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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文化结构性退化的表现
改革给农村社会带来不断提高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给农村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革。福建农村社会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在这个高速转型期，社会结构的最根本的变化就是由整合型社会向分化型社会的快速转变，农村社会呈现出了领域分化、区域分化、阶层分化、组织分化、利益分化和观念分化的大分化态势。在高速分化面前，福建农村社会却又呈现出低整合的特点，社会整合机制表现出了明显的滞后和弱化：农村社会传统的社会整合力量不断弱化；改革开放前国家强有力的政治整合能力在不断下降；现有农村各种整合力量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新的整合机制一时难以形成并安全运作。这样，在今天农村社会的物质文化总体上是进步的同时，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交接过程中就存在着许多的空白环节，特别是社会文化领域便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农村社会文化某些领域出现的混乱现象称为社会文化的结构性退化。表现在：
一、迷信盛行，信仰文化退化。农民普遍迷信神仙，崇拜祖宗，相信风水，甚至不惜用大钱办道场、做法事。农村一些人利用农民的这种迷信心理，出面发动和组织，使农村的迷信活动制度化，从中牟利、谋名，提高自身地位。这种有组织的祭神拜祖活动往往使农民身不由己，谁家跟不上趟，谁家就会被人看轻，于是，这家人就很难在村里立足了。家境贫寒的农民轮到牵头坐庄祭神拜祖，哪怕是倾家荡产也要硬着头皮跟，频繁的祭神拜祖活动造成农村经济和思想文化的贫困。
二、酗酒赌博，理想失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花样翻新的各种抽彩活动、股市投机深深地影响着农民，部分富裕起来的农民手里有点钱，就不想再做艰苦的努力挣辛苦钱，一心想靠运气赚大钱，于是，迷上了赌博。现在通讯手段现代化，外界传来了“六合彩”，相当多的农村家庭被卷进了“六合彩”的旋涡，出现经济破产，到处借债逃债，夫妻反目，家庭破裂。
三、宗族宗派活动日盛，社会组织弱化。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民、名门旺族的子弟，鼓动建祠堂，修族谱，进行宗族认同，并谋求在宗族中的地位，把农村社会原本淳朴和谐的乡亲邻里关系变成宗族与族群的关系，以及族群内部的等级关系。
四、恶势力抬头，法纪文化淡化。这些年来，少数人先富起来，腰杆子硬了，说话声音大了，周围的人开始围着他转，慢慢地形成了一个帮派，先是欺行霸市，横行乡里，以后便逐渐发展成农村社会的恶势力，成了农村社会文化的毒瘤。
五、社会道德水平下降，民风退化。许多农民靠诚实劳动富裕起来，但也有少数农民通过诈骗、外出卖淫活动富裕起来。据调查，某县一个自然村有不少人在从事各种诈骗活动，他们盖起了高楼，买起了汽车，村里的人不仅不揭发这种犯罪行为，反而瞧不起那些不会诈骗的诚实的农民。某县有些漂亮的女孩出去做“三陪”，做父母的不仅不以为耻，反以女儿能赚钱回来盖房子为荣。某家庭儿子出去干小偷小摸，做父母的不仅不劝告自己的孩子，反而夸奖自己的孩子艺高胆大。
六、生活方式落后，文化生活庸俗化。由于文化素质偏低，一些农民富裕起来后仍然停留在低水平的生理满足，低质量的生活标准，低级趣味的精神需求。不是盖房子，就是修坟墓，不是赌博，就是酗酒、抽烟、看黄色录像，除此之外基本没有其他的生活追求。
七、现代愚昧加剧，文化生活荒漠化。许多农民识字，却不爱学习，除了赚钱，便不关心其他事。什么人生呀，理想呀，国家大事呀，都很淡漠。青年人进城打工只为谋生，没有什么理想追求，中年人赚钱为养家活口，唯一的理想是望子成龙，老来有靠。
上述的这些社会现象在改革开放前是不多见的，有的甚至可以说已经绝迹，这些年来一些不健康的、甚至是腐朽的社会现象盛行起来，对于农村社会文化发展是一种冲击，它严重影响了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农村社会文化结构性退化的原因
一、“三农问题”的历史积淀。解放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实行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城乡差距扩大，造成农村、农业、农民的贫困与落后，农民在“贫困—愚昧—多生—贫困”的恶性循环中，综合素质每况愈下，特别是农民文化素质（学历水平）低严重影响着农民的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法纪素质、心理素质。这些年农村社会文化的结构性退化正是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缓慢和农民文化素质低的必然结果。
二、现代化进程中一些农民失地伴随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县乡镇到处占地搞建设，建市场，建工业园区，大批农民赖以谋生的土地在政府主导下被开发商强制征用，而农民失地得到的补偿却远远不足以维持今后的生计，农民也没有因为失去土地而转为城镇居民。这些人只能进城打工，有的连打工也不行，在社会不良风气诱惑下，有人去搞诈骗，去卖淫，去赌博。
三、农村基层政府社会控制力的减弱。改革开放前，农村基层政府的社会控制力比较强，虽然那时政府在社会控制和村民的管理上确有一些不尊重人权的事，但那个年代政府既注意抓意识形态建设，又注意抓村民的思想教育和道德行为倡导，农民基本上还是遵纪守法的，个别农民不道德的行为也会受到其他村民的谴责，村干部在遇到村民之间的争议时也会主动站出来主持公道。改革开放后，分田到户，农民自己顾自己，村干部没有什么权了，也不想再管别人的事了。许多乡镇干部便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能不管的就尽量不管，能少管的就决不多管。几年下来，农村基层政府的社会控制力减弱了。在一些干部的眼里，许多农民成了“刁民”，不管不行，管又管不了。
