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民的家族史，最早都是口述史。往往是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或者他们转述的老辈人的故事。
　　作为曾经闯关东的“留守人士”，我奶奶的讲述，碎片、家常，却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和价值判断。在男性的磨难和发迹之外，她还看到了其他群体的挣扎与苦涩。
　　四老爷爷的矿、铁路，四老奶奶的十个金戒指
　　在整个家族里，我的四老爷爷常常被提起。
　　我们家是典型的耕读世家。有点田，教点书，殷实有望，子弟以成为“邑庠生”为荣。我的老爷爷，就是这样承祖业，在村里授课教徒。家族的“书房”，在村外，临近田野和磨坊，前面是一大片杏林。想来，祖上也颇志在“杏坛”。这样的家庭，遵从古礼，好多代不分家。我奶奶生于1919年，18岁结婚时，她发现自己居然有三代婆婆。这样的家庭，坏处是自由度太小，好处是家庭资产集中，可以合并经营。我的老爷爷教书为业，但他的四族弟，却头脑灵活，把家里的染坊、茶叶店经营得风生水起。
　　据记载，莱州（掖县）籍知名人士张宗昌是1899年闯关东的。因为胶东连年受灾，他只好到东北讨生活。那几年，莱州（掖县）周边，闯关东是很普遍的事情。为了攒路费，张宗昌还卖了田，并在龙口港扛了3个月的大包。他到东北后，先在矿上、铁路上卖苦力，后渐渐发达，辗转到了海参崴。海参崴华商很多，还成立了华商公会，尤以山东人居多。他在华商公会担任职务，因为性格豪爽，聚集了一批登莱子弟，渐成气候。
　　而我四老爷爷是随着自家买卖的拓展到了东北。最发达的时候，他和同乡合伙买矿，拥有了一段铁路的股份。中年丧偶后，回乡续娶。成亲日，新媳妇盘腿坐在炕上，俗称“坐富贵”，人人都看到了她腕上沉甸甸的金手镯和十个大金戒指。婚后不久，四老爷爷就回到东北照顾自己的生意。某天夜里，“胡子们”用铡刀片劈开了他家的实木窗板，逼着四老奶奶从猪圈里挖出了自己的珍藏。
　　胡子们没什么文化，没要铁路的股权书。四老爷爷在解放后不久去世，他的小媳妇改嫁老贫农，儿子也改姓了刘，还是被成分问题阻挡了前途。毕竟，在缺乏娱乐的乡村，大婚日的金光闪闪和胡子上门的恐怖早就被乡人所熟知。因为这个原因，儿孙多年对四老爷爷的辉煌讳莫如深，年底供奉的先人，都是刘氏宗亲。前几年，听说他的长子翻盖房子，从顶棚里找到了铁路的股权书。于是，他家的金镯子、金戒指又被乡人热议了一番。
　　哈尔滨的二房太太，藏在火烧里的大洋
　　我爷爷很小的时候，老爷爷就去世了。老爷爷亲弟兄4个，两位无子女。长辈中，无子女者也不乏其人。这些长辈和我四老爷爷一起，都在东北或他乡经营家族买卖，每年春节能回家一次就很不错了。这些女性长辈们，常年见不到自己的丈夫，自然不可能生出孩子。所以，我翻阅家谱的时候，经常发现过继的字眼。我老爷爷教书，不曾离乡，一口气生了6个儿子，活了5个。他的儿子，被过继给弟兄们当儿子，也被过继给族中长辈做孙子。这些孤独了半生甚至一生的女性，把活泼的孩童看做是下半生的依靠，自然不肯约束。我爷爷就这样被几代女性们惯得不知稼穑之艰。到他十六岁左右，在长辈的安排下，也加入了闯关东的行列。自然，他们弟兄五人，都先后到了东北。
　　我爷爷这一代，干得最出色的是我的二爷爷。他写得一笔好字，精通算学。在兄弟们中，他应该是继承学堂的最好人选。但他出生于1913年，即便不是老爷爷英年早逝，到他成年，也不再有私人书塾的空间。他在哈尔滨的高级饭店做账房，东家实力雄厚，还是北京五星啤酒的创始人。二爷爷娶了两个老婆。他曾跟着东家，揣着细软、带着小妾，乘船去台湾。不想船早已被共产党控制。他们在天津下船，细软上交。二爷爷在公私合营后继续做账，但政府只允许他保留一个妻子，他遵从传统，选择和发妻留在北京，让小妾去了天津。等到发妻去世，他立刻离开北京，去天津重新和小妾生活在一起。
　　我奶奶的大哥则把发妻抛在老家，在哈尔滨新娶了有文化的太太。他头脑灵活，在盐务部门担任一定的职务，很少回家。有一年，因为老人生病，舅爷爷才回乡探望。舅奶奶日夜看着他，不想让他回东北了。在她看来，家境殷实，又不是没有活路，何必背井离乡。但她显然不了解舅爷爷的心理。那个年代，没活路的去东北找活路，有活路的去东北盼发迹。
