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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民的家族史,最早都是口述史。往往是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或者他们转述的老辈人的故事。
作为曾经闯关东的“留守人士”,我奶奶的讲述,碎片、家常,却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和价值判断。在男性的磨难和发迹之外,她还看到了其他群体的挣扎与苦涩。
四老爷爷的矿、铁路,四老奶奶的十个金戒指
在整个家族里,我的四老爷爷常常被提起。
我们家是典型的耕读世家。有点田,教点书,殷实有望,子弟以成为“邑庠生”为荣。我的老爷爷,就是这样承祖业,在村里授课教徒。家族的“书房”,在村外,临近田野和磨坊,前面是一大片杏林。想来,祖上也颇志在“杏坛”。这样的家庭,遵从古礼,好多代不分家。我奶奶生于1919年,18岁结婚时,她发现自己居然有三代婆婆。这样的家庭,坏处是自由度太小,好处是家庭资产集中,可以合并经营。我的老爷爷教书为业,但他的四族弟,却头脑灵活,把家里的染坊、茶叶店经营得风生水起。
据记载,莱州(掖县)籍知名人士张宗昌是1899年闯关东的。因为胶东连年受灾,他只好到东北讨生活。那几年,莱州(掖县)周边,闯关东是很普遍的事情。为了攒路费,张宗昌还卖了田,并在龙口港扛了3个月的大包。他到东北后,先在矿上、铁路上卖苦力,后渐渐发达,辗转到了海参崴。海参崴华商很多,还成立了华商公会,尤以山东人居多。他在华商公会担任职务,因为性格豪爽,聚集了一批登莱子弟,渐成气候。
而我四老爷爷是随着自家买卖的拓展到了东北。最发达的时候,他和同乡合伙买矿,拥有了一段铁路的股份。中年丧偶后,回乡续娶。成亲日,新媳妇盘腿坐在炕上,俗称“坐富贵”,人人都看到了她腕上沉甸甸的金手镯和十个大金戒指。婚后不久,四老爷爷就回到东北照顾自己的生意。某天夜里,“胡子们”用铡刀片劈开了他家的实木窗板,逼着四老奶奶从猪圈里挖出了自己的珍藏。
胡子们没什么文化,没要铁路的股权书。四老爷爷在解放后不久去世,他的小媳妇改嫁老贫农,儿子也改姓了刘,还是被成分问题阻挡了前途。毕竟,在缺乏娱乐的乡村,大婚日的金光闪闪和胡子上门的恐怖早就被乡人所熟知。因为这个原因,儿孙多年对四老爷爷的辉煌讳莫如深,年底供奉的先人,都是刘氏宗亲。前几年,听说他的长子翻盖房子,从顶棚里找到了铁路的股权书。于是,他家的金镯子、金戒指又被乡人热议了一番。
哈尔滨的二房太太,藏在火烧里的大洋
我爷爷很小的时候,老爷爷就去世了。老爷爷亲弟兄4个,两位无子女。长辈中,无子女者也不乏其人。这些长辈和我四老爷爷一起,都在东北或他乡经营家族买卖,每年春节能回家一次就很不错了。这些女性长辈们,常年见不到自己的丈夫,自然不可能生出孩子。所以,我翻阅家谱的时候,经常发现过继的字眼。我老爷爷教书,不曾离乡,一口气生了6个儿子,活了5个。他的儿子,被过继给弟兄们当儿子,也被过继给族中长辈做孙子。这些孤独了半生甚至一生的女性,把活泼的孩童看做是下半生的依靠,自然不肯约束。我爷爷就这样被几代女性们惯得不知稼穑之艰。到他十六岁左右,在长辈的安排下,也加入了闯关东的行列。自然,他们弟兄五人,都先后到了东北。
