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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新军执着于对西部草原、乡村、城市等多维文明形态及其相互渗透与对话、碰撞与冲突之关系，以及它们必然共同面临的艰难现代转型历程的书写。同时，在既真诚质朴又饱含浪漫抒情气质的描叙中，致力于展现由之塑型而成的西部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并探寻隐括其中的人性蕴涵及动向。
[关键词]西部文明；西部文学；王新军小说；乡村文明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18-0055-04
西部文学的存在及其引人瞩目的独特面貌源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来的西部文明的内在丰富与复杂。在一定意义上讲，现代化的动力与方向就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必然后果则是同质化。而在西部，由于现代化程度滞后，从发展阶梯看，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文明并存；从现有形态看，草原、乡村与城市文明共在。这既造成了当代西部文明的丰富内涵与独特面貌，也为当代西部文学发展提供了养料与资源。
作为立足于当代西部的新锐小说家，王新军致力于书写农牧文明的和谐共生与利益冲突，城乡文明的形态对立与矛盾激增，传统文明的艰难转型与阵痛嬗变，以及裹挟其中的西部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而流贯其中的，则是对人性蕴涵的精微探寻，由此，成为当代西部小说家中熠熠生辉的新星。
一、农牧文明与朴素人性的诗意呈现
王新军小说的立足点主要是草原与乡村文明交错并存的河西走廊，并诗意般呈现了孕育其间的健康朴素的人性存在。作者虔诚关爱并深情凝视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真实而又本然的生存状态与命运发展，用诗歌般精炼的语言，表现他们放牧、劳作、生育、死亡等最为平常的生命活动中的自由、爱情、宁静与坦然。“用小说的形式切入原始而纯粹的生命体验，捕捉平淡生活中的人性美，从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的庸常人生中提炼出让世界焕然一新的生命光彩。”①
在草原文明书写中，这种朴素人性的诗意呈现体现为对天、地、人和谐共生的终极思考。在游牧生活的坚守者眼中，草原象征着自由、宽容、神性、执着与永恒，包括天地、山川、河流、草原、牲畜和人在内的一切生命平等相处、和谐共生。这种万物有灵、物我齐一的朴素意识，使万物闪烁着人性的光芒：羊群是迈着款款步子的绅士，敲打出四季；草原和河流是养育万物的漂亮女人，孕育出牧人的天堂；生命的逝去是神灵的召唤，长眠的身体如山脉般寂静；所有的生命在草原上经历着无可预料的险途，共同度过最难熬的枯草季节……
人性的诗意呈现伴随着奇丽的自然风光与鲜明的风情民俗：牧人许三管十几年来与河流、阳光、草滩、羊群为伍，静静享受着与天地本初融通为一的纯粹生活状态，不愿为生计而卖掉羊群（《大草滩》）；在最难熬的枯草季节，牧人将自我与旱滩、山峰、枯草、牲畜视同一体，在不分彼此、平等共存中艰难地相携而行，不放弃希望，镇定地等待着复苏时节（《旱滩》）；与羊群相依为命的玉根老人，在“孝顺”儿子与无法割舍的羊群间犯难。无奈中，他最后一次放羊，羊群却一路向北，冲入飞驰的火车，以生命换取自由（《牧羊老人》）。
以“八个家”为原型的系列作品如一首缓慢悠远而又古老神秘的歌谣，在扑面而来的草原气息中吟唱出西部牧人强韧生命与醇美人性的乐章。在绵延群山的环抱中，在苍莽草原的宁静里，人们不仅忙于搭帐篷、织褐子、焙炒面、盘火炕、转经轮、撵狼群等日常生活，也在朴实而又勇敢、坚韧而又纯粹的行为中展现着人性之应然：牧人包布克因对永恒自由的渴求而甘愿一无所有地在草原上洒脱游荡（《醉汉包布克》）；乌鲁克为证明清白剁掉左手，并担负照顾“情敌”妻子的责任（《八个家》）；当牛嘎达姆死去，小阿吉娜一家为它举行庄严神圣的葬礼（《吉祥的白云》）……在八个家草原上，牧人对自然和生命的感恩与敬畏，对苦难和危机的接受与坦承，对自由和勇敢的崇尚与追求，对信仰和牧神的坚守与崇拜，以及舒展而率真的生活姿态，都闪烁着人性本身的朴素光辉。
在乡村文明书写中，朴素人性的诗意主要体现为西部农民对朴实、仁厚、善良、孝顺等道德理想的固守，以及对千百年来乡村文明约定俗成的不为物欲所诱的行为规范的坚持。这在已然完成市场化转型的当代中国，大概只能出现在正处于现代化不平衡状态下的西部社会和西部文学之中。
