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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落差。1950年代至1960年代前期,这个落差曾经被缩小,但经过长达10年的“文革”浩劫,又被进一步拉大。在多年的闭关内斗之后,不但是青年学生,就连高级的科学家,对国际科技前沿也缺乏足够的了解,对于新型仪器,通常不知道怎么去操作,对于新的实验方法,往往不过听说而已;而且许多现代新兴学科或领域,国内并无专家,尚属一片空白,或非常薄弱。所以,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高级科技人才,光靠国内培养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大量派出人员,让他们直接到科学技术先进国家去,进入一流的实验室,跟一流的科学家学习和工作,才能迅速跟上时代的步伐。
按计划公派留学生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后,中国将紧闭的国门敞开一线,开始与西方国家恢复一些科学、教育、文化领域的交流。年底,国务院科教组决定于1973年4月派出25名英语进修教师去英国学习4个月,中国科学院得到1个名额。1973年初,经中央批准,国务院科教组又决定于1973年4月向英国派出150名英语、理、工、医学留学生,中国科学院得到20个名额,派出英语留学生5人,理、工、医学留学生15人。这是中国科学院在“文革”后期主要的留学生和进修人员派遣活动。
1976年下半年,因为唐山大地震等原因,中央提出,对外活动项目要控制从严。基于这个指示,该年全国仅派出留学生277名。1976年10月至1978年上半年,虽然“文革”已经结束,但中国的对外交流活动依然发展缓慢,1977年全国仍只派遣出国留学生220名,1978年仅计划派遣留学生500名。1978年1月,中国科学院派高能物理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10名中年科技人员到德国汉堡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心工作,这是“文革”后我国对外派出的第一批科技进修人员。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达汇报工作时,作出重要指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现在我们的格格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今年派三千出去。
根据这个精神,除通过教育部根据两国政府交换留学生协定途径,以及根据双边科技交流项目、院际交流途径外,中国科学院还努力拓展一些其他的渠道,加速向外派遣留学生和进修人员。试举数例如下。1978年9月,中国科学院邀请美国斯坦福大学美中关系委员会主任刘易斯教授和默里教授来华商讨派遣留学生的具体事宜。该校同意,1978年10月接受中国科学院6名进修生,1979年1月再接受中国科学院26名研究生和进修生。1978年10月,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奖学金,并商得联邦德国、法国的同意,中国科学院决定派遣29名进修人员赴二国进修化学工程和物理化学等专业。同月,通过与访华美籍实验物理学家莫玮的私人关系,中国科学院决定选派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三名科技人员到美国费米加速器实验室进修。11月,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沈善炯研究员应邀回母校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参加摩尔根创立生物学系50周年纪念会。商得加州理工学院同意,上海植物生理所派了一名科研人员随行,并让其留下来在该校进修一年。虽然这些渠道基本都走通了,但在当时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走起来并不容易——需要科学院和外交部、教育部联合向国务院提交报告,而且那些报告需要华国锋、邓小平等在京的国务院领导圈阅批准。至于派出人员学习期间的费用,则多为“由我自理”——向美国斯坦福大学派出第一批进修人员不但要自付生活费,甚至还向对方交纳大量实验费。
1979年1月23日,中国科学院和外交部联名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充分利用民间途径选派一些出国进修人员和研究生的请示”,正式提出,从1979年1月起到10月止,中国科学院除通过教育部按两国交换留学生途径派出200至300人外,还拟通过民间渠道派出500人左右。民间渠道包括:通过中国科学院与国外一些学术团体的协议,向国外的一些基金会申请奖学金,接受有关学校、研究单位和教授的邀请等。此报告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
