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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他第三次复出，进入一生事业的巅峰，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时候，回顾邓小平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领略他战略思考、战略判断、战略设计、战略决策的战略家风采，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战略起点，从解决思想路线入手
十年动乱带来的深重灾难，使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间。面对百废待兴、百端待举的复杂情况，他在千头万绪中首先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环节，从解决思想路线入手。
重新确立和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开创新时期的战略起点。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思想路线，也是我们党正确改造客观世界的思想路线。
我们党执政以后，发生的各种失误和偏差，特别是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樣全局性的错误，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但从根本上说，都同偏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有关。
1976年粉碎“四人帮”，全党全国欢欣鼓舞。但“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严重影响了拨乱反正。
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哲学的概括，是马列主义理论、马列主义方法的概括。我们讲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培育的优良传统，第一个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
邓小平反复强调：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实质上是紧接着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把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联系起来、结合起来，集中阐述了解放思想问题。他说：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也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为什么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解放思想成为实事求是的政治前提。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的新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就不可能打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开创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正确判断国际局势和世界主题发生的深刻变化，也就不能制定新的国际战略。
实践证明，邓小平抓住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就抓住了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的关键，就抓住了凝聚党心、军心、民心的根本，就抓住了治党、治国、治军的全局，从而牵一发而动全身，使全党迅速由被动转入主动。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发展成为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整个拨乱反正的先导，也成为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先导。
战略决策，开创新时期、新事业和新道路
邓小平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已经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我们干的是全新的事业，我们正在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改革开放成为我国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题，成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伟大革命，成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强大动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邓小平冷静观察和深入研究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关于国际国内大局，作出了两个影响深远的重大战略判断。
关于国内大局，邓小平作出了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战略判断。他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后来，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发挥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是新时期我们党全部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关于国际大局，邓小平作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重大战略判断。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后来，我们党进一步把“两大问题”概括为“两大主题”，并据此提出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理论”。充分认识和切实把握运用好我国所处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以我为主，趋利避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至关重要。
在这两个重大战略判断的前提和基础上，从1978年到1992年，十四个年头里，邓小平作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战略决策，包括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确立“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制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一整套方针政策。
第一个重大历史节点，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当时的中国，面临极其复杂的局面，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百端待举。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确立了邓小平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有的同志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不低于43年前的遵义会议，这是很有道理的。 第二個重大历史节点，是1989年平息北京发生的政治动乱。1989年6月9日，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重要讲话中，科学分析了形势，明确而肯定地向世界宣布，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坚持“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不动摇，坚持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从而在重大历史关头，鲜明地回答了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方向前进的重大问题，稳定了大局，进一步坚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心，树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
第三个重大历史节点，是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就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谈话。这既是一篇集大成的谈话，概括了邓小平理论的主要观点，又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的宣言书。这篇讲话，又一次从根本上排除了“左”和右的干扰，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战略指导，邓小平领导风格的本质特征
邓小平作为战略家，他的领导工作，高瞻远瞩，举重若轻；脚踏实地，不尚空谈；旗帜鲜明，勇于担当；绵里藏针，柔中寓刚；波澜不惊，稳如泰山，赢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信赖和衷心爱戴。而贯穿邓小平领导工作的，是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坚定的信仰，是邓小平全部实践和理论的基石，也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基石。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两个基本点。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此，他建议“党中央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本质特征。