这些年，中央在农村推行村民自治选举，这本来是一种先进的民主文化，但由于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发展水平、村民素质水平存在严重的滞后，加上我国政党政治的特殊性，使得村民自治选举存在着一些缺陷。有的地方农村政治民主变成了帮派的民主，原本和谐的村民分化成各种帮派，个别地方恶势力甚至窃取了村民委员会领导的职位，村党支部变得无权、无资源、无名分，出现软弱涣散状态。
四、农村社会的信仰文化退化。改革开放前，党在农村反对宗教迷信，经常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广大农民经常受到正面教育，道德观总体上说还是健康向上的。改革开放以后，相当多党的基层组织放松了对农民的思想道德教育，加上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农民的社会主义信仰发生了动摇，价值观、道德观也发生了倾斜，农村传统文化例如儒教思想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也渐渐没有市场了，农村社会出现了信仰的退化，封建迷信的盛行。
五、一些政府官员腐败的社会影响。改革开放前，政府内部虽然有腐败现象，但那个时候政府官员腐败的是极少数，腐败数额也不高，而且比较隐蔽，社会影响相对较小。改革开放以来，乡镇政府官员的腐败呈现出高发性、高额性、社会危害性和表面.化的趋势，农民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党政干部都可以腐败，平民百姓做点出格的事算什么，总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况且，有些乡镇干部由于自己并不廉洁，因此，即使村民做了些违法乱纪的事也不敢管。
六、市场经济对农村传统道德的负面影响与冲击。市场经济越是发展，社会生活的价值就形成以金钱作为衡量的标准，一切能带来金钱的东西不管它们多么不道德也都是有价值的。市场经济大潮对于农村传统道德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它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使农村社会的道德水平出现下降和退化趋势。
推进农村社会文化建设的思路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全新内涵和全面要求，强调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任务，同时协调推进农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应当以此作为当前与今后推进和加强福建农村社会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切实把解决农村社会文化失衡问题，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薄弱环节。要突出重点，抓好落实，切实解决农村社会文化的结构性退化问题。
一、加强农村基层党支部先进性建设，强化乡镇政府的社会管理功能。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的政治背景下，农村党支部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农村党支部必须通过自身先进性建设取得村民的信任，从而获得村民自治委员会的执掌权，农村党支部要积极培养发展农村精英入党，同时发挥党支部的集体力量，想方设法带领农民脱贫致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代表广大村民的利益，并在农村社会文化的建设中起积极主导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实行包产到户，农民自己管自己，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普遍忙于抓经济建设，抓粮食入库，抓计划生育，抓征地，抓税收，农村社会文化出现思想道德管理、农民行为管理、农村公共事务管理退化。这种状况应该改变，乡镇政府要加快职能转变，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村社会的社会保障（包括社会救助、医疗合作、基本生活保障等）、公共服务（包括经济引导、科技信息服务、法律援助等）、公共事务管理（包括农村宣传教育，社会治安管理，农村社团组织管理，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教育、科技、卫生、文化事业的发展等），而把经济活动交给社会，由企业和公民去经营。
二、充分发挥农村社团组织的道德维护功能。鼓励农民参加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行业组织、社团组织，农民自愿参加了社团组织，就可以以农村社团组织为依托完成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科技文化培训、民德民风维护的任务。
三、加大对乡镇政府官员腐败问题的治理力度。乡镇政府官员腐败问题的治理是推进党风、官风、民风、社会风气建设的重要举措，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官风不正必然要影响到民风和社会风气，只有加大对政府官员腐败的治理力度，使乡镇政府官员真正做到公正廉洁，老百姓才能服气，政府官员才能理直气壮地抓村风、民风建设。
