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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的中国变化巨大，从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转变为以工业文明为主体的现代社会，带来的是人们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剧烈转型。
对于这一转型，感受最强烈的也许不是在这期间出生的“90后”或“00后”等年轻人，因为他们的父辈和祖辈对这一轉型的前后都有经历，二者之间的巨大差距，自然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让他们生出“日新月异”的特别感受。但是，对文化本身的感受最深切的，无疑还是这些年轻人。因为他们完全是在现代工业文明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直接承受着迅猛的文化转型，也全身心接受着工业文明和消费文化的滋养。这些经历是其他年龄段的人所不具备的，也使他们先天地具有着精神和文化的代际特色。文学创作是作家精神和文化最真实也最深刻的反映，这一代人的精神特色必然投射到其创作中。看过“后浪起珠江”这三篇小说，我的这一感受更为深刻。因为这些作品虽然分别出自三位作者的笔下，但却具有相当鲜明的共同特点，彰显出显著的群体特色。
强烈的时代气息是最突出的特色之一。三篇小说的故事背景都是当代都市，写的都是从外地来都市漂泊的青年生活。这其中有现实生活的艰难、拼搏和挣扎，更有相互之间的爱情、婚姻等情感故事;有物质的沉沦，也有心灵的超越……其中，李敏锐的《潮汐破坏事件》和邵栋的《牛皮筋》关注的重心都在青年的情感世界，不同的是，前者更着力于揭示情感被物欲的异化，后者更致力于展现生活的韧性，以及无法遏制的青春激情;李懿的《上岸》则更为写实，它关注的是一度泛滥于大学校园的校园贷，写一个女大学生一步步堕入陷阱的过程。
在时代生活中，这无疑是很典型的。因为在任何时候，青年都是最能传达时代气息的。而近三十年中国社会最外在的变化就是城市化—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既造就了无数的“城中村”，也产生了众多的城市漂泊者。虽然这些漂泊者身份有较大差异，包括普通的打工者，也有高层的白领和知识分子，但就城乡关系而言，他们都是一致的，也都充分折射着时代的变迁。
在更深层的时代精神上，三篇小说也有深刻的揭示，具体说就是对无所不在的欲望世界的展示。近三十年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最核心的就是消费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取代。短短三十年，消费文化以不可阻挡的气势，迅猛地占据了中国社会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侵占了几乎每一片心灵世界。对此，三篇小说都有充分的揭示，或者换句话说，它们都泛滥着强烈的欲望气息。作品中人物的生存都深陷于欲望的关系中：或者为之所诱惑，或者为之所驱驰，乃至为之所奴役……也正因此，三篇小说的生活世界没有丝毫的宁静，而是充满着躁动和不安—如同《潮汐破坏事件》标题“潮汐破坏”所隐喻的，在商业文化的巨大影响下，传统的潮涨潮落规律都被完全破坏，只剩下躁动和变幻。人与人的感情自然更难逃劫数。所以，《潮汐破坏事件》和《牛皮筋》中男女间的离合悲欢，既体现着城市生存的艰难，更关联着无所不在的欲望诱惑。《上岸》则如同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详尽展示了女主人公被欲望诱惑的复杂心理过程，是一幅人性在欲望中沉沦的细致图画。
三篇小说的艺术表现密切呼应着作品的时代气息，同样呈现出代际个性色彩。其一是较强的亲历性和感情色彩，作品中的人物或者是大学生，或者是大学毕业的城市漂泊者。这些生活无疑都是作者所熟悉的，甚至带着自己的生活烙印。所以，三篇小说都流露出比较强的情感色彩，准确地说是叙述者的感情融入叙述的每一个细节，人物的悲欢中夹杂着叙述者的悲欢。其二是侧重于感觉的叙述方式。在20世纪30年代，刘呐鸥、穆时英等人的“新感觉派”书写上海都市生活，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捕捉和传达感官世界。“后浪起珠江”的三篇小说，也同样着力于传达对都市生活的感觉世界。它们的叙述节奏普遍很快，对心理世界的关注较多，也善于描摹都市生活的细节。这种叙述方式显然符合当代都市生活的节奏，也与现代生活的浅表化相一致。如果说当年的“新感觉派”小说初步展现了快节奏都市生活对文学形式的影响，那么，今天三位年轻作家对新世纪都市的艺术呈现，同样可以看作是生活对艺术的自然融汇和渗透。
就这些方面说，“后浪起珠江”的三篇小说虽然出自年轻作家之手，但它们的个性相当鲜明。它们以切身体验者的身份，真切而细致地展示了当代都市生活面貌，更深刻地传达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和精神世界。它们可以看作是时代的浮世绘，也体现了一定高度的艺术品格。
当然，这三篇小说在某些方面也还有略显稚嫩之处，需要完善和提高。最主要的是叙述情感的节制和必要的叙述距离问题。朱光潜先生曾说过：“艺术一方面要使人从实际生活牵绊中解放出来，一方面也要使人能了解，能欣赏;距离不及，容易使人回到实用世界，距离太远，又容易使人无法了解欣赏。”（朱光潜《“当局者清，旁观者迷”—艺术与实际人生的距离》）作家们拥有对生活的深切感受和深厚情感是文学创作的优点，但是，如果能够在保持鲜活生活感的同时，又赋予一定的客观理性，艺术效果也许会更好。因为适当拉开与生活的距离，节制叙述者的情感，能够丰富叙述上的节奏变化。而过于密切地关联着作者自我世界，就会限制叙述方式和审美风格的多样化。久而久之，容易导致创作的同质化。另外，三部作品的文学语言还略显粗糙，如果语言表达能更细致从容，其审美价值必将进一步提升。
