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宋代诗经学本着依据文本、诗本情性的治经原则，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淫诗说”。“淫诗说”表现出对爱情诗新的解读与关怀点，体现出强烈的文学色彩，赋予了宋代诗经学独特的时代气息和文化内涵，推动了《诗经》研究从经学转向文学的进程。
关键词：宋代 诗经学 爱情诗 诗学阐释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诗经》中的爱情诗，引发了后世诗经学家的种种解释。孔子以“思无邪”一言以蔽之，《诗大序》解为“正得失”，所谓“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仪”。于是，《诗经》中的民间情歌便被赋予了崇高的道德意味，变成了寓含美刺的政治诗，而其描写爱情的本事却被否定了。正如刘毓庆在《从经学到文学》一书中说：“自从汉代经师将《诗经》经典化之后，魏晋以降的大批诗经学研究者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诗经》文字背后所隐匿的圣人之意的考证上。”在他们看来，爱情诗一经圣人的删定，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它的一字一句中，都深藏着圣人修复世道人心的苦衷。这种对爱情诗的误读，一直左右着汉唐以来的经学界，无人敢雷越半步。
宋代诗经学，秉着宋人强烈的怀疑精神，掀起了一股疑古惑今思潮，使诗经学研究出现了第二个繁荣时期，从欧阳修至朱熹完成了与汉学相对的宋学体系。诗经学之所以在宋代成为一代之学，与对爱情诗新的解读和关怀点息息相关，它提出的“淫诗说”，赋予了宋代诗经学独特的时代气息和文化内涵，体现出强烈的文学色彩，推动了《诗经》研究从经学转向文学的进程。
一 宋代诗经学家对《诗经》爱情诗的诗学阐释
宋代诗经学自欧阳修的《诗本义》至朱熹的《诗集传》，开创了宋代学术解放、文化革新的局面，宋代诗经学呈现出与汉代诗经学不同的特征。体现在对《诗经》爱情诗的阐释上，就是建构了具有宋代诗经学特点的“淫诗说”。
作为宋代诗经学开山之作，欧阳修的《诗本义》对宋代诗经学影响巨大。《诗本义》首创“淫奔之诗”说，在诗经学史上，首次用文学家的眼光打量已被经学家歪曲得面目全非的爱情诗，指出了诗歌的言情特质。如欧阳修释《静女》一诗本义为：“彼姝然静女，约我而俟我于城隅，与我相失而不相见，则踌躇而不能去；又曰：‘彼安然静女，赠我以彤管。’此管之色炜然甚盛，如女之美可悦怿也；其卒章曰：我自牧田而归，取彼茅之秀者，信美且异矣，然未足以比女之为美，聊贻美人以为报尔。”并在《诗本义·静女论》第一章的末尾将其斥为“淫奔之诗”。其它如：1、《召南·草虫》，《毛序》释为：“《草虫》，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欧阳修说：“其曰‘陟彼南山，采蕨采薇’云者，妇人见时物之变新，感其君子久出而思得见之。” 2、《野有死 》，欧阳修释为：“卒章遂道其淫奔之状曰：‘汝无疾走，无动我佩，无惊我狗吠。’” 3、《东方之日》，欧阳修指出：“‘东方之日’，毛、郑皆以喻君。而毛谓‘日出东方’人君明盛；郑谓‘其明未融’，喻君不明。‘东方之月’，毛、郑皆以喻臣。而毛亦谓月盛于东方，郑又以为不明。以诗文考之，日月非喻君臣。”解释其“本义”说：“东方之日，日之初升也。盖言彼姝者子颜色奋然美盛，如日之升也。‘在我室兮，履我即兮’者，相邀以奔之辞也。”4、《东门之 》，欧阳修从淫奔者自述角度，阐明了其本义：“子仲之子常婆娑于国中树下，以相诱说，因道其相诱之语。”5、《野有蔓草》，欧阳修看出了《郑笺》引《周礼》仲春之月会男女之礼是“衍说”，指出：“此诗文甚明白，是男女婚娶失时，邂逅于野草之间尔，何必仲春时也。”
二程的诗经学更表现出对情性问题的极大关注，由汉儒的注重情感发生的外部因素更转向关注情感发生的内部因素分析。所以在对一些爱情诗篇的解释时，能深入解析诗篇的情感内涵，对男女之情多有精彩见解。例如解《邶风·雄雉》：“雄雉于飞，泄泄其羽。”双飞之意。此男怨之辞，言雄雉尚得其配匹，己反不如，我之怀思，自罹此阻隔。次章女怨，“上下其音”，相应和之辞。“日月”取其迭往迭来之意，又日月阴阳相配而不相见，又旦暮所见，动人情思，总意包其间。其它如释《 有梅》等，对诗歌的言男女之情均有论述。
