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典时代的民主理论和实践发展至今，西方对民主的理解一直存在内在张力。一方面，强调人民的政治参与权利，将民权推上政治的神坛；另一方面，又经常用精英化的思维方式担心多数暴政的危害，尤其是经过二战法西斯式民主的极端案例后，人们对民主又有了新的认识，更加注重政治系统的存续性和秩序。20世纪西方的民主理论和形式经历了精英民主理论、多元民主理论、合作主义民主论、参与式民主理论和共识民主理论的发展。
　　一、共识民主的西方政治语境
　　共识民主概念由美国学者阿伦·利普哈特（Arend Lijaphart）提出，他改变了以往民主理论将视角聚焦在以英、美民主模式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实践模式的研究传统。开始关注西欧小面积的国家，如奥地利、比利时、荷兰和瑞士以及非洲一些呈多元状态和半多元状态的国家等组织形式。西方共识民主的实践主体既有主权国家，如瑞士、比利时等；也有地域性的跨国家组织，如欧盟。它们都有共同特征——都是多民族的统一体。
　　与多元民主模式一样，共识民主也是基于传统民主基础之上，它是民主理论重要的表现形式。共识民主试图克服传统多数代议民主的竞争性而造成社会分裂性的现实难题。尤其在多元社会中，社会因宗教、意识形态、语言、文化、民族或种族的分界线而高度分化，形成拥有属于多个主体的政党、利益集团和传播媒介的、分离的次级社会群体。如果采用多数民主模式会进一步造成社会分裂和国内纷争，于是产生另一种不同性质的民主形式：即“强调共识而非对抗、主张包容而非排斥、力求使处于统治地位的多数的规模最大化而不满足于微弱多数”（利普哈特的定义）的民主模式。
　　二、共识民主的特征及其动力机制
　　共识民主最基本的适用原则是将多数原则作为最低限度的要求，并努力使多数的规模最大化，最明显的表现是：在共识民主模式下，各种规则的制定、机构的设置都是在公民广泛参与的前提下试图达成普遍的一致。与多数民主模式比照，在民主的两个维度——横向的“行政-政党”关系维度和纵向的“中央-地方”关系组成的制度矩阵中，形成了共识民主模式的十个制度指标，在共识民主模式的现实案例中，瑞士是最接近共识民主模式的国家。
　　第一，多党联合政府内实行行政权分享。在瑞士，国家行政机关是由7名成员组成的联邦委员会，其人员的分配是根据既按照1959年确立的2：2：2：1的“神奇公式”分配联邦委员会的行政职位，也兼顾各语言集团和其规模大致相称的代表权。
　　第二，平衡的议会-政府关系。瑞士既非议会制，亦非总统制。根据宪法规定，联邦委员会成员是以个人当选，在其任期内议会不得对其进行不信任投票；如果政府的提案遭到议会否决，其联邦委员会委员或其整个联邦委员会均无需辞职。
　　第三，多党制。在瑞士，尽管党派间差异大，但是各政党在政治生活中却能做到彼此沟通和协商解决冲突，瑞士没有反对党之说，政党间的区别只在于参政与否。在1995年瑞士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有15个政党获得议席，其中200席中的162席被基督教民主党、社会民主党、激进民主党和瑞士人民党四个大党获得。
　　第四，比例代表制。瑞士采用名单比例代表制，即在多名选区中由各政党提出候选人名单，选民把选票投给某个政党所提名单，议席按照各政党所获选票的比例进行分配。比例代表制的实行更多地反映为对不同权利和利益的认同，成为解决其文化和政见差异的重要制度安排。
　　第五，利益集团合作主义。一般表现为工会起主导作用的社会合作主义和商会力量更强的自由合作主义。
　　第六，联邦制和地方分权的政府。在瑞士中央政府与20个州政府和6个所谓的半州政府之间实行分权，这些半州由原来3个统一的州分裂产生，半州在联邦院中只有一个代表而非两个代表。瑞士的联邦制成为将其存在的文化差别制度化的民主体制。