　　有一天，舅爷爷假托看望表兄弟，从码头坐船离乡。在东北，他的第二房太太即将临产，已经来信催促。舅奶奶明白了自己的命运，把眼睛都哭坏了。她跟公婆提出回娘门。公婆象征性地要了她一块大洋的娘门费。不久，她改嫁了一个种瓜的，据说生计窘迫，待她也平平。
　　或许是这些女性的命运让奶奶警醒。在他们婚后，爷爷有6年没有回老家，也没有捎钱。或许是战乱的原因吧，但他在东北的荒唐渐渐传到老家。奶奶和幼小的大姑在大家庭里讨生活。婆婆们偏心生了儿子的妯娌，奶奶频繁地回娘家。终于，奶奶的三哥去了一趟东北，把我的爷爷找了回来。1943年，我的二姑出世，和大姑相差了6岁。爷爷是個不过日子的人，回来后对奶奶的嫁妆和积蓄各种挥霍。奶奶虽然不满，却觉得日子是有“展头”的，因为她有了四儿三女。
　　有一次烙火烧，她跟我讲，邻村人约好一起闯关东。有人起了歹意，在邻居上门约他时杀了对方，却没找到盘缠。她笑着揭开了谜底：那家的女人聪明啊，把大洋藏在了每个火烧里。那个年代出门的人，只能随身携带干硬的火烧。我从她的语气里，读到了她自以为的幸运。
　　父辈们，从盲流到下岗，落叶归根
　　爷爷的孩子渐渐成年，却不得不再走离乡的老路。
　　因为成分不好，我的父辈上学、参军、成亲都成了问题。当时的贫协头儿，每天都到村东去睡人家的闺女。这家人成分不好没办法，只好把闺女送到了东北的亲戚家。而成分高的小伙子，往往娶不上般配的媳妇。有的人家只好换亲或者降低标准，乃至远走他乡。
　　大姑生于1937年，体健貌端，说亲的很多。但奶奶孩子多，置办不起嫁妆，也不愿意孩子继续在成分的重压下挣扎，就托哈尔滨妯娌们帮着找个婆家。大姑夫在辽宁省科学院工作，人很厚道，不在意嫁妆和成分。大姑到了婆婆家，立刻把奶奶给她置办的新衣服，包括一双杏黄色的袜子，全都寄回来给上学的二姑。三姑温柔灵秀，被当权派的儿子相中。因为家里常常被当权派克扣、勒索、为难，三姑不愿意，又不敢明确反对，就一直拖着，不肯登记，直到那家的儿子主动提出散伙儿。因为年龄大了，还是她的舅母介绍了自己的娘家侄子。我的三姑夫是家中长子，有7个弟妹。因为家贫，在60年代离开饥荒的山东，到东北亲戚家找活路。他有木匠的手艺，在各个伐木场里如鱼得水，后来就在东北参加工作。到了70年代，我的两个叔叔因为成分问题也没有出路，一样到东北去投奔自己的叔叔和表亲。
　　那时候的东北，对成分不敏感，土地广阔而肥沃，只要有力气有技术，都可以吃饱饭。我的三叔，就是凭借自己的聪明和技术，在东北就业，还娶到了国家干部的女儿做了我的三婶。他们每年回家过年，都意味着我会拥有洋气的新衣，美味的酒心巧克力，正宗的哈尔滨红肠。而他们的同龄人，留在村里，很多人因为家贫或成分问题打了一辈子光棍。
　　改革开放后，我的叔叔姑姑们开始做生意。当他们穿着皮衣、戴着钻饰、开着汽车回乡过年时，我仿佛看到了四老爷爷们当年的风光。
　　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90年代，我的叔叔姑姑接连结束了在哈尔滨的生意，相继在济南买房、经商。当时，二姑在济南汽总工作、二姑夫在省科学院工作。我还以为是他们想离老家近一些，靠二姑帮衬关系做生意，完全没有意识到东北的变化。
　　直到有一年，邻村的老太太在我奶奶面前哭了起来。她的女儿也是文革期间嫁到哈尔滨。隔了数年回家过年，女儿穿的居然是同一件旧大衣。她才知道女儿女婿下岗多年，在学校门口摆摊为生。
　　1995年春节，我去哈尔滨，机缘巧合到了一同乡家里。女主人是60年代嫁到东北的。下岗后，她每天拎着一个炉子，在零下几十度的寒风里洗车。
　　去年暑期，我在老家集上见到了穿旧大衣回乡的那对夫妇。听说他们把哈尔滨的房子卖了，举家搬回莱州。男的看大门，女的在镇上的馒头坊打工，每月收入数千元，很是满足。
　　我奶奶儿孙，没有一个留在东北。有的去了美国、有的去了欧洲，有的去了上海，有的去了天津，有的留在山东。我们这一代，也没有一个留在老家村里。但我们“闯关东”的目的地，已经不是山海关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