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在说上海这几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徐喜先却是系统记录了这些变化的。然而，要让别人意识到其史料价值，似乎并不容易。
　　
　　
　　前段时间在书店里看到两本摄影作品，一本叫《最忆是江南》，另一本叫《百变上海》。两本书都是2004年出的，摄影家是父子俩：徐喜先和徐建荣。书中一半是黑白照片，一半是彩色照片，每两张照片拍摄的都是同一地点，左右并置放在一起，只是时间相隔20年或30年。黑白的照片上，有上海郊区小镇的老街茶馆，有野外的芦苇小河，古桥小舟，有石库门房子里的日常生活，生煤炉刷马桶，有苏州河上的驳船，河边的工厂等等。而彩色的照片上，更多的是马路，房子和建筑。
　　最近，在浦东崂山新村一个不起眼的老公房里，我找到了今年66岁的徐喜先。这套租来的房子不大，里面的桌椅家具都非常简陋，与我想象的摄影家的工作室相去甚远。徐喜先笑着说：“什么摄影家呀，我以前是卖米的，一直在虹口区粮食局里工作，我爱人是卖酱油的。”
　　于是，闲聊中，他讲起卖米的经历，讲到如何发明“发米机”，徐喜先似乎更津津乐道，也更为自豪。然而，我还是要把话题拉回到照片上来，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如何会40多年不间断，走遍了上海的各个角落，拍了4万多张照片？
　　“怎么会？因为我喜欢出去玩。出去玩了，回来说给人家听，人家不相信，所以就想，如果用照相机拍些照片回来，给别人看，别人不就相信了么？”
　　其实，第一次从城里去乡下，是他14岁时。那年小弟弟病重，药只有在江湾才有卖的，于是，作为长子的他前去买药。当时的江湾还是农村，以后，他就被农村风景吸引，有时间就去玩，采蘑菇，摘木耳，越走越远。1964年，上班两年后他用省下来的60元钱买了台二手相机，从此开始了他的“摄影”生涯。他利用工休日，踏遍了上海各个角落，行程3万余公里，并且记录下50余万字摄影游览笔记。
　　这些照片虽谈不上是艺术巨作，但其史料价值，在高楼耸立的今天却很重要。大家都在说上海这几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徐喜先却是系统记录了这些变化的。然而，要让别人意识到其史料价值，似乎并不容易。
　　虽不能说徐喜先家徒四壁或一贫如洗，但可以看出，他们老两口生活得很拮据。到如今，他那4万多张照片，只印出了7000多张。2004年那两本书刚刚出版时，也沸沸扬扬过一阵子，但是不久就冷淡了。虽然现在还会有媒体来采访他，但是那些胶卷，还都被盖在大毛巾下面，在收集灰尘和湿气。我很惊诧，竟然没有什么博物馆或上海历史的收藏机构与他联系？我们有这样那样的文化基金，我们在花无数个亿拉动内需，我们在搞世博，难道就没人能拨给他一小笔资金，让他继续整理其他的照片？
　　听徐喜先讲拍照经历，更是听上海旧风俗。他讲奉贤道院镇热闹的茶馆，人们工余饭后在茶馆吃茶，看舟行河上。他讲如何搭中国第一条商业铁路淞沪铁路的火车去采蘑菇，50年代末从宝山路到江湾车票是7分钱，到吴淞1角3分。他还讲奉贤庄行乡潘垫村的古桥太平桥，“文革”中，“太平”二字太过封资修，乡民们为了护桥，就用凿子凿平“太平”二字中的三点，把它变成了革命的“大干桥”，一座古桥就这样保存了下来。
　　1952年至1970年，徐喜先和家人生活在虹口久耕里，最拥挤的时候，他家17平方米的房子里住着他和父母、弟妹、妻儿10个人。后来单位分配给他吴淞路30多平方米的住房，家里才略显宽敞。1969年儿子出生，3年后女儿出生，巧手的徐喜先就在屋内搭了两个阁楼，其中一个当暗房用。他在那里放印整理照片以及记录拍摄游历过程。这个房子去年拆迁后，徐喜先和老伴才搬到浦东，借来的房子，阁楼暗房不能随便搭了。
　　坐在徐喜先家的小饭桌边看他的旧照片，听他讲故事，突然让人觉得，在这个世界里，人人都拼命地想生活得更好更富有，像徐喜先这么一个如此执著地追求、又能如此平淡与世无争的，实在是太少了。
　　难怪介绍我去认识他的朋友要说：“徐喜先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一位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