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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树,80后代表作家,至今已出版小说《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欢乐》《抬头望见北斗星》《2条命》《在地球上:春树旅行笔记》等。2004年获第五届网络金手指文化先锋奖,同年成为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
“光阴飞逝,我查看的每一封信都告诉我,生命是多么迅速地追随着我的笔:生命的那些日子和小时——我亲爱的詹妮一比你脖子上载着红宝石更加珍贵,它们从我们的头上飞过,就像在一個刮风天气里淡淡的云彩一样,再也不会返回。”——很抱歉,这段我抄下来的话已经忘记了出处。
北京雾霾让我无法忍受,加上一些其他令我心碎和信仰破灭的原因,我于2014年“逃离”了北京,来到当时我认为性价比最好的地方:柏林。选择柏林的原因有二,一是签证,如果没有签证障碍,我肯定会去美国;二是资金,柏林算是欧洲首都里生活成本最便宜的了。虽然柏林在审美和文学发展上并不是我的最佳选择,我也只好选择了这里,当作一个中转站,或者一座桥梁。等待我的伤口平复,同时开阔眼界,等机会来临,再做打算。或是回国,或是搬到更适合我的地方。
在国外生活的不便之处不一一多讲,空气肯定是清新的,食品也是安全的。我于去年年底有了孩子,这让生活一下子忙碌起来,也打乱了我将柏林当作中转站的计划。
这些文字都是我在柏林写的,我想通过这样的描述让大家看到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柏林,还有一个移居到国外的中国作家和诗人的生活。我也只能代表我自己。以色列作家,父母为大屠杀幸存者的犹太作家埃特加·凯雷特在他的《美好的七年》里写了他的七年生活,他为写这本非虚构小说而有点惶恐,毕竟逃离了小说的躯壳,私密的文字更容易遭到种种解读。然而他的这本书带给了我非常多的愉悦,我想象着一个我喜欢的作家的生活,可能就是我这样的吊儿郎当的生活吧。所以我就不对下面这些无法归类的文字感到内疚了。我自己还是挺喜欢它们的。
你知道我从来不是个chic的人
简直要把我气坏了。想到我在这里穷困潦倒,他们在纽约吃香喝辣,简直太讽刺了嘛。
别生气,你比她强多了。
啊,可是有什么用啊。我挥了挥手。
今天晚上咱们吃得也不错。
是我自己做的!他们肯定是点菜,要不么就是他亲自下厨,做了几个湖北莱……
要不要吃安眠药早点睡?
我先把这杯威士忌喝了。一会儿再吃。
今天晚上我看了两个我认识的人写的小说,全让我崩溃。都比我现在写得好。而且他们写起来似乎一点不费劲。太气人了。我为什么认识这么多写小说的人呢?
我要把这全写小说里!
我心里嚷嚷着,因为没人听我说这句话了。我冲到书房,坐下,给自己卷了根烟一中南海抽完了,我没有纸烟了。只能像典型的柏林X丝一样,卷烟抽。从英国某一个小城市排队坐机场大巴去伦敦机场时,我闻到身后有烟味,一机灵,原来是个穿帽衫的猥琐中年男人正在抽烟,丝毫没有顾及我推着婴儿车。就算我单独一人,这种没有分寸在排队时抽烟的也不会是什么出身良好的人,丫看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底层,让人厌恶。果不其然,下车时我看见他站着飞快地卷了支烟,丫不会就是德国人吧?一下子让我想起一个经常在网上夸我照片好看的网友来,呃,真让人恶心!
已经三天没有出门了。刚开始是因为从伦敦回来累坏了,加上孩子感冒,半夜有时候会闹醒,我就心安理得地每天都在家里。但今天是第三天,也是我宅的极限,睡了那么多觉,完全无助于我的身心健康,我感觉腿脚都有点麻了,看看时间,九点半,我走出书房,开始穿羽绒服:“我出门走走啊。”
其实没什么好走的。我简直是厌恶这座城市。地上铺着的不是柏油路而是石头,古老的建筑并没有遭到二战盟军的摧毁,我住在西柏林,这里保留完好。我住的是一幢一九零几年的建筑,这是租房的时候中介说的。当初选择这里完全是因为需要一个房子住,从偏远荒凉的郊区小镇上搬进城,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地段要好,起码要舒适。没什么好说的,这里很舒适,四周都是中产阶级,无聊但非常让人安心。四周也有便利店、超市、酒馆、咖啡馆、有机超市、饭馆,一应俱全,还有一座巍峨的教堂,它现在就在昏黄的灯光下昂首挺立着。每次我看见它都觉得很安心。奇怪,我并不是什么教徒。现在我出了门,右转,看着这座教堂停下了,然后右拐,那里有个街心公园,说是街心公园,其实是个不太大的游乐场,主要给孩子们玩的一个大秋千,大得令人发指。木头架子架起来的秋千,用一个废弃的大轮胎当座位。怀孕的时候,我经常来这里,坐在这里看月亮。游乐场里面还有两个乒乓球案子以及一个打篮球的小广场。
我没有走进去,而是看了它一眼继续向前。然后右拐直行。这里都是生活区,间杂着几家小画廊,路边扔着几棵圣诞树,刚过完圣诞它们就被抛弃了,太冷血了,一瞬间我甚至想起了小学政治课本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你好,冒昧问一下,你是谁
我的微信里有个人,是他加我的,大概是一个星期前,他加了我,我扫了一眼,似乎是从一个群里的成员,我就通过了。他的头像是一个曾经很火过一阵子的英伦摇滚乐队主唱,这我一眼就能认出来。他的网名很长,是三个名词的组合,我记不住。他每天都发照片,是他自己拍的,山村生活照,鸡鸭狗鹅、干农活、逮兔子之类。我开始觉得这些照片有点意思,有时候看到我会点个赞。
我们没有说过话,既然是他先加我的,我也不知道先跟他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当我把他的朋友圈翻了一遍以后,还是没搞清楚。大概是在湖南的一个地方上班吧,也许是剪辑视频,也许是做新媒体。他骑车去过西藏,前几年刚大学毕业,照片上的他还显得很年轻,戴一副眼镜,爱打篮球,喜欢看艺术片,还听民谣。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是他拍的照片让他不那么肤浅,也有别于其他我认识的文艺青年。安心住在乡下,并津津乐道,这可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啊。我就做不到。我认识的人里面能做到的也屈指可数。 他改了网名,三个字,我依然记不住,还贴一些农村风景照,我忍不住回帖“好照片。这是哪儿?”“怀化。新年快乐哈!”他回道。
