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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次贷危机蔓延，国际货币制度的法律缺陷愈加明显，如不加以变革，势必会阻碍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应从旁观者转型成为构建者，在这场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旨在通过总结国际货币制度演进的发展规律，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法律路径提出建言，以期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视角完善国际货币制度。
在2011年3月31日于南京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国际货币体系研讨会上，人民币何时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G20南京研讨会尽管没有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出一个明确的方案，但却为人民币国际化设立了一个新指标——加入IMF的SDR货币篮。
一、历史根源
（一）1944年《国际货币基金协定》
国际货币制度起源于1944年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该协定确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一个固定汇率体系。固定汇率，指一种货币的价值钉住另一种货币的价值。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根源可追溯到20世纪初，彼时的美国已取得国际货币体系的支配地位。1934年，除英、法之外的国家几乎都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1944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规定，美元正式成为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记账单位，所有重要货币都与美元挂钩。
美元为什么能够占据国际货币体系的支配地位呢？因为美国在二战后拥有世界绝大部分的黄金储备和超过一半的制造能力，所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固定汇率建立在“双挂钩”的基础上，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外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1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的价格，用其持有的美元兑换美国政府的黄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彼此建立固定汇率（只有在国际收支根本不平衡时才能调整）。
布雷顿森林体系曾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产生过积极影响，但其根本矛盾却随着成员国的增多而愈来愈明显。正如1960年提出的“特里芬难题”所言，美国如保持国际收支顺差，则美元会回流到美国，国际市场即出现“美元荒”；美国如保持国际收支逆差，则美元会泛滥于世，国际市场即出现“美元灾”。
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史印证了“特里芬难题”的预言。由于战后重建以及越南战争等原因，美国国际收支持续处于逆差状态。于是，美联储未征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意，便违规发行美元，导致大量黄金储备外流。如此一来，布雷顿森林体系分三步走向崩溃。第一步是1968年黄金官价与市场价格分道扬镳，第二步是1971年美国关闭黄金窗口（取消黄金兑换），第三步是1973年几乎所有主要的货币都迈向浮动汇率时代，世界自此进入无体系状态。
（二）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二次修正案》
1976年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二次修正案》，令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合法化。浮动汇率，指一种货币的价值不需钉住另一种货币的价值，可自由浮动。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指各国通过买卖货币来影响其本国货币的汇率。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可以说是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混合体，汇率随着市场变化而变化，但又不全然取决于市场的好坏。国际收支顺差国一般不愿意让其货币升值，因为这样会令其产品在国外变得昂贵，不利于本国企业发展，容易提升本国的失业率。国际收支逆差国则通常不愿意其本国货币贬值，因为这样会令外国产品在本国市场变得昂贵，刺激通货膨胀。
这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乍听起来对各国经济发展颇有裨益，但其始终缺乏系统综合的经济理论支撑。就连其始作俑者——弗兰克·格雷姆等经济学家，以及其付诸实践的决策者——美国财长乔治·舒尔茨等于1973年拍板决定转向浮动汇率决策的人，之后都纷纷放弃了对浮动汇率的支持。
无论如何，在这个没有货币体系的时代，美元仍是国际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清算的主要支付手段，至今依然在国际货币制度中处于主导地位。
二、现实问题
从2007年开始，美国次贷危机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到世界各地。这场危机不仅从表面上暴露了银行及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问题，更从本质上揭露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的缺陷。从法律层面上看，当今国际货币制度的缺陷在于，国际货币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不平等。以下笔者将分别从权利和义务两方面展开说明。