　　第七，刚性宪法。瑞士的宪法修正案要经过全民投票，既要获得全国半数以上选民同意，也要在半数以上州里获得多数。
　　第八，强两院制。在瑞士，上院和下院根据不同的原则选举产生，在权限方面，上院和下院拥有同等的权力。国民院是下院，代表瑞士人民；联邦院是上院，代表各州，在联邦院中小州的权限比国民院要大。
　　第九，法院的司法审查权。瑞士在这个方面有悖于共识民主模式，即它的最高法院没有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力。
　　第十，独立的中央银行。赋予中央银行独立运作的权力也是一种分权形式，符合共识民主模式所具有的分权特征；相反，从属于行政机关的中央银行则符合多数民主的集权逻辑。
　　传统民主理论认为，两党制和同质性的社会是民主政治稳定的基础，而以上的欧洲小国的共识民主模式则证明了在多党制和异质社会中，通过提供制度的激励实现各政治主体对权力的广泛分享，使对立的各个团体能够达成妥协和共识，形成一个兼容并蓄的民主政体，达至国家的政治稳定，这是共识民主的动力机制。
　　三、共识民主的价值及其局限性
　　与传统多数民主模式相比，共识民主模式更适于文化、民族、地域差别较大国家。利普哈特通过对36个民主国家的比较研究表明：具有共识民主制度特征的国家其民主特质和民主绩效的重合度更高；在民主的品质和代表性以及公共政策取向方面的宽容度和温和性方面，共识民主国家的绩效远胜于多数民主国家。
　　首先，就共识民主的品质来看，共识民主涵盖的范围更广。在妇女的代表权、政治平等程度、选民投票率（考察民主绝佳的指标）和民众的满意度方面，具有共识民主制度的国家要高于多数民主模式的国家。比例代表制和共识民主可以带来更精确的代表性，尤其是为少数派提供更充分的代表权，维护了他们实际的参政权和利益表达权，能够真正参与具体的决策过程。
　　其次，从决策有效性角度而言，多数民主模式可能产生的政策连续性经常由于政府更迭而丧失，尤其是左右翼政府之間的不同政见容易导致经济决策过于频繁和急剧转变。共识民主模式的比例代表制和联合政府更有利于作出稳定的、中立的决策，反映的社会基础也更加广泛。并且，多数民主模式国家在经济增长、年均通货膨胀水平、控制失业、减少罢工的频度方面的表现并不比共识民主国家做的好，而后者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的绩效要远胜于多数民主国家。
　　在考虑到共识民主模式优势的同时，也看到它的产生和维系是需要制度传统和文化传统的根基。比例代表制-相对多数制和议会制-总统制的不同组合形成了四种制度模式，与世界上四大地理区域，即与东西南北半球的划分明显吻合。东半球北部的国家，即西欧和中欧国家主要采用前者；东半球南部的国家，特别是英国从前在非洲、亚洲和澳大拉西亚（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附近的南太平洋诸岛）大多采用后者。西半球南部国家多采用比例代表制-总统制，而北部的美国则是世界上采用相对多数制-总统制的典范。同时，除非共识民主能得到一种寻求共识的政治文化的支持，否则它很难形成民主的巩固。因为一种共识取向的文化往往是共识民主的各项制度安排的基础，并且制度之间产生紧密的联系。行政机关-政党维度上的5个要素中有4个要素存在结构性的关系，比例代表制导致了多党制的形成，在多党制下又出现了联合内阁等。这四项要素和利益集团合作主义之间没有明确的联系，而文化的要素则是其最合理的解释。
　　在将共识民主模式作为西方一种新的民主模式探讨时，不应忽视的是：它和多数民主模式都是“代议民主”的表现形式。与其说它们是两枚不同的民主“硬币”，还不如说是西方民主“硬币”的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