夙晓胆略 援越抗法
　　
　　岑毓英，字彦卿，号匡国，谥号襄勤，广西西林县那劳村人，于道光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公元1829年6月26日）在近代没落的土司家族出生。其祖父岑秀歧，字凤山；父亲岑苍松，字鹤亭（为西林县文学生）。
　　早在青少年时代，岑毓英就深知，要成就一番事业，取得功名，就必须读书作文、练就一身文武双全的本领，才能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有大作为！于是他跋山涉水千百里到泗城和桂林去应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取府试、乡试第一。
　　22岁时，太平天国的烽火已遍及全国，处在这个时代的封建知识分子，有的参加农民革命队伍，有的卷入变法维新，有的当上洋奴买办。岑毓英目睹这危机四伏的时局，选择了走上“忠君爱国”之路：自捐家资，在籍创办团练，因有功而被保举为县丞，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26岁时，岑毓英毅然率团练进入云南罗平，经在籍御史、团练大臣窦兰泉引荐，被派往滇西总兵福升军营任助剿，并以他的精明勇敢、治军严明、善于驭将而异军突起，屡立战功而由宜良知县升任知府、布政使、巡抚兼总督……
　　作为军旅起家，岑毓英不但真说实干、以身作则，还有一套治军作战的办法，他在《通筹滇事酌拟八条请旨遵办折》中强调“剿抚并用、避坚攻暇的方针和战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在贵州省任巡抚时，他制定《练军章程十二条》，宣称“用兵之道，必使将识兵心，兵识将意，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方能运调自如。”而“行军之要，先共艰苦，士卒方肯用命。”他要求将帅与士兵同艰苦；自己则“每战，短衣帕首，辄为先锋，屡受巨创，百折不回。士兵感其忠义，诚信争仗策效，谋输粟饷士，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故能缓急相倚，所向克捷。”并制定“凡是从事武官之人，必须注意训和练，而训最为重要。”他对兵士执行严格的正规化训练，遵循“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合于主”的思想，对“战道必胜、不胜”有正确的分析和判断，把将帅的选拔与培养摆在治军的首要地位。他说“用兵之道，选将为先，苟能用将得人，则兵勇之强悍者可使驯良，柔弱者可使奋勇。”
　　光绪七年七月初五日（1881年7月30日），岑抵达福建省城，这位功勋卓著的西南将帅在闽办理台防将近一年，期间不畏艰险两次渡台，利用他的文韬武略，实践了他“省刑薄敛、固结民心”的诺言——采取渡海了解台史、体察民瘼、修筑大甲溪、赈济灾民、调理民族关系、整顿吏治等措施。尤其是他综合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提出“台湾之事，当以省刑薄敛，固结民心为上；分路屯兵，严守陆地次之；添扎营垒，保守海口炮台又次之。而三者俱宜相辅相行，不可偏废。”的著名台防理论，这是岑毓英经过亲身调查、周密研究之后得出的筹办台防的总设想。这个设想打破了单纯的军事防御观念，熔政治、经济、军事于一炉，是岑毓英军事思想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他把减轻老百姓负担，团结台湾各族人民放在首要地位，表现了他在办防中紧紧抓住了“人”这个重要的因素，突出了人在战争中的主导作用。以是言之，岑毓英强调团结，依靠民众；守陆地和保海口既要有主次之分，又要相辅而行，不得偏废，是他实地勘探，精心研究的结果。