第一，从权利方面看，美国的货币发行权不受国际法的限制。因为国际社会正处于一个缺乏国际货币体系的无体系时代，所以美国的货币政策已不似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那般——需受到美元与黄金兑换的约束。现在的美元是一种信用货币，其发行国美国的信用是他国接受和使用该货币的保证，这种信用至多只能通过国际道德来规范，依仗国际社会舆论形成的道义力量来维持，而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其他国家不能干涉美元的发行权。这容易诱导出道德风险——美国在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的同时，可以通过滥发货币为其财政赤字融资，将金融危机转嫁给中国乃至世界，破坏国际金融秩序。
第二，从义务方面看，美国无须承担调节国际收支的义务。在这个无体系的时代，虽然美元处于国际支付的核心地位，但是美国无需承担其国际收支失衡的责任，亦无须根据其他关联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来制定货币政策。因此，美国可以通过本国的货币政策来影响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并逐步将他国的经济引向对美国有利的方向发展。例如，美国的汇率便是其调整其国内经济的一种工具。如果美元升值，那么外国商品在美国便会更加便宜，这样可降低进口成本；如果美元贬值，那么本国的商品就会变得更加便宜，增加本国企业竞争力，提升就业率。
由上文可知，国际货币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的不平等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源。如果我们不正视国际货币制度的这一法律缺陷，以下悲剧必将在后危机时代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演：
第一，从中国层面看，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循环在中国双重获利。一方面，中国的外汇储备绝大多数都以美国政府债券的形式回到美国，推动美国经济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为了防止汇率波动，购买了大量美国外汇资产。中国的外汇储备现已突破2万亿美元。然而，这些外汇储备中的绝大部分又以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等美元金融资产的方式流回美国，使美国实行低利率政策，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这被称为中美经济的共生现象。该现象是由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相互制约这一原因导致的，如果美国经济持续衰退，那么美国的进口、中国的出口就会减少，这会严重打击我国的外贸企业，容易导致失业率上升；如果美国经济持续衰退，那么美元就会持续贬值，中国用高价买来的美元外汇资产便会大幅缩水。另一方面，美国的跨国公司会将上述资金投向中国，利用我国的低成本优势建立生产车间和采购基地，用中国提供的资本赚中国人的钱。而中国除了承担由于美元汇率波动所带来的外汇资产贬值的风险外，还不得不为了赚取微薄的辛苦钱而付出牺牲环境的代价。
第二，从世界层面看，美元本位的传导机制将加剧国际经济波动。近年来美联储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美元贬值。这一方面使得以美元计价的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加重了全球的通货膨胀情况；另一方面抬高了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资产价格，为泡沫经济埋下隐患。这种美元的汇率调整，不但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强势美元所带来的持续经常项目赤字的情况，而且可引起风险外移，令其他国家分担美国经济发展的风险。然而，甲之蜜糖，乙之砒霜。上述美元汇率调整导致的风险外移，抑或说是美元本位的传导机制往往会严重冲击与美国经济关系较紧密的外围国家。20世纪90年代接踵而来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等都与美元的传导机制有关系。
三、未来展望
由上文可知，随着次贷危机蔓延，国际货币制度的法律缺陷越来越明显，如不提出相应对策，必然会阻碍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应在这场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从旁观者转型成为构建者。因此，下文中笔者将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法律路径提出建言，以期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视角完善国际货币制度。
理论界在谈到人民币国际化亦或是国际货币制度改革时往往都绕不开“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孰优孰劣”的话题。然而，笔者认为这各话题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固定汇率是国际货币体系所遵循的货币准则，而浮动汇率则指在无体系时代取消固定汇率这一货币准则。值得注意的是，浮动汇率本身并不是货币准则。因此，将这两个不平行的概念进行比较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讨论的着眼点应放在货币政策的比较，至于具体哪种货币政策最能接近货币稳定目标，还需因时因地制宜，由每个国家根据自身的国情作出选择。因此，笔者在下文中会直接探讨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民币国际化法律路径。