在上述渠道中,通过科学院与联邦德国马普学会、洪堡基金会等机构的协议而派出的人员较多。早在1974年4月,中国科学院就接待了联邦德国马普学会主席、副主席的来访,与该机构建立了联系。1978年9月,中国科学院与马普学会正式签订人员交换协议。协议规定,各方派出项目,每年最多为240人月(或20人年),数额当年使用不完,可以转到次年;如上述人员的专业涉及到双方所属机构以外的单位,接待方应尽力协助安排;除往返旅费外,其他费用由接待方负责。1978年时,中国科学院还与洪堡基金会建立了正式的联系。后者是一个面向全世界科学教育界的基金会,每年向世界提供480名奖学金,资助有关学者到德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自己提出的课题研究,时间一般为1～2年。1978年,有64人通过中国科学院申请成为“洪堡学者”,被选中41名(其中8人为候补者),第二年初路甬祥、王志珍、林其谁等33人即被派出。时为浙江大学讲师的路甬祥在德期间表现突出,对电液比例流量的方向控制元件有新的发明,不仅获得了博士学位(1981年5月),还申请了两项专利。1979年,中国科学院又有54人向洪堡基金会提出申请,被选中28人。1976年至1979年,通过与马普学会的合作协议、洪堡基金会和科学院自筹经费等途径,中国科学院先后向联邦德国派遣了150位访问学者、进修人员和研究生。
中国政府最初主张主要派遣大学生出国,后来很快改为主要派遣进修人员和研究生出国。这反映到了中国科学院的相关工作中。1978年4月26日,中国科学院发出《关于选派科技进修生的通知》,告知各院属及代管单位,在1978～1980年间,中国科学院拟派出1000名科技人员出国进修,其中1978年争取派出200名,要求各单位迅速提交人选,并做好政治审查、业务考核、身体检查、外语培训等出国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978年7月14日,中国科学院又发出《关于从今年招收的研究生中选拔二百至三百人出国留学的通知》,要求各院属及代管单位在录取1978届研究生时注意选拔政治上符合出国条件、外语基础好、一般在三十岁以下、身体健康的优秀人才作为出国预备研究生报院。不久,科学院安排这些优秀考生参加全国留学外语统一考试,有近300人通过。以后几年,通过这种方式,科学院每年都选拔一定数量的出国预备研究生,其中1982年选了约100名。这些研究生到院后继续学习,在外语、业务达到一定水平,并联系到国外的接受机构之后,由教育部统一安排,排队派出。
在教育部和驻外使领馆的支持下,1978年9月至1982年底,中国科学院向世界27个国家和地区共派出访问学者、进修人员、研究生2454人,其中,由中国科技大学派出的青年教师有200余名。派出的访问学者和进修人员一般都有长期实际工作经验,能独立开展科研,适应性强,工作上手快;在国外是直接从事课题研究,不是一般的进修。他们学成之后大多归国,并很快成为科研和教学的中坚力量,有不少成为了本单位的学术带头人(正副所长、正副室主任等),对于中国科学院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中美联合招考研究生项目
虽然邓小平在1978年6月曾提出当年派三千留学生,次年派一万留学生的设想,归口管理留学工作的教育部随即于1978年8月根据这个精神发出了《关于增选出国留学生的通知》,但根据国际交流项目公派留学生确实很不容易:西方国家较少派留学和进修人员到中国来,在对等接收中国交换人员方面有较大的名额限制;中国国内,不但有保守势力对扩大派出的方针提出批评和反对,而且还缺乏外汇,难以支付太多进修、留学人员的费用。中国的外交部门一度要求那些获得国外奖学金的进修、留学人员向使领馆上缴部分奖学金,以支持其他公派人员,结果遭到威斯康星大学、马普学会、洪堡基金会等外国机构的强烈批评,对国家形象造成不良影响,有的机构还提出要压低或取消对中国留学、进修人员的资助。因为这些因素的影响,从1978年到1980年5月,中国总共只向42个国家派出3700多人,不少出国预备研究生因未能落实国外接受单位而只能等待,并于两三年后不得不转为当年的国内研究生毕业。如何进一步广开渠道以多派留学人员,并争取到更多的奖学金和更长的学习时间,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些因为种种原因阔别祖国20多年、衷心希望为国家做些实事的华裔外籍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79年4月至5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教授李政道应邀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授课。在讲学期间,他协助研究生院与哥伦比亚大学建立联系,并亲自招考了陶荣甲等4名研究生院的研究生到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每位学生得到了1万余美元的奖学金。当年12月下旬,在哥伦比亚大学该学期的期末考试中,那4名研究生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全班32人,他们在“电动力学”课程考试考了第一、二、四、五名;此外,“量子力学课程考试”,他们4人都得最高成绩A ;“统计力学”课程考试都得A或A 。此事震动了美国的大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对中国大陆留学生的看法。
