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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坐着很多老师，吓得我有点不敢说话，特别是碰触这么一个不讨好的题目。大家都知道，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装，所以很不好谈。大至思潮和制度，小至吃喝拉撒睡，什么都是“文化”。那么，我们首先要约定一下，是在哪个层次意义上来谈文化。
在我看来，最粗糙的分法，文化也可分成大、中、小三个概念：
大文化，指的是人类包括物质生产在内的一切的活动，比方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等，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因此种稻子、种麦子、打个洞、挖个坑，那都是文化。
往下走，有一个中文化，大概是指人们常说的“意识形态”，或者常说的“软实力”，体现于制度、政策、宗教、教育、新闻、文艺等。所谓“儒家文化”就是这样的概念，其中“礼”为制度方面，“乐”大约是文艺方面。
再往下走，还有小文化，只涉及眼下我们文化部、文化局的工作范围，是精神领域事务的一部分。比如宗教、教育、新闻出版等，文化部都是不管的。前几年旅游与文化联姻，合并出一个文旅部，有人戏称为“诗和远方”部。
如果对上述大、中、小不作区别，不加约定，我们的讨论就肯定是一锅粥，打乱仗，自己找死。所以，首先申明一下：我们今天谈的是大文化，涉及人类的一切活动，涉及到所有人，不仅仅是文化部管的那摊子事。
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叫“迭代”，一个叫“地缘”。
先讲讲迭代。所谓迭代，是指文化沿着一个时间轴，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可被人们视为一种进步。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从农牧时代到工业时代，就是这样一种迭代的关系，常常形成代序差异。
以前很多人一谈到文化就容易岔，容易爆，吵得一塌糊涂，我说你崇洋媚外，你说我顽固守旧，大帽子飞来飞去。其实这里隐藏着一种尺度的紊乱，表面上是谈中西，实际上是谈古今，是比较代序差异。因为很多人说的“洋”，并不是指中世纪的西方，不是指古罗马的西方，而是指十八世纪以后工业化的西方，专掐西方最强盛的一个特定阶段。说我们的油灯不好，欧洲的电灯好。说我们的牛车不行，欧洲的汽车很棒。那么，不崇洋不媚外也不行了，是不是？但这是拿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比，把不同的发展阶段拧在一起，差不多就是关公战秦琼。当年钱穆建议，说真正的中西文化比较，要等到双方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了再说，就是这个意思。
日本一个学者叫作福泽谕吉，写过一篇《脱亚论》。那时不仅很多日本人要脱亚入欧，俄国人、土耳其人也这样说，形成整个亚洲一个广泛的潮流。为什么要脱亚？他们都知道国土搬不走，但脱亚就是急吼吼地要脱农、脱贫、离穷邻居们远点，要成为欧洲式的工业国。福泽谕吉是著名的启蒙派，相当于中国的梁启超、陈独秀这样的领袖级人物，其头像直到去年（2019年）还一直印在一万日元的钞票上。但他又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意见领袖，一直鼓吹侵华战争。他的《文明论概略》大量抄自美国中学生的教材，知识产权其实是有点问题的，但它在中国也有广泛影响。他认为“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认为“支那人”就是彻头彻尾的野蛮民族，那么最好的前途就是到处插满大和民族的胜利旗帜。
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大力鼓吹日本应脱亚入欧
由此可见，文化迭代没毛病，但迭代的进程并非各国同步。若把一时的差异静止化、绝对化、永恒化，就很可能产生民族歧视和对外战争。这种“进步主义”就危险了，就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提供了合法性。我上了车，你还没上车，那么我打你就是活该。我是四年级，你还是一年级，那你一年级的给我交保护费就是天经地义，是吧？这种理解，多年来玷污了“进步”这个字眼。
我翻译过一本书，在座有些中文系的，可能知道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捷克裔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一本小说。我记得小说中间有一段描写，印象特别深。他是写厕所，说当时的捷克太落后了，当局的治理失败，捷克的厕所就特别让人难受，那个便池在他的形容之下，只是“一根废水管道放大了的终端”——大概是这个意思吧。由此他对比西方发达国家的马桶，也用了比喻，说那种马桶多好呵，“像一朵朵洁白的水百合”。这比喻很形象，很精彩吧？他这样写，当然是要对比文明的先进和落后。这话没说错。谁不愿意坐在“水百合”一樣的抽水马桶上呢？谁不喜欢有一个舒适干净的环境呢？