（一）近期货币政策目标：人民币进入SDR货币篮
尽管IMF在2010年11月15日对组成SDR的一篮子货币的例行五年期审查时，曾经考虑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但是由于人民币的自由兑换程度无法达到IMF的相关标准，最终未能入选。
针对人民币自由兑换度的问题，有许多思想较为保守的学者建议，中国可加强与周边地区的金融合作，通过货币互换、金融监管、互设银行等方式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打基础。而笔者认为，加强对外合作诚然是扩大人民币自由兑换度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这只是次要矛盾，人民币是否可兑换的主要矛盾在于人民币的汇率制度。中国应通过对人民币现行汇率制度的改革，转型成为可自由兑换的准国际货币。如此一来，人民币才有机会在下一次IMF审查中被纳入SDR货币篮，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
笔者认为，为了获得进入SDR货币篮的资格，中国应开辟一种全新的汇率制度，即钉住SDR，具体论证如下。
第一，从优越性角度看，钉住SDR的汇率制度与中国目前的传统不透明地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以及国际上较为通行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相比，具有更强的优越性。
钉住SDR的汇率制度尽管本质上也属于盯住一篮子货币，但与人民币现行的汇率制度相比，其具有两大优势：第一，SDR的币种相对一般货币篮子较少，计量单位统一的优势更大，与资本市场的关联更加有效率；第二，SDR的四种货币的权重比例是公开透明的，每五年调整一次，相对稳定，而一般的一篮子货币汇率篮子中的权重是不公开。
而钉住SDR与钉住美元相比，亦有一重大优势，即钉住SDR更利于我国对货币政策的控制。在2005年以前，中国采用的便是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那时货币供给的变动极易受到美国货币供给变动的影响。而如上文所言，美元现在的汇率不稳定。如中国仍坚持钉住美元，那么这种不稳定势必会波及中国的汇率，这显然不利于货币稳定。
第二，从可行性角度看，人民币汇率钉住SDR这一汇率制度有法律依据可循。2009年9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IMF签订协议，购买第一批IMF债权。该协议的支付条款规定，为了购买IMF债券，中国人民银行会按照相应的SDR计算价值，向IMF名下转入人民币。合同参照汇率为2009年8月25日的人民币汇率，当天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为6.8311。这一协议规定的汇率可成为未来人民币盯住SDR汇率制度的法律基石。
（二）远期货币政策目标：SDR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
学者针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案有三，展开如下：
第一，美联储成为世界中央银行，美元转化为单一的国际货币。该方案旨在践行蒙代尔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将全球变成一个单一的美元区，以期令国际货币制度更加稳定。
诚然，从理论上说，最优货币区会令货币更加稳定。然而，让美元转变为单一国际货币，仍有以下障碍难以突破。障碍一，统一货币政策不适合不同经济体的发展需要。蒙代尔便曾断言欧元不能成为亚洲的货币锚，可见橘生淮北则为枳。美元未必能满足世界各地的经济结构。障碍二，只要以一国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便会遭遇特里芬难题。美元如何克服？障碍三，这种货币制度应由谁来管理？是美国独大亦或是效仿欧元区的制度管理？铸币税如何分配？
也许，在短期之内坚持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不失为一个权宜之计，但鉴于上述障碍，若是将美元“发扬光大”作为长远目标显然不切实际。
第二，强化区域货币合作，以美元、欧元、亚元为平台，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发行超主权货币。该方案旨在通过加强区域货币，来稳定市场和汇率，以有效防范危机。
的确，欧元区的成功令人们感受到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优越性，但这种模式不能照搬到亚洲。一方面，亚洲本身的政治整合程度远远不如欧洲，再加上如中日关系等历史问题，导致亚洲10+3国难以结成货币同盟。另一方面，即便亚洲10+3国结成货币同盟，其运行亦颇难维持。10+3国的现实可行性取决于中日两国的关系。尽管我国始终以礼相待，但日本从官方到民间仍不能做到投桃报李。
因此，这一方案的可行性亦不高。
第三，扩大SDR的职能，使之取代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制度的中心。该方案旨在通过让SDR转变为一种超主权货币，来应对特里芬难题。尽管SDR碍于使用范围和分配机制的限制，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但其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较之其他改革方案中从0开始的超主权货币设想，更具可操作性。SDR取代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制度中心的优势如下。
优势一，SDR一旦取代美元，美元便无法倚靠其国际储备地位毫无节制的扩大其债务规模以及贸易逆差，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美元币值的稳定发展。优势二，美元若被取代，则不能实行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这将有利于国际收支的平衡。优势三，特别提款权作为四种可兑换货币的加权平均，其对货币汇率变动的敏感性较低，币值相对其他货币而言更加稳定，适宜充当国际储备。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人民币的远期货币目标应当是：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同时，转向与SDR货币篮挂钩。这既可为人民币国际化铺平道路，又可推动新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