1979年9月30日,李政道致信邓小平,提出:除选送大批学者去欧美访问学习,也可送研究生去美国学习,它比派访问学者有多方面的优点。他还说,“奖学金并非薪金,给奖学金是有其固定目的的,奖学金的数目,是按在使学生安心研究学习的原则下,依当地适当生活的最低要求,经慎重考虑后,才决定的,是不能再减少的”。邓小平于10月20日批复:李政道的意见是正确的。请方毅同志召集有关部门讨论,改变现在的不妥的办法。1979年11月,李政道给严济慈、周培源来信,提出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希望继续接收中国研究生,并建议仍采用考试的方法,择优录取。该系还寄来了试题。征得教育部同意,在中国科学院的主持下,具体由研究生院和北大负责组织考试。当年年底李政道从国内物理类研究所和16所高等院校推荐的41位研究生考生中择优遴选了13人,其中3人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另外10人被分到纽约州立大学等校。鉴于中国尚未开设GRE和TOFEL考试,美国的一流研究生院难以客观地考查、录取中国学生,1980年元月,李政道又正式向方毅提出了联合美国部分大学用统一出题、统一招考的方式在中国每年录取约100名物理研究生的计划(简称CUSPEA)。经方毅函复“深为赞同”之后,李政道又同教育部长蒋南翔、研究生院院长严济慈多次相互通信,就计划的执行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李政道亲自与美国50多所大学的物理系联系,得到它们的热情响应。这些大学均表示对录取的研究生可予以资助。1980年5月13日,根据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关于推荐学生参加赴美物理研究生考试的联合通知》,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学等单位接受委托成立了CUSPEA招考委员会和招生办公室,开始组织相关的考试。1981年2月5日,CUSPEA计划第一轮录取结束,有114名研究生接到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内的美国53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且都被给予了奖学金、助教金或助研金等资助。这批研究生到美国后,学习成绩也普遍十分突出,这进一步激发了美国其他大学和其他系科用奖学金接收更多的中国研究生的兴趣。此后,加入CUSPEA计划的美国高校越来越多,最后增至97所,到1988年此项目终止时,共有918名研究生(其中中国科大237名,占全部人数的25.8%,居全国高校之首)被这个计划录取到美国的76所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当时美国大学的物理系一般每年只招收10～25位研究生,以到国外联合招考这种模式来大量录取留学生,在这些学府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受李政道的启发,多林教授于1981年发起了中美化学研究生计划,丁肇中教授于1982年发起了实验物理研究生培养计划,陈省身教授于1982年倡议并组织实施了赴美数学研究生项目,等等。其中,吴瑞教授发起的中国-美国联合招考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生计划(CUSBEA)与CUSPEA计划同样成功。
1981年3月24日,美国康奈尔大学生物化学系主任吴瑞教授与戴碧瑾助理教授联名致信蒋南翔和严济慈,提出设立CUSBEA计划、选拔优秀的中国学生赴美国接受博士训练的想法;同年4月至5月间,两人又联络50多所美国大学,询问它们是否愿意参加CUSBEA计划,有46大学做出了积极的回应。5月15日,教育部正式邀请吴瑞到北京商谈。7月1日,教育部将执行CUSBEA计划的责任委托给北京大学校长、生物化学家张龙翔教授,并决定该项目是中国政府公派留学生计划的一部分。当年12月14日,CUSBEA计划第一轮考试结束,共有58名研究生被录取,其中中国科学院28名。从1982年首次派遣到1989年最后一次派遣为止,CUSBEA计划共派出425人。这些人中有很多成为了生命科学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其中,王晓东和袁钧英已经分别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院士。
除了培养出大量优秀的专业人才,CUSPEA计划、CUSBEA计划等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相关研究生到美国后表现突出,使美国高校对中国大陆留学生形成了良好的印象,从而帮助其他学生,尤其是那些自己联系奖、助学金的研究生打开了到美国求学的大门。
开启自费留学大潮
不管是教育部归口管理的公派出国留学名额,还是李政道等人的挑选研究生的计划,其数量均十分有限,对成千上万试图到国外体会发展潮流的青年学生而言,仍无异于杯水车薪。1979年10月,在研究生院外语教研室主任李佩和研究生院副院长彭平的支持下,外语教研室美籍教师玛丽(Mary Van de Water)大胆地向科学院的研究生传授了自行向美国大学提出留学申请,争取研究院的奖、助学金,以后依靠奖、助学金完成学业的门道。她还拿出一张去美国留学的申请表,自己用复写纸一张张地抄了200多份,发给有兴趣的学生。为免引起官方的注意,她利用寒假假期特意去香港帮他们投递。当时正是陶荣甲等中国研究生考出佳绩、在美国名声大震的时候,结果一试即灵,不出数月,就有100多名学生申请到了各个美国大学的奖学金或助学金,而且其金额一般要远远超过中国官方对公派留学生的供给额度。于是一个“自谋出路”的群众运动一轰而起,科学院其他的研究生纷纷以这种“自费”方式谋求出国留学。