我爷爷这一代,干得最出色的是我的二爷爷。他写得一笔好字,精通算学。在兄弟们中,他应该是继承学堂的最好人选。但他出生于1913年,即便不是老爷爷英年早逝,到他成年,也不再有私人书塾的空间。他在哈尔滨的高级饭店做账房,东家实力雄厚,还是北京五星啤酒的创始人。二爷爷娶了两个老婆。他曾跟着东家,揣着细软、带着小妾,乘船去台湾。不想船早已被共产党控制。他们在天津下船,细软上交。二爷爷在公私合营后继续做账,但政府只允许他保留一个妻子,他遵从传统,选择和发妻留在北京,让小妾去了天津。等到发妻去世,他立刻离开北京,去天津重新和小妾生活在一起。
我奶奶的大哥则把发妻抛在老家,在哈尔滨新娶了有文化的太太。他头脑灵活,在盐务部门担任一定的职务,很少回家。有一年,因为老人生病,舅爷爷才回乡探望。舅奶奶日夜看着他,不想让他回东北了。在她看来,家境殷实,又不是没有活路,何必背井离乡。但她显然不了解舅爷爷的心理。那个年代,没活路的去东北找活路,有活路的去东北盼发迹。
有一天,舅爷爷假托看望表兄弟,从码头坐船离乡。在东北,他的第二房太太即将临产,已经来信催促。舅奶奶明白了自己的命运,把眼睛都哭坏了。她跟公婆提出回娘门。公婆象征性地要了她一块大洋的娘门费。不久,她改嫁了一个种瓜的,据说生计窘迫,待她也平平。
或许是这些女性的命运让奶奶警醒。在他们婚后,爷爷有6年没有回老家,也没有捎钱。或许是战乱的原因吧,但他在东北的荒唐渐渐传到老家。奶奶和幼小的大姑在大家庭里讨生活。婆婆们偏心生了儿子的妯娌,奶奶频繁地回娘家。终于,奶奶的三哥去了一趟东北,把我的爷爷找了回来。1943年,我的二姑出世,和大姑相差了6岁。爷爷是個不过日子的人,回来后对奶奶的嫁妆和积蓄各种挥霍。奶奶虽然不满,却觉得日子是有“展头”的,因为她有了四儿三女。
有一次烙火烧,她跟我讲,邻村人约好一起闯关东。有人起了歹意,在邻居上门约他时杀了对方,却没找到盘缠。她笑着揭开了谜底:那家的女人聪明啊,把大洋藏在了每个火烧里。那个年代出门的人,只能随身携带干硬的火烧。我从她的语气里,读到了她自以为的幸运。
父辈们,从盲流到下岗,落叶归根
爷爷的孩子渐渐成年,却不得不再走离乡的老路。
因为成分不好,我的父辈上学、参军、成亲都成了问题。当时的贫协头儿,每天都到村东去睡人家的闺女。这家人成分不好没办法,只好把闺女送到了东北的亲戚家。而成分高的小伙子,往往娶不上般配的媳妇。有的人家只好换亲或者降低标准,乃至远走他乡。
大姑生于1937年,体健貌端,说亲的很多。但奶奶孩子多,置办不起嫁妆,也不愿意孩子继续在成分的重压下挣扎,就托哈尔滨妯娌们帮着找个婆家。大姑夫在辽宁省科学院工作,人很厚道,不在意嫁妆和成分。大姑到了婆婆家,立刻把奶奶给她置办的新衣服,包括一双杏黄色的袜子,全都寄回来给上学的二姑。三姑温柔灵秀,被当权派的儿子相中。因为家里常常被当权派克扣、勒索、为难,三姑不愿意,又不敢明确反对,就一直拖着,不肯登记,直到那家的儿子主动提出散伙儿。因为年龄大了,还是她的舅母介绍了自己的娘家侄子。我的三姑夫是家中长子,有7个弟妹。因为家贫,在60年代离开饥荒的山东,到东北亲戚家找活路。他有木匠的手艺,在各个伐木场里如鱼得水,后来就在东北参加工作。到了70年代,我的两个叔叔因为成分问题也没有出路,一样到东北去投奔自己的叔叔和表亲。