四、 改革农村文化体制，加快农村文化产业发展。过去在计划体制下，农村宣传文化事业单位由党政部门主管，在相当程度上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包揽过多，体制不顺，限制了宣传文化事业单位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造成文化设施建设投入不足。针对这种情况，农村文化体制应本着分类指导的原则，对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实施改革，贯彻“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使宣传文化主管部门逐步从“办文化”转移到“管文化”的轨道上来，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要按照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方针，大力发展农村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持抵制腐朽文化，鼓励社会资金投资发展文化产业，积极扶植农村文化产业，创办文化传播公司，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
五、 加快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农村社会文化退化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民的分散性和涣散性，乡村建设缺乏规划，居住分散不好管理，很难营造某种文化氛围；彼此间没有政治、经济往来，没有共同的利益，造成农民的涣散性，很难为实现某种目标而万众一心。加快农村的城镇化进程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城镇化可使农村变成社区，以社区为依托建立社区文化，并通过社区文化的建设，推进我国城镇文化的建设。
六、加快农村村民自治体制创新。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是农村政治文化的一种进步，但是，民主政治必须有先进的制度做保障。农村村民自治《组织法》规定任何一个年满十八岁的村民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同时也要明确村民公共社会生活的自治权利。乡镇政府要加强与村民自治委员会的联系，充分发挥村民自治委员会的道德维护功能，要明确村民自治委员会的职责和功能，防止村民自治委员会只掌权，不负责。在农村社会公共管理方面，乡镇政府必须落实“依法治国”的方略，主要管农村违法行为和社会治安问题，而把民德民风问题的管理留给村民自治委员会。实际上，也只有村民自治委员会才能管好民德民风问题。今天的社会是民主的社会，不可能再用封建的家法和族规去约束农民，这不等于说农村就可以不要道德约束，农民就可以自由放任。
（王兴喜系福建行政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陈朝宗系福建行政学院教授）
改革给农村社会带来不断提高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给农村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革。福建农村社会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在这个高速转型期，社会结构的最根本的变化就是由整合型社会向分化型社会的快速转变，农村社会呈现出了领域分化、区域分化、阶层分化、组织分化、利益分化和观念分化的大分化态势。在高速分化面前，福建农村社会却又呈现出低整合的特点，社会整合机制表现出了明显的滞后和弱化：农村社会传统的社会整合力量不断弱化；改革开放前国家强有力的政治整合能力在不断下降；现有农村各种整合力量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新的整合机制一时难以形成并安全运作。这样，在今天农村社会的物质文化总体上是进步的同时，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交接过程中就存在着许多的空白环节，特别是社会文化领域便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农村社会文化某些领域出现的混乱现象称为社会文化的结构性退化。表现在：
一、迷信盛行，信仰文化退化。农民普遍迷信神仙，崇拜祖宗，相信风水，甚至不惜用大钱办道场、做法事。农村一些人利用农民的这种迷信心理，出面发动和组织，使农村的迷信活动制度化，从中牟利、谋名，提高自身地位。这种有组织的祭神拜祖活动往往使农民身不由己，谁家跟不上趟，谁家就会被人看轻，于是，这家人就很难在村里立足了。家境贫寒的农民轮到牵头坐庄祭神拜祖，哪怕是倾家荡产也要硬着头皮跟，频繁的祭神拜祖活动造成农村经济和思想文化的贫困。
二、酗酒赌博，理想失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花样翻新的各种抽彩活动、股市投机深深地影响着农民，部分富裕起来的农民手里有点钱，就不想再做艰苦的努力挣辛苦钱，一心想靠运气赚大钱，于是，迷上了赌博。现在通讯手段现代化，外界传来了“六合彩”，相当多的农村家庭被卷进了“六合彩”的旋涡，出现经济破产，到处借债逃债，夫妻反目，家庭破裂。
三、宗族宗派活动日盛，社会组织弱化。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民、名门旺族的子弟，鼓动建祠堂，修族谱，进行宗族认同，并谋求在宗族中的地位，把农村社会原本淳朴和谐的乡亲邻里关系变成宗族与族群的关系，以及族群内部的等级关系。
四、恶势力抬头，法纪文化淡化。这些年来，少数人先富起来，腰杆子硬了，说话声音大了，周围的人开始围着他转，慢慢地形成了一个帮派，先是欺行霸市，横行乡里，以后便逐渐发展成农村社会的恶势力，成了农村社会文化的毒瘤。