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大学奖励学术、向研究生提供大量资助的情况,中国科学院主持出国工作的领导刚开始时并不了解,曾笼统地表示可以“由我自费”。从一些外籍华人和国内科学家处了解到西方国家的大学和科研单位近些年有给合作者以资助、并给大部分研究生以奖学金的惯例之后,中国科学院在对外联系时,派出的中、初级科技人员不再称为“进修人员”,而一律称“访问学者”,对接收方的教授也不再称为“导师”,而称“合作教授”,以力争资助。对于派出的研究生,他们也想多争取一些奖学金,但发现这样做仍存在一定的困难:在了解新一代中国留学生的能力之前,西方的大学和学术机构未必乐意给他们提供奖、助学金;更重要的是,中国有些管理留学的官员担心这样做会导致大量“叛逃”现象,对此持犹豫态度。所以,事先他们并未鼓励学生去自行联系国外的奖学金。但是,对于玛丽、李佩等人所造成的既成事实,他们表示默认,并不加以阻拦。1980年夏天,经相关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外事局、中国科学院钱三强副院长等人同意,朱学渊等研究生得以办妥政治审查等多项出国审批手续,成为国内第一批成规模的“自费”留学人员。到1982年时,已有数百名科学院的研究生通过这个方式得以飘洋过海。
1981年1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外交部等七个部门《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请示》以及《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正式肯定“自费出国留学是培养人才的一条渠道”,“自费留学人员是我国留学人员的组成部分”;在申请自费留学的条件上,只是要求“具有高中或大学文化水平,持有国外亲友负担其出国学习期间全部费用的保证书和入学许可证”;并表示,“我们的政策和工作应放在争取更多的人学成后回国,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这个基点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所开启的自费留学潮,就此在全中国磅礴兴起,并很快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留学方式和渠道,虽然以后还有过一些反复,但二十年多来,仍有数十万华夏学子通过这种方式走向世界。
“来去自由”政策
某些官员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事实表明,自费留学之门打开之后,确实有一些研究生不再安心于专业学习,而是专门学外语,一心想出国,并且有不小比例的留学生,尤其是自费留学生滞留国外,逾期不归。为了稳定高教秩序,减少人才流失,国家关于自费留学的政策在宽严之间不断调整,1987年底,有的部门还一度不再允许在职、在学人员未经批准自行联系国外奖学金、贷学金等资助,并设法迫使逾期不归者归来。
中国科学院对此有不同的认识,采取了另外一类对策。中国科学院认为,进修、留学人员滞留不归、逾期未归,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第一,业务水平较高,在国外做出了成绩,希望利用国外条件获得更大的成果;第二,受国外高工资的诱惑留下工作;第三,子女出国留学,要在国外给予资助和照顾,或国外有亲属,不愿回国;第四,同外国或港台人发生了婚姻恋爱关系;第五,在国外犯有错误,有顾虑而迟不回国;第六,向往和欣赏西方‘民主’、‘自由’等”。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科学院在处理相关问题时,其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为:只要不是公开叛逃,都要设法联系,给予关心,耐心疏导,争取他们中的大多数虽在国外也继续为祖国做些有益的事情。中国科学院相信,爱国不分先后,只要把国内的工作做好,许多持观望态度的留学人员终究会回来;即使长期留在国外,他们也可能为国内做许多工作,譬如开辟留学渠道、引进人才、科技合作、进出口贸易等,对国家也是有利的。就像1950年代滞留国外的那批科学家一样,他们于1970、1980年代回国访问,就国际交流、科学、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工作献计献策,同样为国家作出了很大贡献。有的人在国外一时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也应耐心做转化工作。即使有人明确表示拒不回国,也不要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不能因此而动摇我们扩大派出的方针。1990年,中国科学院还明确提出了“继续开放,择优支持,来去自由,双向选择,鼓励留学人员以多种方式为国家作贡献”的政策。
中国科学院一些专家还对某些部门“卡”的政策提出了明确的批评,比如邹承鲁就曾指出,决不可逆时代潮流而动,采取管、卡、压的手段,因噎废食,因为暂时有人滞留海外而影响国际交流。真正急待去做的是改善国内工作条件,改善国内知识分子的待遇,增加自然科学基金,把提了多年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口号真正落到实处。他的观点对促进国家形成“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起了一定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国完全中断了留学活动,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从一个或几个人出国进修需经全体在京国务院领导传阅批准,到一年派遣成百上千留学生,再到一年有几万、上十万留学生出国,30多年来,中国的留学活动从涓涓细流汇成前所未有的滔滔洪流,而国家也因此而广获高级人才,并得以逐渐融入国际大家庭,走向繁荣、富强。