今天下午,有件稍微可以值得一提的事,我与一个最近很火的年轻小说家聊了两个小时的微信。聊起来才知道我们有许多共同朋友,他说还曾经梦到过我。聊完后,我又把他的朋友圈都看了一遍,意外地(其实也不是太意外)地发现了那个人给他点过赞。啊,原来他们也认识。我与这个年轻的小说家,其实还是老乡,之前我就看过他的一些访谈,直到今天下午,我又看了一个关于他的采访和一篇他的小说,才真正打算认识他一下,我跟另一个写小说的人说起他,对方特别善解人意:你要他的微信号吗?我说谢谢。就是这样。这个世界上有意思的人很少,所以每发现一个我都会想办法跟他们认识一下。他比我想得更有意思,因为我们聊天聊得很愉快,甚至有点知心,就像认识了很久一样。我们还交流了一下这种感觉,我没有再多说,怕乐极生悲。更年轻一点的时候,我可能会表达得更彻底一些,但现在我觉得不应该这样,还是含蓄一点吧,毕竟都是写小说的,我们都知道,高潮过后,故事也就差不多结束了。更多的故事连高潮都没有。
我这里还是下午,北京时间已经是凌晨了。我压抑住自己的好奇心,终于没有给那个网友发微信,连词我都想好了,“你好,你好,冒昧问一下,你是御”给生活留一个小小的乐子,只要他不说他是罗大佑,说谁我都不会惊讶的。
这真是太棒了。一台不能用的洗衣机
自从我们搬到了柏林市里,从夏天到现在的半年里,我们都没有洗衣机。每次都攒一堆衣服、床单被罩和其它纺织品,搬到我们的瑞莫瓦旅行箱里,大概两礼拜一次,由W先生带去公共洗衣房里洗。那是投币式洗衣机,我只在台湾旅行的时候用过,烘干的时候毁掉了我一条牛仔裤。
前几个月一直无事,直到上个月最后一次去洗,带回来的衣服上沾满了毛絮。刚开始我没发现,直到在被罩上发现有不少毛絮,左思右想,原来是来自于公共洗衣房。可能是烘干机的滤网没有换。
于是我扯下它们,换上衣柜里的存货。如此换了两次,直到没有可以换的床单被罩为止。好在枕套很多,不用发愁。我就穿着睡衣睡觉,不像我原来总是裸睡。
这真挺嬉皮的。
因为我们没有多余的钱买洗衣机,好的洗衣机要1000欧元,用我们老家的话说是“贱是贵,省是费”,洗衣机这样的东西还是要一步到位。
我们在等着从W的布鲁塞尔父母家运过来的家具,其中包括一台洗衣机。有了洗衣机就可以洗衣服了,自从上次从洗衣房带回来不明毛絮,我们再也没有去过公共洗衣房,现在又攒了更多的东西要洗。就等着这台洗衣机了。
昨天,洗衣机同其它家具一起送到了。工人们叮叮当当忙了一上午,安装好了。首先洗的就是一套床品,啊,我太想睡干净的床单了。你猜怎么着?洗到一半,发现漏水了。原来是在运输的过程中,洗衣机被碰坏了。这真是太棒了。一台不能用的洗衣机。
我们继续洗完了那些床品,我把它们晾起来。拍下洗衣机损坏处的照片发给了搬家公司。拔下电插头。
所以我们现在打算买台新的洗衣机,不管多贵。钱就快攒够了。
夏天,冬天
2016年春天的某个下雨的下午,杜彭小姐坐在家里,感到有一种即将失去自我的危险。
她扭头望向窗外,绿叶随风微微颤动,那是隔壁院的铁栅栏上缠着的藤蔓。栅栏上面还搭着几辆儿童玩具车。一朵黄色的水仙开在儿童车的下方。自己院里只有星星点点的绿芽。那是几个礼拜前朋友刘絮帮她种的。
刘絮是个画家,杜彭与她是在一个微信群里认识的。在那里群里,刘絮是第一个向她示好的人。那时候刘絮还不在柏林,在北威某个荒芜的小镇上,她们用微信语音聊过几次天,每次都蛮长的,几天后刘絮给杜彭寄来几包花籽,让她种在花园里的。
收到花籽的下午,天极高云极淡,阳光一览无余地照在明黄色木屋前的橘色砖地上。整个客厅也被罩在一股明黄中。杜彭捏着EMS邮袋,上面是尚未谋面,之前素不相识的刘絮写的地址,她的手掌感受到了花籽的形状,有些刺刺的,扎着她的手指头。
后来她离开那栋房子的时候,门前的花园里属于她的那一小块地只稀稀拉拉地长出来几根苗,估计也将在不久之后被房东铲掉重种。杜彭在北京的时候从来没种过花,一落到柏林郊区的这个stanven区,居然有了一小块地可以顺着自己的意思种,而她完全懒得种任何东西。她就不是那种喜欢伺弄花草的人。或者她更反对的是她手拿锄头的形象吧。房东和刘絮都认为,反正有个地方,阳光又好,能种干嘛不种呢。在此思维下,刘絮热情地给她寄来几袋不同种类的花籽。
她终于逃离那块郊区属地,住进了柏林的城里。刘絮也已搬到了柏林,来她的新家看她,不出意料,又带来了花种。
她们两个人在午后的院子里翻土、撒种、踩实,最后刘絮又拿着扫把把院子的石砖好好扫了一遍,直到整洁得没有一丝杂物,刘絮才停下。
她不想再记想任何有关stanven区的事,哪怕是任何让她联想到stanven区的事民,都被她断然掐灭在头脑中。然而有时候,还是不得不来到某个像stanven区的荒凉之地。
从她家到郊区的某个地方来看望友人,坐十几站地铁再换公共汽车。车站地上一堆烟头。一眼望去,有大概十几个人在等车,全都身着深色,有几个人在抽烟,地上一堆烟头。她作为唯一一个亚洲人,成功地引起了几雙眼睛的注视。
她假装没看到那些好奇的眼神,她的车还有8分钟才到站,她扭过身,把视线移往车站后面小区旁边的那一小块儿绿地。
天色阴沉可怖,更加重了这里毫无生气的事实。绿地上也有不少垃圾,稀稀拉拉的,一栋矮楼属于战后以实用为目的所建设的众多建筑之一,没有任何可看性。楼边一株树开着粉白色的花。这颜色简直要与天气融为一体。似乎春天在这里尚未到来,众人及草木全都要打起精神来面对冬天最后的寒潮。 一辆车来了,呼啦啦几乎所有人都走了。只留下一个男孩依旧在车站前踱步,兴许与她等的是同一辆车。
那男孩一头柔顺的金褐色的短发,皮肤白皙,鼻子翘翘的,显出天真的表情,脸上有一点青春痘,穿一身黑色运动服,挎一个耐克的大运动包。
简直了。这么可爱的男孩在这么一个肮脏的车站。在这么一个底层的地点。她简直在感叹世间不公。
见过得了多样性硬化症的友人,按原路返回家,她都恨不得大哭一场,又哭不出来,只能用洗澡来发泄一下心中的积郁。
朋友——其实是她的翻译,住在郊区疗养院里。她第一次来的时候,曼丽,在门口接她,坐着轮椅。旁边是一个年轻的德国小护士,杜彭有些惊慌,没有想到曼丽的病这么严重。她掩饰住面部表情,与曼丽握了个手,然后跟着她进了她的书房兼会客室。