五、社会道德水平下降，民风退化。许多农民靠诚实劳动富裕起来，但也有少数农民通过诈骗、外出卖淫活动富裕起来。据调查，某县一个自然村有不少人在从事各种诈骗活动，他们盖起了高楼，买起了汽车，村里的人不仅不揭发这种犯罪行为，反而瞧不起那些不会诈骗的诚实的农民。某县有些漂亮的女孩出去做“三陪”，做父母的不仅不以为耻，反以女儿能赚钱回来盖房子为荣。某家庭儿子出去干小偷小摸，做父母的不仅不劝告自己的孩子，反而夸奖自己的孩子艺高胆大。
六、生活方式落后，文化生活庸俗化。由于文化素质偏低，一些农民富裕起来后仍然停留在低水平的生理满足，低质量的生活标准，低级趣味的精神需求。不是盖房子，就是修坟墓，不是赌博，就是酗酒、抽烟、看黄色录像，除此之外基本没有其他的生活追求。
七、现代愚昧加剧，文化生活荒漠化。许多农民识字，却不爱学习，除了赚钱，便不关心其他事。什么人生呀，理想呀，国家大事呀，都很淡漠。青年人进城打工只为谋生，没有什么理想追求，中年人赚钱为养家活口，唯一的理想是望子成龙，老来有靠。
上述的这些社会现象在改革开放前是不多见的，有的甚至可以说已经绝迹，这些年来一些不健康的、甚至是腐朽的社会现象盛行起来，对于农村社会文化发展是一种冲击，它严重影响了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农村社会文化结构性退化的原因
一、“三农问题”的历史积淀。解放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实行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城乡差距扩大，造成农村、农业、农民的贫困与落后，农民在“贫困—愚昧—多生—贫困”的恶性循环中，综合素质每况愈下，特别是农民文化素质（学历水平）低严重影响着农民的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法纪素质、心理素质。这些年农村社会文化的结构性退化正是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缓慢和农民文化素质低的必然结果。
二、现代化进程中一些农民失地伴随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县乡镇到处占地搞建设，建市场，建工业园区，大批农民赖以谋生的土地在政府主导下被开发商强制征用，而农民失地得到的补偿却远远不足以维持今后的生计，农民也没有因为失去土地而转为城镇居民。这些人只能进城打工，有的连打工也不行，在社会不良风气诱惑下，有人去搞诈骗，去卖淫，去赌博。
三、农村基层政府社会控制力的减弱。改革开放前，农村基层政府的社会控制力比较强，虽然那时政府在社会控制和村民的管理上确有一些不尊重人权的事，但那个年代政府既注意抓意识形态建设，又注意抓村民的思想教育和道德行为倡导，农民基本上还是遵纪守法的，个别农民不道德的行为也会受到其他村民的谴责，村干部在遇到村民之间的争议时也会主动站出来主持公道。改革开放后，分田到户，农民自己顾自己，村干部没有什么权了，也不想再管别人的事了。许多乡镇干部便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能不管的就尽量不管，能少管的就决不多管。几年下来，农村基层政府的社会控制力减弱了。在一些干部的眼里，许多农民成了“刁民”，不管不行，管又管不了。
这些年，中央在农村推行村民自治选举，这本来是一种先进的民主文化，但由于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发展水平、村民素质水平存在严重的滞后，加上我国政党政治的特殊性，使得村民自治选举存在着一些缺陷。有的地方农村政治民主变成了帮派的民主，原本和谐的村民分化成各种帮派，个别地方恶势力甚至窃取了村民委员会领导的职位，村党支部变得无权、无资源、无名分，出现软弱涣散状态。
四、农村社会的信仰文化退化。改革开放前，党在农村反对宗教迷信，经常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广大农民经常受到正面教育，道德观总体上说还是健康向上的。改革开放以后，相当多党的基层组织放松了对农民的思想道德教育，加上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农民的社会主义信仰发生了动摇，价值观、道德观也发生了倾斜，农村传统文化例如儒教思想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也渐渐没有市场了，农村社会出现了信仰的退化，封建迷信的盛行。
五、一些政府官员腐败的社会影响。改革开放前，政府内部虽然有腐败现象，但那个时候政府官员腐败的是极少数，腐败数额也不高，而且比较隐蔽，社会影响相对较小。改革开放以来，乡镇政府官员的腐败呈现出高发性、高额性、社会危害性和表面.化的趋势，农民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党政干部都可以腐败，平民百姓做点出格的事算什么，总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况且，有些乡镇干部由于自己并不廉洁，因此，即使村民做了些违法乱纪的事也不敢管。
六、市场经济对农村传统道德的负面影响与冲击。市场经济越是发展，社会生活的价值就形成以金钱作为衡量的标准，一切能带来金钱的东西不管它们多么不道德也都是有价值的。市场经济大潮对于农村传统道德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它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使农村社会的道德水平出现下降和退化趋势。
推进农村社会文化建设的思路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全新内涵和全面要求，强调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任务，同时协调推进农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应当以此作为当前与今后推进和加强福建农村社会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切实把解决农村社会文化失衡问题，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薄弱环节。要突出重点，抓好落实，切实解决农村社会文化的结构性退化问题。