在筚路蓝缕的过程中,中国科学院凭借其较大的独立性、较为稳妥的施政方式,顺应时势,尊重民间智慧,作了不少有益探索,并在制度建设上多有创新,为国家的留学工作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按计划公派留学生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后,中国将紧闭的国门敞开一线,开始与西方国家恢复一些科学、教育、文化领域的交流。年底,国务院科教组决定于1973年4月派出25名英语进修教师去英国学习4个月,中国科学院得到1个名额。1973年初,经中央批准,国务院科教组又决定于1973年4月向英国派出150名英语、理、工、医学留学生,中国科学院得到20个名额,派出英语留学生5人,理、工、医学留学生15人。这是中国科学院在“文革”后期主要的留学生和进修人员派遣活动。
1976年下半年,因为唐山大地震等原因,中央提出,对外活动项目要控制从严。基于这个指示,该年全国仅派出留学生277名。1976年10月至1978年上半年,虽然“文革”已经结束,但中国的对外交流活动依然发展缓慢,1977年全国仍只派遣出国留学生220名,1978年仅计划派遣留学生500名。1978年1月,中国科学院派高能物理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10名中年科技人员到德国汉堡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心工作,这是“文革”后我国对外派出的第一批科技进修人员。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达汇报工作时,作出重要指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现在我们的格格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今年派三千出去。
根据这个精神,除通过教育部根据两国政府交换留学生协定途径,以及根据双边科技交流项目、院际交流途径外,中国科学院还努力拓展一些其他的渠道,加速向外派遣留学生和进修人员。试举数例如下。1978年9月,中国科学院邀请美国斯坦福大学美中关系委员会主任刘易斯教授和默里教授来华商讨派遣留学生的具体事宜。该校同意,1978年10月接受中国科学院6名进修生,1979年1月再接受中国科学院26名研究生和进修生。1978年10月,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奖学金,并商得联邦德国、法国的同意,中国科学院决定派遣29名进修人员赴二国进修化学工程和物理化学等专业。同月,通过与访华美籍实验物理学家莫玮的私人关系,中国科学院决定选派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三名科技人员到美国费米加速器实验室进修。11月,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沈善炯研究员应邀回母校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参加摩尔根创立生物学系50周年纪念会。商得加州理工学院同意,上海植物生理所派了一名科研人员随行,并让其留下来在该校进修一年。虽然这些渠道基本都走通了,但在当时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走起来并不容易——需要科学院和外交部、教育部联合向国务院提交报告,而且那些报告需要华国锋、邓小平等在京的国务院领导圈阅批准。至于派出人员学习期间的费用,则多为“由我自理”——向美国斯坦福大学派出第一批进修人员不但要自付生活费,甚至还向对方交纳大量实验费。
1979年1月23日,中国科学院和外交部联名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充分利用民间途径选派一些出国进修人员和研究生的请示”,正式提出,从1979年1月起到10月止,中国科学院除通过教育部按两国交换留学生途径派出200至300人外,还拟通过民间渠道派出500人左右。民间渠道包括:通过中国科学院与国外一些学术团体的协议,向国外的一些基金会申请奖学金,接受有关学校、研究单位和教授的邀请等。此报告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
在上述渠道中,通过科学院与联邦德国马普学会、洪堡基金会等机构的协议而派出的人员较多。早在1974年4月,中国科学院就接待了联邦德国马普学会主席、副主席的来访,与该机构建立了联系。1978年9月,中国科学院与马普学会正式签订人员交换协议。协议规定,各方派出项目,每年最多为240人月(或20人年),数额当年使用不完,可以转到次年;如上述人员的专业涉及到双方所属机构以外的单位,接待方应尽力协助安排;除往返旅费外,其他费用由接待方负责。1978年时,中国科学院还与洪堡基金会建立了正式的联系。后者是一个面向全世界科学教育界的基金会,每年向世界提供480名奖学金,资助有关学者到德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自己提出的课题研究,时间一般为1～2年。1978年,有64人通过中国科学院申请成为“洪堡学者”,被选中41名(其中8人为候补者),第二年初路甬祥、王志珍、林其谁等33人即被派出。时为浙江大学讲师的路甬祥在德期间表现突出,对电液比例流量的方向控制元件有新的发明,不仅获得了博士学位(1981年5月),还申请了两项专利。1979年,中国科学院又有54人向洪堡基金会提出申请,被选中28人。1976年至1979年,通过与马普学会的合作协议、洪堡基金会和科学院自筹经费等途径,中国科学院先后向联邦德国派遣了150位访问学者、进修人员和研究生。