根据上文，人民币国际化亦或是新国际货币体系尽管已经确定了目标，但仍会经历重重障碍。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是：
第一，需重新界定加入SDR货币篮的标准。笔者认为，这个标准不应再拘泥于美国所宣称的“可自由兑换货币”。须知，人民币一放大其汇率弹性，中国即面临对外贸易逆差增加而外汇储备并未减少反倒增加的逆境。人民币从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货币，转变到“可自由兑换货币”，必须经历一个从磨合到适应的过程。如果IMF改变加入SDR货币篮的标准，将之从“可兑换货币”转变为“可使用货币”，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第二，需从平衡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货币力量的对比出发，重新调整SDR货币篮。2010年12月，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一致商定，吸纳南非为BRICS正式成员，并将“金砖四国”更名为“金砖国家”。“金砖国家”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国际力量对比趋向均衡。因此笔者认为，SDR应顺应时代潮流，将巴西雷亚尔、俄罗斯卢布、印度卢比、中国人民币、南非兰特这5种货币纳入其货币篮。以9种货币组成的货币篮取代过去由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组成的4种货币组成的货币篮。
综上所述，中国一旦开辟了上述汇率制度——让人民币钉住SDR，便可顺利加入IMF的SDR货币篮，从旁观者转型成为构建者，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发挥大国作用。
参考文献：
[1][美]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加]蒙代尔.汇率与最优货币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3]迈克尔·杜利等.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难以发生根本改变[J].理论参考,2009(10).
（作者简介：陶立早（1988-），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在2011年3月31日于南京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国际货币体系研讨会上，人民币何时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G20南京研讨会尽管没有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出一个明确的方案，但却为人民币国际化设立了一个新指标——加入IMF的SDR货币篮。
一、历史根源
（一）1944年《国际货币基金协定》
国际货币制度起源于1944年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该协定确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一个固定汇率体系。固定汇率，指一种货币的价值钉住另一种货币的价值。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根源可追溯到20世纪初，彼时的美国已取得国际货币体系的支配地位。1934年，除英、法之外的国家几乎都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1944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规定，美元正式成为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记账单位，所有重要货币都与美元挂钩。
美元为什么能够占据国际货币体系的支配地位呢？因为美国在二战后拥有世界绝大部分的黄金储备和超过一半的制造能力，所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固定汇率建立在“双挂钩”的基础上，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外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1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的价格，用其持有的美元兑换美国政府的黄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彼此建立固定汇率（只有在国际收支根本不平衡时才能调整）。
布雷顿森林体系曾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产生过积极影响，但其根本矛盾却随着成员国的增多而愈来愈明显。正如1960年提出的“特里芬难题”所言，美国如保持国际收支顺差，则美元会回流到美国，国际市场即出现“美元荒”；美国如保持国际收支逆差，则美元会泛滥于世，国际市场即出现“美元灾”。
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史印证了“特里芬难题”的预言。由于战后重建以及越南战争等原因，美国国际收支持续处于逆差状态。于是，美联储未征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意，便违规发行美元，导致大量黄金储备外流。如此一来，布雷顿森林体系分三步走向崩溃。第一步是1968年黄金官价与市场价格分道扬镳，第二步是1971年美国关闭黄金窗口（取消黄金兑换），第三步是1973年几乎所有主要的货币都迈向浮动汇率时代，世界自此进入无体系状态。
（二）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二次修正案》