这一点后来被朱熹继承和发展：“凡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朱熹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淫诗说”，将《诗经》中的一些爱情诗明确为“淫奔”之诗、男女相悦之词，如：
《邶风·静女》：“此淫奔期会之诗也。”
《郑风·将仲子》：“莆田郑氏曰：‘此淫奔者之辞。’”
《郑风·有女同车》：“此疑亦淫奔之诗。”
《郑风·子衿》：“亦淫奔之诗。”
莫砺锋指出，朱熹在《诗集传》中解作“淫诗”的共有三十首，它们是：《静女》、《桑中》、《木瓜》、《丘中有麻》、《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 兮》、《狡童》、《骞裳》、《东门之 》、《丰》、《风雨》、《子矜》、《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溱洧》、《东门之杨》、《月出》、《叔于田》、《大车》、《防有鹊巢》、《东门之 》、《泽陂》、《东方之日》、《氓》、《有狐》、《绸缪》。这与皮锡瑞认定的篇数略有出入。莫砺锋将朱熹“淫诗说”的情况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朱熹将《小序》中认为与男女爱情无关的诗篇认定为“淫诗”，第二类是《小序》中认为与男女之情有关的诗篇，朱熹进一步解为男女自叙其事或自咏其情。莫砺锋对朱熹的“淫诗说”评价甚高，认为它使诗经学迈出了从经学转向文学的第一步。“淫诗说”表明朱熹对《诗经》爱情诗的言情特质有了更为明确的认定，相对于汉唐诸儒的“美刺说”，为后人的《诗经》爱情诗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二 《诗经》爱情诗的诗学阐释文化场域分析
孔子说“诗无邪”，同时又说“郑声淫”。对此，“淫”的解释诗经学研究分为两种：一为释作音乐的过度，从而否认《诗经》中存在爱情诗；一为“郑风淫”，认为《诗经》中是存在男女淫奔之诗的，例如《毛诗序》的解释：
《 风·桑中》：“刺奔也。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
《郑风·东门之 》：“刺乱也，男女有不待礼而相奔者也。”
《郑风·溱洧》：“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奔，淫风大行，莫之能救也。”
其他如汉代班固、许慎认为“郑声淫”就是“郑诗淫”，魏晋时代杜预指出“《桑中》、《卫风》，淫奔之诗”，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指出“郑国淫风大行”，可见“淫诗说”在宋之前就存在，但并没有形成气候。直到宋代，经过欧阳修、朱熹等诗经学家的阐述，“淫诗说”才在深度与广度上有极大的突破，并对后世诗经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对诗经学爱情诗的诗学阐释是与宋代独特的诗经学背景息息相关的。
1 对“诗咏情性”的重视
作为一个古老的诗学命题，“诗咏情性”在宋代有了新的发展，引发了宋人对“诗咏情性”广泛而又深刻的探讨。“诗咏情性”在宋代打破了经学与文学的界限，诗经学家开始自觉运用“诗咏情性”理论来审视《诗经》的创作实践，注重情感在诗歌发生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欧阳修在《诗本义》中多次提到“人情”一词。在卷一五《定风雅颂解》中，欧阳修引王通《中说·关朗篇》说：“诗出于民之情性，情性其能无哉！”在卷六《出车》中，欧阳修明确提出：“诗文虽简易，然能曲尽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求诗义者以人情求之，则不远矣；然学者常至于迂远，遂失其本义。”人情在《诗本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是欧阳修批驳毛郑旧说、探求诗义的一个有力武器，亦是欧阳修关注民歌中言情因素的推动力量。