王新军的此类作品，“朴实中富含着诗意，平静中包蕴着热烈，将爱情及其他形式的伦理亲情，表现得感人至深，别有一种打动人心的伦理内容和道德力量”。 ②与邱大宝有着“夺妻之恨”的齐双虎，听到邱的呼救，“控制不住自己的腿脚”跑去帮忙。在火车临近的关键时刻，砸断了邱的小腿救了对方（《铁轨上的阳光》）。善良孝顺的根宝相信母亲的“托梦”，在庄稼变绿之际，等待“贵人”到来。为了给“贵人”做一碗长寿面，他在家里揭不开锅的情况下，向邻居借面以招待“贵人”，却被对方误以为要抢他的相机将其打昏（《贵人》）。师范毕业的小香自愿到条件最艰苦的柳湾当民办教师，拒绝了在县城做生意的王虎的利诱和威逼，与贫穷却执着写作的马多一起，扎根柳湾，恪守着教书育人的职责（《民教小香》）。穷苦人家出身的小李辍学后到城里的馒头店打工，她谦逊有礼，勤劳诚实，不卑不亢，并且难能可贵地自学电脑打字技术。到电信公司上班后，也不傲慢自大，而是知恩图报，为馒头店打印价目表（《馒头店》）。
王新军在草原和乡村文明中对朴素人性的诗意呈现，为现代人“灵魂的栖息和对于生命本相的追问保留了可贵的空间，同时也为文学提供了‘美’的生成的资源和环境”。③作家这种对渗透在日常生活中微妙情感和情绪体验的审视，以及使人性美好的正面呈现与小说艺术的抒情表达之间的和谐一致，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鲜而独特的经验。
二、文明痼疾与丑恶人性的暴露揭示
任何对人性的单一和抽象的理解都是荒谬的。人性都有其现实根基，都是具体文明塑造的结果。时至今日，人类尚未出现完美无缺的文明，也就不存在毫无瑕疵的人性。相反，对人性丑恶的暴露与揭示还是人类及其文学进步的标尺。王新军不是单一和抽象的人性论者。他在致力于朴素人性的诗意呈现的同时，也努力冷峻地揭示出现代西部文明培育下人性深处的丑恶。无论草原牧人为了自身利益以破坏自然为代价，还是乡村社会道德积弊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对人性的摧残，抑或城市中人因利益算计而来的自私、残忍与冷漠，王新军都理解其根由的基础上，不无忧虑地直指其给自然、社会与人本身带来的严重后果。 在当下的西部草原，人们无休止地向自然索取，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引发了一系列危机：靠着挖掘、收购、买卖甘草发家致富的甘草滩人永无餍足的欲望，导致昔日绿油油的甘草滩变得风沙肆虐，千疮百孔。最终，洪水袭来，甘草滩成为不毛之地。红玉的丈夫春平因抢救贩卖甘草的积蓄，丧身洪水（《甘草滩》）；林平之让13岁的儿子辍学，随其到砂砾之地挖掘麻黄。为了5角钱1公斤麻黄的收益，他执意将车开往远离众人之处，不顾一切地将这些可以充当药材的植物连根掘出。最终，麻黄滩沙尘蔽日，黄风袭来，父子皆付出了生命代价（《麻黄滩》）；昔日“黄草绿草散满地生长着”的西草滩，由于机械开垦而黄沙漫漫。风沙从柔到强，最后形成沙尘暴，还影响到了千里之外的北京（《吹过村庄的风》）……观念的落后使人们无法平衡现存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也无法理解沙暴、洪水、黄风肆虐与自己贪欲及无休止的开采息息相关。因为贫穷，他们不断加大对自然的索取力度；而人性固有的贪婪和自私，更加速了灾难的降临，最终使充满生机的草原寸草不生，人们也失去了家园。
“乡村文化不仅孕育出了乖戾诡异而又邪恶残暴的封建道德观、价值观及其行为实践，还可能导致人性的缺失、扭曲与变异。”④贫穷、落后、封闭、保守的乡村文明，孕育着自私、贪婪、愚昧、怨羡等积弊，形成集体无意识，以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控制着乡村秩序，规范着村民们的思想言行。而潜藏其下的丑恶人性，则借着道德与风俗掩盖，急剧膨胀，癌化为摧残生命的恶疾与伤害他人的凶器。
寡妇李月兰与光棍举贵的相好，令光棍孙福既羡慕、嫉妒又怨恨。出于报复，他公布了二人私情，往举贵的驴上插木棍，偷听李上厕所，变态地获得猥亵的满足。而李的公公则抱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态，名正言顺地娶了儿媳妇，并希望能传宗接代。这一难以置信的事实却得到了村人的一致认可（《八墩湖》）。为了生儿子，招弟的母亲如生殖工具般不停地生产。随着女儿们一个个被卖掉，她在又生下一个女孩后彻底疯了。但父亲关心的不是妻女，而是在“生不出儿子”的沉重打击下，与大夫同归于尽（《招弟谣》）。母亲死了，父亲重新成家，于大龙自然对继母及其女儿强烈排斥。但就在他受到继母关爱，逐步敞开心扉，一家人其乐融融之际，村民们的风言风语却逼使他和父亲双双喝农药自杀（《饮马滩》）。
此外，因心理失衡而削掉全村树皮的丁方（《树皮面具》），让大灾过后颗粒无收之人表演惊险把戏的村民（《把戏》）、将小小芥蒂上升为仇恨而残害家犬的邻里（《大地上的村庄》）等，以及女性地位的低下和命运的悲惨、毫无根据的猜忌和可怕的流言、变态的怨羡情绪、心狠手辣的纷争、恶意十足的报复等，人性固有之恶与乡村道德积弊的重合，不仅仅摧残了健康合理的人性，也使得乡村成为恶的聚集地，不可能也不配拥有更好的前景与发展空间。