十九世纪中叶的巴黎下水道
问题是，西方的厕所一直是这样吗？或者说，西方的厕所什么时候才变成这样？据史料记载，作为西方一个标志性的都市，巴黎很繁华，但也是一度出了名的脏乱差，还臭烘烘。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巴黎人口剧增，排污系统却跟不上，居民们都习惯了随处拉。因此当局颁布法律，说卢浮宫里画了红十字的地方不能拉，其他地方才能拉，这是一条。又说从临街楼上窗口往下倒马桶的，要大喊三声在先，让街头行人避让，否则就是违法。那么有了这三声警告，就是合法的滔滔屎尿天上来，这又是一条。以至有人说，巴黎的香水产业为什么那么发达？就是因为当时巴黎人要用香水来压住身上的臭味。可见，那时连巴黎也没有什么盛开的“水百合”。西方的厕所文化，只是到后来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
有了工业化，有了上下水系统，有了供电能力和通风设备，有了承水弯管、自控水箱等工业小发明，还加上相应的财政支持，才可能有所谓厕所的文化。它最早出现在西方，但与西方并无一开始就绑定的关系，至少与工业化以前漫长的西方史没有关系，与数千年的西方没有关系。同样道理，如果在什么时候，某些西方国家落后了，比如在高铁、5G、移动支付等方面技不如人，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不必上纲上线，用来当作自我文化整体优越的依据。你不就是会个微信扫码吗，哪有那么牛？
当然，并不是所有文化现象都是迭代演进的。我们下面来谈一谈餐饮。餐饮文化与经济和技术有一定的关系，但没有太大关系。具体地说，能不能吃饱，大概是经济和技术说了算;至于能不能吃好，如何才算吃好，经济和技术却做不了主。现在不少中国人有钱了，可以天天吃西餐，那不是什么难事，但有些人即便腰缠万贯，还是不爱吃西餐，吃来吃去，偏偏要吃“老干妈”，你怎么办？他们不爱吃奶酪，就要吃豆腐，不爱喝咖啡，就爱喝茶，你怎么办？
这不是一个钱能解决的问题，与什么发展阶段没关系。餐饮文化，特别是口味习惯，更多體现出一种地缘性的文化特征，来自诸多地理的、气候的、物产的、人种的随机因素和条件制约。这种文化一旦形成，就各有领地和版图，相对稳定和顽固，甚至能进入生理基因，形成一种遗传复制——不管你有没有工业化。很多人去了欧美，几乎在那里生活了大半辈子。他们思想上不一定爱国，但肠胃肯定爱国，哈喇子肯定爱国。一个个西装革履飙英语，一不留神，还是会奔唐人街，奔中餐馆。他们的厕所迭代了，但还是念念不忘“童年的口味”和“故乡的口味”。
海口骑楼老街的建筑风格源自南欧
相对而言，服饰文化没那么顽固，是比较容易变的。不过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是农业国，靠的是雨热同季等宜农条件，衣料都是农业国盛产的棉花和丝绸。因此传统汉服非绸即棉，连官员的制服都像休闲装，软绵绵的一身。这不同于欧洲。作为以游牧为主业的地区，欧洲盛产羊毛和皮革，所做成的衣服不一定最软和舒服，但特别御寒，也容易做得挺括有型，对吧？皮靴什么的，比中国的棉鞋和布鞋也更多几分光鲜。这种服饰美学后面，其实都有地缘条件的源头。
建筑呢，与地理和气候的关联度最大。我们今天身处海南，海南为什么有这么多骑楼？海南是热带地区，太阳很厉害，大家受不了。海南又多雨，大家出门不方便。那么盖成骑楼这种样式，街两边都有固定走廊，既可遮阳，又可避雨，就很有道理了。据说这种骑楼风格其实是外来的，最早源自南欧——那是地中海地区，也是一个多雨地带，是欧洲少有的农业区。可见只要地缘条件相近，有些文化就不分东西，东方里可以有西方，西方里也可以有东方。倒是琼海那边，前些年有些开发商脑子进水，盖了很多北欧式的尖顶屋，觉得好看是吧？觉得骑楼应该升级换代？但海南从无冰雪积压，尖顶房用不上。倒是有台风，三五个台风下来，尖顶房就死得很难看。
还可以说说文学。因为中国有深厚的农耕史，前人很早就发明了草木造纸，比欧洲早了近一千年。有了这种低廉和方便的书写工具，比羊皮纸方便得多，中国汉代就文运昌盛，有了发达的文学和教育。我在这里很惭愧，现在敲电脑，还敲不过司马迁、班固、扬雄那一拨古人，动不动就数百万字的著作量。有专家说，中国古代不是没有史诗，是因为历史都写进了《史记》《汉书》那样的作品，因此不需要口耳相传，就不需要史诗了。其实，中国的西藏、内蒙古、新疆、苗族地区也是有史诗的，《格萨尔》《江格尔》等都是，其原因与欧洲一样：如果农业不发达，如果纸张和文字运用得晚，运用得不够，口耳相传便成了文化传承的主要手段。这再次证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养一方文化。一个族群有没有史诗，主要取决于书写工具怎么样，取决于当地的物产等地缘条件。
当然，“地缘”与“迭代”并不能决然两分，在实际生活中经常相为影响。在很多时候，在某些方面，地缘条件也会有变化，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而产生新旧之别。中国的食材和食谱就有古今差异，不会完全一成不变。
在另一方面，在很多时候，在某些地方，迭代进程也会有不同面貌，受到各种地缘条件的制约。比方你这里有煤，他那里没煤;你这里靠海，方便交通，他那里是山区，交通不便。那么同是工业化，起步就先后不一，成败或强弱也有别。
在这些方面都有不难找到的例子。