关键词：宋代 诗经学 爱情诗 诗学阐释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诗经》中的爱情诗，引发了后世诗经学家的种种解释。孔子以“思无邪”一言以蔽之，《诗大序》解为“正得失”，所谓“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仪”。于是，《诗经》中的民间情歌便被赋予了崇高的道德意味，变成了寓含美刺的政治诗，而其描写爱情的本事却被否定了。正如刘毓庆在《从经学到文学》一书中说：“自从汉代经师将《诗经》经典化之后，魏晋以降的大批诗经学研究者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诗经》文字背后所隐匿的圣人之意的考证上。”在他们看来，爱情诗一经圣人的删定，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它的一字一句中，都深藏着圣人修复世道人心的苦衷。这种对爱情诗的误读，一直左右着汉唐以来的经学界，无人敢雷越半步。
宋代诗经学，秉着宋人强烈的怀疑精神，掀起了一股疑古惑今思潮，使诗经学研究出现了第二个繁荣时期，从欧阳修至朱熹完成了与汉学相对的宋学体系。诗经学之所以在宋代成为一代之学，与对爱情诗新的解读和关怀点息息相关，它提出的“淫诗说”，赋予了宋代诗经学独特的时代气息和文化内涵，体现出强烈的文学色彩，推动了《诗经》研究从经学转向文学的进程。
一 宋代诗经学家对《诗经》爱情诗的诗学阐释
宋代诗经学自欧阳修的《诗本义》至朱熹的《诗集传》，开创了宋代学术解放、文化革新的局面，宋代诗经学呈现出与汉代诗经学不同的特征。体现在对《诗经》爱情诗的阐释上，就是建构了具有宋代诗经学特点的“淫诗说”。
作为宋代诗经学开山之作，欧阳修的《诗本义》对宋代诗经学影响巨大。《诗本义》首创“淫奔之诗”说，在诗经学史上，首次用文学家的眼光打量已被经学家歪曲得面目全非的爱情诗，指出了诗歌的言情特质。如欧阳修释《静女》一诗本义为：“彼姝然静女，约我而俟我于城隅，与我相失而不相见，则踌躇而不能去；又曰：‘彼安然静女，赠我以彤管。’此管之色炜然甚盛，如女之美可悦怿也；其卒章曰：我自牧田而归，取彼茅之秀者，信美且异矣，然未足以比女之为美，聊贻美人以为报尔。”并在《诗本义·静女论》第一章的末尾将其斥为“淫奔之诗”。其它如：1、《召南·草虫》，《毛序》释为：“《草虫》，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欧阳修说：“其曰‘陟彼南山，采蕨采薇’云者，妇人见时物之变新，感其君子久出而思得见之。” 2、《野有死 》，欧阳修释为：“卒章遂道其淫奔之状曰：‘汝无疾走，无动我佩，无惊我狗吠。’” 3、《东方之日》，欧阳修指出：“‘东方之日’，毛、郑皆以喻君。而毛谓‘日出东方’人君明盛；郑谓‘其明未融’，喻君不明。‘东方之月’，毛、郑皆以喻臣。而毛亦谓月盛于东方，郑又以为不明。以诗文考之，日月非喻君臣。”解释其“本义”说：“东方之日，日之初升也。盖言彼姝者子颜色奋然美盛，如日之升也。‘在我室兮，履我即兮’者，相邀以奔之辞也。”4、《东门之 》，欧阳修从淫奔者自述角度，阐明了其本义：“子仲之子常婆娑于国中树下，以相诱说，因道其相诱之语。”5、《野有蔓草》，欧阳修看出了《郑笺》引《周礼》仲春之月会男女之礼是“衍说”，指出：“此诗文甚明白，是男女婚娶失时，邂逅于野草之间尔，何必仲春时也。”
二程的诗经学更表现出对情性问题的极大关注，由汉儒的注重情感发生的外部因素更转向关注情感发生的内部因素分析。所以在对一些爱情诗篇的解释时，能深入解析诗篇的情感内涵，对男女之情多有精彩见解。例如解《邶风·雄雉》：“雄雉于飞，泄泄其羽。”双飞之意。此男怨之辞，言雄雉尚得其配匹，己反不如，我之怀思，自罹此阻隔。次章女怨，“上下其音”，相应和之辞。“日月”取其迭往迭来之意，又日月阴阳相配而不相见，又旦暮所见，动人情思，总意包其间。其它如释《 有梅》等，对诗歌的言男女之情均有论述。