桌子上放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还是绿茶。一看就是刚泡的。两个苹果,一个橘子。整间屋子没有什么多余的陈设,像是仓促间刚搬进来的。问过才知道,生了病以后,曼丽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卖了,然后搬进了这里。她有没有其他亲人?有没有结过婚?有孩子吗?杜彭没敢问,也没好意思问。
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剪得短短的,不知道是生了病以后剪的还是以前就是短发。她的眼睛依然睿智,反应也很快,只是说话比较困难,发音模糊,听起来很费劲。杜彭跟她聊着聊着,眼睛就转向窗外,这是一大片落地窗,可惜窗外并没有什么风景,阴暗低沉的云压在天空,树木光秃秃的,视野不远处是条高速公路,如果是晴天,如果是春天……杜彭忍不住浮想联翩,如果曼丽没有生病,如果她还是个健康的人,那么……
曼丽这样真够惨的。怎么就生了这样的病。同时杜彭也觉得自己运气不够好。曼丽是她在柏林认识的唯一一个能帮助她事业的人,但曼丽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了。她带上眼镜翻了翻杜彭带来了几本作品,一边看一边说她现在视力下降得很严重,平时已经没法看书了。
真像个隐喻。也许真是来错了地方。柏林不是她该来的地方。她该去纽约。或者巴黎。哪怕哪儿都不去,呆在北京也行。
纽约!她曾在27岁时,在纽约住过三个多月。花光了所有积蓄才回到北京。
纽约的春天也并不太早,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纽约的春天很美。当布鲁克林的樱花开时,纽约的春天也就到了。
空气里都是金钱和奇迹的味道。这两者是如何有机结合的,是个属于纽约的谜。
杜彭总是想到过去。日子波澜不惊。她开始找机会常常回中国。几乎每回一次国,她就陷入到一场爱恋中。对北京和过去的留恋变成了一种强烈的渴望,不得不通过爱情展现出来。结果他们的结局全都以各自拉黑为结束。找不到更好的结局了,最好的也就是拉黑以后偶尔怀念却坚决不可能再拉回来。
她在柏林也交了一些搞艺术的朋友。有次她们三个人在中餐馆吃午饭,大着肚子怀着二胎的刘絮说,杜彭有一天要走,我会舍不得她的。话音刚落,另外一个朋友就说,你得让她走,因为你爱她。对,让我走!爱我就让我飞。杜彭接道。
吃完饭,她们一起去刘絮家喝咖啡。窗外依然是阴沉的天气。刘絮忙叨叨的,带着股温暖,跟她姥姥似的。她还给杜彭那本大半年前管她借的日本作家宫本辉的《避暑地的猫》。杜彭说你看了吗?刘絮说她认真地看了。这是本竖排版的书。杜彭都一直还没看。
好久没见曼丽。春节时她给杜彭发来邮件,是汉语写的:“鸡年快乐!祝你全家新的一年好。”她是几天之后看到的。她回信“春节快乐,祝你天天快乐!想你!”结果信被退了回来,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曼丽……她不敢想下去。去年夏天,也是她在柏林生活的第二个夏天,曼丽约她去德国南部度假,正好和杜彭去法国参加诗歌节的日期冲突。那年夏天,杜彭在国内呆了两个月,后来都不想回柏林了,直到不得不回去,她才如丧考妣地回了柏林。飞机还没落地她就又想回去了。
2017年的春天。她坐了一整天的长途飞机。在飞机上她很平静。对接下来的生活既没有绝望也没有更多期待。下飞机排队入海关的人很多,队伍龟速往前挪着,身后的大妈一直在嘟囔着抱怨着,她老公不时地安慰着她。偶尔有人插队,引起被插队者的不满。在她前面是一对来出差的情侣,女孩长头发,涂了红嘴唇,穿着一双黑色高跟鞋。那个男的头发快要秃了。轮到她时,她已经累得快说不出话,只冲着那个看着年纪很轻、还稍带稚气的海关警察说了声“hallo”。他仔细检查着她的护照和证件,又翻了翻她旧护照上的签证页。
一出海关,她的眼睛就在寻找着他们。他们像是一下子蹦到她视线里的。她的丈夫抱着他们的孩子,她赶快走过去抱过孩子。他递过来一枝玫瑰。
托儿所大妈
其实在给馅饼选托儿所时,我们有两个选择。先解释一下,馅饼是我儿子,那时候七个月大。
我们迎着大太阳,W胸前用带婴儿的袋子抱着馅饼,我们一起去看托儿所。走了很久,路过几个十字路口,右拐了一个路口,在绿树掩映的一条街的右手边,W说,前面就是那家托儿所了。我看了一下手机,大概用了十五分钟。还没看到托儿所,我首先看到路边二楼一个阳台上挂着的西藏旗。吓了我一跳。但我没有开口跟W说这件事。
这家托儿所方方面面我们都很满意,两个老师热情周到,其中一个黑人女老师还会说法语,她应该来自于一个法语区,法国曾经有过不少殖民地。她能正确地发出馅饼的名字Ren台,还用法语跟W聊了会儿天。这家托儿所就在一楼,不需要上楼,房间很大,地上铺着软垫子,墙上是小孩儿们的照片,洗手间和睡觉的地方往里走,洗手间里还有一个很大的浴缸,这是给小孩子洗澡用的。你知道,有时候他们会把尿布搞脏,顺便搞脏衣服,这时候就可以给他们冲澡了。
走出门,W说,就这里Ⅱ巴?这里多好啊。我说我也特别喜欢这里,但是……我犹豫了一下,说,我们再看看另外一家吧。
另一家就在家門口,过个马路走上几十米即是。要进一个院里,一个跟四合院一样的院里,里面有好几家托儿所和幼儿园,我们要看的那家是右手边的楼,三楼。需要按门铃。一打开门,就有股仿佛陈年的空气迎面而来,看来这里需要透风了。一个胖乎乎的穿粉红T恤的女人跟我们握手,屋里地上正有几个小孩子在地上爬着玩玩具。客厅有个棕色的软沙发,还有一个金鱼缸,像是八十年代的产物。窗户上挂着软软的白色镂空窗帘。他们用德语聊着什么,w把馅饼放下来,我抱着馅饼,他好奇地四处张望。 其实我不喜欢这家,一进门就不喜欢。唯一让我觉得好的地方,是这个胖胖的女人亮晶晶的眼睛。她比刚进门时我看到的还要胖,简直呼哧带喘,我实在很怀疑她有没有足够的体力来看这些孩子们。现在她正在抱着馅饼,馅饼冲她笑,她们都很喜欢馅饼,馅饼也确实招人爱。
怎么样,你决定了吗?回家后W问我。
我没想好。我挠了挠头发。
第一家除了太远以外,那幅西藏旗也是一大隐患。不知道这里住的是德国人还是中国人呢。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这么鲜明的立场是我避之不及的。我实在不想离政治那么近,尤其是在孩子这么小的情况下,这样的隐患一定要尽量杜绝。