但地缘与迭代各有侧重点，可作为观察文化的两个重要角度。这么说吧，前者是空间性的，后者是时间性的;前者是多元性的，后者是普世性的;前者对经济和技术的依存度低，后者对经济和技术的依存度高。如果借用一个平面直角坐标图，那么前者是水平坐标，后者是垂直坐标，可确定文化的分布和定位。
江苏省昆山市“厕所革命”样板
你们在中学时都应该学过平面几何，还记得一点点吧？在这里，设一个坐标图，设定垂直的Y轴上，有迭代因素很高、偏高、偏低、很低的各个度，在地缘的X轴上也有很高、偏高、偏低、很低的各个度，那么在这个坐标图里，某一种现象是（2，1），另一种现象是（1，4），还有一种现象是（3，3）……我们用两个尺度，就不难测定它们各自的点位，便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至于打乱仗。我们既照顾了地缘传统，又照顾了迭代进程，就多一些识别文化的方便。
拿前面的例子来说，餐饮文化更多体现了地缘性，不大依赖Y轴的值，因此无论经济和技术发展到哪一步，各有所爱，各美其美，百花齐放，都是合理的常态。但厕所文化不一样，更多体现了迭代性，与Y轴的值密切相关，那么只要有了工业化，只要有足够的钱，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厕所革命”都无可阻挡，清洁、舒适、隐私保护都势所必然，以至全世界的卫生间都变得越来越一样，没什么“多元化”。
这样是不是清楚一点了？你们再想想，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把包罗万象的文化都搅在一起，都打包处理，都组团参赛，然后搞国家排名，只用一个尺度来判胜负，如何说得清楚？ 几天前，我看到一则新闻，说中国人的平均身高又提升了，在十九岁这个节点，男孩子平均175厘米，女孩子163厘米，已是亚洲第一。我当时还取笑老伴，说要是这个标准提早三十年，你我都不达标，岂不都是半残废，找不到对象？显然，平均身高提升到这一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经济和技术的因素，表现为Y轴的分值提升，表现为中国人吃好了，吃饱了，对吧？有了很多大水库，有了杂交水稻，有了袁隆平，对吧？还有了几十年前不可想象的各种体育设施，提供了健身条件。当然，吃饱了，但什么才算吃得好？能锻炼了，但愿不愿意锻炼？……这里面又有地缘传统的作用，有X轴上不同文化板块的情况。光说其一，不说其二，是远远不够的。想一想吧，印度人穷人多，因此拿体育金牌少;但非洲人穷人更多呵，可田径那什么的可了不得，强手如林，其原因是不是非洲在X轴上的原始分高？欧美有钱，因此体育金牌拿得多，但诸多海湾石油国家也不差钱，但为什么至今算不上大赢家？大概是因为他们女的要蒙面，男的穿长袍，不方便运动，在X轴上的原始分偏低。
至于中国人，如果说平均身高还不够，不是世界之一，那么可能还有人种基因、传统习俗等方面的原因。比如，中国人吃肉蛋奶不够多，上海网红医生张文宏已经批评过了。中国人以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优秀男人的形象大多不是五大三粗、身高力壮，而是旧戏台上那些白面书生，过于文弱，甚至娘炮，是满腹诗书进京赶考的那种，是花前月下谈情说爱的那种。中国人的运动爱好，也不如西方那些游牧民族的后裔。你到西方去看，每天下班以后到处都是跑步的或骑车的，但中国人一闲下来，就可能搓麻将、斗地主、摆象棋——虽然眼下年轻一代比前人已好了很多。
可见，就像很多文化现象一样，身高这码事，显然也是多因一果的结合效应，得用两个尺度交叉比量，话分两头说，才能说得大体到位。
历史上，由于不善于区分上述两个尺度，最大的麻烦是知识界百年来反复折腾的一场“体用之辩”。这才是我们今天需要讨论的重点。
什么叫“体”？什么叫“用”？这两个中文词，给我们的联想经常有主次之分、本末之分、内外之分、本质和功能之分。如果放在一个坐标图里，横坐标和纵坐标同等重要，是不可互相替代的。但一旦换成“体”“用”这样的描述，要争一个谁是老大，谁坐头把交椅，问题就严重了，就争不清楚了，不打破头大概不可能。语言限制思想，一旦用词错误很可能为害深远。一百多年来，知识界为此大打口水仗，至今也无共识，哪怕在公开媒体上打不成，私下里其实还在打。
早在1889年，以张之洞、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是提倡“中体西用”的。他们所谓“师夷技之长”，不过是学西方的一些技术，学数理化，学坚船利炮，但骨子里是坚守本土的思想道统、政治体制、伦理规范。这大概是最开始的阶段。
后来有了新情况。另一个著名启蒙家叫严复，对“中体西用”产生了怀疑，说“体”和“用”分得开吗？马能上战场，就是因为有“马体”;牛能耕田地，是因为有“牛体”，你怎么可能用“牛体”来产生“马用”？或者怎么能用“马体”来产生“牛用”呢？他的意思，是说体用一致，不可能分开，实际上是主张“西体西用”，翻译成后来的话叫“全盘西化”，影响过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很多中国人。海南有个前辈学者陈序经，据说是公开提倡“全盘西化”第一人。新时期有一位批评家说得更出格，说中国要搞成现代化，“起码还要被西方再殖民三百年”。