中国政府最初主张主要派遣大学生出国,后来很快改为主要派遣进修人员和研究生出国。这反映到了中国科学院的相关工作中。1978年4月26日,中国科学院发出《关于选派科技进修生的通知》,告知各院属及代管单位,在1978～1980年间,中国科学院拟派出1000名科技人员出国进修,其中1978年争取派出200名,要求各单位迅速提交人选,并做好政治审查、业务考核、身体检查、外语培训等出国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978年7月14日,中国科学院又发出《关于从今年招收的研究生中选拔二百至三百人出国留学的通知》,要求各院属及代管单位在录取1978届研究生时注意选拔政治上符合出国条件、外语基础好、一般在三十岁以下、身体健康的优秀人才作为出国预备研究生报院。不久,科学院安排这些优秀考生参加全国留学外语统一考试,有近300人通过。以后几年,通过这种方式,科学院每年都选拔一定数量的出国预备研究生,其中1982年选了约100名。这些研究生到院后继续学习,在外语、业务达到一定水平,并联系到国外的接受机构之后,由教育部统一安排,排队派出。
在教育部和驻外使领馆的支持下,1978年9月至1982年底,中国科学院向世界27个国家和地区共派出访问学者、进修人员、研究生2454人,其中,由中国科技大学派出的青年教师有200余名。派出的访问学者和进修人员一般都有长期实际工作经验,能独立开展科研,适应性强,工作上手快;在国外是直接从事课题研究,不是一般的进修。他们学成之后大多归国,并很快成为科研和教学的中坚力量,有不少成为了本单位的学术带头人(正副所长、正副室主任等),对于中国科学院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中美联合招考研究生项目
虽然邓小平在1978年6月曾提出当年派三千留学生,次年派一万留学生的设想,归口管理留学工作的教育部随即于1978年8月根据这个精神发出了《关于增选出国留学生的通知》,但根据国际交流项目公派留学生确实很不容易:西方国家较少派留学和进修人员到中国来,在对等接收中国交换人员方面有较大的名额限制;中国国内,不但有保守势力对扩大派出的方针提出批评和反对,而且还缺乏外汇,难以支付太多进修、留学人员的费用。中国的外交部门一度要求那些获得国外奖学金的进修、留学人员向使领馆上缴部分奖学金,以支持其他公派人员,结果遭到威斯康星大学、马普学会、洪堡基金会等外国机构的强烈批评,对国家形象造成不良影响,有的机构还提出要压低或取消对中国留学、进修人员的资助。因为这些因素的影响,从1978年到1980年5月,中国总共只向42个国家派出3700多人,不少出国预备研究生因未能落实国外接受单位而只能等待,并于两三年后不得不转为当年的国内研究生毕业。如何进一步广开渠道以多派留学人员,并争取到更多的奖学金和更长的学习时间,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些因为种种原因阔别祖国20多年、衷心希望为国家做些实事的华裔外籍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79年4月至5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教授李政道应邀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授课。在讲学期间,他协助研究生院与哥伦比亚大学建立联系,并亲自招考了陶荣甲等4名研究生院的研究生到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每位学生得到了1万余美元的奖学金。当年12月下旬,在哥伦比亚大学该学期的期末考试中,那4名研究生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全班32人,他们在“电动力学”课程考试考了第一、二、四、五名;此外,“量子力学课程考试”,他们4人都得最高成绩A ;“统计力学”课程考试都得A或A 。此事震动了美国的大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对中国大陆留学生的看法。
1979年9月30日,李政道致信邓小平,提出:除选送大批学者去欧美访问学习,也可送研究生去美国学习,它比派访问学者有多方面的优点。他还说,“奖学金并非薪金,给奖学金是有其固定目的的,奖学金的数目,是按在使学生安心研究学习的原则下,依当地适当生活的最低要求,经慎重考虑后,才决定的,是不能再减少的”。邓小平于10月20日批复:李政道的意见是正确的。请方毅同志召集有关部门讨论,改变现在的不妥的办法。1979年11月,李政道给严济慈、周培源来信,提出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希望继续接收中国研究生,并建议仍采用考试的方法,择优录取。该系还寄来了试题。征得教育部同意,在中国科学院的主持下,具体由研究生院和北大负责组织考试。当年年底李政道从国内物理类研究所和16所高等院校推荐的41位研究生考生中择优遴选了13人,其中3人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另外10人被分到纽约州立大学等校。