第二家条件差了点儿,胖大妈胖了点儿,但安全方便啊。整整想了一天,两害择其轻,我选择了第二家。
这个选择很正确。W出差的时候,我每天早晨抱着他去托儿所,都会感谢当时自己的英明选择。
大妈的确胖,也的确爱孩子。我能从她的眼神儿里看出来。她的丈夫跟她一起管理这家托儿所,她丈夫是个工人,平时就在周围干活,干的都是些刷墙、搬东西、钻孔的粗活儿,人挺壮实,托儿所的孩子们吃完早饭后,他会回来跟大妈一起给孩子们穿外套,带他们去附近的街心公园里的游乐场玩儿。有几次我临时接馅饼在楼前面等他们,远远就看见他们穿着荧光黄色的外套,大妈在前面骑着一辆长长的车,车里坐着几个娃,他走在路边,感觉浩浩荡荡的,又特别有种小人物才能创造出的温情。
有一次送馅饼上托儿所,临走时馅饼哭起来,我又敲开门抱了他一下才离开。后来碰到这个男人的时候,他特意用德语比划着告诉我,哭是正常的,不要再回来抱,否则孩子会养成不良习惯的。
有天,W告诉我,原来他们并不住在城里,他们曾经就住在这个托儿所的院里,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搬了家,现在住在离柏林开车需要两个半小时的地方。每天早晨,他们都开车进城,在托儿所等孩子们来上学,下午三点以后,他们再开車回家。三点就是托儿所下班的时间。柏林的托儿所跟我知道的伦敦托儿所不同,这里大部分都下学很早,我们曾经看过的第一家托儿所稍微晚点,是四点放学。
要是超过三点半离开,就会赶上堵车。w又补充道。
那挺不容易的啊!我说。
有一次一不小心,我们就给他们制造了一次堵车。那回w出差,我需要去大学听课,临时联系了我们家看猫的一个阿姨,让她去托儿所接馅饼。怕她找不到路,W详细地告诉了她地址。结果那天我上完课回家的时候,收到W的信息,他说看猫阿姨接孩子接晚了半个小时。我有点郁闷,那不耽误人家开车回家了嘛。也该着了,我回来的时候,发现阿姨不在客厅,馅饼一个人在地上爬,满脸哭意,我赶紧把他抱起来。走到里屋才发现,她在院里,不知道是在抽烟还是在干吗。她看见我一惊,我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觉得吓人一跳。我跟她提了一句,说你今天接孩子接晚了。她立刻警觉起来,对不起,我没找到地方,那里有好几家托儿所……我也没再说什么。气氛一下子尴尬了。我说你一天挺累的吧?孩子挺累人的。她说是啊,用手扶了扶腰,“我腰不好,他很沉……”“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轮到我说不好意思了。
“哦,你在哪里上学?”她换了个话题。
“在Postdam,我坐火车去。”我说。那是一个柏林周边的古老的小城,很美,比柏林美多了。每次我去上课,路上来回就要花三小时。每次回来坐城铁几乎都得站着,人太多了。
“我学十七世纪英国诗歌和图解美国历史。”我又说。
她眼睛一亮,随即又黯淡下去了。“不容易啊,虽然是用英语教的。”
“不容易。”我重复道。
说实话,我从来都不太了解这个她。她大概四十五岁,以前在美国住过几年,说得英语还错,比一般德国人要爱说话,起码比我接触到的德国人爱说,可能这是她在美国生活过的影响吧。
“Caesar真的很可爱,像一只小熊猫,黑色加白色,小小的,可能因为它是从中国来的……”她又拿Caesar打趣。我笑了几下,走过去拍了拍Caesar。这个比喻上次见面的时候她就说过一遍。那时候我们气氛比现在融洽。现在我又累又饿,确实也懒得再说更多话了。
“一共是95吧。”我记得W跟我说过,是95块钱。我拿出钱包,那里有几张二十元、十元的票子,是W走之前取给我的。我数了一百元给她,钱包一下子就空了。
“四次看猫,每次十五,加上今天三小时,一共是105。”她盯着我。
我一愣,想了一下,确实如此,可见是W记错了。
“不好意思。”我又取了五欧元出来,现在钱包里只剩下一些零散的硬币和几块钱的纸币了。幸好刚才没去咖啡馆买东西,我暗自庆幸。
她向我说谢谢,我也向她说谢谢,然后她就走了。
我跟w通电话时,说不打算再找这个阿姨看馅饼了。她看猫还可以,看孩子没什么经验。更重要的是,我感觉跟她沟通起来,有点困难,也许问题出在我身上,我不知道如何跟她像一个主顾一样沟通。从年纪来讲,我给她打工还差不多。不知道她平时喝不喝酒,那天我感觉她的眼神有点不对劲。
幸运的是,过了几天,对门的邻居主动说他们想养猫,可以在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免费看猫。对门的邻居是两个小年轻,男的在酒吧当酒保,女的不知道干什么的,他们白天经常不在家,我常替他们收快递。这样,我们又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完全可以不再找这个看猫阿姨了。
第二天我送孩子去托儿所的时候,跟托儿所大妈说昨天下午真不好意思啊。大妈并没流露出什么不满的表情,她笑着没关系,没事儿。
圣诞节前一天,我去接馅饼,大妈给了我一个包装好的礼物,说这是给孩子的。又拿出一个相框,说,这是给妈妈的。我一看,照片上馅饼穿着红色的圣诞老人服装,正在笑着。回到家,拆开礼物,是一个木琴,彩色的,还有两支小棒子,我拿起它,敲了几下,叮叮咚咚,哈哈,看来大妈还挺了解馅饼的。馅饼特别喜欢音乐,喜欢能出声的东西。
W还从托儿所大妈那里买了一只鸡,是只冰冻的鸡,那是托儿所大妈的邻居家的。圣诞节时我们去了英国W的家里过节,是离牛津十五分钟车距的一个小镇,算是乡下吧。英国的乡村很美,尤其是有阳光的时候。不但美,而且富裕。英国的有钱,体现在方方面面。英国人的有礼貌也体现在各个地方,在乡下路边遇到陌生人,他们大多会主动与你打招呼。英国的乡村酒吧则是我最爱的地方之一,装潢古朴服务热情,坐满一家老小,热热闹闹的,就连最被诟病的英国食物在这里也让人无可挑剔——酒很好,吃得不算坏,甜点做得相当好,屋里暖和极了。而相对比之下,柏林简直是一个冰冷的小镇,四四方方,没有大海没有山,没有一望无际的绿色。夜晚来临时,简直像个B级片里的场景——灯不够亮,人也不多,影影绰绰,不知道人们都躲在哪里。我突然想起来托儿所大妈,也许整个柏林最让我喜欢的,就是这个托儿所大妈了吧。她简直是整个柏林最温暖的存在。