再到后来，情况更复杂了。一个重要学者叫李泽厚，他大概既不满意“中体西用”，又觉得“西体西用”不妥，太简单了，于是换上另一种说法，叫“现代化为体，中学为用”。他在上海解释过这一点，说西方最早进入现代化，但现代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因此他把“现代”这个时间概念，与“中”这个空间概念拼接，给中国特色留下一点保留余地。此外还有新儒家，一直是一个大拼盘。从熊十力、梁漱溟等一路下来，并不排斥西方思潮，但更看重中国传统。他们大多是在哲学层面做“心性”的文章，差不多还是“以中学为内学”的路线。当然，这个拼盘里也有一些讲究经世致用的，聚焦于国家发展道路的，如杜维明，从日、韩的经济发展中看到亚洲文化的价值，又借鉴韦伯处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经验，提出“儒家资本主义”。还有一个蒋庆，提出“政治儒学”，认为“王道”高于“民主”，主张精英主义的“虚君共和”。这些都可看作是“西体中用”或“中体西用”的最新版本。
海南籍著名学者陈序经，1930年代提倡“全盘西化”
至于民间，大概看到西方后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民主也好，市场也好，都有失灵的时候，于是有些人就走得更极端。他们一头扑向老祖宗，要恢复国学、恢复汉服、恢复作揖、恢复黄帝纪年、恢复繁体字、恢复皇权或类似皇权的体制——我在山东遇到一位著名学者，他就说过，一个大国最怕乱，最需要维稳，那么大国与小国不同，搞威权专制那就对了。据说，你们海南大学的学生前不久还去砸了一个场子，那个什么“女德讲堂”，宣扬女子的“三从四德”，确实很奇葩，算是彻头彻尾的“中体中用”。
我的疑惑是，如果照这样“中体中用”，如果都一窝蜂“国学救国”“回归传统”，那晚清王朝当年不是更“国学”更“传统”吗？为什么混不下去了？
我们回过头看，一百多年来，中国与西方既融合又冲突，形成一场旷日持久的世纪对话，“体”和“用”一直是中国人最大的心结。从当年的张之洞，到现在民间的“女德讲堂”，尽管解决方案五花八门，但他們心目中的中西比较，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盲区。那就是看Y轴时，不看X轴;看横坐标时，不看纵坐标，或者干脆把两个尺度拧成了一个尺度。换句话说，他们心目中常常只有静止的中西，没有动态的中西，即便谈论普遍性和特殊性，好像客观、公允、理性了许多，但还是在一个文化版图的平面上纠缠，缺少时间的向度。 这种一根筋、一刀切、一条道走到黑的争论混战，经常形成无谓的耗费。当事人对迭代因素不是夸大就是忽略，或者对地缘因素不是夸大就是忽略，經常把脑子搞乱，把路子走偏。
由此应该建议：“体”“用”这两个词最好列入禁用词汇，列为高危概念，不再进入有关文化讨论。有一位学者——我在《天涯》当编辑时，还编发过她的文章。她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太糟糕，对妇女压迫和残害太深，居然让花木兰去打仗，岂不是残忍？这当然有点扯，不像学者说的话。欧洲女人就不打仗吗？那圣女贞德算怎么回事？女人婚后都随夫改姓，那算不算男性霸权？美国国会大厦以前连女厕所都没有，女性的地位在哪里？……不难看出，妇女受压迫，不是哪个民族的问题，不是有没有道德救星的问题，不过是文化迭代所决定的，是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事实证明，只要有了工业化，生产甚至战争都不靠拼肌肉了，男人的生理优势就自然消失，男人就“霸”不起来。工业化蔓延到哪里，不论在亚洲还是在非洲或拉丁美洲，哪里的妇女就会有就业权、投票权、财务权、离婚权、避孕权等等——虽然这一演变还在路上，还远远没有完结。在我们周围，不是有些人喜欢取笑上海“小男人”吗？好像上海男人都是舞台上巩汉林那种形象，说话声音尖尖细细的，成天扎一个小围裙，在厨房里转来转去。其实，即便说话者以偏概全，巩汉林也是暖男吧，是模范丈夫吧，至少没有男性霸权吧？其原因无它，不过是因为上海最早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地方，男女平权的势头，你拦也拦不住。
文化在这里不必“背锅”，但在另一方面，文化也不应缺席。几个世纪以来，追求所谓现代化大概是人类共同的方向，但欧洲有欧洲的现代性，日本有日本的现代性，韩国有韩国的现代性，印度有印度的现代性……所谓“多重现代性”，这一大潮流还是有诸多内部差异的，有各自传统的脉络。就拿法治来说，中国媒体经常表彰一些父债子还、兄债弟还的事例。其实在西方个人本位的社会里，父债只能父还，兄债只能兄还，法律只认这个。但中国的法治之外还有德治，老百姓心里自有一套不成文法，欠债者就这样做了，你还得表扬一下吧？法院和政府也不能制止吧？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在西方法官看来就是作伪证，要追究的。但有些法官告诉我，考虑到中国的亲情传统，法官们在实际办案时，对亲人之间的某些隐瞒行为，通常会有一些酌情从宽的处理。这就是拒绝西方式的“法条主义”，根据实际国情有所变通。
由此想到，中国眼下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人们到异国他乡去搞合作共建，可能都得绷紧文化这根弦。科技专利固然重要，资金投入固然重要，法律条文固然也重要……这都没有错。但不要忘了，任何事都是人做的，而任何人都是活在文化传统中的。因此，同老外们打交道，最忌的是想当然，需要注意各种细节，了解他们那里各种文化密码，包括了解各种“潜台词”“潜规则”里的当地文化特性。
