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生命中应该都曾闪过些意外的荣光，意外比荣光更使我们难忘，或说意外使得本来无足轻重的荣光，留下記忆刻痕。
　　初中时期，在升学主义笼罩下，每学期有一个最大最残酷的考试，叫“竞试”。跟平常月考不一样，“竞试”要全年级一起排名，一共二十二个班，超过一千个学生，从第一名一路排下来，排到一千多名，用大张的板报纸写得密密麻麻，贴在穿堂的大布告栏上。
　　初中二年级，每天踢足球逃课乱混，成绩当然好不了。印象中，二年级下学期的“竞试”应该排在三四百名左右吧。我自己都懒得去穿堂人挤人看成绩，等别人看了回教室告诉我。管它的，几名就几名。
　　上了初三，“竞试”改个名字，变成“模拟考”，但千人大排名的形式没改，只是从一学期一次，增加成一学期两次。跟我一起踢球乱混的死党们，几乎都被分到放牛班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升学班，上学变成一件很无聊又很寂寞的事。而且刚好那一年，住家从双城街搬到民生社区，我开始搭公交车通学，于是，连放学也变成很无聊很寂寞的事。无聊寂寞中，在家里就躲起来练吉他;在学校，就只能慢慢收拾课本，认真做参考习题。
　　第一次模拟考很快来了，跟联考一样，连续考了两天。考完后第三天的下午，理化老师高大的身影突然闪进来，打断了导师正在上的数学课，理化老师对着我们班导说：“你们班李明骏（我的本名）模拟考第一名哩！”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导师也愣了一下，说：“真的吗？你怎么知道？”理化老师说：“他们正在贴啊，我凑过去偷看，最上面的名字，就是‘李明’两个字，难道还有别的‘李明’吗？”
　　理化老师讲到这里时，班上好几个同学同时反应：“五班的李明媛啦！”
　　噢，理化老师之前没有教过我们这一届，才会不认识女生班的考试高手李明媛，如果是她模拟考第一名，那就不意外了。理化老师怏怏地自认错误，喃念着：“怎么真有两个李明李明……第一名贴的位子那么高，玻璃又反光，干吗？故意让人家看不清楚吗？”不情愿地走离我们教室。
　　理化老师既然预告了，一下课，几个热心的同学连忙跑到穿堂去。导师还没离开教室，其中一个就狂奔回来，疯了似的大叫：“真的是李明骏，李明骏第一名！”怕大家不相信他，又赶紧加上：“五班李明媛第九啦！我都看到了，不会错！”
　　教室里闹成一团，我清楚记得那吵闹的样子，好像大家都中了爱国奖券一样。我怎么样也想不到，我的成绩竟然可以给全班带来那么大的快乐。
　　所以记得那次考试成绩。
　　还有一次，也是初中，周会时要上台献奖，也很意外。我参加了全台北市的语文竞赛，其实就是作文比赛，得的甚至不是第一名，而是第二名，我自己没特别觉得怎么样，去中山堂领回了一方木质奖牌。老师本来通知，下周周会，校长会在全校师生面前再将奖牌颁给我一次。每周周会，反正固定有颁奖的程序，至少会颁当周整洁秩序奖，还有许多校内活动比赛有的没有的，没什么大不了。
　　不料，周一早自习，训育组长却到班上把我找出去，去跟司仪及升旗手特别预演。颁奖变成了献奖，换成是我拿着奖牌出场，献给校长。献奖的场合不多，就得事先演练了。
　　我回想，是啊，在学校好像总共只遇过一次周会献奖，那是我们的软网校队得了第一名，举好大一个奖杯献给校长。可是我只有那么小小一方牌子，而且我也不是什么校队，就我一个人带一只笔去写了一篇作文，如此而已，为什么也能献奖呢？
　　训育组长解释：“如果领回来的是奖状，那就颁奖;如果领回来的是奖牌奖杯，那就要留在学校里陈列，所以就要献奖，就是这样规定的。”
　　紧张兮兮上台献奖的经验，让我记得了这个第二名，本来照道理讲不可能记得的一点小小荣光。
　　我甚至不记得那次竞赛究竟在哪里比的了，我只记得是父亲暂时放下店里忙得不得了的事带我去的。我真的只带了一只圆珠笔，在口袋里，没有别的。因为父亲特别问过：“这样就可以吗？写错了怎么办？”我做出身经百战的镇定模样说：“要先打草稿再抄，一个字一个字抄，不会错。”我脑中闪过一个担心，怕父亲接着要问：“要是这只笔没水了怎么办？”我就不知该如何回答了。不过，父亲只是点点头，没有再问。
　　比赛进行了一早上，父亲等到我比完，带我离开那个学校，就在校门口不远的地方，进到店里吃了一碗牛肉汤面。
　　许多年来，那家牛肉面店被我在记忆里搬来搬去。每次走过一条街道，发现一座学校旁边有牛肉面店，我就仿佛看见年少时自己和父亲坐在里面，安安静静地吃面，心中准备着如果父亲问起比赛的事，要怎样说我写了什么，觉得自己写得还算不错，可是父亲一直没问。那面店应该在长安东路上吧？还是青年路上？还是归绥街上、重庆北路上？
　　我知道，最简单的方式，是问问父亲，是父亲查的地图，查的公交车路线，他比我有可能记得。然而也不知为什么，许多年来想问却都没有问。终于到父亲过世，再也没有机会问了。那神秘的、安安静静的牛肉面店就继续神秘、安安静静地留在一条永远无名的街路上。
　　（芳芳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寻路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