现代以来，城市文明往往与人性堕落如影随形，并成为中外无数作家的写作主题。王新军也不例外。但值得肯定的是，他不仅真实书写了城市文明场域中人性堕落造成的人道灾难，还极力揭示其中的复杂原因。对此，王新军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城乡之间的巨大落差，“使许多‘社会人’的灵魂产生裂变，这时候人们的心灵如同整个社会一样，矛盾重重。在这些矛盾的缝隙中，利他精神会慢慢地隐退，人性善的一面很多时候就被悄悄地藏匿起来了……‘恶之花’则将因为眼前的既得利益而乘势发芽，私欲的膨胀便有了得以繁荣昌盛的肥沃土壤。善于变化是人性的一大弱点，困惑和彷徨是它潜在的助推剂。”⑤
正因为有此认识，王新军对现代城市文明形成人性之恶的批判性书写主要集中于两类人物：西部欠发达城市中人与来自乡村的进城谋生者。他将繁华富足的城市作为人性解剖台，淋漓尽致地展现城市中人唯利是图、价值混乱、信仰缺失、冷漠无情甚至凶狠残暴，以及人际之间的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小城里的年轻人不再潜心艺术，而是附庸风雅，浮躁媚俗，没有灵魂和信仰（《小城里的年轻人》）；对平淡无聊、死气沉沉的城市生活感到疲惫和厌倦的梦雪，想有所改变，却导致丈夫出车祸而死（《二月雪》）；为了巴结逢迎新的靠山，察言观色、如鱼得水的市林业局局长王宏伟不惜拿“情人”当礼物（《人生八卦》）……
而进城谋生的乡下人，则在物欲横流的城市里发家致富的过程中，展现出了人性最为丑陋、罪恶、肮脏与混乱的一面。“三旺”们买来残疾孩子到城里乞讨赚钱，并且凶狠残暴地对待这些“赚钱工具”：果果因为乞讨来的钱比较少，被“妈妈”拳打脚踢，直至磕出血才罢；而丧心病狂的三旺爸爸则用开水将他烫伤，并残忍地用剪刀铰掉已干瘪了的水泡，人为地造成并加剧了他的残疾。“爸爸”这一象征亲情的称呼，在乞讨为生的孩子们眼中，成为恶、害怕、恐惧的代名词。他们不断被买来卖去，身心饱受摧残。
三、文明转型与异化人性的复杂书写
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极不平衡，西部尤为严重。一方面，城乡落差巨大，乡村中的人渴望走出贫困、封闭、落后的故土，进入繁华、富裕、时尚的城市；另一方面，现代化在提升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价值和道德观念。于是，“物对现代农民的挤压、人性的异化、农村人生存与精神的困境成了王新军小说的一个重要表现空间，并形成他的乡土小说中独有的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与批判”。⑥王新军真诚地关注着经历时代转型的西部社会人们的生活变迁及其精神后果：在时代大环境变化下，人们无法以旧有思维模式思考和处理问题，因而经历着苦闷的精神挣扎和艰难的道德抉择；由于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的变化，映现出已经异化了的人性更为复杂的内蕴与状貌。
首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出身乡村、与乡土有着深切关系的基层干部，其价值观和精神世界发生了巨变。无论是以预防传染病为由完成卫生巾销售业绩的妇女主任玉儿（《玉儿》），为讨好乡长不惜以自己名义为对方及其小蜜开房的村长吕长年（《罪恶沙湖》），还是为乡民的酒花收购款不惜最高规格招待客户，最终因陪酒导致胃癌的乡长叶选民（《桥湾》），对他们来说，实干苦干、勤勤恳恳、脚踏实地的作风，已经无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产生效力，甚至被视为经营无方、管理不善、没有能力、思想落后、目光短浅。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以适应新环境，精神随之发生改变。 在《好人王大业》中，乡镇机构改革需要裁员。呕心历血、兢兢业业并在推广农艺技术方面做出了成绩的农技站长王大业，与年轻活泛、能说会道的副乡长妻子姜丽及投机钻营、世故圆滑、文凭较高的伍青山相比，自愧不如。竞争上岗中，他怀疑二人合谋排挤他。他不甘心被岗的命运，策划了伍以衣服、钱财、嫖娼等形式贿赂乡领导，姜与乡领导不正当关系的“检举事件”，利用铲除腐败的大气候达到了个人目的。王大业反复辩解自己是好人，被逼无奈，才出此不当手段。但是当他胜利地回到满是灰尘的办公室后，却发现自己为了争权夺利，已数日未办公了。老实善良、吃苦耐劳、先人后己的王大业最后信奉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在环境压制下，正常人性出现了复杂扭转。
其次，城市文明带来物质上的丰富与便捷，这是落后闭塞的乡村无法追及的。在进城欲望驱使下，许多农民以打工形式来到城市。但两种文明之间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有着极大差异，无法调和的矛盾往往导致悲剧发生。进城找零活干贴补家用的农民穆红旗，由起初帮城市弃妇黄金枝糊炉子、买煤块，到与之发生关系，最终因煤气中毒双双死于床上（《进城钓鱼》）；农民李双喜到城里摸吧玩，怀疑进城打工的妻子靠出卖肉体赚钱，他疯狂地在城市的各个摸吧里寻找妻子，最终卖掉一切也未能挽回妻子的心。他在愤怒中强奸了儿子的老师，原本和睦的夫妻关系最终以犯罪收场（《摸吧》）；从乡下调到城里的民警徐国庆，安排老婆杨小花在局机关打扫卫生，结果杨却与局办胡主任发生关系，得知真相的徐开枪打死了胡（《秋天的事实》）。
