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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1992年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至今，我国经历了“八五计划”、“九五计划”和“十五计划”。在这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央政府一直坚持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认真总结一下其中的经验或教训，对于搞好“十一五”期间的宏观调控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五年计划 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1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5)06-0036-03
[作者简介]王振中(1952－)，山西平定人，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研究领域为政治经济学、转型经济学。
自1992年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至今，我国经历了三个“五年计划”，即1991-1995年的“八五计划”、1996-2000年的“九五计划”和2001-2005年的“十五计划”。在这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央政府一直坚持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从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在上面这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中央政府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时具有各自的特殊背景，因此政府干预的手段以及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各异。因此，认真总结一下其中的经验或教训，对于搞好“十一五”期间的宏观调控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政府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施宏观调控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同。
在“八五计划”期间，我国第一次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1992年高达14．2％这是自1978年以来的第二个增长高峰，仅次于1984年15．2％的增长速度。但与此同时，物价上涨也很猛，与1992年相比，1993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14．了％，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上涨24％，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上涨26．6％，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上涨35．1％。这不仅是1949年以来物价上涨的最高峰，而且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个物价上涨的高峰(刘树成，2005)。因此，1993年6月中央政府采取了16条措施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主要是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进而治理通货膨胀，解决经济发展“过乱”的现象，目的是实行经济“软着陆”。
在“九五计划”期间，亚洲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各国普遍呈现明显的通货紧缩现象，我国也不例外。此期间与“八五计划”期间完全不同的是，物价出现了负增长的格局。1997年首先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出现负增长，为-0．3％。1998年则各种指数全面出现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0.8％，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2．6％，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为-4．1％，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为-0．2％，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为-4．2％。1999年不仅依然是全面负增长，而且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又继续下跌0．6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又继续下跌0．4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又继续下跌0．2个百分点。显然，此时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就是抑制通货紧缩，解决经济发展“过冷”的现象，目的是抗击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风险。
在“十五计划”期间，我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不断处于上升趋势。各种物价指数也都逐步趋于正常。2002年除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为正增长0．2％外，其他价格指数仍处于负增长态势。但2003年情况逐步发生了变化，除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0.1％外，其他各种价格指数都处于正增长。这显然预示着我国经济又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在此期间，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目的是要在经济速度不减慢的情况下，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农业要出现重大转机，保证13亿人的生计，为此就要对土地加强调控；二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要降下来，为此就要对高耗能和污染的企业进行治理，就要对房地产进行调控；三是影响经济生活的不健康因素要得到缓解，为此就要对煤、电、油的运输等进行调控。此时，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就是要解决经济发展“过热”的问题，目的是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保证经济稳定发展。
总之，从1992年以来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脉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13年的时间里宏观调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经历了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即从解决经济发展“过乱”的阶段，延伸到解决经济发展“过冷”的阶段，再转变为解决经济发展“过热”的阶段。这种独特的现象反映了中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的复杂性。
第二，政府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施宏观调控时所运用的财政货币手段不同。
在“八五计划”期间，政府宏观调控所实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概括为“全面紧缩”，即中央政府对投资和消费进行了全面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在财政政策上最大的变动就是1994年实行了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度，实践证明，这种制度的实施仍存在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特别是如果不采取有利措施扭转各级地方政府财力不足的状况，就很难使地方政府发挥公共服务职能。在货币政策方面，货币供应量增速开始明显下降，例如，M2增速，1993年为37．3％，1994年为34．5％，1995年为29．5％。在此期间，由于政府采取了非常严厉的金融措施，所以我国的货币存贷款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即从1995年开始，发生存贷差现象，1995年规模为3324．2亿元。
