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说的形式再现西路军“征西”的这一段历史，无疑是一种冒险，因为历史已成事实，结局不容构想，因此，留给作家的历史想象空间是有限的。但是，如果文学非要介入历史，就必须要在立足事实的前提下，在基本的历史框架内，再现历史场景，彰显历史精神。历史身份的认同、审美形象的塑造，历史观点的辨析等都应该是作家严肃考虑的问题。正如恩格斯在批评拉萨尔的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中所说：“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
　　 甘肃文坛老将张驰，十年磨一剑，最新推出的长篇小说《战马之歌》就是以马为依托，勾连河西的古代历史文化，在西路军“征西”这一历史框架中，“真实地再现”了徐向前、程世才、李先念等一大批革命先烈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可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戰马之歌》是在“历史的和审美的”两个维度上展开，同时也将二者有机融合。就历史而言，作者在横向上从中国工农红军在甘肃靖远县虎豹口渡河西征写起，然后根据西行的路线，串联了景泰之战、古浪之战、永昌保卫战、临高决战等一系列战役。在书写这些战役的过程中，作者根据战役的发生地，将其与该地的历史文化有机融合，把河西走廊的古代历史与现代历史对接起来，从而扩展了小说的历史宽度，增强了叙事的文化厚度。具体的写作策略就是，作者根据故事情节的纵深推进，对笔下所展现的特色物产、山川地貌、习俗文化等都在方志、史书中打捞、钩沉、复原，而对小说中出现的历史人物，结合党史、军史、地方史、民族史将其出生籍贯、从军经历、英雄事迹进行了清晰、准确地梳理，那怕是“合理想象”的虚构人物，也对其来龙去脉给予了符合河西历史文化的追寻，如蛇秀才、萨莉娅、毛鞑子、马匠人等人的身世背景、人生经历、命运结局。这些内容充斥于单一的历史线索中，极大地增强了故事的表现力，丰富了故事的容纳力。在混同于历史与现实、虚构与真实、个体与集体、爱情与战争的艺术空间中展现出作者的独特的历史理性和艺术品味，为我们理解和认知这一段历史提供了新的途径与角度。
　　 《战马之歌》整体上寻绎的是河西走廊上的英雄文化和家国情怀，作者企图在历史的维度上定位发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这场战争的历史坐标。例如，在这部作品的开篇引言部分，作者首先用疏朗的笔墨对河西走廊的历史文化、风土民情进行粗线条的梳理，其目的就是为后面的故事拉开一道序幕，起到了一个背景作用，为西路军西征的壮举找到一个历史场域 ：“在它（河西走廊）过往的历史上，已经书写了无数风雷激荡的英雄史诗，在今后的岁月中，还将继续书写久传不衰的英雄史诗。”
　　 众所周知，在中华的版图上，河西虽然地处边陲，但是，作为中国的西大门，从古至今都有无数的传奇在这里上演，沧桑历史中的辽阔大地最容易让英雄横空出世。例如“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的李陵、“拥旄为大将，汗马出长城”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唐代的高仙芝、薛仁贵、封常青、张仪潮以及之后的左宗棠等都是这片土地上的英雄人物，他们的英雄事迹在世世代代的流传过程中，“英雄”文化也会催生出此地居民以及来到这片土地上的人的英雄气概和侠士情怀。历史人物虽然远去，但“英雄”文化已经渗透到人们的血液中，我们看到，不管是《战马之歌》中的西路军将士还是世居此地的一代军阀马家军，都精神强悍、骁勇善战。
　　 虽然西路军的结局是悲壮的，但是，英雄气概激昂寰宇，英雄气脉贯古通今。这便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愿意走进历史的价值所在。不争的事实，在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历史其实是一个不断被阐释、深化的文本，而文本则是一段反复提炼、压缩的历史。“历史语境使文本构成一种既连续又断裂的感觉和反思空间。”在这种空间内，“历史延伸了文本的维度，使文本的写作和阅读成为生命诗性的尺度。在尺度的历史测量中，人透过文本而寻绎到生命的诗性意义。”这也正是《战马之歌》这部红色历史题材小说再现历史、普及历史、铭记历史的现实意义和审美价值。
　　 在这场西进的征途中，对历史英雄的赞扬以及合理的历史想象，激发了静态历史的当代活力。因此，当史学让位于文学来彰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带给我们的就不仅仅是历史常识，而更多的是历史精神对现实生活的启发、激励和人文关照。