回柏林后,冰箱空空荡荡,我想起了还有只鸡。我们把那只鸡解冻了,我熬了一锅鸡汤,吃了整整两天。真的太好吃了,特别鲜美,这真是我从童年以后吃过的最好吃的鸡。要知道,我的童年是在山东农村度过的,我们那儿的鸡真的特别好吃。
“光阴飞逝,我查看的每一封信都告诉我,生命是多么迅速地追随着我的笔:生命的那些日子和小时——我亲爱的詹妮一比你脖子上载着红宝石更加珍贵,它们从我们的头上飞过,就像在一個刮风天气里淡淡的云彩一样,再也不会返回。”——很抱歉,这段我抄下来的话已经忘记了出处。
北京雾霾让我无法忍受,加上一些其他令我心碎和信仰破灭的原因,我于2014年“逃离”了北京,来到当时我认为性价比最好的地方:柏林。选择柏林的原因有二,一是签证,如果没有签证障碍,我肯定会去美国;二是资金,柏林算是欧洲首都里生活成本最便宜的了。虽然柏林在审美和文学发展上并不是我的最佳选择,我也只好选择了这里,当作一个中转站,或者一座桥梁。等待我的伤口平复,同时开阔眼界,等机会来临,再做打算。或是回国,或是搬到更适合我的地方。
在国外生活的不便之处不一一多讲,空气肯定是清新的,食品也是安全的。我于去年年底有了孩子,这让生活一下子忙碌起来,也打乱了我将柏林当作中转站的计划。
这些文字都是我在柏林写的,我想通过这样的描述让大家看到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柏林,还有一个移居到国外的中国作家和诗人的生活。我也只能代表我自己。以色列作家,父母为大屠杀幸存者的犹太作家埃特加·凯雷特在他的《美好的七年》里写了他的七年生活,他为写这本非虚构小说而有点惶恐,毕竟逃离了小说的躯壳,私密的文字更容易遭到种种解读。然而他的这本书带给了我非常多的愉悦,我想象着一个我喜欢的作家的生活,可能就是我这样的吊儿郎当的生活吧。所以我就不对下面这些无法归类的文字感到内疚了。我自己还是挺喜欢它们的。
你知道我从来不是个chic的人
简直要把我气坏了。想到我在这里穷困潦倒,他们在纽约吃香喝辣,简直太讽刺了嘛。
别生气,你比她强多了。
啊,可是有什么用啊。我挥了挥手。
今天晚上咱们吃得也不错。
是我自己做的!他们肯定是点菜,要不么就是他亲自下厨,做了几个湖北莱……
要不要吃安眠药早点睡?
我先把这杯威士忌喝了。一会儿再吃。
今天晚上我看了两个我认识的人写的小说,全让我崩溃。都比我现在写得好。而且他们写起来似乎一点不费劲。太气人了。我为什么认识这么多写小说的人呢?
我要把这全写小说里!
我心里嚷嚷着,因为没人听我说这句话了。我冲到书房,坐下,给自己卷了根烟一中南海抽完了,我没有纸烟了。只能像典型的柏林X丝一样,卷烟抽。从英国某一个小城市排队坐机场大巴去伦敦机场时,我闻到身后有烟味,一机灵,原来是个穿帽衫的猥琐中年男人正在抽烟,丝毫没有顾及我推着婴儿车。就算我单独一人,这种没有分寸在排队时抽烟的也不会是什么出身良好的人,丫看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底层,让人厌恶。果不其然,下车时我看见他站着飞快地卷了支烟,丫不会就是德国人吧?一下子让我想起一个经常在网上夸我照片好看的网友来,呃,真让人恶心!
已经三天没有出门了。刚开始是因为从伦敦回来累坏了,加上孩子感冒,半夜有时候会闹醒,我就心安理得地每天都在家里。但今天是第三天,也是我宅的极限,睡了那么多觉,完全无助于我的身心健康,我感觉腿脚都有点麻了,看看时间,九点半,我走出书房,开始穿羽绒服:“我出门走走啊。”
其实没什么好走的。我简直是厌恶这座城市。地上铺着的不是柏油路而是石头,古老的建筑并没有遭到二战盟军的摧毁,我住在西柏林,这里保留完好。我住的是一幢一九零几年的建筑,这是租房的时候中介说的。当初选择这里完全是因为需要一个房子住,从偏远荒凉的郊区小镇上搬进城,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地段要好,起码要舒适。没什么好说的,这里很舒适,四周都是中产阶级,无聊但非常让人安心。四周也有便利店、超市、酒馆、咖啡馆、有机超市、饭馆,一应俱全,还有一座巍峨的教堂,它现在就在昏黄的灯光下昂首挺立着。每次我看见它都觉得很安心。奇怪,我并不是什么教徒。现在我出了门,右转,看着这座教堂停下了,然后右拐,那里有个街心公园,说是街心公园,其实是个不太大的游乐场,主要给孩子们玩的一个大秋千,大得令人发指。木头架子架起来的秋千,用一个废弃的大轮胎当座位。怀孕的时候,我经常来这里,坐在这里看月亮。游乐场里面还有两个乒乓球案子以及一个打篮球的小广场。
我没有走进去,而是看了它一眼继续向前。然后右拐直行。这里都是生活区,间杂着几家小画廊,路边扔着几棵圣诞树,刚过完圣诞它们就被抛弃了,太冷血了,一瞬间我甚至想起了小学政治课本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你好,冒昧问一下,你是谁
我的微信里有个人,是他加我的,大概是一个星期前,他加了我,我扫了一眼,似乎是从一个群里的成员,我就通过了。他的头像是一个曾经很火过一阵子的英伦摇滚乐队主唱,这我一眼就能认出来。他的网名很长,是三个名词的组合,我记不住。他每天都发照片,是他自己拍的,山村生活照,鸡鸭狗鹅、干农活、逮兔子之类。我开始觉得这些照片有点意思,有时候看到我会点个赞。
我们没有说过话,既然是他先加我的,我也不知道先跟他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当我把他的朋友圈翻了一遍以后,还是没搞清楚。大概是在湖南的一个地方上班吧,也许是剪辑视频,也许是做新媒体。他骑车去过西藏,前几年刚大学毕业,照片上的他还显得很年轻,戴一副眼镜,爱打篮球,喜欢看艺术片,还听民谣。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是他拍的照片让他不那么肤浅,也有别于其他我认识的文艺青年。安心住在乡下,并津津乐道,这可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啊。我就做不到。我认识的人里面能做到的也屈指可数。 他改了网名,三个字,我依然记不住,还贴一些农村风景照,我忍不住回帖“好照片。这是哪儿?”“怀化。新年快乐哈!”他回道。
