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围城》写于20世纪40年代,一经发表便被誉为是一部新版《儒林外史》。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用大量笔墨勾勒出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对于女性人物的描写也颇下了一番工夫。在《围城》中,钱钟书先生通过知识女性形象的独特描写,为我们展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知识女性的生存状况和人生轨迹。尽管她们的境遇不同,命运不同,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她们各自的经历却赋予了她们共同的特征。本文笔者仅从小说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女性形象人手对她们的共同特征进行剖析,并就此提出自己关于知识女性人生观的看法。所谓知识女性,笔者认为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涵义,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钱钟书先生笔下的知识女性是指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围城》中的这样一群女性可以称之为知识女性群体,她们之间的共同的特征如下:群体特征一:接受良好教育,改变社会地位在旧中国,女性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正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没有读书识字的自由。这一切严重压抑着女性的身心,命运无法由她们自己来主宰,她们成为了男人的附属品。《围城》中的知识女性正是通过接受良好教育,获取知识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力争摆脱男人的束缚,进而主宰自己的命运。主要表现在:鲍小姐由未婚夫李医生出资,一个人到英国伦敦学习产科两年,回国后与李医生结婚并一同挂牌行医;苏文纨在法国里昂研究法国文学,做了一篇《中国十八家白话诗人》的论文,获博士学位;孙柔嘉大学毕业,由赵辛楣引荐到三闾大学任教;在家养病的汪太太,“中国画和钢琴”是她嫁妆里代表文化的部分,好比其他女人的大学毕业文凭和学士帽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