　　法国吞侵越南，造成云南等边疆危急，因“久经沙场，谙熟军事，勇于任事”的岑毓英被清廷调任云贵总督。面对磨刀霍霍的法国侵略者，年已55岁的他于光绪九年十月初九挺身而出，向清廷表明了心迹，奉请由他“挑带二十营，驻扎越南山西，就近筹办。”
　　在多次奏请下，清廷同意岑毓英率兵出关。他在滇、景、黑旗联军的宣光合围战中，有效地牵制了东线的法国军队，从而取得了导致法国内阁倒台的临洮、镇南关大捷！光绪十五年四月中旬，他在蒙自查阅关防。法国领事官弥乐石自保胜至蒙自申请照约，开关通商，生命垂危的他断然道：“矿厂为滇人性命，不可使外人窥利源夺生计，致生衅隙。”在他等人的强烈奏请下，总署终于向法国发出通谍，抗议弥乐石这一无理要求。
　　
　　神圣国土 宝岛台湾
　　
　　
　　在岑毓英督办台湾防务之前，台湾局势比较混乱，这得从台湾的历史渊源说起——台湾自古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古称岛夷，汉晋南北朝称夷洲，宋属福建路，元、明设巡检司，明代始称台湾。康熙二十年，清朝廷派大将施琅进攻台湾，郑克塽投降，从而结束了郑氏3代20年的政权。此时，是否将台湾归入中国永久版图，朝廷多有争议：清廷中有人认为台湾孤悬海外，容易藏匿土匪贱寇，主张放弃台湾而留澎湖；施琅则反复强调台湾地位的重要，是东南四省的屏障，如任意弃之，则将为外人窃据，反成贱乱之源。由于施琅的强烈要求，清廷于康熙二十三年四月正式将台湾纳入中国版图，设台湾府隶属于福建，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省；澎湖设为巡检，置台厦兵备道及总兵。
　　台湾岛屿被纳入中国版图后，情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里最早曾是高山族平铺人居住的地方，名为岸里社。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大陆福建、广东沿海移民开始进入台中盆地一带从事垦殖。随着汉人的一批批迁入，台湾岛上的原住民在人口比例中变成了少数。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台湾的少数民族被迫栖身于高山密林中，与汉族人民形成一道深深的鸿沟，民族间的政治、文化联系几乎处于断绝状态，久而久之原高山数民族逐渐被称为“番”，其社会发展程度相对落后。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总兵兰廷珍以其土地肥沃，易于耕作，遂招福建漳州人前来屯垦，至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人烟渐盛，形成村落，名为“大墩”。
　　禁止、防范内地人民偷渡来台，约束在台汉人的垦殖范围，以免引致汉番冲突，成了清朝廷“海禁、山禁”的治台政策。清廷的这一治台政策，延缓了台湾开发的速度。但台湾孤悬海外，只要没有大乱，平时清廷固然是鞭长莫及，而治台官员也是睁一眼闭一眼，因此台湾长期变成了海外边区的移垦社会。
　　自从鸦片战争失败、中国被迫开港通商以后，台湾岛屿逐渐受外国列强的觊觎，尤其是英法联军侵入之后，台湾被迫开港，成了是非之地。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台湾涉外的事件日渐增加，清廷必须处理，也慢慢拉近了清廷与台湾的距离，改善了关系。同治十三年初，日本借口琉球人民在台湾牡丹社被番民所杀，放弃北进朝鲜及解决桦太（库页岛）转而南征台湾，显示企图侵占台湾的野心。四月，日本兵船自厦门到台湾琅璜（今恒春），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以进兵台湾之事，照会闽浙总督李鹤年。五月，日军兵分三路进攻台湾番社，烧毁牡丹、高士滑等社，之后便长期占踞不走。清廷视日军之举为侵犯中国领土，而日本则认为台湾后山为无主之地。