　　 《战马之歌》的品格在于对笔下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没有厚此薄彼，随意贬低，任性拔高，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的历史态度，严格遵循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凸显人物的精神风骨、挖掘英雄的当代价值。这一经典的写作范式，马克思曾有精道的论说。在1895年4月19日的书信中，通过与歌德《葛兹·冯·伯利欣根》的主人公对比，马克思严厉批评了济金根的“席勒式”问题，认为拉萨尔把济金根描写成革命的领袖，随意将人物美化、理想化，从而歪曲了历史人物与历史环境的本真面目，令悲剧主人公缺乏现实主义的依据。回到《战马之歌》，在矛盾双方的设置上，虽然马家军是置于对立面来写的，但是，作者没有因为“倾向性”随意贬低、恶意丑化，而是以严肃冷静的态度，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客观呈现了雄踞陕甘宁的一代军阀集团——马家军的真实情状。而对于西路军西征失败的原因，作者也没有人为的淡化、遮掩、回避、顾左右而言他，而是以史实为依据，在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其主客观原因给予了客观、冷静的分析。主要是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敌我力量的悬殊、粮草供给不足等原因。
　　 文学的重要职能不外乎两点：审美和教育。前者涵养人们的精神世界、提高读者的审美情操，而后者，作者将各种“专业知识”纳入其中，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开阔了眼界。优秀的文学作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试想，假如《红楼梦》中没有诗词歌赋、题跋诔铭等多种文体交相辉映，没有药方、酒令、园林、绘画、书法等“专业知识”充斥其中，这部作品就不可能赢得“百科全书”的美誉。而阅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读者除了倾心于精彩的故事外，也对作者阐述巴黎圣母院的历史以及专业的文化遗产保护知识而大开眼界。就历史题材的书写来说，准确、详尽、可靠的历史知识是这类作品的“骨骼”，而作家独特的审美情感是“血肉”，只有“骨骼”和“血肉”有机结合，才能充分展现庄严、厚重、博大的历史精神。 　　 当某些作品中因“掉书袋”而缺乏审美情感为人诟病时，我们却以此忽视了文学作品的“书袋”价值。这里的“书袋”，就是充斥在文学作品中的“专业知识”。我同意这个说法：优秀的作品往往证明出作家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不争的事实，如果文学作品没有“书袋”也就蜕变为缺乏厚重底蕴的肤浅写作，成为主体情感无节制宣泄的自我疆场。吟风弄月固然有佳作遗留史册，但是，没有“专业知识”承载的作品，只能成为人们怡情悦性、消遣娱乐的对象而已。
　　 《战马之歌》的“知识”亮点就在于作者对马知识如数家珍的呈现。阅读这部作品，我们体会到作者对各种马的知识的厚实储备和专业研究。如文中借宋叶武之口说，马的颜色有黑、白、红、黄、青，天下名马的种类有骐骥、骅骝、骕骦、駃騠等，而难得的名马是后蹄左白的“駜马”，和后蹄右白的“驤马”。马匠人金先生侃侃而谈汗血马、大宛马、西凉马、青海骢、羌藏马、蒙古骠等马种的历史渊源、血统系谱、性格脾性以及挑马、选马、相马、训马的专业知识。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作者将马的“知识”适时穿插其中，让我们大开眼界。作者也饱含深情地对笔下的马进行诗意地赞美：“这真是一批好马！目如琥珀，耳如劈竹，英风浩气扑面而来，有一股说不出的逼人气息。”“众人一见这匹青海骢，不由齐齐一声低嘘，这真是一匹好马，毛色雪青，鬃毛新剪、眼含神光。”可以说，对不同“宝马”形象的成功塑造，丰富了故事元素，夯实了作品的“知识”含量，提升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对马的精神的挖掘，其实质是以迂回的方式展现英雄本色、英雄精神，这是《战马之歌》独到的艺术手法。如董军雁的赤骕马、刘云天的白齐马、熊厚发的火焰驹等，这种“英雄配宝马”的设置，相得益彰，共同激发出这部作品荡气回肠的内在的精神气质，正如作者说：“马啊，动物世界里形象最美，品行最佳，集善良、勇敢、速度三位一体的灵物化身……它们的那种善勇精神。却将永远伴随着人类的生活，千秋万代，长传不灭……”
　　 综上，《战马之歌》是甘肃近年来涌现出的不可多得的长篇佳作，作者在游走于历史的笔墨中，出于史、入于文，为我们客观展现出那一段风起云涌的历史同时，也在合理的历史想象中深掘出被人逐渐遗忘的历史精神。对马的深情书写，就是对英雄文化的热情宣扬，在这些“灵物”身上，我们看到它们秉持忠诚、高贵、善勇、不可征服的精神气质，与“主人”同生死、共荣辱，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共同铸就了中华战争文化中保家卫国、惩恶扬善、匡扶正义的英雄主义内核。
　　 斯人已去，战马独啸，荒荒油云之下，寥寥长风之中，一曲英雄的悲歌贯通历史的脉络，为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注入了一股无形的阳刚之气。这或许就是《战马之歌》的价值和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