鉴于中国尚未开设GRE和TOFEL考试,美国的一流研究生院难以客观地考查、录取中国学生,1980年元月,李政道又正式向方毅提出了联合美国部分大学用统一出题、统一招考的方式在中国每年录取约100名物理研究生的计划(简称CUSPEA)。经方毅函复“深为赞同”之后,李政道又同教育部长蒋南翔、研究生院院长严济慈多次相互通信,就计划的执行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李政道亲自与美国50多所大学的物理系联系,得到它们的热情响应。这些大学均表示对录取的研究生可予以资助。1980年5月13日,根据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关于推荐学生参加赴美物理研究生考试的联合通知》,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学等单位接受委托成立了CUSPEA招考委员会和招生办公室,开始组织相关的考试。1981年2月5日,CUSPEA计划第一轮录取结束,有114名研究生接到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内的美国53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且都被给予了奖学金、助教金或助研金等资助。这批研究生到美国后,学习成绩也普遍十分突出,这进一步激发了美国其他大学和其他系科用奖学金接收更多的中国研究生的兴趣。此后,加入CUSPEA计划的美国高校越来越多,最后增至97所,到1988年此项目终止时,共有918名研究生(其中中国科大237名,占全部人数的25.8%,居全国高校之首)被这个计划录取到美国的76所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当时美国大学的物理系一般每年只招收10～25位研究生,以到国外联合招考这种模式来大量录取留学生,在这些学府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受李政道的启发,多林教授于1981年发起了中美化学研究生计划,丁肇中教授于1982年发起了实验物理研究生培养计划,陈省身教授于1982年倡议并组织实施了赴美数学研究生项目,等等。其中,吴瑞教授发起的中国-美国联合招考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生计划(CUSBEA)与CUSPEA计划同样成功。
1981年3月24日,美国康奈尔大学生物化学系主任吴瑞教授与戴碧瑾助理教授联名致信蒋南翔和严济慈,提出设立CUSBEA计划、选拔优秀的中国学生赴美国接受博士训练的想法;同年4月至5月间,两人又联络50多所美国大学,询问它们是否愿意参加CUSBEA计划,有46大学做出了积极的回应。5月15日,教育部正式邀请吴瑞到北京商谈。7月1日,教育部将执行CUSBEA计划的责任委托给北京大学校长、生物化学家张龙翔教授,并决定该项目是中国政府公派留学生计划的一部分。当年12月14日,CUSBEA计划第一轮考试结束,共有58名研究生被录取,其中中国科学院28名。从1982年首次派遣到1989年最后一次派遣为止,CUSBEA计划共派出425人。这些人中有很多成为了生命科学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其中,王晓东和袁钧英已经分别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院士。
除了培养出大量优秀的专业人才,CUSPEA计划、CUSBEA计划等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相关研究生到美国后表现突出,使美国高校对中国大陆留学生形成了良好的印象,从而帮助其他学生,尤其是那些自己联系奖、助学金的研究生打开了到美国求学的大门。
开启自费留学大潮
不管是教育部归口管理的公派出国留学名额,还是李政道等人的挑选研究生的计划,其数量均十分有限,对成千上万试图到国外体会发展潮流的青年学生而言,仍无异于杯水车薪。1979年10月,在研究生院外语教研室主任李佩和研究生院副院长彭平的支持下,外语教研室美籍教师玛丽(Mary Van de Water)大胆地向科学院的研究生传授了自行向美国大学提出留学申请,争取研究院的奖、助学金,以后依靠奖、助学金完成学业的门道。她还拿出一张去美国留学的申请表,自己用复写纸一张张地抄了200多份,发给有兴趣的学生。为免引起官方的注意,她利用寒假假期特意去香港帮他们投递。当时正是陶荣甲等中国研究生考出佳绩、在美国名声大震的时候,结果一试即灵,不出数月,就有100多名学生申请到了各个美国大学的奖学金或助学金,而且其金额一般要远远超过中国官方对公派留学生的供给额度。于是一个“自谋出路”的群众运动一轰而起,科学院其他的研究生纷纷以这种“自费”方式谋求出国留学。
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大学奖励学术、向研究生提供大量资助的情况,中国科学院主持出国工作的领导刚开始时并不了解,曾笼统地表示可以“由我自费”。从一些外籍华人和国内科学家处了解到西方国家的大学和科研单位近些年有给合作者以资助、并给大部分研究生以奖学金的惯例之后,中国科学院在对外联系时,派出的中、初级科技人员不再称为“进修人员”,而一律称“访问学者”,对接收方的教授也不再称为“导师”,而称“合作教授”,以力争资助。对于派出的研究生,他们也想多争取一些奖学金,但发现这样做仍存在一定的困难:在了解新一代中国留学生的能力之前,西方的大学和学术机构未必乐意给他们提供奖、助学金;更重要的是,中国有些管理留学的官员担心这样做会导致大量“叛逃”现象,对此持犹豫态度。所以,事先他们并未鼓励学生去自行联系国外的奖学金。但是,对于玛丽、李佩等人所造成的既成事实,他们表示默认,并不加以阻拦。1980年夏天,经相关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外事局、中国科学院钱三强副院长等人同意,朱学渊等研究生得以办妥政治审查等多项出国审批手续,成为国内第一批成规模的“自费”留学人员。到1982年时,已有数百名科学院的研究生通过这个方式得以飘洋过海。