　　日军侵台，促成清廷对海防之重视，而经营台湾，以杜外患，则成海防重要一环。战后台湾的经营，发端于沈葆桢，开山抚番为其第一要政，解除山禁、海禁，奠定了日后开发之基础。沈葆桢六月抵台后，认为台地设防之事，刻不容缓，即积极调兵遣将，补充军火……至此，清廷苟安软弱只得赔款消灾，在双方力量对比完全有利于中国的情况下签订《台事专条》。最后外交谈判转到北京，而台湾的防务并没有松懈。
　　从四月到十月二十五日，为了督促日军撤出，从大陆东渡入台的军队约有1万多人：其中唐定奎所率的淮军6500人，其次是福建、广东省的游勇。清廷还下令福建省轮船听候指挥，随时调用，入台的大炮火药也正在转移。
　　日本倭寇见中国坚决抵抗，尤其是受到其它列强的干涉，才放弃台湾番地而退到确保琉球土地，愿意以撤军换取赔偿。于是双方最后议定《中日北京条约》，日本获得50万两白银赔款后，侵台的台湾番地事务都督西乡从道下令，将琅璜地区日军完全撤离台湾，使一场原本一触即发的战争，急转直下。但这一让步也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至于移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增设一府三县，则为治台实际的需要。沈葆桢留台时间不长，光绪元年八月即内渡，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其在台湾之表现，受清廷肯定，始授以南洋海防重责。沈葆桢去世后，福建巡抚王凯泰接办台务，不久病死，后由福建巡抚丁日昌继续接办。丁日昌于光绪元年十二月抵台，光绪三年七月病辞，在台湾1年余。丁氏志大才高，虽想大力经营台湾，但因此时正值西北用兵，整治台湾需巨额经费，清廷无法做其后盾，故郁不得志。丁日昌去后，则治台无人，台事又待另一次战争的刺激。
　　
　　台海局势 众臣揪心
　　
　　自强运动的初期十年，朝廷政策以外交、国防为中心，而国防则以练兵为主。咸丰十年，恭亲王奕诉等在奏统筹全局章程中提到“外交固要讲求，自强练兵则是根本要图。”
　　“自强练兵既是要图，仿求西法制造轮船机器则更是迫切。”由于李鸿章在同治年间的奏言，因此同治年间，与国防有关的新政陆续展开。
　　同治十三年四月廿一日，闽浙总督兼署福建巡抚李鹤年奏报：“台湾为沿海各省门户，而且物产丰富，乘隙窥伺者不止一二，即使目前不出乱子，恐怕后患无穷。”清廷从地方与中央来往的奏折中，逐渐了解到台湾的重要性和事态的严重性，在积极派兵增援台湾、补充军火的同时，委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湾等处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一面布置台防一面与日军据理力争，促其撤兵。沈葆桢6月抵台后，认为台地设防刻不容缓，便积极调兵遣将，派潘霞、夏献纶与日军谈判，没有结果。
　　中日和局议定期间，军机处的文祥上朝廷疏请，提醒政府注意日本日后可能再犯台湾。
　　事实上，同治十三年，恭亲王奕诉在日军仍踞台不去时，接获各地军情，即苦于中国备虚，认为必须痛定思痛，“今日而始言备，诚病其已迟。今日不再修备，则更不堪设想。”于是他上奏要求整顿海防，并下令地方督抚将军，提出确实可行之办法，限期覆奏。
　　地方督抚反应的意见，不尽相同。热情而积极响应海防的是李鸿章，他主张改变传统陆防的观念，讲求海防，而湘军名将左宗棠虽不反对海防，但他却警告西北边防亦不可忽视，更恐沿海各省因筹办海防，急于自顾，停缓协济，那么西北危矣！至于后来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桢则不仅认为海防要重视，陆师亦应讲求。是否应特别讲求海防，朝廷并未得到一个结论。
　　岑毓英赞同李鸿章“改变传统陆防的观念，讲求海防”的主张，而更多的却是倾向于左宗棠的疆防意识。