今天下午,有件稍微可以值得一提的事,我与一个最近很火的年轻小说家聊了两个小时的微信。聊起来才知道我们有许多共同朋友,他说还曾经梦到过我。聊完后,我又把他的朋友圈都看了一遍,意外地(其实也不是太意外)地发现了那个人给他点过赞。啊,原来他们也认识。我与这个年轻的小说家,其实还是老乡,之前我就看过他的一些访谈,直到今天下午,我又看了一个关于他的采访和一篇他的小说,才真正打算认识他一下,我跟另一个写小说的人说起他,对方特别善解人意:你要他的微信号吗?我说谢谢。就是这样。这个世界上有意思的人很少,所以每发现一个我都会想办法跟他们认识一下。他比我想得更有意思,因为我们聊天聊得很愉快,甚至有点知心,就像认识了很久一样。我们还交流了一下这种感觉,我没有再多说,怕乐极生悲。更年轻一点的时候,我可能会表达得更彻底一些,但现在我觉得不应该这样,还是含蓄一点吧,毕竟都是写小说的,我们都知道,高潮过后,故事也就差不多结束了。更多的故事连高潮都没有。
我这里还是下午,北京时间已经是凌晨了。我压抑住自己的好奇心,终于没有给那个网友发微信,连词我都想好了,“你好,你好,冒昧问一下,你是御”给生活留一个小小的乐子,只要他不说他是罗大佑,说谁我都不会惊讶的。
这真是太棒了。一台不能用的洗衣机
自从我们搬到了柏林市里,从夏天到现在的半年里,我们都没有洗衣机。每次都攒一堆衣服、床单被罩和其它纺织品,搬到我们的瑞莫瓦旅行箱里,大概两礼拜一次,由W先生带去公共洗衣房里洗。那是投币式洗衣机,我只在台湾旅行的时候用过,烘干的时候毁掉了我一条牛仔裤。
前几个月一直无事,直到上个月最后一次去洗,带回来的衣服上沾满了毛絮。刚开始我没发现,直到在被罩上发现有不少毛絮,左思右想,原来是来自于公共洗衣房。可能是烘干机的滤网没有换。
于是我扯下它们,换上衣柜里的存货。如此换了两次,直到没有可以换的床单被罩为止。好在枕套很多,不用发愁。我就穿着睡衣睡觉,不像我原来总是裸睡。
这真挺嬉皮的。
因为我们没有多余的钱买洗衣机,好的洗衣机要1000欧元,用我们老家的话说是“贱是贵,省是费”,洗衣机这样的东西还是要一步到位。
我们在等着从W的布鲁塞尔父母家运过来的家具,其中包括一台洗衣机。有了洗衣机就可以洗衣服了,自从上次从洗衣房带回来不明毛絮,我们再也没有去过公共洗衣房,现在又攒了更多的东西要洗。就等着这台洗衣机了。
昨天,洗衣机同其它家具一起送到了。工人们叮叮当当忙了一上午,安装好了。首先洗的就是一套床品,啊,我太想睡干净的床单了。你猜怎么着?洗到一半,发现漏水了。原来是在运输的过程中,洗衣机被碰坏了。这真是太棒了。一台不能用的洗衣机。
我们继续洗完了那些床品,我把它们晾起来。拍下洗衣机损坏处的照片发给了搬家公司。拔下电插头。
所以我们现在打算买台新的洗衣机,不管多贵。钱就快攒够了。
夏天,冬天
2016年春天的某个下雨的下午,杜彭小姐坐在家里,感到有一种即将失去自我的危险。
她扭头望向窗外,绿叶随风微微颤动,那是隔壁院的铁栅栏上缠着的藤蔓。栅栏上面还搭着几辆儿童玩具车。一朵黄色的水仙开在儿童车的下方。自己院里只有星星点点的绿芽。那是几个礼拜前朋友刘絮帮她种的。
刘絮是个画家,杜彭与她是在一个微信群里认识的。在那里群里,刘絮是第一个向她示好的人。那时候刘絮还不在柏林,在北威某个荒芜的小镇上,她们用微信语音聊过几次天,每次都蛮长的,几天后刘絮给杜彭寄来几包花籽,让她种在花园里的。
收到花籽的下午,天极高云极淡,阳光一览无余地照在明黄色木屋前的橘色砖地上。整个客厅也被罩在一股明黄中。杜彭捏着EMS邮袋,上面是尚未谋面,之前素不相识的刘絮写的地址,她的手掌感受到了花籽的形状,有些刺刺的,扎着她的手指头。
后来她离开那栋房子的时候,门前的花园里属于她的那一小块地只稀稀拉拉地长出来几根苗,估计也将在不久之后被房东铲掉重种。杜彭在北京的时候从来没种过花,一落到柏林郊区的这个stanven区,居然有了一小块地可以顺着自己的意思种,而她完全懒得种任何东西。她就不是那种喜欢伺弄花草的人。或者她更反对的是她手拿锄头的形象吧。房东和刘絮都认为,反正有个地方,阳光又好,能种干嘛不种呢。在此思维下,刘絮热情地给她寄来几袋不同种类的花籽。
她终于逃离那块郊区属地,住进了柏林的城里。刘絮也已搬到了柏林,来她的新家看她,不出意料,又带来了花种。
她们两个人在午后的院子里翻土、撒种、踩实,最后刘絮又拿着扫把把院子的石砖好好扫了一遍,直到整洁得没有一丝杂物,刘絮才停下。
她不想再记想任何有关stanven区的事,哪怕是任何让她联想到stanven区的事民,都被她断然掐灭在头脑中。然而有时候,还是不得不来到某个像stanven区的荒凉之地。
从她家到郊区的某个地方来看望友人,坐十几站地铁再换公共汽车。车站地上一堆烟头。一眼望去,有大概十几个人在等车,全都身着深色,有几个人在抽烟,地上一堆烟头。她作为唯一一个亚洲人,成功地引起了几雙眼睛的注视。
她假装没看到那些好奇的眼神,她的车还有8分钟才到站,她扭过身,把视线移往车站后面小区旁边的那一小块儿绿地。
天色阴沉可怖,更加重了这里毫无生气的事实。绿地上也有不少垃圾,稀稀拉拉的,一栋矮楼属于战后以实用为目的所建设的众多建筑之一,没有任何可看性。楼边一株树开着粉白色的花。这颜色简直要与天气融为一体。似乎春天在这里尚未到来,众人及草木全都要打起精神来面对冬天最后的寒潮。 一辆车来了,呼啦啦几乎所有人都走了。只留下一个男孩依旧在车站前踱步,兴许与她等的是同一辆车。
那男孩一头柔顺的金褐色的短发,皮肤白皙,鼻子翘翘的,显出天真的表情,脸上有一点青春痘,穿一身黑色运动服,挎一个耐克的大运动包。
简直了。这么可爱的男孩在这么一个肮脏的车站。在这么一个底层的地点。她简直在感叹世间不公。
见过得了多样性硬化症的友人,按原路返回家,她都恨不得大哭一场,又哭不出来,只能用洗澡来发泄一下心中的积郁。
朋友——其实是她的翻译,住在郊区疗养院里。她第一次来的时候,曼丽,在门口接她,坐着轮椅。旁边是一个年轻的德国小护士,杜彭有些惊慌,没有想到曼丽的病这么严重。她掩饰住面部表情,与曼丽握了个手,然后跟着她进了她的书房兼会客室。
桌子上放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还是绿茶。一看就是刚泡的。两个苹果,一个橘子。整间屋子没有什么多余的陈设,像是仓促间刚搬进来的。问过才知道,生了病以后,曼丽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卖了,然后搬进了这里。她有没有其他亲人?有没有结过婚?有孩子吗?杜彭没敢问,也没好意思问。