在这一方面，中文系的，文科领域的，应该多一些知识准备，多一些专业敏感，给这个世界帮上一些忙。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本文为韩少功2020年11月28日于海南大学的演讲，由程立源记录，已经作者本人整理）
在我看来，最粗糙的分法，文化也可分成大、中、小三个概念：
大文化，指的是人类包括物质生产在内的一切的活动，比方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等，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因此种稻子、种麦子、打个洞、挖个坑，那都是文化。
往下走，有一个中文化，大概是指人们常说的“意识形态”，或者常说的“软实力”，体现于制度、政策、宗教、教育、新闻、文艺等。所谓“儒家文化”就是这样的概念，其中“礼”为制度方面，“乐”大约是文艺方面。
再往下走，还有小文化，只涉及眼下我们文化部、文化局的工作范围，是精神领域事务的一部分。比如宗教、教育、新闻出版等，文化部都是不管的。前几年旅游与文化联姻，合并出一个文旅部，有人戏称为“诗和远方”部。
如果对上述大、中、小不作区别，不加约定，我们的讨论就肯定是一锅粥，打乱仗，自己找死。所以，首先申明一下：我们今天谈的是大文化，涉及人类的一切活动，涉及到所有人，不仅仅是文化部管的那摊子事。
迭代的尺度
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叫“迭代”，一个叫“地缘”。
先讲讲迭代。所谓迭代，是指文化沿着一个时间轴，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可被人们视为一种进步。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从农牧时代到工业时代，就是这样一种迭代的关系，常常形成代序差异。
以前很多人一谈到文化就容易岔，容易爆，吵得一塌糊涂，我说你崇洋媚外，你说我顽固守旧，大帽子飞来飞去。其实这里隐藏着一种尺度的紊乱，表面上是谈中西，实际上是谈古今，是比较代序差异。因为很多人说的“洋”，并不是指中世纪的西方，不是指古罗马的西方，而是指十八世纪以后工业化的西方，专掐西方最强盛的一个特定阶段。说我们的油灯不好，欧洲的电灯好。说我们的牛车不行，欧洲的汽车很棒。那么，不崇洋不媚外也不行了，是不是？但这是拿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比，把不同的发展阶段拧在一起，差不多就是关公战秦琼。当年钱穆建议，说真正的中西文化比较，要等到双方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了再说，就是这个意思。
日本一个学者叫作福泽谕吉，写过一篇《脱亚论》。那时不仅很多日本人要脱亚入欧，俄国人、土耳其人也这样说，形成整个亚洲一个广泛的潮流。为什么要脱亚？他们都知道国土搬不走，但脱亚就是急吼吼地要脱农、脱贫、离穷邻居们远点，要成为欧洲式的工业国。福泽谕吉是著名的启蒙派，相当于中国的梁启超、陈独秀这样的领袖级人物，其头像直到去年（2019年）还一直印在一万日元的钞票上。但他又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意见领袖，一直鼓吹侵华战争。他的《文明论概略》大量抄自美国中学生的教材，知识产权其实是有点问题的，但它在中国也有广泛影响。他认为“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认为“支那人”就是彻头彻尾的野蛮民族，那么最好的前途就是到处插满大和民族的胜利旗帜。
由此可见，文化迭代没毛病，但迭代的进程并非各国同步。若把一时的差异静止化、绝对化、永恒化，就很可能产生民族歧视和对外战争。这种“进步主义”就危险了，就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提供了合法性。我上了车，你还没上车，那么我打你就是活该。我是四年级，你还是一年级，那你一年级的给我交保护费就是天经地义，是吧？这种理解，多年来玷污了“进步”这个字眼。
我翻译过一本书，在座有些中文系的，可能知道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捷克裔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一本小说。我记得小说中间有一段描写，印象特别深。他是写厕所，说当时的捷克太落后了，当局的治理失败，捷克的厕所就特别让人难受，那个便池在他的形容之下，只是“一根废水管道放大了的终端”——大概是这个意思吧。由此他对比西方发达国家的马桶，也用了比喻，说那种马桶多好呵，“像一朵朵洁白的水百合”。这比喻很形象，很精彩吧？他这样写，当然是要对比文明的先进和落后。这话没说错。谁不愿意坐在“水百合”一樣的抽水马桶上呢？谁不喜欢有一个舒适干净的环境呢？