　　奕诉接受复议后，于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下令有关大臣要积极筹办海防，南北洋地面过宽界连数省，必须分段督办，以专责成：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购买铁甲船需费过大，酌度议购，煤铁可酌予试办，江防、陆师也不可偏废，使清朝廷的海防自此有了较具体的方向。
　　台湾防务，由原来的“防内”变成了“防外”。台湾事件平息后，李鸿章即致信沈葆桢，希望他久驻台湾，筹划经营，永远杜绝列强觊觎。
　　
　　倭寇侵番 勇于受命
　　
　　光绪七年初，年已50多的岑毓英正在贵州省忙碌之际，日本人趁着初夏海潮吞并了台湾岛，并在岛屿上制造事端。岑毓英结合滇黔两省的实际，认为“粮饷为练兵之需，而练兵必须先有利器。”同时对自己的随从说：“自洋人挑衅以来，内患外侮并至，不是因为中国不善治兵，而是因为没有‘制胜之器’。我们必须实施‘智者效谋，勇者效力’的用人机制，穷则思变，利用洋人的‘骄悍之疾’来警我数十年‘因循之弊’，因灾而致福，化弱而为强。中国不少奇才异能之士，如果讲求实效，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不出数年，中华之船炮军械就可以战胜西洋！”
　　台湾省的战事局势，弄得军机处、总署的大臣们晕头转向。消息传到慈禧太后那里，她突然想起说过“眼前我大清真正的敌人是海外列强。夷人凭借船坚炮利，藐视天朝，倘若我们不加强海防、疆防，挫败夷人凶锋，不是微臣危言耸听，我大清国总有一天会亡国灭种！”之言的岑毓英，于是在众多的大臣中，慈禧毅然启用了具有军事才华且务实的岑毓英。
　　军机处和内阁分别于四月八日下达命令，命岑毓英赴福建省任巡抚，督办台湾防务。岑毓英受命于台湾危急之际。他知道“开山抚番”的做法，只不过是历代封建王朝对待少数民族“以夷利夷”政策的延续。但岑毓英是个讲究实效的人，他告诫自己，在战争即将来临的关键时刻，“开山抚番”必须注入新的内容，这样做对于缓和内部矛盾，联合各民族力量一致对外，有着重要的作用。
　　清制各省营伍，除贵州等省例归巡抚管理外，其余总督管辖的省份，俱系总督专政。岑毓英意识到：首要的是抓住营伍的领导权！上任前他已了解到台湾情形有别，由巡抚节制。“如此，我不但兼管体制，为了更好地劝勤惩惰，严肃军纪，防止指挥不动、呼应不灵事件的发生，我还拟请将台湾绿营的升调、补署、开革等事自己咨商闽浙总督，会衔办理，以专责成。”素来霸气的岑毓英这样做并非多余，在封建时代的军队内部，争权夺利，不服节制，不听调遣、号令并不罕见。岑毓英易地为官，人生地不熟，万一有人从中作梗，将帅员弁不从征调，必将贻误军机大事，因此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威望，不但便于统协诸将，而且可以集思广益，弥补个人考虑问题不周造成的失误。”
　　于是，岑毓英带着何秀林、蔡标、雷应山、丁槐等跟随了他多年的将帅及2000名亲兵和部分文员，加上8门开花铜炮，由贵州取道广西，经广东转道福建，由五虎口直达基隆，再由基隆到台湾府城。
　　
　　
　　了解台史 体察民情
　　
　　一上基隆之岸，岑毓英便由台湾镇总兵吴光亮、臬司张梦元等陪同，从台北起程，先后到淡水、新竹、彰化、嘉义等县查看防务，体察民情，召集当地官绅开会，勘验炮台，布署防御。
　　在了解台防情况的同时，以体恤百姓疾苦为己任的岑毓英了解到：不久前，邵武、顺昌、南平等县因大雨而受灾荒，数10人被淹死，百姓倾家荡产……
　　八月初十，岑毓英行抵台湾府城，再次听说了当年台湾、台北两府及凤山、淡水、新竹等县，多次被地震、飓风和大雨袭击，造成房屋倒塌、民众伤亡和庙宇、考棚、书院、衙署损坏的情况，于是命令台湾刘敖等地方官吏筹措款项，采购杂粮，按各属受灾处所妥为接济、抚恤，并查办各处被洪水冲垮的工程。