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剪得短短的,不知道是生了病以后剪的还是以前就是短发。她的眼睛依然睿智,反应也很快,只是说话比较困难,发音模糊,听起来很费劲。杜彭跟她聊着聊着,眼睛就转向窗外,这是一大片落地窗,可惜窗外并没有什么风景,阴暗低沉的云压在天空,树木光秃秃的,视野不远处是条高速公路,如果是晴天,如果是春天……杜彭忍不住浮想联翩,如果曼丽没有生病,如果她还是个健康的人,那么……
曼丽这样真够惨的。怎么就生了这样的病。同时杜彭也觉得自己运气不够好。曼丽是她在柏林认识的唯一一个能帮助她事业的人,但曼丽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了。她带上眼镜翻了翻杜彭带来了几本作品,一边看一边说她现在视力下降得很严重,平时已经没法看书了。
真像个隐喻。也许真是来错了地方。柏林不是她该来的地方。她该去纽约。或者巴黎。哪怕哪儿都不去,呆在北京也行。
纽约!她曾在27岁时,在纽约住过三个多月。花光了所有积蓄才回到北京。
纽约的春天也并不太早,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纽约的春天很美。当布鲁克林的樱花开时,纽约的春天也就到了。
空气里都是金钱和奇迹的味道。这两者是如何有机结合的,是个属于纽约的谜。
杜彭总是想到过去。日子波澜不惊。她开始找机会常常回中国。几乎每回一次国,她就陷入到一场爱恋中。对北京和过去的留恋变成了一种强烈的渴望,不得不通过爱情展现出来。结果他们的结局全都以各自拉黑为结束。找不到更好的结局了,最好的也就是拉黑以后偶尔怀念却坚决不可能再拉回来。
她在柏林也交了一些搞艺术的朋友。有次她们三个人在中餐馆吃午饭,大着肚子怀着二胎的刘絮说,杜彭有一天要走,我会舍不得她的。话音刚落,另外一个朋友就说,你得让她走,因为你爱她。对,让我走!爱我就让我飞。杜彭接道。
吃完饭,她们一起去刘絮家喝咖啡。窗外依然是阴沉的天气。刘絮忙叨叨的,带着股温暖,跟她姥姥似的。她还给杜彭那本大半年前管她借的日本作家宫本辉的《避暑地的猫》。杜彭说你看了吗?刘絮说她认真地看了。这是本竖排版的书。杜彭都一直还没看。
好久没见曼丽。春节时她给杜彭发来邮件,是汉语写的:“鸡年快乐!祝你全家新的一年好。”她是几天之后看到的。她回信“春节快乐,祝你天天快乐!想你!”结果信被退了回来,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曼丽……她不敢想下去。去年夏天,也是她在柏林生活的第二个夏天,曼丽约她去德国南部度假,正好和杜彭去法国参加诗歌节的日期冲突。那年夏天,杜彭在国内呆了两个月,后来都不想回柏林了,直到不得不回去,她才如丧考妣地回了柏林。飞机还没落地她就又想回去了。
2017年的春天。她坐了一整天的长途飞机。在飞机上她很平静。对接下来的生活既没有绝望也没有更多期待。下飞机排队入海关的人很多,队伍龟速往前挪着,身后的大妈一直在嘟囔着抱怨着,她老公不时地安慰着她。偶尔有人插队,引起被插队者的不满。在她前面是一对来出差的情侣,女孩长头发,涂了红嘴唇,穿着一双黑色高跟鞋。那个男的头发快要秃了。轮到她时,她已经累得快说不出话,只冲着那个看着年纪很轻、还稍带稚气的海关警察说了声“hallo”。他仔细检查着她的护照和证件,又翻了翻她旧护照上的签证页。
一出海关,她的眼睛就在寻找着他们。他们像是一下子蹦到她视线里的。她的丈夫抱着他们的孩子,她赶快走过去抱过孩子。他递过来一枝玫瑰。
托儿所大妈
其实在给馅饼选托儿所时,我们有两个选择。先解释一下,馅饼是我儿子,那时候七个月大。
我们迎着大太阳,W胸前用带婴儿的袋子抱着馅饼,我们一起去看托儿所。走了很久,路过几个十字路口,右拐了一个路口,在绿树掩映的一条街的右手边,W说,前面就是那家托儿所了。我看了一下手机,大概用了十五分钟。还没看到托儿所,我首先看到路边二楼一个阳台上挂着的西藏旗。吓了我一跳。但我没有开口跟W说这件事。
这家托儿所方方面面我们都很满意,两个老师热情周到,其中一个黑人女老师还会说法语,她应该来自于一个法语区,法国曾经有过不少殖民地。她能正确地发出馅饼的名字Ren台,还用法语跟W聊了会儿天。这家托儿所就在一楼,不需要上楼,房间很大,地上铺着软垫子,墙上是小孩儿们的照片,洗手间和睡觉的地方往里走,洗手间里还有一个很大的浴缸,这是给小孩子洗澡用的。你知道,有时候他们会把尿布搞脏,顺便搞脏衣服,这时候就可以给他们冲澡了。
走出门,W说,就这里Ⅱ巴?这里多好啊。我说我也特别喜欢这里,但是……我犹豫了一下,说,我们再看看另外一家吧。
另一家就在家門口,过个马路走上几十米即是。要进一个院里,一个跟四合院一样的院里,里面有好几家托儿所和幼儿园,我们要看的那家是右手边的楼,三楼。需要按门铃。一打开门,就有股仿佛陈年的空气迎面而来,看来这里需要透风了。一个胖乎乎的穿粉红T恤的女人跟我们握手,屋里地上正有几个小孩子在地上爬着玩玩具。客厅有个棕色的软沙发,还有一个金鱼缸,像是八十年代的产物。窗户上挂着软软的白色镂空窗帘。他们用德语聊着什么,w把馅饼放下来,我抱着馅饼,他好奇地四处张望。 其实我不喜欢这家,一进门就不喜欢。唯一让我觉得好的地方,是这个胖胖的女人亮晶晶的眼睛。她比刚进门时我看到的还要胖,简直呼哧带喘,我实在很怀疑她有没有足够的体力来看这些孩子们。现在她正在抱着馅饼,馅饼冲她笑,她们都很喜欢馅饼,馅饼也确实招人爱。
怎么样,你决定了吗?回家后W问我。
我没想好。我挠了挠头发。
第一家除了太远以外,那幅西藏旗也是一大隐患。不知道这里住的是德国人还是中国人呢。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这么鲜明的立场是我避之不及的。我实在不想离政治那么近,尤其是在孩子这么小的情况下,这样的隐患一定要尽量杜绝。
第二家条件差了点儿,胖大妈胖了点儿,但安全方便啊。整整想了一天,两害择其轻,我选择了第二家。
这个选择很正确。W出差的时候,我每天早晨抱着他去托儿所,都会感谢当时自己的英明选择。