原本处于人性与生活常态中的乡民，怀着对城市的浪漫想象进入其中，结果他们的命运却因进城发生了变化，甚至付出了意想不到的惨重代价。这一方面固然体现出城乡生活的巨大落差，在城市已完成现代化甚至呈现出后现代特征的时候，西部乡村却仍然处于前现代状态。为了更好地生活，他们哪怕是进城打工、卖淫、扫地，都不愿再回贫瘠的乡下；另一方面，物质的极大丰富使他们迷恋于城市的灯红酒绿，丧失了原本善良纯真的本性、淳厚朴实的民风和传统的人伦秩序，导致了道德的沦陷和人性的异化，这也是社会转型期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城市的农民精神变迁的真实历程。
最后，更重要的是，王新军不仅真实书写了城乡之间生活、精神、文化的差异，表现出一代人在城市欲望诱惑下特殊的人生经历和道路选择，展现出想要在城市立足的乡下人的迷茫、困惑、无奈与扭曲，而且对城市与乡村之间、现代与传统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道德与物欲之间的矛盾有着深刻思考，也因此形成了其独特的复杂人性书写。当乡村年轻人毅然决然离开令他们失望的故乡，怀着对城市生活的浪漫想象踏入其中后，却发现命运带给自己的只是四处碰壁、生存压力、无法立足，他们不得不从事最卑微的工作，生活在都市的最底层。为了改变命运和现实生活，有着尊严、操守、本真的一个个生命失却了原本的独立与本真，成为被物质异化的单向度的人。
《厚街》以两个同名城市互为参照：一个是西部封闭、保守、贫穷、落后的乡村，一个是南方发达、开放、繁荣、现代的城市，地名相同却拥有着不同的文明形式、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作品通过进入繁华厚街的王春麦和马石头的命运，细致入微地展现了在城市生活的强大压迫下，“人”不断消解自身，最终被物化，成为城市卑微渺小的点缀与装饰。
少女春麦的父亲认为供女儿读书没用，让春麦回家并撂出“谁娶她，财礼一万元”的价码。有着朴素理想的春麦不甘心一生埋没在沉闷压抑的乡村，因而离家出走，怀着虔诚之心去城里闯荡。到达富裕城市厚街后，她拒绝了表舅刘三旺靠孩子们乞讨致富的手段，却在城市中面临走投无路的困境。最终，她成了著名的“厚街地方史研究专家”。不过，人们更感兴趣的却是她与老态龙钟的欧阳嘉禾的私生活。心高气傲、性格倔强、不服输、有着极强自尊心的春麦，丢掉了贫瘠而遥远的厚街，在繁华而富裕的厚街获得“新生”——以自我的丧失实现了成为城里人的愿望。
春麦的追求者，同村少年马石头怀揣着爱情梦想来到城市厚街，希冀和所爱之人回家乡过平淡幸福的生活。但当马石头在城市四处碰壁，不得不从事卑微的洗脚工作时，却发现“找到王春麦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爱情微不足道，不堪一击。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马石头出卖了自己的肉体和灵魂，甘当富婆欧阳雪和林艳的泄欲工具，最终在大批失业民工回家之时，他体面地走在行色匆匆的人流中。讽刺的是，在乡村已经订婚的双方，在都市最终相遇时，却“表现得竟然是那样坦然，甚至有点儿像是陌路人”。⑦这种坦然和陌生，一方面，来源于对故土记忆和纯真自我的丧失，另一方面，也在于城市表面繁华背后的空虚和冷漠。真诚、善良、淳朴的二人被城市异化得浮躁、功利、堕落，表现了作者对复杂人性的深入体察。
总之，王新军的小说，通过草原、乡村、城市文明的三维视域，实现了对人性的复杂书写，也由此形成了作家独特的文学景观和审美风格。当然，王新军的小说也有不足。比如，总体上人物性格缺少发展变化，对城市文明的体验和思考不足，缺乏形式和技巧上的创新等。但是，“相对封闭的环境和切肤的体验成全了王新军，使之比某些闹市里的青年作家更能接近文学的本性和生命的本源。”⑧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也完全有信心期待，随着阅历的丰富、思考的深入和文体技巧的多方面探索，王新军一定能够实现创作上的突破和提升，给当代西部文学不断带来新鲜的经验和活力。
[注 释]
①王新军：《好人王大业》，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13版，第202～203页。
②李建军：《论第三代西北小说家》，《上海文学》，2003年第8期，第48页。
③丁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④权绘锦：《草原牧歌、乡村悲歌与城市挽歌的交响——王新军小说论》，《北方论丛》，2011年第3期，第41页。
⑤王新军：《挺过去》，《领导科学》，2004年第13期，第45页。
⑥王建利：《审美的和谐与冲突——对王新军乡土抒情小说的审美分析》，《当代文坛》，2006年第6期，第57页。