1976年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二次修正案》，令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合法化。浮动汇率，指一种货币的价值不需钉住另一种货币的价值，可自由浮动。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指各国通过买卖货币来影响其本国货币的汇率。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可以说是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混合体，汇率随着市场变化而变化，但又不全然取决于市场的好坏。国际收支顺差国一般不愿意让其货币升值，因为这样会令其产品在国外变得昂贵，不利于本国企业发展，容易提升本国的失业率。国际收支逆差国则通常不愿意其本国货币贬值，因为这样会令外国产品在本国市场变得昂贵，刺激通货膨胀。
这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乍听起来对各国经济发展颇有裨益，但其始终缺乏系统综合的经济理论支撑。就连其始作俑者——弗兰克·格雷姆等经济学家，以及其付诸实践的决策者——美国财长乔治·舒尔茨等于1973年拍板决定转向浮动汇率决策的人，之后都纷纷放弃了对浮动汇率的支持。
无论如何，在这个没有货币体系的时代，美元仍是国际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清算的主要支付手段，至今依然在国际货币制度中处于主导地位。
二、现实问题
从2007年开始，美国次贷危机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到世界各地。这场危机不仅从表面上暴露了银行及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问题，更从本质上揭露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的缺陷。从法律层面上看，当今国际货币制度的缺陷在于，国际货币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不平等。以下笔者将分别从权利和义务两方面展开说明。
第一，从权利方面看，美国的货币发行权不受国际法的限制。因为国际社会正处于一个缺乏国际货币体系的无体系时代，所以美国的货币政策已不似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那般——需受到美元与黄金兑换的约束。现在的美元是一种信用货币，其发行国美国的信用是他国接受和使用该货币的保证，这种信用至多只能通过国际道德来规范，依仗国际社会舆论形成的道义力量来维持，而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其他国家不能干涉美元的发行权。这容易诱导出道德风险——美国在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的同时，可以通过滥发货币为其财政赤字融资，将金融危机转嫁给中国乃至世界，破坏国际金融秩序。
第二，从义务方面看，美国无须承担调节国际收支的义务。在这个无体系的时代，虽然美元处于国际支付的核心地位，但是美国无需承担其国际收支失衡的责任，亦无须根据其他关联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来制定货币政策。因此，美国可以通过本国的货币政策来影响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并逐步将他国的经济引向对美国有利的方向发展。例如，美国的汇率便是其调整其国内经济的一种工具。如果美元升值，那么外国商品在美国便会更加便宜，这样可降低进口成本；如果美元贬值，那么本国的商品就会变得更加便宜，增加本国企业竞争力，提升就业率。
由上文可知，国际货币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的不平等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源。如果我们不正视国际货币制度的这一法律缺陷，以下悲剧必将在后危机时代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演：
第一，从中国层面看，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循环在中国双重获利。一方面，中国的外汇储备绝大多数都以美国政府债券的形式回到美国，推动美国经济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为了防止汇率波动，购买了大量美国外汇资产。中国的外汇储备现已突破2万亿美元。然而，这些外汇储备中的绝大部分又以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等美元金融资产的方式流回美国，使美国实行低利率政策，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这被称为中美经济的共生现象。该现象是由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相互制约这一原因导致的，如果美国经济持续衰退，那么美国的进口、中国的出口就会减少，这会严重打击我国的外贸企业，容易导致失业率上升；如果美国经济持续衰退，那么美元就会持续贬值，中国用高价买来的美元外汇资产便会大幅缩水。另一方面，美国的跨国公司会将上述资金投向中国，利用我国的低成本优势建立生产车间和采购基地，用中国提供的资本赚中国人的钱。而中国除了承担由于美元汇率波动所带来的外汇资产贬值的风险外，还不得不为了赚取微薄的辛苦钱而付出牺牲环境的代价。
第二，从世界层面看，美元本位的传导机制将加剧国际经济波动。近年来美联储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美元贬值。这一方面使得以美元计价的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加重了全球的通货膨胀情况；另一方面抬高了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资产价格，为泡沫经济埋下隐患。这种美元的汇率调整，不但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强势美元所带来的持续经常项目赤字的情况，而且可引起风险外移，令其他国家分担美国经济发展的风险。然而，甲之蜜糖，乙之砒霜。上述美元汇率调整导致的风险外移，抑或说是美元本位的传导机制往往会严重冲击与美国经济关系较紧密的外围国家。20世纪90年代接踵而来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等都与美元的传导机制有关系。
