许广平有时戏称爱子为“小狗屁”，母亲知道后不准他们再这样叫。每逢家里有客来，老太太总会欣然把海婴的照片拿给他们看。母亲与鲁迅的书信往来也多以海婴的成长点滴为话题，津津乐道。
1932年11月9日夜，鲁迅接到电报——电文云“母病速归”，11日晨即从上海北站登上北去的火车，马不停蹄地赶回曾住过两年多的北京西三条旧寓。到了家，一颗心才放下来。原来母亲患慢性胃炎，偏偏饮食不慎，加之年老力衰，引发晕眩，经医生诊断，身体并无大碍。虚惊一场之后，却有一事让鲁迅感到“颇不平”。
鲁迅离开北京这些年，与母亲之间一直音书不断，互相关心，彼此挂牵。鲁迅、许广平常带爱子海婴去照相，也多次寄照片给母亲以释远念。老太太将海婴的照片放在床头，但老二周作人的孩子们的照片则挂在墙上。一在墙上，一在床頭，位置显然不同。鲁迅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母亲未免有些偏心了。
鲁迅针对母亲的偏心，既颇感不平，又多有理解。他跟许广平说：母亲也是一番苦心，是“她的一种外交手段”。朱安虽然对许广平母子绝无怨怼之意，但在老太太眼中，许广平毕竟并非明媒正娶，而朱安与自己和睦相处20余载，她必须照顾到朱安的内心感受。周作人的妻子则极尽挑拨之能事，经常在鲁瑞和朱安面前说三道四，比如听到谣传说许广平的肚子又大了，马上愤愤然跑到西三条来搬弄是非。手心手背都是肉，在儿子儿媳们之间的矛盾中，老太太能做的无非尽最大可能持平、调和，以免这个家产生更多的隔阂、更深的裂痕。
其实，鲁迅认为母亲在照片这个问题上“偏心”，也未免有些想多了。在老太太床头，除了海婴的照片外，还有鲁迅的照片，有时就放在枕边。也许正是因为老太太更喜欢他们，才将他们的照片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据鲁迅在砖塔胡同时的邻居俞芳回忆，老太太经常将床头的照片一张张看过来，经常跟别人讲起鲁迅的故事，每当此时，眼睛里满满都是慈爱。
有一次，母亲看着鲁迅的相片，忽然对俞芳说：你看，你们的大先生的一双眼睛多么有神，从他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很有主见，非常坚强;他从小就不欺负弱小，不畏强暴;他写文章与人争论，话不饶人，但对朋友心地是很厚道、极善良的。母亲的这番评价是准确而深刻的，她或许对儿子的思想和文章了解不多，理解不深，但对其为人处世，心里可是一清二楚。
【致母亲的最后几封信】
1927年10月，鲁迅偕许广平定居上海。三弟周建人当时供职于商务印书馆，一家子也在上海生活。此后十年光景，鲁迅除了两次北上探亲之外，他与母亲之间聚少离多。鲁瑞记挂着远隔数千里的老大老三两家，她的表达方式便是经常写信寄包裹。
母亲的包裹内容丰富多彩，据鲁迅日记：1930年12月7日，“下午从三弟寓持来母亲所寄果脯、小米、斑豆、玉蜀黍粉等”;1933年4月7日，“得母亲所寄小包一个，内香菌、蘑菇、瑶柱、蜜枣、榛子，夜复”。此外，另有绍兴特产糟鸡、酱鸭、干菜、卤瓜之类。除了食物，还有给鲁迅的羊皮袍料、给海婴的小外套，以及玩具、画报，甚至日常用品如刀、镊、顶针之类。也许在老人看来，儿孙们的吃、穿、用、玩，事无巨细，都非得亲自操心不可的。
鲁迅收到母亲的来信和包裹，若非特殊情况，一般都是即刻回复。而在鲁迅人生的最后一年里，疾病成了他跟母亲诉说的一个重要话题。然而在致母亲的最后几封信中，关于自己的病情，鲁迅并未全盘如实相告，而总是强调复原和好转。他反复这样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万请勿念”，希望母亲不要为他忧心忡忡。 1936年3月2日，春寒料峭，鲁迅往狄思威路766号2楼的藏书室查找书籍，因受了寒凉而突发气管痉挛，气喘剧烈以至支持不住。幸好有医生在近旁，立刻注射一针，症状得以缓解。此后鲁迅又卧床数日，方能起身，而病魔却从此再也未曾远离。
鲁迅并不惧怕死亡，反而希望在最后的日子里能抓紧做事，用小跑走完人生最后一程。鲁迅割舍不下的是休戚与共的亲情，远在北平的老母闻知长子病势趋重，也是无日不在惦念。鲁迅自知瞒不过母亲，《北平新报》上就登载过《鲁迅先生病况》之类的文章。
鲁迅给母亲写信，平均约每月一封，篇幅都不长，内容也总是报告上海这边的家中简况，以免老人家挂怀。3月20日，鲁迅向母亲这样解释病情：“现已可称复原，但稍无力，可请勿念……大约小心寒暖，则可以无虑耳。”4月初又去一封信，说是每天在喝一种可止咳的茶，似颇有疗效，咳嗽减轻了许多。5月7日的信中称：“早已复原，不过仍是忙……”
可是此后两个月，鲁迅一直没有给母亲写信，因为“自五月十六日起，突然发热，加以气喘，从此日见沉重，至月底，颇近危险，幸一二日后，即见转机，而发热终不退”。其间，鲁迅一直坚持的日记也被迫中断25天，直至7月1日才恢复。关于自己的近况，鲁迅请三弟代向母亲转告过，而当他7月6日亲笔给母亲写信时，则表示“病已向愈，万请勿念为要”。这也是他此次能动笔后所写的第一封信。8月23日鲁迅写信告知，病已又比先前好了许多，可一时仍离不开医生，本想到外地去疗养的计划暂时还不能实现。9月3日鲁迅在给母亲的回信中坦承“确是吐了几十口血”，却又轻描淡写地解释：“不过是痰中带血，不到一天，吃了医生开的药就止住了。”
9月22日的信，是鲁迅写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男近日情形，比先前又好一点，脸上的样子，已经恢复了病前的状态了，但有时还要发低热，所以仍在注射。大约再过一星期，就停下来看一看。”在北平的家人正为鲁迅渐趋痊复而甚感欣慰，却未料10月19日凌晨他溘然长逝。
5月31日，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特地请了一名肺科专家为鲁迅进行检查和诊断，专家认为其抵抗力实属罕见，而病情也确已危重。鲁迅曾经学医，对自身状况了然于胸，尤其是步入中年后一直疾病缠身，而他始终对母亲隐瞒着。1936年初春过后，鲁迅的身体已极其虚弱，体重竟不足40公斤。其实，鲁迅的抵抗力应与乐观的态度和坚韧的毅力密不可分，从其日记和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对病痛和死亡等闲视之，从未流露出半点悲观和绝望。
鲁迅病逝的消息，是上海这边发来电报，由鲁迅在京的学生宋紫佩送给母亲的。老人虽悲痛万分，当时却极力控制住感情，只是脸色不好，待送走来人后便嚎啕大哭，说：“我不能累宋先生难受。”此后数日，老太太含悲忍泪，广泛收集鲁迅死后的所有报道，她看到各界人士表达的沉痛悼念和崇高敬意，自我宽慰道：“还好，这样子，儿子死得不太冤枉。”
人生短暫，母子情深。在鲁瑞和鲁迅这两代人之间，尽管存在着难以逾越的代沟，但他们相互理解和包容，相互牵挂和扶持，因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始终是彼此生命中血肉相连的一部分。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