那时候的东北,对成分不敏感,土地广阔而肥沃,只要有力气有技术,都可以吃饱饭。我的三叔,就是凭借自己的聪明和技术,在东北就业,还娶到了国家干部的女儿做了我的三婶。他们每年回家过年,都意味着我会拥有洋气的新衣,美味的酒心巧克力,正宗的哈尔滨红肠。而他们的同龄人,留在村里,很多人因为家贫或成分问题打了一辈子光棍。
改革开放后,我的叔叔姑姑们开始做生意。当他们穿着皮衣、戴着钻饰、开着汽车回乡过年时,我仿佛看到了四老爷爷们当年的风光。
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90年代,我的叔叔姑姑接连结束了在哈尔滨的生意,相继在济南买房、经商。当时,二姑在济南汽总工作、二姑夫在省科学院工作。我还以为是他们想离老家近一些,靠二姑帮衬关系做生意,完全没有意识到东北的变化。
直到有一年,邻村的老太太在我奶奶面前哭了起来。她的女儿也是文革期间嫁到哈尔滨。隔了数年回家过年,女儿穿的居然是同一件旧大衣。她才知道女儿女婿下岗多年,在学校门口摆摊为生。
1995年春节,我去哈尔滨,机缘巧合到了一同乡家里。女主人是60年代嫁到东北的。下岗后,她每天拎着一个炉子,在零下几十度的寒风里洗车。
去年暑期,我在老家集上见到了穿旧大衣回乡的那对夫妇。听说他们把哈尔滨的房子卖了,举家搬回莱州。男的看大门,女的在镇上的馒头坊打工,每月收入数千元,很是满足。
我奶奶儿孙,没有一个留在东北。有的去了美国、有的去了欧洲,有的去了上海,有的去了天津,有的留在山东。我们这一代,也没有一个留在老家村里。但我们“闯关东”的目的地,已经不是山海关外了。
作为曾经闯关东的“留守人士”,我奶奶的讲述,碎片、家常,却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和价值判断。在男性的磨难和发迹之外,她还看到了其他群体的挣扎与苦涩。
四老爷爷的矿、铁路,四老奶奶的十个金戒指
在整个家族里,我的四老爷爷常常被提起。
我们家是典型的耕读世家。有点田,教点书,殷实有望,子弟以成为“邑庠生”为荣。我的老爷爷,就是这样承祖业,在村里授课教徒。家族的“书房”,在村外,临近田野和磨坊,前面是一大片杏林。想来,祖上也颇志在“杏坛”。这样的家庭,遵从古礼,好多代不分家。我奶奶生于1919年,18岁结婚时,她发现自己居然有三代婆婆。这样的家庭,坏处是自由度太小,好处是家庭资产集中,可以合并经营。我的老爷爷教书为业,但他的四族弟,却头脑灵活,把家里的染坊、茶叶店经营得风生水起。
据记载,莱州(掖县)籍知名人士张宗昌是1899年闯关东的。因为胶东连年受灾,他只好到东北讨生活。那几年,莱州(掖县)周边,闯关东是很普遍的事情。为了攒路费,张宗昌还卖了田,并在龙口港扛了3个月的大包。他到东北后,先在矿上、铁路上卖苦力,后渐渐发达,辗转到了海参崴。海参崴华商很多,还成立了华商公会,尤以山东人居多。他在华商公会担任职务,因为性格豪爽,聚集了一批登莱子弟,渐成气候。