⑦王新军：《厚街》，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10版，第184页。
⑧雷达：《牧羊人的两个世界——谈谈王新军的小说》，《上海文学》，2005年第9期，第13页。
[关键词]西部文明；西部文学；王新军小说；乡村文明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18-0055-04
西部文学的存在及其引人瞩目的独特面貌源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来的西部文明的内在丰富与复杂。在一定意义上讲，现代化的动力与方向就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必然后果则是同质化。而在西部，由于现代化程度滞后，从发展阶梯看，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文明并存；从现有形态看，草原、乡村与城市文明共在。这既造成了当代西部文明的丰富内涵与独特面貌，也为当代西部文学发展提供了养料与资源。
作为立足于当代西部的新锐小说家，王新军致力于书写农牧文明的和谐共生与利益冲突，城乡文明的形态对立与矛盾激增，传统文明的艰难转型与阵痛嬗变，以及裹挟其中的西部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而流贯其中的，则是对人性蕴涵的精微探寻，由此，成为当代西部小说家中熠熠生辉的新星。
一、农牧文明与朴素人性的诗意呈现
王新军小说的立足点主要是草原与乡村文明交错并存的河西走廊，并诗意般呈现了孕育其间的健康朴素的人性存在。作者虔诚关爱并深情凝视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真实而又本然的生存状态与命运发展，用诗歌般精炼的语言，表现他们放牧、劳作、生育、死亡等最为平常的生命活动中的自由、爱情、宁静与坦然。“用小说的形式切入原始而纯粹的生命体验，捕捉平淡生活中的人性美，从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的庸常人生中提炼出让世界焕然一新的生命光彩。”①
在草原文明书写中，这种朴素人性的诗意呈现体现为对天、地、人和谐共生的终极思考。在游牧生活的坚守者眼中，草原象征着自由、宽容、神性、执着与永恒，包括天地、山川、河流、草原、牲畜和人在内的一切生命平等相处、和谐共生。这种万物有灵、物我齐一的朴素意识，使万物闪烁着人性的光芒：羊群是迈着款款步子的绅士，敲打出四季；草原和河流是养育万物的漂亮女人，孕育出牧人的天堂；生命的逝去是神灵的召唤，长眠的身体如山脉般寂静；所有的生命在草原上经历着无可预料的险途，共同度过最难熬的枯草季节……
人性的诗意呈现伴随着奇丽的自然风光与鲜明的风情民俗：牧人许三管十几年来与河流、阳光、草滩、羊群为伍，静静享受着与天地本初融通为一的纯粹生活状态，不愿为生计而卖掉羊群（《大草滩》）；在最难熬的枯草季节，牧人将自我与旱滩、山峰、枯草、牲畜视同一体，在不分彼此、平等共存中艰难地相携而行，不放弃希望，镇定地等待着复苏时节（《旱滩》）；与羊群相依为命的玉根老人，在“孝顺”儿子与无法割舍的羊群间犯难。无奈中，他最后一次放羊，羊群却一路向北，冲入飞驰的火车，以生命换取自由（《牧羊老人》）。
以“八个家”为原型的系列作品如一首缓慢悠远而又古老神秘的歌谣，在扑面而来的草原气息中吟唱出西部牧人强韧生命与醇美人性的乐章。在绵延群山的环抱中，在苍莽草原的宁静里，人们不仅忙于搭帐篷、织褐子、焙炒面、盘火炕、转经轮、撵狼群等日常生活，也在朴实而又勇敢、坚韧而又纯粹的行为中展现着人性之应然：牧人包布克因对永恒自由的渴求而甘愿一无所有地在草原上洒脱游荡（《醉汉包布克》）；乌鲁克为证明清白剁掉左手，并担负照顾“情敌”妻子的责任（《八个家》）；当牛嘎达姆死去，小阿吉娜一家为它举行庄严神圣的葬礼（《吉祥的白云》）……在八个家草原上，牧人对自然和生命的感恩与敬畏，对苦难和危机的接受与坦承，对自由和勇敢的崇尚与追求，对信仰和牧神的坚守与崇拜，以及舒展而率真的生活姿态，都闪烁着人性本身的朴素光辉。
在乡村文明书写中，朴素人性的诗意主要体现为西部农民对朴实、仁厚、善良、孝顺等道德理想的固守，以及对千百年来乡村文明约定俗成的不为物欲所诱的行为规范的坚持。这在已然完成市场化转型的当代中国，大概只能出现在正处于现代化不平衡状态下的西部社会和西部文学之中。
王新军的此类作品，“朴实中富含着诗意，平静中包蕴着热烈，将爱情及其他形式的伦理亲情，表现得感人至深，别有一种打动人心的伦理内容和道德力量”。 ②与邱大宝有着“夺妻之恨”的齐双虎，听到邱的呼救，“控制不住自己的腿脚”跑去帮忙。在火车临近的关键时刻，砸断了邱的小腿救了对方（《铁轨上的阳光》）。善良孝顺的根宝相信母亲的“托梦”，在庄稼变绿之际，等待“贵人”到来。为了给“贵人”做一碗长寿面，他在家里揭不开锅的情况下，向邻居借面以招待“贵人”，却被对方误以为要抢他的相机将其打昏（《贵人》）。师范毕业的小香自愿到条件最艰苦的柳湾当民办教师，拒绝了在县城做生意的王虎的利诱和威逼，与贫穷却执着写作的马多一起，扎根柳湾，恪守着教书育人的职责（《民教小香》）。穷苦人家出身的小李辍学后到城里的馒头店打工，她谦逊有礼，勤劳诚实，不卑不亢，并且难能可贵地自学电脑打字技术。到电信公司上班后，也不傲慢自大，而是知恩图报，为馒头店打印价目表（《馒头店》）。