问题是，西方的厕所一直是这样吗？或者说，西方的厕所什么时候才变成这样？据史料记载，作为西方一个标志性的都市，巴黎很繁华，但也是一度出了名的脏乱差，还臭烘烘。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巴黎人口剧增，排污系统却跟不上，居民们都习惯了随处拉。因此当局颁布法律，说卢浮宫里画了红十字的地方不能拉，其他地方才能拉，这是一条。又说从临街楼上窗口往下倒马桶的，要大喊三声在先，让街头行人避让，否则就是违法。那么有了这三声警告，就是合法的滔滔屎尿天上来，这又是一条。以至有人说，巴黎的香水产业为什么那么发达？就是因为当时巴黎人要用香水来压住身上的臭味。可见，那时连巴黎也没有什么盛开的“水百合”。西方的厕所文化，只是到后来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
有了工业化，有了上下水系统，有了供电能力和通风设备，有了承水弯管、自控水箱等工业小发明，还加上相应的财政支持，才可能有所谓厕所的文化。它最早出现在西方，但与西方并无一开始就绑定的关系，至少与工业化以前漫长的西方史没有关系，与数千年的西方没有关系。同样道理，如果在什么时候，某些西方国家落后了，比如在高铁、5G、移动支付等方面技不如人，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不必上纲上线，用来当作自我文化整体优越的依据。你不就是会个微信扫码吗，哪有那么牛？
地缘的尺度
当然，并不是所有文化现象都是迭代演进的。我们下面来谈一谈餐饮。餐饮文化与经济和技术有一定的关系，但没有太大关系。具体地说，能不能吃饱，大概是经济和技术说了算;至于能不能吃好，如何才算吃好，经济和技术却做不了主。现在不少中国人有钱了，可以天天吃西餐，那不是什么难事，但有些人即便腰缠万贯，还是不爱吃西餐，吃来吃去，偏偏要吃“老干妈”，你怎么办？他们不爱吃奶酪，就要吃豆腐，不爱喝咖啡，就爱喝茶，你怎么办？
这不是一个钱能解决的问题，与什么发展阶段没关系。餐饮文化，特别是口味习惯，更多體现出一种地缘性的文化特征，来自诸多地理的、气候的、物产的、人种的随机因素和条件制约。这种文化一旦形成，就各有领地和版图，相对稳定和顽固，甚至能进入生理基因，形成一种遗传复制——不管你有没有工业化。很多人去了欧美，几乎在那里生活了大半辈子。他们思想上不一定爱国，但肠胃肯定爱国，哈喇子肯定爱国。一个个西装革履飙英语，一不留神，还是会奔唐人街，奔中餐馆。他们的厕所迭代了，但还是念念不忘“童年的口味”和“故乡的口味”。
相对而言，服饰文化没那么顽固，是比较容易变的。不过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是农业国，靠的是雨热同季等宜农条件，衣料都是农业国盛产的棉花和丝绸。因此传统汉服非绸即棉，连官员的制服都像休闲装，软绵绵的一身。这不同于欧洲。作为以游牧为主业的地区，欧洲盛产羊毛和皮革，所做成的衣服不一定最软和舒服，但特别御寒，也容易做得挺括有型，对吧？皮靴什么的，比中国的棉鞋和布鞋也更多几分光鲜。这种服饰美学后面，其实都有地缘条件的源头。
建筑呢，与地理和气候的关联度最大。我们今天身处海南，海南为什么有这么多骑楼？海南是热带地区，太阳很厉害，大家受不了。海南又多雨，大家出门不方便。那么盖成骑楼这种样式，街两边都有固定走廊，既可遮阳，又可避雨，就很有道理了。据说这种骑楼风格其实是外来的，最早源自南欧——那是地中海地区，也是一个多雨地带，是欧洲少有的农业区。可见只要地缘条件相近，有些文化就不分东西，东方里可以有西方，西方里也可以有东方。倒是琼海那边，前些年有些开发商脑子进水，盖了很多北欧式的尖顶屋，觉得好看是吧？觉得骑楼应该升级换代？但海南从无冰雪积压，尖顶房用不上。倒是有台风，三五个台风下来，尖顶房就死得很难看。
还可以说说文学。因为中国有深厚的农耕史，前人很早就发明了草木造纸，比欧洲早了近一千年。有了这种低廉和方便的书写工具，比羊皮纸方便得多，中国汉代就文运昌盛，有了发达的文学和教育。我在这里很惭愧，现在敲电脑，还敲不过司马迁、班固、扬雄那一拨古人，动不动就数百万字的著作量。有专家说，中国古代不是没有史诗，是因为历史都写进了《史记》《汉书》那样的作品，因此不需要口耳相传，就不需要史诗了。其实，中国的西藏、内蒙古、新疆、苗族地区也是有史诗的，《格萨尔》《江格尔》等都是，其原因与欧洲一样：如果农业不发达，如果纸张和文字运用得晚，运用得不够，口耳相传便成了文化传承的主要手段。这再次证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养一方文化。一个族群有没有史诗，主要取决于书写工具怎么样，取决于当地的物产等地缘条件。
两种尺度的交互并用
当然，“地缘”与“迭代”并不能决然两分，在实际生活中经常相为影响。在很多时候，在某些方面，地缘条件也会有变化，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而产生新旧之别。中国的食材和食谱就有古今差异，不会完全一成不变。
在另一方面，在很多时候，在某些地方，迭代进程也会有不同面貌，受到各种地缘条件的制约。比方你这里有煤，他那里没煤;你这里靠海，方便交通，他那里是山区，交通不便。那么同是工业化，起步就先后不一，成败或强弱也有别。
在这些方面都有不难找到的例子。
但地缘与迭代各有侧重点，可作为观察文化的两个重要角度。这么说吧，前者是空间性的，后者是时间性的;前者是多元性的，后者是普世性的;前者对经济和技术的依存度低，后者对经济和技术的依存度高。如果借用一个平面直角坐标图，那么前者是水平坐标，后者是垂直坐标，可确定文化的分布和定位。
