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中教材类文献内容丰富，数量众多，总数多达数百卷，按功用大致分为经学类教材、医学类教材、道学类教材和童蒙类教材四大类。经学类教材主要指州县学使用的儒家经典，有《周易》《周易经典释文》《古文尚书》《今字尚书》《尚书释文》《毛诗故训传》《毛诗音》《毛诗正义》《礼记音》《春秋经传集解》《春秋谷梁传集解》《春秋谷梁传解释》《御注孝经疏》《论语郑氏注》《论语集解》《论语疏》《尔雅白文》《尔雅注》等，保留最多的为诗、书两类。各种《诗经》写本中，以郑玄注《毛诗古训传》和《毛诗音》最受重视，其中作为《诗经》音读著作的《毛诗音》，在唐宋之际已经散佚，敦煌遗书中的《毛诗音》为仅存于世的孤本。学校教育中的另一重要教材《论语皇侃疏》在唐代各地学校盛行，北宋以后散佚。日本有唐代传入的《皇疏》旧本，清朝初年传回国内，被收入《四库全书》，但已非原貌。敦煌本《论语皇侃疏》“确为皇疏原形，其式乃合于唐人五经正义之单疏”。这一事实表明，敦煌州县官学选用的教材不但在内容上，甚至在版本上都与唐政府规定的“五经正义”保持一致，这既是唐朝重视地方教育的结果，也是敦煌地区学校教育发展的真实反映。敦煌州县官学使用的教材是至今见到的最古版本，也是保存至今的最早教科书。
　　唐代各级医学学校使用的教材主要是《本草》和《验方》，教学内容有本草、医典、针灸和医方等。敦煌文献中本草类教材有梁陶弘景《本草集注》，唐李绩、苏敬《新修本草》和孟铣《食疗本草》三种。《本草集注》为南朝梁以前本草之总集，具有“本草正典”之称，被医学界奉为圭臬，敦煌抄本序言中“有毒无毒易知，惟冷热须明，今以朱点为热，墨点为冷，无点者是平”的叙述和正文中朱墨对照的标注，都表明了其教学之用途。同样，为便于教学，敦煌本《食疗本草》也以朱笔书写药名，药性冷热，用小字旁注。敦煌文献中的针灸教材名为《灸经》，附图十多幅，直观性很强，图文并茂，图示详明，能使学生很快“明白经脉孔穴之道，辨识浮沉涩滑之候”。 敦煌医学校使用的教材还有《五脏论》《明堂五脏论》《医书》和《玄感脉经》等。
　　《道经》在敦煌文献中数量众多，总计约300余件，而且内容完整，《老子》《庄子》《文子》《列子》各书均有庋藏，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道学师生的用书。这些教学用书与道教徒用书的区别仅在于学校用书避唐讳，而教徒用书不存在避讳问题，并且道学师生使用的教材普遍用纸精良、墨色鲜亮，反映了道学在开元时的重要地位。
　　敦煌遗书中的童蒙类教材包括识字、习字、知识、德行等方面，主要有《千字文》《新合六字千字文》《开蒙要训》《百家姓》《俗务要名林》《杂集时用要字》《碎金》《上大夫》《杂抄》《孔子备问书》《古贤集》《蒙求》《兔园策府》《九九乘法歌》《百行章》《太公家教》《辩才家教》《新集严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王梵志诗》《夫子劝世词》等，多达20余种250余件。敦煌遗书中的童蒙读物的编排都很注重识字与修身的密切结合，且多为韵文，读来朗朗上口，容易记诵，十分符合儿童的学习规律。尤其是在20余种童蒙类教材中，除《千字文》《百家姓》《蒙求》《九九乘法歌》《上大夫》后世有传外，其余为敦煌遗书所仅存，其文献价值不言而喻。
　　敦煌遗书中有关学生类文献除了P.2832《天宝初年敦煌县学状》是有关县学学生情况的记载外，其余均为学生习作和学郎题记，是各级学生留下的习字及杂写，内容颇为丰富。学生习作基本是学童学习写字和练习书法的真迹，数量很大，类别很多，有的还有教师的批语。学郎题记是学生抄写完各种文书后在卷背、末尾留下的片言只语，一般内容比较单一，但有时间、地点、身份等，有的还有“写了”、“诵读”、“书记”等学习方式的记载。除此而外还有一些学郎诗，内容不多，大多以题记或者杂写形式出现，个性鲜明，语言质朴，真实反映了学童们的生活、学习、兴趣、爱好及当时的心情等。如P.2498《学郎李幸思诗》：“幸思比是老生儿，投师习业弃无知。父母偏怜昔爱子，日讽万幸不滞迟。”天真自然，读来亲切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