王新军在草原和乡村文明中对朴素人性的诗意呈现，为现代人“灵魂的栖息和对于生命本相的追问保留了可贵的空间，同时也为文学提供了‘美’的生成的资源和环境”。③作家这种对渗透在日常生活中微妙情感和情绪体验的审视，以及使人性美好的正面呈现与小说艺术的抒情表达之间的和谐一致，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鲜而独特的经验。
二、文明痼疾与丑恶人性的暴露揭示
任何对人性的单一和抽象的理解都是荒谬的。人性都有其现实根基，都是具体文明塑造的结果。时至今日，人类尚未出现完美无缺的文明，也就不存在毫无瑕疵的人性。相反，对人性丑恶的暴露与揭示还是人类及其文学进步的标尺。王新军不是单一和抽象的人性论者。他在致力于朴素人性的诗意呈现的同时，也努力冷峻地揭示出现代西部文明培育下人性深处的丑恶。无论草原牧人为了自身利益以破坏自然为代价，还是乡村社会道德积弊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对人性的摧残，抑或城市中人因利益算计而来的自私、残忍与冷漠，王新军都理解其根由的基础上，不无忧虑地直指其给自然、社会与人本身带来的严重后果。 在当下的西部草原，人们无休止地向自然索取，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引发了一系列危机：靠着挖掘、收购、买卖甘草发家致富的甘草滩人永无餍足的欲望，导致昔日绿油油的甘草滩变得风沙肆虐，千疮百孔。最终，洪水袭来，甘草滩成为不毛之地。红玉的丈夫春平因抢救贩卖甘草的积蓄，丧身洪水（《甘草滩》）；林平之让13岁的儿子辍学，随其到砂砾之地挖掘麻黄。为了5角钱1公斤麻黄的收益，他执意将车开往远离众人之处，不顾一切地将这些可以充当药材的植物连根掘出。最终，麻黄滩沙尘蔽日，黄风袭来，父子皆付出了生命代价（《麻黄滩》）；昔日“黄草绿草散满地生长着”的西草滩，由于机械开垦而黄沙漫漫。风沙从柔到强，最后形成沙尘暴，还影响到了千里之外的北京（《吹过村庄的风》）……观念的落后使人们无法平衡现存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也无法理解沙暴、洪水、黄风肆虐与自己贪欲及无休止的开采息息相关。因为贫穷，他们不断加大对自然的索取力度；而人性固有的贪婪和自私，更加速了灾难的降临，最终使充满生机的草原寸草不生，人们也失去了家园。
“乡村文化不仅孕育出了乖戾诡异而又邪恶残暴的封建道德观、价值观及其行为实践，还可能导致人性的缺失、扭曲与变异。”④贫穷、落后、封闭、保守的乡村文明，孕育着自私、贪婪、愚昧、怨羡等积弊，形成集体无意识，以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控制着乡村秩序，规范着村民们的思想言行。而潜藏其下的丑恶人性，则借着道德与风俗掩盖，急剧膨胀，癌化为摧残生命的恶疾与伤害他人的凶器。
寡妇李月兰与光棍举贵的相好，令光棍孙福既羡慕、嫉妒又怨恨。出于报复，他公布了二人私情，往举贵的驴上插木棍，偷听李上厕所，变态地获得猥亵的满足。而李的公公则抱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态，名正言顺地娶了儿媳妇，并希望能传宗接代。这一难以置信的事实却得到了村人的一致认可（《八墩湖》）。为了生儿子，招弟的母亲如生殖工具般不停地生产。随着女儿们一个个被卖掉，她在又生下一个女孩后彻底疯了。但父亲关心的不是妻女，而是在“生不出儿子”的沉重打击下，与大夫同归于尽（《招弟谣》）。母亲死了，父亲重新成家，于大龙自然对继母及其女儿强烈排斥。但就在他受到继母关爱，逐步敞开心扉，一家人其乐融融之际，村民们的风言风语却逼使他和父亲双双喝农药自杀（《饮马滩》）。
此外，因心理失衡而削掉全村树皮的丁方（《树皮面具》），让大灾过后颗粒无收之人表演惊险把戏的村民（《把戏》）、将小小芥蒂上升为仇恨而残害家犬的邻里（《大地上的村庄》）等，以及女性地位的低下和命运的悲惨、毫无根据的猜忌和可怕的流言、变态的怨羡情绪、心狠手辣的纷争、恶意十足的报复等，人性固有之恶与乡村道德积弊的重合，不仅仅摧残了健康合理的人性，也使得乡村成为恶的聚集地，不可能也不配拥有更好的前景与发展空间。
现代以来，城市文明往往与人性堕落如影随形，并成为中外无数作家的写作主题。王新军也不例外。但值得肯定的是，他不仅真实书写了城市文明场域中人性堕落造成的人道灾难，还极力揭示其中的复杂原因。对此，王新军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城乡之间的巨大落差，“使许多‘社会人’的灵魂产生裂变，这时候人们的心灵如同整个社会一样，矛盾重重。在这些矛盾的缝隙中，利他精神会慢慢地隐退，人性善的一面很多时候就被悄悄地藏匿起来了……‘恶之花’则将因为眼前的既得利益而乘势发芽，私欲的膨胀便有了得以繁荣昌盛的肥沃土壤。善于变化是人性的一大弱点，困惑和彷徨是它潜在的助推剂。”⑤