在“九五计划”期间，政府宏观调控所实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概括为“积极稳健”。即为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适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此背景下，国家发行了大量的长期建设国债，1998年为1000亿元，1999年为1100亿元，2000年为1500亿元。与此同时，中央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上升，从1997年的0．8％，上升到1998年的1．2％，1999年的2．2％，2000年的2．9％。尽管在此阶段，中央政府一再强调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但货币供应量增速仍然继续明显下降，例如，M2增速，1996年为25．3％，1997年为19．6％，1998年为14．8％，1999年为14．7％，2000年为12．3％。与此相伴生的现象就是，我国的货币存贷差现象逐步严重，]996年上升到7418．4亿元，1997年为7476．2亿元，1998年为9173．8亿元，1999年为15044．6亿元，2000年为24433．3亿元。也就是说，在五年期间，货币存贷差的规模增加了2倍多。显然，这些指标告诉我们，M2的实际运行状况很难说是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样的货币政策也很难起到“反通缩”的功能。
在“十五计划”期间，国家干预所实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概括为“双稳健”。即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虽然继续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但发行规模则呈现下降趋势，各年的 国债发行规模分别为，2001年为1500亿元，2002年1500亿元，2003年为1400亿元，2004年为1100亿元，2005年为800亿元。与此同时，中央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下降，从2001年的2．下％，2002年的2．9％，下降到2003年的2．7％，2004年的2．3％，2005年的2．0％。在此阶段，货币供应量增速基本稳定，例如，M：增速，2001年为17．6％，2002年为17.3％，2003年为19．6％，2004年为14．9％。但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是，我国的货币存贷差现象则更加严重，2001年为31302．5亿元。这一存贷差规模已经超过了1993年全年的贷款量。2002年为39623．5亿元，2003年为49259．4亿元，2004年为63161．6亿元。2004年的这一存贷差规模不但已经超过了1996年全年的贷款量，而且也已经大大超过了当年我们所实际利用的外资总规模，例如2004年我国总共利用外资640．7亿美元(其中包括606．3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34．4亿美元的外商其他投资)，按照当年的人民币汇率1美元＝8．27元人民币计算，大约合5300亿元人民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资金利用效率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总之，从政府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施宏观调控时所运用的财政货币手段来看，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是相当多的。例如，在反通缩阶段，我们在货币手段的运用上面，为什么恰恰是偏离了“适度从紧”的预定轨道，而是走上了一条“不断从紧”的不归路，这符合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需求和发展规律吗?
第三，政府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施宏观调控所取得的效果不同。
在“八五计划”期间，经过国家的宏观调控，经济基本实现了“软着陆”的目标。突出在体现在三个正面效果方面：一是有力地制止了通货膨胀。我们看到在此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按照中央的预定部署逐年缓慢下降，1993年降到13．52％，1994年降到12．6％，1995年降到10．5％。与此同时，物价上涨的趋势迅速得到控制，1994年除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继续上涨达到24％外，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下降到19．5％，回落了3．5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下降到10．4％，回落了16．2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下降到18．2％，回落了16．9个百分点。经过1995年的价格滞后反映期，1996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8．3％，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上涨2．9％，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上涨4％，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上涨3．9％，这些数据说明，政府经过宏观调控基本达到了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得到了有效的矫正。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1993年的61．8％，下降到1994年为30．4％，1995年为17．5％，从而大大地缓解了经济生活中的紧张因素。三是人民收入水平提高较快。例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92年的2287元上升到1995年的4854元，提高了112．2％。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2年的2026．6元提高到1995年的4283元，提高了111．3％；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992年的921．6元，提高到1995年的1577．7元，提高了了1．2％。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经过这一周期的宏观调控，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突出的是加重了我国的失业状况，我国失业率逐年提高，1992年至1995年分别为：2．3％、2．6％、2．8％、2．9％。
在“九五计划”期间，国家宏观调控也在三个方面取得了正面效果：一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避免了经济衰退和大起大落，经济增长始终保持在7％～9％的增长区间，1997年为8．8％，1998年为7．8％，1999年为7.1％，2000年为8％。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在此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并非“一花独秀”，但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态势的确是“一花独秀”。二是虽然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民的收入水平增长趋势减缓，但仍然保持了增长的态势。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96年的人均5576元上升到2000年的7086元，提高了27.1％；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6年的4838．9元提高到2000年的6280元，提高了29．8％；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996年的1926．1元，提高到2000年的2253．4元，提高了17％。三是我国失业状况基本没有继续恶化，在此阶段，我国的失业率基本稳定在3．1％的水平上。