而我四老爷爷是随着自家买卖的拓展到了东北。最发达的时候,他和同乡合伙买矿,拥有了一段铁路的股份。中年丧偶后,回乡续娶。成亲日,新媳妇盘腿坐在炕上,俗称“坐富贵”,人人都看到了她腕上沉甸甸的金手镯和十个大金戒指。婚后不久,四老爷爷就回到东北照顾自己的生意。某天夜里,“胡子们”用铡刀片劈开了他家的实木窗板,逼着四老奶奶从猪圈里挖出了自己的珍藏。
胡子们没什么文化,没要铁路的股权书。四老爷爷在解放后不久去世,他的小媳妇改嫁老贫农,儿子也改姓了刘,还是被成分问题阻挡了前途。毕竟,在缺乏娱乐的乡村,大婚日的金光闪闪和胡子上门的恐怖早就被乡人所熟知。因为这个原因,儿孙多年对四老爷爷的辉煌讳莫如深,年底供奉的先人,都是刘氏宗亲。前几年,听说他的长子翻盖房子,从顶棚里找到了铁路的股权书。于是,他家的金镯子、金戒指又被乡人热议了一番。
哈尔滨的二房太太,藏在火烧里的大洋
我爷爷很小的时候,老爷爷就去世了。老爷爷亲弟兄4个,两位无子女。长辈中,无子女者也不乏其人。这些长辈和我四老爷爷一起,都在东北或他乡经营家族买卖,每年春节能回家一次就很不错了。这些女性长辈们,常年见不到自己的丈夫,自然不可能生出孩子。所以,我翻阅家谱的时候,经常发现过继的字眼。我老爷爷教书,不曾离乡,一口气生了6个儿子,活了5个。他的儿子,被过继给弟兄们当儿子,也被过继给族中长辈做孙子。这些孤独了半生甚至一生的女性,把活泼的孩童看做是下半生的依靠,自然不肯约束。我爷爷就这样被几代女性们惯得不知稼穑之艰。到他十六岁左右,在长辈的安排下,也加入了闯关东的行列。自然,他们弟兄五人,都先后到了东北。
我爷爷这一代,干得最出色的是我的二爷爷。他写得一笔好字,精通算学。在兄弟们中,他应该是继承学堂的最好人选。但他出生于1913年,即便不是老爷爷英年早逝,到他成年,也不再有私人书塾的空间。他在哈尔滨的高级饭店做账房,东家实力雄厚,还是北京五星啤酒的创始人。二爷爷娶了两个老婆。他曾跟着东家,揣着细软、带着小妾,乘船去台湾。不想船早已被共产党控制。他们在天津下船,细软上交。二爷爷在公私合营后继续做账,但政府只允许他保留一个妻子,他遵从传统,选择和发妻留在北京,让小妾去了天津。等到发妻去世,他立刻离开北京,去天津重新和小妾生活在一起。
我奶奶的大哥则把发妻抛在老家,在哈尔滨新娶了有文化的太太。他头脑灵活,在盐务部门担任一定的职务,很少回家。有一年,因为老人生病,舅爷爷才回乡探望。舅奶奶日夜看着他,不想让他回东北了。在她看来,家境殷实,又不是没有活路,何必背井离乡。但她显然不了解舅爷爷的心理。那个年代,没活路的去东北找活路,有活路的去东北盼发迹。
有一天,舅爷爷假托看望表兄弟,从码头坐船离乡。在东北,他的第二房太太即将临产,已经来信催促。舅奶奶明白了自己的命运,把眼睛都哭坏了。她跟公婆提出回娘门。公婆象征性地要了她一块大洋的娘门费。不久,她改嫁了一个种瓜的,据说生计窘迫,待她也平平。
或许是这些女性的命运让奶奶警醒。在他们婚后,爷爷有6年没有回老家,也没有捎钱。或许是战乱的原因吧,但他在东北的荒唐渐渐传到老家。奶奶和幼小的大姑在大家庭里讨生活。婆婆们偏心生了儿子的妯娌,奶奶频繁地回娘家。终于,奶奶的三哥去了一趟东北,把我的爷爷找了回来。1943年,我的二姑出世,和大姑相差了6岁。爷爷是個不过日子的人,回来后对奶奶的嫁妆和积蓄各种挥霍。奶奶虽然不满,却觉得日子是有“展头”的,因为她有了四儿三女。