原则性，这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灵魂。领导工作，原则性是第一位的。没有原则，谈不上领导。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观察，邓小平都是坚持原则的典范。国外许多学者把邓小平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人物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毛泽东是具有超凡魅力的权威，邓小平是有组织性的权威，他从不在党内和军队内搞自己的小宗派，用组织和制度治国、治党、治军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典型特征之一。
系统性，这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主要特征。国家治理，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的治理，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精微的系统工程。邓小平是战略家，也是辩证法大师。他在领导工作中，既注重从全局和战略大的视角上观察问题，又善于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来处理问题，这是邓小平思维和决策的一个重要特点。他既善于抓住关键、把握重点，又善于总揽全局、推动全盘。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从未有过这样一个社会，像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成为最高领导以来的中国那样，在没有战争、暴力革命或经济崩溃的条件下，进行如此重大而全面的改革。”
预见性，这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鲜明特点。领导需要预见。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邓小平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思想家，他特别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眼界要十分开阔，襟怀要十分开阔。邓小平思考问题，总是把历史、现实和未来统一起来考虑，邓小平的领导工作，是求真务实和远见卓识的统一，因而他总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想得深些，总能抓住事物的本质。
创造性，这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主线，贯穿他的全部领导实践。邓小平一生独立思考，从不盲从。邓小平1938年就讲过，一切都是辩证的，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中。毛泽东很欣赏这句话，认为这句话很厉害，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富有哲理，他一连四、五年都提到这句话。思想充满活力是邓小平的性格特征之一，也是他的领导工作特征之一。基辛格曾对邓小平说过：“我知道中国有人比你更年轻，但我不知道，在中国还有人比你更有活力。”一个政治家的任务就是要认真思考正在发生的变化和制定符合这种变化的路线，邓小平的人生哲学，不是斗争哲学，而是实践哲学。
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这四者不是割裂的，而是统一的；不是孤立的，而是联系的；不是空洞的，而是实际的。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领导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实践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因而它越是向前发展，必然对国家和社会素质要求越高，必然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要求越高。从而，思想方法问题必然越来越重要，精神状态问题必然越来越重要，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必然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纪念邓小平，纪念一切伟大人物，除了缅怀他们的伟大业绩以外，最重要的是学习他们的思想理论、思想方法和精神风范，不断在提高素质、提高境界、提高水平上下功夫，努力把世界观、人生观搞对头，把精神状态搞对头，把思想方法搞对头。
我们要记住毛泽东的话：“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我们要记住邓小平的话：“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责任编辑：翁淮南）
战略起点，从解决思想路线入手
十年动乱带来的深重灾难，使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间。面对百废待兴、百端待举的复杂情况，他在千头万绪中首先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环节，从解决思想路线入手。
重新确立和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开创新时期的战略起点。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思想路线，也是我们党正确改造客观世界的思想路线。
我们党执政以后，发生的各种失误和偏差，特别是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樣全局性的错误，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但从根本上说，都同偏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有关。
1976年粉碎“四人帮”，全党全国欢欣鼓舞。但“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严重影响了拨乱反正。
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哲学的概括，是马列主义理论、马列主义方法的概括。我们讲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培育的优良传统，第一个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
邓小平反复强调：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实质上是紧接着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把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联系起来、结合起来，集中阐述了解放思想问题。他说：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也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为什么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解放思想成为实事求是的政治前提。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的新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就不可能打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开创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正确判断国际局势和世界主题发生的深刻变化，也就不能制定新的国际战略。
实践证明，邓小平抓住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就抓住了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的关键，就抓住了凝聚党心、军心、民心的根本，就抓住了治党、治国、治军的全局，从而牵一发而动全身，使全党迅速由被动转入主动。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发展成为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整个拨乱反正的先导，也成为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先导。
战略决策，开创新时期、新事业和新道路
邓小平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已经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我们干的是全新的事业，我们正在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改革开放成为我国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题，成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伟大革命，成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强大动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邓小平冷静观察和深入研究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关于国际国内大局，作出了两个影响深远的重大战略判断。