但是我们同样也要看到，经过这一周期的宏观调控，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突出的是在此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低水平的层次上面波动幅度较大，1996年为14．8％，1997年为8.8％，1998年为13．9％，1999年为5．1％，2000年为10．3％。这种状况可以概括为投资萎缩。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因为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固然可以有效地遏制通货膨胀，但在“反通缩”阶段如果只知道一味地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也会事与愿违。甚至可以肯定地说，1993年61．8％的过高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对国民经济发展是有害的，但是1999年5．1％的过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对国民经济发展同样是无益的。这个教训我们不能忘记。
在“十五计划”期间，国家宏观调控后取得的明显正面效果，其一，是在我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处于不断上升趋势。2001年为7．3％，2002年为8．3％，2003年为9．5％，2004年为9．5％，2005年预计又将超过9％。其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向正常区间迅速恢复，2001年为13％，2002年为16．9％，2003年为27．7％，2004年为25．8％。其三，是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民收入水平较平稳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年的7651元上升到2004年的10561元，提高了38％。同“九五计划”期间相比，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提高幅度都在继续上升。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1年的6859．6元提高到2004年的9421．6元，提高了37．3％，比“九五”时期的增长幅度高出7．5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2001年的2366．4元，提高到2004年的2936．4元，捉高了24．1％，比“九五”时期的增长幅度高出7．1个百分点。
但是我们看到，经过这一周期的宏观调控，如同“八五计划”期间一样也产生了同样的负面效果，就是加重了我国的失业状况，我国失业率达到新的高度，开始突破4％的界限，2002年为4％，2003年为4．3％，2004年为4．2％。
第四，政府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施宏观调控时所倡导的发展理念不同。
回顾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出，自1992年以来，宏观调控一直是中央政府考虑的重点。但是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行宏观调控的发展理念是有所不同的。
在“八五计划”期间，自从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突出的理念就是“发展是硬道理”。但遗憾的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各级政府更多的是强调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在此背景下，1993年6月实行全面紧缩的调控措施后不久，江泽民就在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时提出过中国经济发展应该注意研究解决四个问题，例如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如何有效地防止“苍蝇蚊子”进来；如何搞好国有企业；如何解决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问题；如何搞好宏观调控等等，其中特别指出，宏观调控只能采取点刹车，而不能急刹车。
在“九五计划”期间，中央强调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力求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在“十五计划”期间，中央政府强调了“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发展中实现“5个统筹”：即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正是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近三年来我国不仅经济增长率连续稳定超过9％，而且社会和谐程度也不断提高。
总之，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本领虽然在不断成熟，但同时也存在着相当多的遗憾之处。因此，在“十一五”期间，只有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健全国家宏观调控体系，才能保持经济较快稳定增长。
(收稿日期：2005-11-2 责任编辑：张书启)
[关键词]五年计划 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1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5)06-0036-03
[作者简介]王振中(1952－)，山西平定人，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研究领域为政治经济学、转型经济学。
自1992年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至今，我国经历了三个“五年计划”，即1991-1995年的“八五计划”、1996-2000年的“九五计划”和2001-2005年的“十五计划”。在这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央政府一直坚持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从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在上面这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中央政府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时具有各自的特殊背景，因此政府干预的手段以及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各异。因此，认真总结一下其中的经验或教训，对于搞好“十一五”期间的宏观调控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政府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施宏观调控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同。
在“八五计划”期间，我国第一次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1992年高达14．2％这是自1978年以来的第二个增长高峰，仅次于1984年15．2％的增长速度。但与此同时，物价上涨也很猛，与1992年相比，1993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14．了％，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上涨24％，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上涨26．6％，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上涨35．1％。这不仅是1949年以来物价上涨的最高峰，而且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个物价上涨的高峰(刘树成，2005)。因此，1993年6月中央政府采取了16条措施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主要是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进而治理通货膨胀，解决经济发展“过乱”的现象，目的是实行经济“软着陆”。