1981年1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外交部等七个部门《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请示》以及《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正式肯定“自费出国留学是培养人才的一条渠道”,“自费留学人员是我国留学人员的组成部分”;在申请自费留学的条件上,只是要求“具有高中或大学文化水平,持有国外亲友负担其出国学习期间全部费用的保证书和入学许可证”;并表示,“我们的政策和工作应放在争取更多的人学成后回国,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这个基点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所开启的自费留学潮,就此在全中国磅礴兴起,并很快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留学方式和渠道,虽然以后还有过一些反复,但二十年多来,仍有数十万华夏学子通过这种方式走向世界。
“来去自由”政策
某些官员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事实表明,自费留学之门打开之后,确实有一些研究生不再安心于专业学习,而是专门学外语,一心想出国,并且有不小比例的留学生,尤其是自费留学生滞留国外,逾期不归。为了稳定高教秩序,减少人才流失,国家关于自费留学的政策在宽严之间不断调整,1987年底,有的部门还一度不再允许在职、在学人员未经批准自行联系国外奖学金、贷学金等资助,并设法迫使逾期不归者归来。
中国科学院对此有不同的认识,采取了另外一类对策。中国科学院认为,进修、留学人员滞留不归、逾期未归,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第一,业务水平较高,在国外做出了成绩,希望利用国外条件获得更大的成果;第二,受国外高工资的诱惑留下工作;第三,子女出国留学,要在国外给予资助和照顾,或国外有亲属,不愿回国;第四,同外国或港台人发生了婚姻恋爱关系;第五,在国外犯有错误,有顾虑而迟不回国;第六,向往和欣赏西方‘民主’、‘自由’等”。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科学院在处理相关问题时,其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为:只要不是公开叛逃,都要设法联系,给予关心,耐心疏导,争取他们中的大多数虽在国外也继续为祖国做些有益的事情。中国科学院相信,爱国不分先后,只要把国内的工作做好,许多持观望态度的留学人员终究会回来;即使长期留在国外,他们也可能为国内做许多工作,譬如开辟留学渠道、引进人才、科技合作、进出口贸易等,对国家也是有利的。就像1950年代滞留国外的那批科学家一样,他们于1970、1980年代回国访问,就国际交流、科学、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工作献计献策,同样为国家作出了很大贡献。有的人在国外一时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也应耐心做转化工作。即使有人明确表示拒不回国,也不要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不能因此而动摇我们扩大派出的方针。1990年,中国科学院还明确提出了“继续开放,择优支持,来去自由,双向选择,鼓励留学人员以多种方式为国家作贡献”的政策。
中国科学院一些专家还对某些部门“卡”的政策提出了明确的批评,比如邹承鲁就曾指出,决不可逆时代潮流而动,采取管、卡、压的手段,因噎废食,因为暂时有人滞留海外而影响国际交流。真正急待去做的是改善国内工作条件,改善国内知识分子的待遇,增加自然科学基金,把提了多年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口号真正落到实处。他的观点对促进国家形成“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起了一定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国完全中断了留学活动,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从一个或几个人出国进修需经全体在京国务院领导传阅批准,到一年派遣成百上千留学生,再到一年有几万、上十万留学生出国,30多年来,中国的留学活动从涓涓细流汇成前所未有的滔滔洪流,而国家也因此而广获高级人才,并得以逐渐融入国际大家庭,走向繁荣、富强。在筚路蓝缕的过程中,中国科学院凭借其较大的独立性、较为稳妥的施政方式,顺应时势,尊重民间智慧,作了不少有益探索,并在制度建设上多有创新,为国家的留学工作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