关于国内大局，邓小平作出了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战略判断。他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后来，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发挥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是新时期我们党全部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关于国际大局，邓小平作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重大战略判断。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后来，我们党进一步把“两大问题”概括为“两大主题”，并据此提出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理论”。充分认识和切实把握运用好我国所处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以我为主，趋利避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至关重要。
在这两个重大战略判断的前提和基础上，从1978年到1992年，十四个年头里，邓小平作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战略决策，包括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确立“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制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一整套方针政策。
第一个重大历史节点，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当时的中国，面临极其复杂的局面，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百端待举。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确立了邓小平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有的同志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不低于43年前的遵义会议，这是很有道理的。 第二個重大历史节点，是1989年平息北京发生的政治动乱。1989年6月9日，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重要讲话中，科学分析了形势，明确而肯定地向世界宣布，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坚持“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不动摇，坚持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从而在重大历史关头，鲜明地回答了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方向前进的重大问题，稳定了大局，进一步坚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心，树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
第三个重大历史节点，是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就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谈话。这既是一篇集大成的谈话，概括了邓小平理论的主要观点，又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的宣言书。这篇讲话，又一次从根本上排除了“左”和右的干扰，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战略指导，邓小平领导风格的本质特征
邓小平作为战略家，他的领导工作，高瞻远瞩，举重若轻；脚踏实地，不尚空谈；旗帜鲜明，勇于担当；绵里藏针，柔中寓刚；波澜不惊，稳如泰山，赢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信赖和衷心爱戴。而贯穿邓小平领导工作的，是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坚定的信仰，是邓小平全部实践和理论的基石，也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基石。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两个基本点。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此，他建议“党中央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本质特征。
原则性，这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灵魂。领导工作，原则性是第一位的。没有原则，谈不上领导。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观察，邓小平都是坚持原则的典范。国外许多学者把邓小平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人物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毛泽东是具有超凡魅力的权威，邓小平是有组织性的权威，他从不在党内和军队内搞自己的小宗派，用组织和制度治国、治党、治军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典型特征之一。
系统性，这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主要特征。国家治理，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的治理，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精微的系统工程。邓小平是战略家，也是辩证法大师。他在领导工作中，既注重从全局和战略大的视角上观察问题，又善于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来处理问题，这是邓小平思维和决策的一个重要特点。他既善于抓住关键、把握重点，又善于总揽全局、推动全盘。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从未有过这样一个社会，像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成为最高领导以来的中国那样，在没有战争、暴力革命或经济崩溃的条件下，进行如此重大而全面的改革。”
预见性，这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鲜明特点。领导需要预见。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邓小平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思想家，他特别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眼界要十分开阔，襟怀要十分开阔。邓小平思考问题，总是把历史、现实和未来统一起来考虑，邓小平的领导工作，是求真务实和远见卓识的统一，因而他总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想得深些，总能抓住事物的本质。
创造性，这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主线，贯穿他的全部领导实践。邓小平一生独立思考，从不盲从。邓小平1938年就讲过，一切都是辩证的，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中。毛泽东很欣赏这句话，认为这句话很厉害，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富有哲理，他一连四、五年都提到这句话。思想充满活力是邓小平的性格特征之一，也是他的领导工作特征之一。基辛格曾对邓小平说过：“我知道中国有人比你更年轻，但我不知道，在中国还有人比你更有活力。”一个政治家的任务就是要认真思考正在发生的变化和制定符合这种变化的路线，邓小平的人生哲学，不是斗争哲学，而是实践哲学。
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这四者不是割裂的，而是统一的；不是孤立的，而是联系的；不是空洞的，而是实际的。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领导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实践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因而它越是向前发展，必然对国家和社会素质要求越高，必然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要求越高。从而，思想方法问题必然越来越重要，精神状态问题必然越来越重要，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必然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纪念邓小平，纪念一切伟大人物，除了缅怀他们的伟大业绩以外，最重要的是学习他们的思想理论、思想方法和精神风范，不断在提高素质、提高境界、提高水平上下功夫，努力把世界观、人生观搞对头，把精神状态搞对头，把思想方法搞对头。
我们要记住毛泽东的话：“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我们要记住邓小平的话：“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责任编辑：翁淮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