大妈的确胖,也的确爱孩子。我能从她的眼神儿里看出来。她的丈夫跟她一起管理这家托儿所,她丈夫是个工人,平时就在周围干活,干的都是些刷墙、搬东西、钻孔的粗活儿,人挺壮实,托儿所的孩子们吃完早饭后,他会回来跟大妈一起给孩子们穿外套,带他们去附近的街心公园里的游乐场玩儿。有几次我临时接馅饼在楼前面等他们,远远就看见他们穿着荧光黄色的外套,大妈在前面骑着一辆长长的车,车里坐着几个娃,他走在路边,感觉浩浩荡荡的,又特别有种小人物才能创造出的温情。
有一次送馅饼上托儿所,临走时馅饼哭起来,我又敲开门抱了他一下才离开。后来碰到这个男人的时候,他特意用德语比划着告诉我,哭是正常的,不要再回来抱,否则孩子会养成不良习惯的。
有天,W告诉我,原来他们并不住在城里,他们曾经就住在这个托儿所的院里,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搬了家,现在住在离柏林开车需要两个半小时的地方。每天早晨,他们都开车进城,在托儿所等孩子们来上学,下午三点以后,他们再开車回家。三点就是托儿所下班的时间。柏林的托儿所跟我知道的伦敦托儿所不同,这里大部分都下学很早,我们曾经看过的第一家托儿所稍微晚点,是四点放学。
要是超过三点半离开,就会赶上堵车。w又补充道。
那挺不容易的啊!我说。
有一次一不小心,我们就给他们制造了一次堵车。那回w出差,我需要去大学听课,临时联系了我们家看猫的一个阿姨,让她去托儿所接馅饼。怕她找不到路,W详细地告诉了她地址。结果那天我上完课回家的时候,收到W的信息,他说看猫阿姨接孩子接晚了半个小时。我有点郁闷,那不耽误人家开车回家了嘛。也该着了,我回来的时候,发现阿姨不在客厅,馅饼一个人在地上爬,满脸哭意,我赶紧把他抱起来。走到里屋才发现,她在院里,不知道是在抽烟还是在干吗。她看见我一惊,我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觉得吓人一跳。我跟她提了一句,说你今天接孩子接晚了。她立刻警觉起来,对不起,我没找到地方,那里有好几家托儿所……我也没再说什么。气氛一下子尴尬了。我说你一天挺累的吧?孩子挺累人的。她说是啊,用手扶了扶腰,“我腰不好,他很沉……”“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轮到我说不好意思了。
“哦,你在哪里上学?”她换了个话题。
“在Postdam,我坐火车去。”我说。那是一个柏林周边的古老的小城,很美,比柏林美多了。每次我去上课,路上来回就要花三小时。每次回来坐城铁几乎都得站着,人太多了。
“我学十七世纪英国诗歌和图解美国历史。”我又说。
她眼睛一亮,随即又黯淡下去了。“不容易啊,虽然是用英语教的。”
“不容易。”我重复道。
说实话,我从来都不太了解这个她。她大概四十五岁,以前在美国住过几年,说得英语还错,比一般德国人要爱说话,起码比我接触到的德国人爱说,可能这是她在美国生活过的影响吧。
“Caesar真的很可爱,像一只小熊猫,黑色加白色,小小的,可能因为它是从中国来的……”她又拿Caesar打趣。我笑了几下,走过去拍了拍Caesar。这个比喻上次见面的时候她就说过一遍。那时候我们气氛比现在融洽。现在我又累又饿,确实也懒得再说更多话了。
“一共是95吧。”我记得W跟我说过,是95块钱。我拿出钱包,那里有几张二十元、十元的票子,是W走之前取给我的。我数了一百元给她,钱包一下子就空了。
“四次看猫,每次十五,加上今天三小时,一共是105。”她盯着我。
我一愣,想了一下,确实如此,可见是W记错了。
“不好意思。”我又取了五欧元出来,现在钱包里只剩下一些零散的硬币和几块钱的纸币了。幸好刚才没去咖啡馆买东西,我暗自庆幸。
她向我说谢谢,我也向她说谢谢,然后她就走了。
我跟w通电话时,说不打算再找这个阿姨看馅饼了。她看猫还可以,看孩子没什么经验。更重要的是,我感觉跟她沟通起来,有点困难,也许问题出在我身上,我不知道如何跟她像一个主顾一样沟通。从年纪来讲,我给她打工还差不多。不知道她平时喝不喝酒,那天我感觉她的眼神有点不对劲。
幸运的是,过了几天,对门的邻居主动说他们想养猫,可以在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免费看猫。对门的邻居是两个小年轻,男的在酒吧当酒保,女的不知道干什么的,他们白天经常不在家,我常替他们收快递。这样,我们又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完全可以不再找这个看猫阿姨了。
第二天我送孩子去托儿所的时候,跟托儿所大妈说昨天下午真不好意思啊。大妈并没流露出什么不满的表情,她笑着没关系,没事儿。
圣诞节前一天,我去接馅饼,大妈给了我一个包装好的礼物,说这是给孩子的。又拿出一个相框,说,这是给妈妈的。我一看,照片上馅饼穿着红色的圣诞老人服装,正在笑着。回到家,拆开礼物,是一个木琴,彩色的,还有两支小棒子,我拿起它,敲了几下,叮叮咚咚,哈哈,看来大妈还挺了解馅饼的。馅饼特别喜欢音乐,喜欢能出声的东西。
W还从托儿所大妈那里买了一只鸡,是只冰冻的鸡,那是托儿所大妈的邻居家的。圣诞节时我们去了英国W的家里过节,是离牛津十五分钟车距的一个小镇,算是乡下吧。英国的乡村很美,尤其是有阳光的时候。不但美,而且富裕。英国的有钱,体现在方方面面。英国人的有礼貌也体现在各个地方,在乡下路边遇到陌生人,他们大多会主动与你打招呼。英国的乡村酒吧则是我最爱的地方之一,装潢古朴服务热情,坐满一家老小,热热闹闹的,就连最被诟病的英国食物在这里也让人无可挑剔——酒很好,吃得不算坏,甜点做得相当好,屋里暖和极了。而相对比之下,柏林简直是一个冰冷的小镇,四四方方,没有大海没有山,没有一望无际的绿色。夜晚来临时,简直像个B级片里的场景——灯不够亮,人也不多,影影绰绰,不知道人们都躲在哪里。我突然想起来托儿所大妈,也许整个柏林最让我喜欢的,就是这个托儿所大妈了吧。她简直是整个柏林最温暖的存在。
回柏林后,冰箱空空荡荡,我想起了还有只鸡。我们把那只鸡解冻了,我熬了一锅鸡汤,吃了整整两天。真的太好吃了,特别鲜美,这真是我从童年以后吃过的最好吃的鸡。要知道,我的童年是在山东农村度过的,我们那儿的鸡真的特别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