责任编辑：姚？娟
对于这一转型，感受最强烈的也许不是在这期间出生的“90后”或“00后”等年轻人，因为他们的父辈和祖辈对这一轉型的前后都有经历，二者之间的巨大差距，自然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让他们生出“日新月异”的特别感受。但是，对文化本身的感受最深切的，无疑还是这些年轻人。因为他们完全是在现代工业文明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直接承受着迅猛的文化转型，也全身心接受着工业文明和消费文化的滋养。这些经历是其他年龄段的人所不具备的，也使他们先天地具有着精神和文化的代际特色。文学创作是作家精神和文化最真实也最深刻的反映，这一代人的精神特色必然投射到其创作中。看过“后浪起珠江”这三篇小说，我的这一感受更为深刻。因为这些作品虽然分别出自三位作者的笔下，但却具有相当鲜明的共同特点，彰显出显著的群体特色。
强烈的时代气息是最突出的特色之一。三篇小说的故事背景都是当代都市，写的都是从外地来都市漂泊的青年生活。这其中有现实生活的艰难、拼搏和挣扎，更有相互之间的爱情、婚姻等情感故事;有物质的沉沦，也有心灵的超越……其中，李敏锐的《潮汐破坏事件》和邵栋的《牛皮筋》关注的重心都在青年的情感世界，不同的是，前者更着力于揭示情感被物欲的异化，后者更致力于展现生活的韧性，以及无法遏制的青春激情;李懿的《上岸》则更为写实，它关注的是一度泛滥于大学校园的校园贷，写一个女大学生一步步堕入陷阱的过程。
在时代生活中，这无疑是很典型的。因为在任何时候，青年都是最能传达时代气息的。而近三十年中国社会最外在的变化就是城市化—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既造就了无数的“城中村”，也产生了众多的城市漂泊者。虽然这些漂泊者身份有较大差异，包括普通的打工者，也有高层的白领和知识分子，但就城乡关系而言，他们都是一致的，也都充分折射着时代的变迁。
在更深层的时代精神上，三篇小说也有深刻的揭示，具体说就是对无所不在的欲望世界的展示。近三十年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最核心的就是消费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取代。短短三十年，消费文化以不可阻挡的气势，迅猛地占据了中国社会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侵占了几乎每一片心灵世界。对此，三篇小说都有充分的揭示，或者换句话说，它们都泛滥着强烈的欲望气息。作品中人物的生存都深陷于欲望的关系中：或者为之所诱惑，或者为之所驱驰，乃至为之所奴役……也正因此，三篇小说的生活世界没有丝毫的宁静，而是充满着躁动和不安—如同《潮汐破坏事件》标题“潮汐破坏”所隐喻的，在商业文化的巨大影响下，传统的潮涨潮落规律都被完全破坏，只剩下躁动和变幻。人与人的感情自然更难逃劫数。所以，《潮汐破坏事件》和《牛皮筋》中男女间的离合悲欢，既体现着城市生存的艰难，更关联着无所不在的欲望诱惑。《上岸》则如同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详尽展示了女主人公被欲望诱惑的复杂心理过程，是一幅人性在欲望中沉沦的细致图画。
三篇小说的艺术表现密切呼应着作品的时代气息，同样呈现出代际个性色彩。其一是较强的亲历性和感情色彩，作品中的人物或者是大学生，或者是大学毕业的城市漂泊者。这些生活无疑都是作者所熟悉的，甚至带着自己的生活烙印。所以，三篇小说都流露出比较强的情感色彩，准确地说是叙述者的感情融入叙述的每一个细节，人物的悲欢中夹杂着叙述者的悲欢。其二是侧重于感觉的叙述方式。在20世纪30年代，刘呐鸥、穆时英等人的“新感觉派”书写上海都市生活，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捕捉和传达感官世界。“后浪起珠江”的三篇小说，也同样着力于传达对都市生活的感觉世界。它们的叙述节奏普遍很快，对心理世界的关注较多，也善于描摹都市生活的细节。这种叙述方式显然符合当代都市生活的节奏，也与现代生活的浅表化相一致。如果说当年的“新感觉派”小说初步展现了快节奏都市生活对文学形式的影响，那么，今天三位年轻作家对新世纪都市的艺术呈现，同样可以看作是生活对艺术的自然融汇和渗透。
就这些方面说，“后浪起珠江”的三篇小说虽然出自年轻作家之手，但它们的个性相当鲜明。它们以切身体验者的身份，真切而细致地展示了当代都市生活面貌，更深刻地传达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和精神世界。它们可以看作是时代的浮世绘，也体现了一定高度的艺术品格。
当然，这三篇小说在某些方面也还有略显稚嫩之处，需要完善和提高。最主要的是叙述情感的节制和必要的叙述距离问题。朱光潜先生曾说过：“艺术一方面要使人从实际生活牵绊中解放出来，一方面也要使人能了解，能欣赏;距离不及，容易使人回到实用世界，距离太远，又容易使人无法了解欣赏。”（朱光潜《“当局者清，旁观者迷”—艺术与实际人生的距离》）作家们拥有对生活的深切感受和深厚情感是文学创作的优点，但是，如果能够在保持鲜活生活感的同时，又赋予一定的客观理性，艺术效果也许会更好。因为适当拉开与生活的距离，节制叙述者的情感，能够丰富叙述上的节奏变化。而过于密切地关联着作者自我世界，就会限制叙述方式和审美风格的多样化。久而久之，容易导致创作的同质化。另外，三部作品的文学语言还略显粗糙，如果语言表达能更细致从容，其审美价值必将进一步提升。
责任编辑：姚？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