有一次烙火烧,她跟我讲,邻村人约好一起闯关东。有人起了歹意,在邻居上门约他时杀了对方,却没找到盘缠。她笑着揭开了谜底:那家的女人聪明啊,把大洋藏在了每个火烧里。那个年代出门的人,只能随身携带干硬的火烧。我从她的语气里,读到了她自以为的幸运。
父辈们,从盲流到下岗,落叶归根
爷爷的孩子渐渐成年,却不得不再走离乡的老路。
因为成分不好,我的父辈上学、参军、成亲都成了问题。当时的贫协头儿,每天都到村东去睡人家的闺女。这家人成分不好没办法,只好把闺女送到了东北的亲戚家。而成分高的小伙子,往往娶不上般配的媳妇。有的人家只好换亲或者降低标准,乃至远走他乡。
大姑生于1937年,体健貌端,说亲的很多。但奶奶孩子多,置办不起嫁妆,也不愿意孩子继续在成分的重压下挣扎,就托哈尔滨妯娌们帮着找个婆家。大姑夫在辽宁省科学院工作,人很厚道,不在意嫁妆和成分。大姑到了婆婆家,立刻把奶奶给她置办的新衣服,包括一双杏黄色的袜子,全都寄回来给上学的二姑。三姑温柔灵秀,被当权派的儿子相中。因为家里常常被当权派克扣、勒索、为难,三姑不愿意,又不敢明确反对,就一直拖着,不肯登记,直到那家的儿子主动提出散伙儿。因为年龄大了,还是她的舅母介绍了自己的娘家侄子。我的三姑夫是家中长子,有7个弟妹。因为家贫,在60年代离开饥荒的山东,到东北亲戚家找活路。他有木匠的手艺,在各个伐木场里如鱼得水,后来就在东北参加工作。到了70年代,我的两个叔叔因为成分问题也没有出路,一样到东北去投奔自己的叔叔和表亲。
那时候的东北,对成分不敏感,土地广阔而肥沃,只要有力气有技术,都可以吃饱饭。我的三叔,就是凭借自己的聪明和技术,在东北就业,还娶到了国家干部的女儿做了我的三婶。他们每年回家过年,都意味着我会拥有洋气的新衣,美味的酒心巧克力,正宗的哈尔滨红肠。而他们的同龄人,留在村里,很多人因为家贫或成分问题打了一辈子光棍。
改革开放后,我的叔叔姑姑们开始做生意。当他们穿着皮衣、戴着钻饰、开着汽车回乡过年时,我仿佛看到了四老爷爷们当年的风光。
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90年代,我的叔叔姑姑接连结束了在哈尔滨的生意,相继在济南买房、经商。当时,二姑在济南汽总工作、二姑夫在省科学院工作。我还以为是他们想离老家近一些,靠二姑帮衬关系做生意,完全没有意识到东北的变化。
直到有一年,邻村的老太太在我奶奶面前哭了起来。她的女儿也是文革期间嫁到哈尔滨。隔了数年回家过年,女儿穿的居然是同一件旧大衣。她才知道女儿女婿下岗多年,在学校门口摆摊为生。
1995年春节,我去哈尔滨,机缘巧合到了一同乡家里。女主人是60年代嫁到东北的。下岗后,她每天拎着一个炉子,在零下几十度的寒风里洗车。
去年暑期,我在老家集上见到了穿旧大衣回乡的那对夫妇。听说他们把哈尔滨的房子卖了,举家搬回莱州。男的看大门,女的在镇上的馒头坊打工,每月收入数千元,很是满足。
我奶奶儿孙,没有一个留在东北。有的去了美国、有的去了欧洲,有的去了上海,有的去了天津,有的留在山东。我们这一代,也没有一个留在老家村里。但我们“闯关东”的目的地,已经不是山海关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