你们在中学时都应该学过平面几何，还记得一点点吧？在这里，设一个坐标图，设定垂直的Y轴上，有迭代因素很高、偏高、偏低、很低的各个度，在地缘的X轴上也有很高、偏高、偏低、很低的各个度，那么在这个坐标图里，某一种现象是（2，1），另一种现象是（1，4），还有一种现象是（3，3）……我们用两个尺度，就不难测定它们各自的点位，便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至于打乱仗。我们既照顾了地缘传统，又照顾了迭代进程，就多一些识别文化的方便。
拿前面的例子来说，餐饮文化更多体现了地缘性，不大依赖Y轴的值，因此无论经济和技术发展到哪一步，各有所爱，各美其美，百花齐放，都是合理的常态。但厕所文化不一样，更多体现了迭代性，与Y轴的值密切相关，那么只要有了工业化，只要有足够的钱，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厕所革命”都无可阻挡，清洁、舒适、隐私保护都势所必然，以至全世界的卫生间都变得越来越一样，没什么“多元化”。
这样是不是清楚一点了？你们再想想，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把包罗万象的文化都搅在一起，都打包处理，都组团参赛，然后搞国家排名，只用一个尺度来判胜负，如何说得清楚？ 几天前，我看到一则新闻，说中国人的平均身高又提升了，在十九岁这个节点，男孩子平均175厘米，女孩子163厘米，已是亚洲第一。我当时还取笑老伴，说要是这个标准提早三十年，你我都不达标，岂不都是半残废，找不到对象？显然，平均身高提升到这一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经济和技术的因素，表现为Y轴的分值提升，表现为中国人吃好了，吃饱了，对吧？有了很多大水库，有了杂交水稻，有了袁隆平，对吧？还有了几十年前不可想象的各种体育设施，提供了健身条件。当然，吃饱了，但什么才算吃得好？能锻炼了，但愿不愿意锻炼？……这里面又有地缘传统的作用，有X轴上不同文化板块的情况。光说其一，不说其二，是远远不够的。想一想吧，印度人穷人多，因此拿体育金牌少;但非洲人穷人更多呵，可田径那什么的可了不得，强手如林，其原因是不是非洲在X轴上的原始分高？欧美有钱，因此体育金牌拿得多，但诸多海湾石油国家也不差钱，但为什么至今算不上大赢家？大概是因为他们女的要蒙面，男的穿长袍，不方便运动，在X轴上的原始分偏低。
至于中国人，如果说平均身高还不够，不是世界之一，那么可能还有人种基因、传统习俗等方面的原因。比如，中国人吃肉蛋奶不够多，上海网红医生张文宏已经批评过了。中国人以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优秀男人的形象大多不是五大三粗、身高力壮，而是旧戏台上那些白面书生，过于文弱，甚至娘炮，是满腹诗书进京赶考的那种，是花前月下谈情说爱的那种。中国人的运动爱好，也不如西方那些游牧民族的后裔。你到西方去看，每天下班以后到处都是跑步的或骑车的，但中国人一闲下来，就可能搓麻将、斗地主、摆象棋——虽然眼下年轻一代比前人已好了很多。
可见，就像很多文化现象一样，身高这码事，显然也是多因一果的结合效应，得用两个尺度交叉比量，话分两头说，才能说得大体到位。
“体用之辩”的百年混战
历史上，由于不善于区分上述两个尺度，最大的麻烦是知识界百年来反复折腾的一场“体用之辩”。这才是我们今天需要讨论的重点。
什么叫“体”？什么叫“用”？这两个中文词，给我们的联想经常有主次之分、本末之分、内外之分、本质和功能之分。如果放在一个坐标图里，横坐标和纵坐标同等重要，是不可互相替代的。但一旦换成“体”“用”这样的描述，要争一个谁是老大，谁坐头把交椅，问题就严重了，就争不清楚了，不打破头大概不可能。语言限制思想，一旦用词错误很可能为害深远。一百多年来，知识界为此大打口水仗，至今也无共识，哪怕在公开媒体上打不成，私下里其实还在打。
早在1889年，以张之洞、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是提倡“中体西用”的。他们所谓“师夷技之长”，不过是学西方的一些技术，学数理化，学坚船利炮，但骨子里是坚守本土的思想道统、政治体制、伦理规范。这大概是最开始的阶段。
后来有了新情况。另一个著名启蒙家叫严复，对“中体西用”产生了怀疑，说“体”和“用”分得开吗？马能上战场，就是因为有“马体”;牛能耕田地，是因为有“牛体”，你怎么可能用“牛体”来产生“马用”？或者怎么能用“马体”来产生“牛用”呢？他的意思，是说体用一致，不可能分开，实际上是主张“西体西用”，翻译成后来的话叫“全盘西化”，影响过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很多中国人。海南有个前辈学者陈序经，据说是公开提倡“全盘西化”第一人。新时期有一位批评家说得更出格，说中国要搞成现代化，“起码还要被西方再殖民三百年”。
再到后来，情况更复杂了。一个重要学者叫李泽厚，他大概既不满意“中体西用”，又觉得“西体西用”不妥，太简单了，于是换上另一种说法，叫“现代化为体，中学为用”。他在上海解释过这一点，说西方最早进入现代化，但现代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因此他把“现代”这个时间概念，与“中”这个空间概念拼接，给中国特色留下一点保留余地。此外还有新儒家，一直是一个大拼盘。从熊十力、梁漱溟等一路下来，并不排斥西方思潮，但更看重中国传统。他们大多是在哲学层面做“心性”的文章，差不多还是“以中学为内学”的路线。当然，这个拼盘里也有一些讲究经世致用的，聚焦于国家发展道路的，如杜维明，从日、韩的经济发展中看到亚洲文化的价值，又借鉴韦伯处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经验，提出“儒家资本主义”。还有一个蒋庆，提出“政治儒学”，认为“王道”高于“民主”，主张精英主义的“虚君共和”。这些都可看作是“西体中用”或“中体西用”的最新版本。