正因为有此认识，王新军对现代城市文明形成人性之恶的批判性书写主要集中于两类人物：西部欠发达城市中人与来自乡村的进城谋生者。他将繁华富足的城市作为人性解剖台，淋漓尽致地展现城市中人唯利是图、价值混乱、信仰缺失、冷漠无情甚至凶狠残暴，以及人际之间的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小城里的年轻人不再潜心艺术，而是附庸风雅，浮躁媚俗，没有灵魂和信仰（《小城里的年轻人》）；对平淡无聊、死气沉沉的城市生活感到疲惫和厌倦的梦雪，想有所改变，却导致丈夫出车祸而死（《二月雪》）；为了巴结逢迎新的靠山，察言观色、如鱼得水的市林业局局长王宏伟不惜拿“情人”当礼物（《人生八卦》）……
而进城谋生的乡下人，则在物欲横流的城市里发家致富的过程中，展现出了人性最为丑陋、罪恶、肮脏与混乱的一面。“三旺”们买来残疾孩子到城里乞讨赚钱，并且凶狠残暴地对待这些“赚钱工具”：果果因为乞讨来的钱比较少，被“妈妈”拳打脚踢，直至磕出血才罢；而丧心病狂的三旺爸爸则用开水将他烫伤，并残忍地用剪刀铰掉已干瘪了的水泡，人为地造成并加剧了他的残疾。“爸爸”这一象征亲情的称呼，在乞讨为生的孩子们眼中，成为恶、害怕、恐惧的代名词。他们不断被买来卖去，身心饱受摧残。
三、文明转型与异化人性的复杂书写
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极不平衡，西部尤为严重。一方面，城乡落差巨大，乡村中的人渴望走出贫困、封闭、落后的故土，进入繁华、富裕、时尚的城市；另一方面，现代化在提升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价值和道德观念。于是，“物对现代农民的挤压、人性的异化、农村人生存与精神的困境成了王新军小说的一个重要表现空间，并形成他的乡土小说中独有的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与批判”。⑥王新军真诚地关注着经历时代转型的西部社会人们的生活变迁及其精神后果：在时代大环境变化下，人们无法以旧有思维模式思考和处理问题，因而经历着苦闷的精神挣扎和艰难的道德抉择；由于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的变化，映现出已经异化了的人性更为复杂的内蕴与状貌。
首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出身乡村、与乡土有着深切关系的基层干部，其价值观和精神世界发生了巨变。无论是以预防传染病为由完成卫生巾销售业绩的妇女主任玉儿（《玉儿》），为讨好乡长不惜以自己名义为对方及其小蜜开房的村长吕长年（《罪恶沙湖》），还是为乡民的酒花收购款不惜最高规格招待客户，最终因陪酒导致胃癌的乡长叶选民（《桥湾》），对他们来说，实干苦干、勤勤恳恳、脚踏实地的作风，已经无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产生效力，甚至被视为经营无方、管理不善、没有能力、思想落后、目光短浅。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以适应新环境，精神随之发生改变。 在《好人王大业》中，乡镇机构改革需要裁员。呕心历血、兢兢业业并在推广农艺技术方面做出了成绩的农技站长王大业，与年轻活泛、能说会道的副乡长妻子姜丽及投机钻营、世故圆滑、文凭较高的伍青山相比，自愧不如。竞争上岗中，他怀疑二人合谋排挤他。他不甘心被岗的命运，策划了伍以衣服、钱财、嫖娼等形式贿赂乡领导，姜与乡领导不正当关系的“检举事件”，利用铲除腐败的大气候达到了个人目的。王大业反复辩解自己是好人，被逼无奈，才出此不当手段。但是当他胜利地回到满是灰尘的办公室后，却发现自己为了争权夺利，已数日未办公了。老实善良、吃苦耐劳、先人后己的王大业最后信奉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在环境压制下，正常人性出现了复杂扭转。
其次，城市文明带来物质上的丰富与便捷，这是落后闭塞的乡村无法追及的。在进城欲望驱使下，许多农民以打工形式来到城市。但两种文明之间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有着极大差异，无法调和的矛盾往往导致悲剧发生。进城找零活干贴补家用的农民穆红旗，由起初帮城市弃妇黄金枝糊炉子、买煤块，到与之发生关系，最终因煤气中毒双双死于床上（《进城钓鱼》）；农民李双喜到城里摸吧玩，怀疑进城打工的妻子靠出卖肉体赚钱，他疯狂地在城市的各个摸吧里寻找妻子，最终卖掉一切也未能挽回妻子的心。他在愤怒中强奸了儿子的老师，原本和睦的夫妻关系最终以犯罪收场（《摸吧》）；从乡下调到城里的民警徐国庆，安排老婆杨小花在局机关打扫卫生，结果杨却与局办胡主任发生关系，得知真相的徐开枪打死了胡（《秋天的事实》）。