　　在视察凤山、安平等海岸炮台之后，岑毓英一行于八月十六日从台湾赶回台北（光绪元年六月十八日，沈葆桢奏请在台北建一府三县，十二月朝廷批准在福建台北艋舺地方添设知府一员，名为台北府，仍隶属于台湾兵备道）。一路上，陪同视察的陈星聚告诉岑毓英：“位于彰化、新竹两县交界的大甲溪，每年春夏之交，山泉暴涨，浊浪奔腾，洪水泛滥，粗沙大石随波而下，冲决舟船，冲毁田园庄稼，溺死行人，久为地方之患了。”
　　来到大甲溪沟壑边时，见过大世面的岑毓英不禁望溪兴叹：“真是污泥与浊水俱流，飞沙与走石同泻。只可惜，那气势过于磅礴。我要治理大甲溪，造福于民。”于是他细致地观察起来：此溪离海不远，两岸全是陡峭的山崖，宽约2100米。
　　“由于地段过宽，不能建桥梁；更由于深浅不定，加上乱石成堆，又不能渡船筏。”陈星聚等陪同官员议论纷纷。
　　岑毓英说：“现在只有开挖河道，用篾笼、铁笼装溪中的乱石，修筑成长堤，形状如八字，将各股溪水约束在河中，疏入大海，才可以用船过渡；此外还得开凿堰沟，让溪水灌溉两岸的荒地，变害为利。”
　　陈星聚说：“难得岑中丞如此关注，我们愿于冬季农闲之时，捐助夫役，听候分派。”
　　刘敖见岑毓英动了真心，便说：“所需篾笼等物，由台湾、台北两府旧存海防经费开支。”
　　
　　岑毓英一听，高兴地说：“好哇，刘道员现在就命令各员，分头采办。待冬季时我毓英再次渡台，就开工！”
　　在台北府彰化县的桥孜图（或称桥仔头），岑毓英看见此处地势宽阔、平展又开广，尤其是背山面海，山环水绕，气势恢宏，又是全岛屿正中之地，控制全台，于是萌生了在此处建立省会的想法。
　　岑毓英找来陈星聚、袁开柝、吴光亮、张梦元等人，说：“根据桥孜图的地形，其形状略像八卦。我打算在此建造府城，希望诸位鼎力合作。”
　　陈星聚在一旁听着，暗自为岑毓英的睿智叫好：“计划在该地建立城池，实在是妙棋。”
　　“岑彦帅，”张梦元说：“您的设想很好，在下能为您做些什么？”
　　岑毓英说：“张道员、吴总兵，你们的任务十分艰巨，一是分路屯兵，严守陆地；二是添扎营垒，保守海口和炮台，建城楼的事就免了。我本来要亲自到前后山番杜的，但听说何璟总督已经离开省城巡视营伍了，我得赶紧回去。”
　　陈星聚说：“岑中丞，您要回去？那建城的事，谁来办理。”
　　岑毓英看了看陈星聚和袁开柝，想了想，说：“你们都是在台年久的人，深得台湾官绅士民的爱戴和拥护。你们几位就争取动员绅士商人们集资投股，做前期工作。我争取在两个月后再渡海前来。”
　　陈星聚等人都在想自己的心事，岑毓英说：“我知道，现在最大的难度是银子！但我以为，银子可以筹措，而最重要的人心！只要我们大家的心拧成一股绳，天大的困难都不怕。你们说呢？”
　　
　　台防三策 相辅而行
　　
　　岑毓英九月三日回到福州后，边办理公务边找到穆图善将军，汇报了台湾的情况：“台湾自北到南，沃野数百里，粮食、茶糖、煤炭全都出自其间。有很多深受国际动物学者重视的珍禽异兽，其中特别珍贵的有帝雉、蓝腹鹇、云豹、黑熊等。海滨居民，有鱼盐之利。前后山番社出产樟脑、琉璜和各种竹木，如此富饶之地，外国列强怎能不垂涎？所以说，欲求台防，须求台治，欲求台治则须移福建巡抚驻台，以专责成，这是日后经营台湾的基本理念。”
　　穆图善认真地聆听着，不时也插话：“对于台防台治，彦帅真是成竹在胸。”
　　“我毓英经过悉心观察，台湾与内地不同，各省最多有一两面临海，而台湾是一座孤岛，四面受敌，兵法历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如果敌人由没有炮台之处登陆，抄袭后路，则中路的彰化、鹿港等处，就很难防范。现在彰化、嘉义一带，土匪出没无常，枪杀抢劫案件屡见不鲜，而且出了事件后，土匪们往往逃避于前后番地，很少被抓获。要是被他们勾结敌人，乘虚而入，整个台湾岛屿就四面楚歌了。”岑毓英站起来，说：“我认为台防首要是省刑薄敛，固结民心；其次是分路屯兵，严守陆地；再次是添扎营垒，保守海口炮台。三者要相辅而行，不可偏废。”
　　
　　穆图善将军惊喜地看着岑毓英，说：“如此布防，颇切其要，尤其是把固结民心抗敌置于其首，鼓励台湾军民自保自救，是台湾抗法斗争行之有效的策略。”