一、加强农村基层党支部先进性建设，强化乡镇政府的社会管理功能。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的政治背景下，农村党支部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农村党支部必须通过自身先进性建设取得村民的信任，从而获得村民自治委员会的执掌权，农村党支部要积极培养发展农村精英入党，同时发挥党支部的集体力量，想方设法带领农民脱贫致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代表广大村民的利益，并在农村社会文化的建设中起积极主导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实行包产到户，农民自己管自己，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普遍忙于抓经济建设，抓粮食入库，抓计划生育，抓征地，抓税收，农村社会文化出现思想道德管理、农民行为管理、农村公共事务管理退化。这种状况应该改变，乡镇政府要加快职能转变，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村社会的社会保障（包括社会救助、医疗合作、基本生活保障等）、公共服务（包括经济引导、科技信息服务、法律援助等）、公共事务管理（包括农村宣传教育，社会治安管理，农村社团组织管理，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教育、科技、卫生、文化事业的发展等），而把经济活动交给社会，由企业和公民去经营。
二、充分发挥农村社团组织的道德维护功能。鼓励农民参加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行业组织、社团组织，农民自愿参加了社团组织，就可以以农村社团组织为依托完成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科技文化培训、民德民风维护的任务。
三、加大对乡镇政府官员腐败问题的治理力度。乡镇政府官员腐败问题的治理是推进党风、官风、民风、社会风气建设的重要举措，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官风不正必然要影响到民风和社会风气，只有加大对政府官员腐败的治理力度，使乡镇政府官员真正做到公正廉洁，老百姓才能服气，政府官员才能理直气壮地抓村风、民风建设。
四、 改革农村文化体制，加快农村文化产业发展。过去在计划体制下，农村宣传文化事业单位由党政部门主管，在相当程度上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包揽过多，体制不顺，限制了宣传文化事业单位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造成文化设施建设投入不足。针对这种情况，农村文化体制应本着分类指导的原则，对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实施改革，贯彻“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使宣传文化主管部门逐步从“办文化”转移到“管文化”的轨道上来，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要按照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方针，大力发展农村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持抵制腐朽文化，鼓励社会资金投资发展文化产业，积极扶植农村文化产业，创办文化传播公司，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
五、 加快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农村社会文化退化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农民的分散性和涣散性，乡村建设缺乏规划，居住分散不好管理，很难营造某种文化氛围；彼此间没有政治、经济往来，没有共同的利益，造成农民的涣散性，很难为实现某种目标而万众一心。加快农村的城镇化进程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城镇化可使农村变成社区，以社区为依托建立社区文化，并通过社区文化的建设，推进我国城镇文化的建设。
六、加快农村村民自治体制创新。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是农村政治文化的一种进步，但是，民主政治必须有先进的制度做保障。农村村民自治《组织法》规定任何一个年满十八岁的村民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同时也要明确村民公共社会生活的自治权利。乡镇政府要加强与村民自治委员会的联系，充分发挥村民自治委员会的道德维护功能，要明确村民自治委员会的职责和功能，防止村民自治委员会只掌权，不负责。在农村社会公共管理方面，乡镇政府必须落实“依法治国”的方略，主要管农村违法行为和社会治安问题，而把民德民风问题的管理留给村民自治委员会。实际上，也只有村民自治委员会才能管好民德民风问题。今天的社会是民主的社会，不可能再用封建的家法和族规去约束农民，这不等于说农村就可以不要道德约束，农民就可以自由放任。
（王兴喜系福建行政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陈朝宗系福建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