在“九五计划”期间，亚洲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各国普遍呈现明显的通货紧缩现象，我国也不例外。此期间与“八五计划”期间完全不同的是，物价出现了负增长的格局。1997年首先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出现负增长，为-0．3％。1998年则各种指数全面出现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0.8％，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2．6％，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为-4．1％，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为-0．2％，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为-4．2％。1999年不仅依然是全面负增长，而且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又继续下跌0．6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又继续下跌0．4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又继续下跌0．2个百分点。显然，此时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就是抑制通货紧缩，解决经济发展“过冷”的现象，目的是抗击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风险。
在“十五计划”期间，我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不断处于上升趋势。各种物价指数也都逐步趋于正常。2002年除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为正增长0．2％外，其他价格指数仍处于负增长态势。但2003年情况逐步发生了变化，除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0.1％外，其他各种价格指数都处于正增长。这显然预示着我国经济又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在此期间，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目的是要在经济速度不减慢的情况下，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农业要出现重大转机，保证13亿人的生计，为此就要对土地加强调控；二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要降下来，为此就要对高耗能和污染的企业进行治理，就要对房地产进行调控；三是影响经济生活的不健康因素要得到缓解，为此就要对煤、电、油的运输等进行调控。此时，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就是要解决经济发展“过热”的问题，目的是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保证经济稳定发展。
总之，从1992年以来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脉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13年的时间里宏观调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经历了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即从解决经济发展“过乱”的阶段，延伸到解决经济发展“过冷”的阶段，再转变为解决经济发展“过热”的阶段。这种独特的现象反映了中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的复杂性。
第二，政府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施宏观调控时所运用的财政货币手段不同。
在“八五计划”期间，政府宏观调控所实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概括为“全面紧缩”，即中央政府对投资和消费进行了全面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在财政政策上最大的变动就是1994年实行了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度，实践证明，这种制度的实施仍存在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特别是如果不采取有利措施扭转各级地方政府财力不足的状况，就很难使地方政府发挥公共服务职能。在货币政策方面，货币供应量增速开始明显下降，例如，M2增速，1993年为37．3％，1994年为34．5％，1995年为29．5％。在此期间，由于政府采取了非常严厉的金融措施，所以我国的货币存贷款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即从1995年开始，发生存贷差现象，1995年规模为3324．2亿元。
在“九五计划”期间，政府宏观调控所实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概括为“积极稳健”。即为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适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此背景下，国家发行了大量的长期建设国债，1998年为1000亿元，1999年为1100亿元，2000年为1500亿元。与此同时，中央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上升，从1997年的0．8％，上升到1998年的1．2％，1999年的2．2％，2000年的2．9％。尽管在此阶段，中央政府一再强调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但货币供应量增速仍然继续明显下降，例如，M2增速，1996年为25．3％，1997年为19．6％，1998年为14．8％，1999年为14．7％，2000年为12．3％。与此相伴生的现象就是，我国的货币存贷差现象逐步严重，]996年上升到7418．4亿元，1997年为7476．2亿元，1998年为9173．8亿元，1999年为15044．6亿元，2000年为24433．3亿元。也就是说，在五年期间，货币存贷差的规模增加了2倍多。显然，这些指标告诉我们，M2的实际运行状况很难说是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样的货币政策也很难起到“反通缩”的功能。
在“十五计划”期间，国家干预所实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概括为“双稳健”。即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虽然继续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但发行规模则呈现下降趋势，各年的 国债发行规模分别为，2001年为1500亿元，2002年1500亿元，2003年为1400亿元，2004年为1100亿元，2005年为800亿元。与此同时，中央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下降，从2001年的2．下％，2002年的2．9％，下降到2003年的2．7％，2004年的2．3％，2005年的2．0％。在此阶段，货币供应量增速基本稳定，例如，M：增速，2001年为17．6％，2002年为17.3％，2003年为19．6％，2004年为14．9％。但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是，我国的货币存贷差现象则更加严重，2001年为31302．5亿元。这一存贷差规模已经超过了1993年全年的贷款量。2002年为39623．5亿元，2003年为49259．4亿元，2004年为63161．6亿元。2004年的这一存贷差规模不但已经超过了1996年全年的贷款量，而且也已经大大超过了当年我们所实际利用的外资总规模，例如2004年我国总共利用外资640．7亿美元(其中包括606．3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34．4亿美元的外商其他投资)，按照当年的人民币汇率1美元＝8．27元人民币计算，大约合5300亿元人民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资金利用效率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总之，从政府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施宏观调控时所运用的财政货币手段来看，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是相当多的。例如，在反通缩阶段，我们在货币手段的运用上面，为什么恰恰是偏离了“适度从紧”的预定轨道，而是走上了一条“不断从紧”的不归路，这符合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需求和发展规律吗?