这一点后来被朱熹继承和发展：“凡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朱熹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淫诗说”，将《诗经》中的一些爱情诗明确为“淫奔”之诗、男女相悦之词，如：
《邶风·静女》：“此淫奔期会之诗也。”
《郑风·将仲子》：“莆田郑氏曰：‘此淫奔者之辞。’”
《郑风·有女同车》：“此疑亦淫奔之诗。”
《郑风·子衿》：“亦淫奔之诗。”
莫砺锋指出，朱熹在《诗集传》中解作“淫诗”的共有三十首，它们是：《静女》、《桑中》、《木瓜》、《丘中有麻》、《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 兮》、《狡童》、《骞裳》、《东门之 》、《丰》、《风雨》、《子矜》、《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溱洧》、《东门之杨》、《月出》、《叔于田》、《大车》、《防有鹊巢》、《东门之 》、《泽陂》、《东方之日》、《氓》、《有狐》、《绸缪》。这与皮锡瑞认定的篇数略有出入。莫砺锋将朱熹“淫诗说”的情况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朱熹将《小序》中认为与男女爱情无关的诗篇认定为“淫诗”，第二类是《小序》中认为与男女之情有关的诗篇，朱熹进一步解为男女自叙其事或自咏其情。莫砺锋对朱熹的“淫诗说”评价甚高，认为它使诗经学迈出了从经学转向文学的第一步。“淫诗说”表明朱熹对《诗经》爱情诗的言情特质有了更为明确的认定，相对于汉唐诸儒的“美刺说”，为后人的《诗经》爱情诗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二 《诗经》爱情诗的诗学阐释文化场域分析
孔子说“诗无邪”，同时又说“郑声淫”。对此，“淫”的解释诗经学研究分为两种：一为释作音乐的过度，从而否认《诗经》中存在爱情诗；一为“郑风淫”，认为《诗经》中是存在男女淫奔之诗的，例如《毛诗序》的解释：
《 风·桑中》：“刺奔也。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
《郑风·东门之 》：“刺乱也，男女有不待礼而相奔者也。”
《郑风·溱洧》：“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奔，淫风大行，莫之能救也。”
其他如汉代班固、许慎认为“郑声淫”就是“郑诗淫”，魏晋时代杜预指出“《桑中》、《卫风》，淫奔之诗”，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指出“郑国淫风大行”，可见“淫诗说”在宋之前就存在，但并没有形成气候。直到宋代，经过欧阳修、朱熹等诗经学家的阐述，“淫诗说”才在深度与广度上有极大的突破，并对后世诗经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对诗经学爱情诗的诗学阐释是与宋代独特的诗经学背景息息相关的。
1 对“诗咏情性”的重视
作为一个古老的诗学命题，“诗咏情性”在宋代有了新的发展，引发了宋人对“诗咏情性”广泛而又深刻的探讨。“诗咏情性”在宋代打破了经学与文学的界限，诗经学家开始自觉运用“诗咏情性”理论来审视《诗经》的创作实践，注重情感在诗歌发生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欧阳修在《诗本义》中多次提到“人情”一词。在卷一五《定风雅颂解》中，欧阳修引王通《中说·关朗篇》说：“诗出于民之情性，情性其能无哉！”在卷六《出车》中，欧阳修明确提出：“诗文虽简易，然能曲尽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求诗义者以人情求之，则不远矣；然学者常至于迂远，遂失其本义。”人情在《诗本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是欧阳修批驳毛郑旧说、探求诗义的一个有力武器，亦是欧阳修关注民歌中言情因素的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