　　“现在新授的台湾道台刘敖已经到任，该员晓通军事，去年曾渡台办理军备，熟悉地形；台澎镇总兵吴光亮、台湾知府袁开柝都是台湾元老，深得民心。我拟将黔军2000名兵勇由记名提督吴永安、杨国发、何秀林、蔡标等率领全数渡台，联合原台湾旧部的1100多名，除留守澎湖及各海口前后山外，拟分为三小军：一扎台南，一扎台北，一扎中路的彰化县。其军火、粮饷也分屯三处，以备缓急之需。无事则认真操练，有事则相互应援。还要严令各官员，一面招抚中北两路生番，查拿匪犯，一面修理城垣，整顿保甲。如有余力，再挑拨屯丁，作为坚壁清野之军。”
　　穆图善说：“你已体察这些问题并作了防范计划，实在难能可贵。我赞成你的方案。”
　　岑毓英意犹未尽，说：“至于台湾防勇，除署陆路提督孙开华所带的擢胜四营，前已奏明应撒回漳泉驻防外，尚有十二营，按楚军章程，505名为一营，370名为一小营。现在拟改大营为小营，每营裁减135名，共裁1620名。镇标练军的2540人中，拟裁汰二成，共508名，此项勇饷兵饷即可节省。据悉何秀林等分带贵州安义镇左右两营，马步战兵616名，威宁镇右营马步战兵379名，松桃协左营马步战兵552名已陆续到闽。现拟将黔军全数拼为四营，更换孙开华原扎营垒炮台，兵数有盈无绌。所需饷银，按照孙开华原领之数，以归划一。并拟修筑大甲溪长堤，如此不仅有益于附近人民的长远生计，而且有利于眼前的军需，收到了‘常山之蛇，击尾则首应，击首则尾应’的效果。”
　　穆图善像不认识似地佩服地看着这位西南将帅。岑毓英接着说：“从黔省水运已抵达的8门开花铜炮，已由记名总兵雷应山等操练80名黔勇，单等基隆炮台修筑好后进行安置。此次渡台，毓英由五虎口直达基隆，实在是最便捷之路。再且，自本年闰七月十二号，飓风已将基隆的沪尾海口的淤沙推出了，现在不论有风无风都可以停泊。”
　　听了岑毓英的话后，穆图善才记得上个月总署曾来函咨询。接着拿出几份文书，说：“总署认为，中国官兵轮船进出江口海口，不准挟带货物，免得被海关洋人藉口滋事。现在福建省只有琛航、永保、海镜三艘大轮船，而且总署已经明白告诫不准挟带货物。那我们只能遵照执行了。”
　　岑毓英接过来仔细看过后，若有所思地说：“台湾孤悬海外，没有轮船渡江不行。这次与船政大臣黎兆棠商量，他已同意派拨琛航、永保两艘轮船，循环来往，作为渡海护送官兵、文报之用。只是官兵文报的多少难定，而轮船必须正常运行，船工的薪水也不能少。为此，如果遇到有民众或商人渡台，只能准许商人配货搭船，照章收费。具体方案由司道们议定。”
　　针对南洋大臣的“承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询：中国兵轮船进出江口海口，不准夹带货物，毋庸经新关洋人之手，咨饬派员查验”等，敢作敢为的岑毓英向军机处奏报了自己的见解：“查福建轮船，除兵船分防各海口外，仅有琛航、永保、海镜三艘轮船为渡海官兵往来之用。臣到基隆查看过，由此处渡台，实属便捷，无论有风无风都可停泊。该年闰七月初一、二日，飓风鼓浪，将海口泥沙推出，其水已较以前深了数尺，轮船进出该口已不必候潮。惟独官兵文报多寡难定，而轮船所需要的煤炭薪工，则未能缺少，因此我们不是不筹款添补。臣毓英现有个打算：遇有老百姓渡台，或者说商民贩运货物，均准随时随地搭船，依照招商局章程，酌情收费，以支付船工薪水，亦属两便。所有应纳关税，仍由闽省海关派员征收。其应纳厘金，另由厘金总局委员收解，不容隐瞒。该轮船虽说顺搭民商百姓，终究是渡送官兵文报，与寻常轮船不同，无庸经新关洋人之手。其他别的兵轮仍旧依照定章办理，不得援以为例。”
　　当岑毓英将奏稿递交穆将军时，穆图善以敬佩的目光说：“如此处理，就是两全其美。”
　　在官方的投资经营下，台湾与福建的航运更为发达，也更为便利，两地的往来也越来越频繁。搭客如果自安平至厦门，或由基隆、沪尾、艋舺至福州的，每人3元；自安平至福州及由台北至厦门者5元；自台南至台北的也是3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