原本处于人性与生活常态中的乡民，怀着对城市的浪漫想象进入其中，结果他们的命运却因进城发生了变化，甚至付出了意想不到的惨重代价。这一方面固然体现出城乡生活的巨大落差，在城市已完成现代化甚至呈现出后现代特征的时候，西部乡村却仍然处于前现代状态。为了更好地生活，他们哪怕是进城打工、卖淫、扫地，都不愿再回贫瘠的乡下；另一方面，物质的极大丰富使他们迷恋于城市的灯红酒绿，丧失了原本善良纯真的本性、淳厚朴实的民风和传统的人伦秩序，导致了道德的沦陷和人性的异化，这也是社会转型期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城市的农民精神变迁的真实历程。
最后，更重要的是，王新军不仅真实书写了城乡之间生活、精神、文化的差异，表现出一代人在城市欲望诱惑下特殊的人生经历和道路选择，展现出想要在城市立足的乡下人的迷茫、困惑、无奈与扭曲，而且对城市与乡村之间、现代与传统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道德与物欲之间的矛盾有着深刻思考，也因此形成了其独特的复杂人性书写。当乡村年轻人毅然决然离开令他们失望的故乡，怀着对城市生活的浪漫想象踏入其中后，却发现命运带给自己的只是四处碰壁、生存压力、无法立足，他们不得不从事最卑微的工作，生活在都市的最底层。为了改变命运和现实生活，有着尊严、操守、本真的一个个生命失却了原本的独立与本真，成为被物质异化的单向度的人。
《厚街》以两个同名城市互为参照：一个是西部封闭、保守、贫穷、落后的乡村，一个是南方发达、开放、繁荣、现代的城市，地名相同却拥有着不同的文明形式、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作品通过进入繁华厚街的王春麦和马石头的命运，细致入微地展现了在城市生活的强大压迫下，“人”不断消解自身，最终被物化，成为城市卑微渺小的点缀与装饰。
少女春麦的父亲认为供女儿读书没用，让春麦回家并撂出“谁娶她，财礼一万元”的价码。有着朴素理想的春麦不甘心一生埋没在沉闷压抑的乡村，因而离家出走，怀着虔诚之心去城里闯荡。到达富裕城市厚街后，她拒绝了表舅刘三旺靠孩子们乞讨致富的手段，却在城市中面临走投无路的困境。最终，她成了著名的“厚街地方史研究专家”。不过，人们更感兴趣的却是她与老态龙钟的欧阳嘉禾的私生活。心高气傲、性格倔强、不服输、有着极强自尊心的春麦，丢掉了贫瘠而遥远的厚街，在繁华而富裕的厚街获得“新生”——以自我的丧失实现了成为城里人的愿望。
春麦的追求者，同村少年马石头怀揣着爱情梦想来到城市厚街，希冀和所爱之人回家乡过平淡幸福的生活。但当马石头在城市四处碰壁，不得不从事卑微的洗脚工作时，却发现“找到王春麦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爱情微不足道，不堪一击。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马石头出卖了自己的肉体和灵魂，甘当富婆欧阳雪和林艳的泄欲工具，最终在大批失业民工回家之时，他体面地走在行色匆匆的人流中。讽刺的是，在乡村已经订婚的双方，在都市最终相遇时，却“表现得竟然是那样坦然，甚至有点儿像是陌路人”。⑦这种坦然和陌生，一方面，来源于对故土记忆和纯真自我的丧失，另一方面，也在于城市表面繁华背后的空虚和冷漠。真诚、善良、淳朴的二人被城市异化得浮躁、功利、堕落，表现了作者对复杂人性的深入体察。
总之，王新军的小说，通过草原、乡村、城市文明的三维视域，实现了对人性的复杂书写，也由此形成了作家独特的文学景观和审美风格。当然，王新军的小说也有不足。比如，总体上人物性格缺少发展变化，对城市文明的体验和思考不足，缺乏形式和技巧上的创新等。但是，“相对封闭的环境和切肤的体验成全了王新军，使之比某些闹市里的青年作家更能接近文学的本性和生命的本源。”⑧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也完全有信心期待，随着阅历的丰富、思考的深入和文体技巧的多方面探索，王新军一定能够实现创作上的突破和提升，给当代西部文学不断带来新鲜的经验和活力。
[注 释]
①王新军：《好人王大业》，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13版，第202～203页。
②李建军：《论第三代西北小说家》，《上海文学》，2003年第8期，第48页。
③丁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④权绘锦：《草原牧歌、乡村悲歌与城市挽歌的交响——王新军小说论》，《北方论丛》，2011年第3期，第41页。
⑤王新军：《挺过去》，《领导科学》，2004年第13期，第45页。
⑥王建利：《审美的和谐与冲突——对王新军乡土抒情小说的审美分析》，《当代文坛》，2006年第6期，第57页。
⑦王新军：《厚街》，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10版，第184页。
⑧雷达：《牧羊人的两个世界——谈谈王新军的小说》，《上海文学》，2005年第9期，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