第三，政府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施宏观调控所取得的效果不同。
在“八五计划”期间，经过国家的宏观调控，经济基本实现了“软着陆”的目标。突出在体现在三个正面效果方面：一是有力地制止了通货膨胀。我们看到在此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按照中央的预定部署逐年缓慢下降，1993年降到13．52％，1994年降到12．6％，1995年降到10．5％。与此同时，物价上涨的趋势迅速得到控制，1994年除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继续上涨达到24％外，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下降到19．5％，回落了3．5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下降到10．4％，回落了16．2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下降到18．2％，回落了16．9个百分点。经过1995年的价格滞后反映期，1996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8．3％，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上涨2．9％，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上涨4％，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上涨3．9％，这些数据说明，政府经过宏观调控基本达到了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得到了有效的矫正。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1993年的61．8％，下降到1994年为30．4％，1995年为17．5％，从而大大地缓解了经济生活中的紧张因素。三是人民收入水平提高较快。例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92年的2287元上升到1995年的4854元，提高了112．2％。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2年的2026．6元提高到1995年的4283元，提高了111．3％；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992年的921．6元，提高到1995年的1577．7元，提高了了1．2％。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经过这一周期的宏观调控，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突出的是加重了我国的失业状况，我国失业率逐年提高，1992年至1995年分别为：2．3％、2．6％、2．8％、2．9％。
在“九五计划”期间，国家宏观调控也在三个方面取得了正面效果：一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避免了经济衰退和大起大落，经济增长始终保持在7％～9％的增长区间，1997年为8．8％，1998年为7．8％，1999年为7.1％，2000年为8％。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在此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并非“一花独秀”，但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态势的确是“一花独秀”。二是虽然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民的收入水平增长趋势减缓，但仍然保持了增长的态势。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96年的人均5576元上升到2000年的7086元，提高了27.1％；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6年的4838．9元提高到2000年的6280元，提高了29．8％；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996年的1926．1元，提高到2000年的2253．4元，提高了17％。三是我国失业状况基本没有继续恶化，在此阶段，我国的失业率基本稳定在3．1％的水平上。
但是我们同样也要看到，经过这一周期的宏观调控，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突出的是在此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低水平的层次上面波动幅度较大，1996年为14．8％，1997年为8.8％，1998年为13．9％，1999年为5．1％，2000年为10．3％。这种状况可以概括为投资萎缩。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因为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固然可以有效地遏制通货膨胀，但在“反通缩”阶段如果只知道一味地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也会事与愿违。甚至可以肯定地说，1993年61．8％的过高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对国民经济发展是有害的，但是1999年5．1％的过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对国民经济发展同样是无益的。这个教训我们不能忘记。
在“十五计划”期间，国家宏观调控后取得的明显正面效果，其一，是在我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处于不断上升趋势。2001年为7．3％，2002年为8．3％，2003年为9．5％，2004年为9．5％，2005年预计又将超过9％。其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向正常区间迅速恢复，2001年为13％，2002年为16．9％，2003年为27．7％，2004年为25．8％。其三，是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民收入水平较平稳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年的7651元上升到2004年的10561元，提高了38％。同“九五计划”期间相比，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提高幅度都在继续上升。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1年的6859．6元提高到2004年的9421．6元，提高了37．3％，比“九五”时期的增长幅度高出7．5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2001年的2366．4元，提高到2004年的2936．4元，捉高了24．1％，比“九五”时期的增长幅度高出7．1个百分点。
但是我们看到，经过这一周期的宏观调控，如同“八五计划”期间一样也产生了同样的负面效果，就是加重了我国的失业状况，我国失业率达到新的高度，开始突破4％的界限，2002年为4％，2003年为4．3％，2004年为4．2％。
第四，政府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施宏观调控时所倡导的发展理念不同。
回顾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出，自1992年以来，宏观调控一直是中央政府考虑的重点。但是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行宏观调控的发展理念是有所不同的。
在“八五计划”期间，自从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突出的理念就是“发展是硬道理”。但遗憾的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各级政府更多的是强调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在此背景下，1993年6月实行全面紧缩的调控措施后不久，江泽民就在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时提出过中国经济发展应该注意研究解决四个问题，例如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如何有效地防止“苍蝇蚊子”进来；如何搞好国有企业；如何解决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问题；如何搞好宏观调控等等，其中特别指出，宏观调控只能采取点刹车，而不能急刹车。
在“九五计划”期间，中央强调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力求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在“十五计划”期间，中央政府强调了“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发展中实现“5个统筹”：即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正是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近三年来我国不仅经济增长率连续稳定超过9％，而且社会和谐程度也不断提高。
总之，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本领虽然在不断成熟，但同时也存在着相当多的遗憾之处。因此，在“十一五”期间，只有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健全国家宏观调控体系，才能保持经济较快稳定增长。
(收稿日期：2005-11-2 责任编辑：张书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