至于民间，大概看到西方后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民主也好，市场也好，都有失灵的时候，于是有些人就走得更极端。他们一头扑向老祖宗，要恢复国学、恢复汉服、恢复作揖、恢复黄帝纪年、恢复繁体字、恢复皇权或类似皇权的体制——我在山东遇到一位著名学者，他就说过，一个大国最怕乱，最需要维稳，那么大国与小国不同，搞威权专制那就对了。据说，你们海南大学的学生前不久还去砸了一个场子，那个什么“女德讲堂”，宣扬女子的“三从四德”，确实很奇葩，算是彻头彻尾的“中体中用”。
我的疑惑是，如果照这样“中体中用”，如果都一窝蜂“国学救国”“回归传统”，那晚清王朝当年不是更“国学”更“传统”吗？为什么混不下去了？
我们回过头看，一百多年来，中国与西方既融合又冲突，形成一场旷日持久的世纪对话，“体”和“用”一直是中国人最大的心结。从当年的张之洞，到现在民间的“女德讲堂”，尽管解决方案五花八门，但他們心目中的中西比较，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盲区。那就是看Y轴时，不看X轴;看横坐标时，不看纵坐标，或者干脆把两个尺度拧成了一个尺度。换句话说，他们心目中常常只有静止的中西，没有动态的中西，即便谈论普遍性和特殊性，好像客观、公允、理性了许多，但还是在一个文化版图的平面上纠缠，缺少时间的向度。 这种一根筋、一刀切、一条道走到黑的争论混战，经常形成无谓的耗费。当事人对迭代因素不是夸大就是忽略，或者对地缘因素不是夸大就是忽略，經常把脑子搞乱，把路子走偏。
由此应该建议：“体”“用”这两个词最好列入禁用词汇，列为高危概念，不再进入有关文化讨论。有一位学者——我在《天涯》当编辑时，还编发过她的文章。她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太糟糕，对妇女压迫和残害太深，居然让花木兰去打仗，岂不是残忍？这当然有点扯，不像学者说的话。欧洲女人就不打仗吗？那圣女贞德算怎么回事？女人婚后都随夫改姓，那算不算男性霸权？美国国会大厦以前连女厕所都没有，女性的地位在哪里？……不难看出，妇女受压迫，不是哪个民族的问题，不是有没有道德救星的问题，不过是文化迭代所决定的，是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事实证明，只要有了工业化，生产甚至战争都不靠拼肌肉了，男人的生理优势就自然消失，男人就“霸”不起来。工业化蔓延到哪里，不论在亚洲还是在非洲或拉丁美洲，哪里的妇女就会有就业权、投票权、财务权、离婚权、避孕权等等——虽然这一演变还在路上，还远远没有完结。在我们周围，不是有些人喜欢取笑上海“小男人”吗？好像上海男人都是舞台上巩汉林那种形象，说话声音尖尖细细的，成天扎一个小围裙，在厨房里转来转去。其实，即便说话者以偏概全，巩汉林也是暖男吧，是模范丈夫吧，至少没有男性霸权吧？其原因无它，不过是因为上海最早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地方，男女平权的势头，你拦也拦不住。
文化在这里不必“背锅”，但在另一方面，文化也不应缺席。几个世纪以来，追求所谓现代化大概是人类共同的方向，但欧洲有欧洲的现代性，日本有日本的现代性，韩国有韩国的现代性，印度有印度的现代性……所谓“多重现代性”，这一大潮流还是有诸多内部差异的，有各自传统的脉络。就拿法治来说，中国媒体经常表彰一些父债子还、兄债弟还的事例。其实在西方个人本位的社会里，父债只能父还，兄债只能兄还，法律只认这个。但中国的法治之外还有德治，老百姓心里自有一套不成文法，欠债者就这样做了，你还得表扬一下吧？法院和政府也不能制止吧？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在西方法官看来就是作伪证，要追究的。但有些法官告诉我，考虑到中国的亲情传统，法官们在实际办案时，对亲人之间的某些隐瞒行为，通常会有一些酌情从宽的处理。这就是拒绝西方式的“法条主义”，根据实际国情有所变通。
由此想到，中国眼下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人们到异国他乡去搞合作共建，可能都得绷紧文化这根弦。科技专利固然重要，资金投入固然重要，法律条文固然也重要……这都没有错。但不要忘了，任何事都是人做的，而任何人都是活在文化传统中的。因此，同老外们打交道，最忌的是想当然，需要注意各种细节，了解他们那里各种文化密码，包括了解各种“潜台词”“潜规则”里的当地文化特性。
在这一方面，中文系的，文科领域的，应该多一些知识准备，多一些专业敏感，给这个世界帮上一些忙。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本文为韩少功2020年11月28日于海南大学的演讲，由程立源记录，已经作者本人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