三、未来展望
由上文可知，随着次贷危机蔓延，国际货币制度的法律缺陷越来越明显，如不提出相应对策，必然会阻碍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应在这场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从旁观者转型成为构建者。因此，下文中笔者将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法律路径提出建言，以期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视角完善国际货币制度。
理论界在谈到人民币国际化亦或是国际货币制度改革时往往都绕不开“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孰优孰劣”的话题。然而，笔者认为这各话题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固定汇率是国际货币体系所遵循的货币准则，而浮动汇率则指在无体系时代取消固定汇率这一货币准则。值得注意的是，浮动汇率本身并不是货币准则。因此，将这两个不平行的概念进行比较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讨论的着眼点应放在货币政策的比较，至于具体哪种货币政策最能接近货币稳定目标，还需因时因地制宜，由每个国家根据自身的国情作出选择。因此，笔者在下文中会直接探讨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民币国际化法律路径。
（一）近期货币政策目标：人民币进入SDR货币篮
尽管IMF在2010年11月15日对组成SDR的一篮子货币的例行五年期审查时，曾经考虑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但是由于人民币的自由兑换程度无法达到IMF的相关标准，最终未能入选。
针对人民币自由兑换度的问题，有许多思想较为保守的学者建议，中国可加强与周边地区的金融合作，通过货币互换、金融监管、互设银行等方式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打基础。而笔者认为，加强对外合作诚然是扩大人民币自由兑换度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这只是次要矛盾，人民币是否可兑换的主要矛盾在于人民币的汇率制度。中国应通过对人民币现行汇率制度的改革，转型成为可自由兑换的准国际货币。如此一来，人民币才有机会在下一次IMF审查中被纳入SDR货币篮，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
笔者认为，为了获得进入SDR货币篮的资格，中国应开辟一种全新的汇率制度，即钉住SDR，具体论证如下。
第一，从优越性角度看，钉住SDR的汇率制度与中国目前的传统不透明地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以及国际上较为通行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相比，具有更强的优越性。
钉住SDR的汇率制度尽管本质上也属于盯住一篮子货币，但与人民币现行的汇率制度相比，其具有两大优势：第一，SDR的币种相对一般货币篮子较少，计量单位统一的优势更大，与资本市场的关联更加有效率；第二，SDR的四种货币的权重比例是公开透明的，每五年调整一次，相对稳定，而一般的一篮子货币汇率篮子中的权重是不公开。
而钉住SDR与钉住美元相比，亦有一重大优势，即钉住SDR更利于我国对货币政策的控制。在2005年以前，中国采用的便是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那时货币供给的变动极易受到美国货币供给变动的影响。而如上文所言，美元现在的汇率不稳定。如中国仍坚持钉住美元，那么这种不稳定势必会波及中国的汇率，这显然不利于货币稳定。
第二，从可行性角度看，人民币汇率钉住SDR这一汇率制度有法律依据可循。2009年9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IMF签订协议，购买第一批IMF债权。该协议的支付条款规定，为了购买IMF债券，中国人民银行会按照相应的SDR计算价值，向IMF名下转入人民币。合同参照汇率为2009年8月25日的人民币汇率，当天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为6.8311。这一协议规定的汇率可成为未来人民币盯住SDR汇率制度的法律基石。
（二）远期货币政策目标：SDR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
学者针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案有三，展开如下：
第一，美联储成为世界中央银行，美元转化为单一的国际货币。该方案旨在践行蒙代尔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将全球变成一个单一的美元区，以期令国际货币制度更加稳定。
诚然，从理论上说，最优货币区会令货币更加稳定。然而，让美元转变为单一国际货币，仍有以下障碍难以突破。障碍一，统一货币政策不适合不同经济体的发展需要。蒙代尔便曾断言欧元不能成为亚洲的货币锚，可见橘生淮北则为枳。美元未必能满足世界各地的经济结构。障碍二，只要以一国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便会遭遇特里芬难题。美元如何克服？障碍三，这种货币制度应由谁来管理？是美国独大亦或是效仿欧元区的制度管理？铸币税如何分配？
也许，在短期之内坚持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不失为一个权宜之计，但鉴于上述障碍，若是将美元“发扬光大”作为长远目标显然不切实际。
第二，强化区域货币合作，以美元、欧元、亚元为平台，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发行超主权货币。该方案旨在通过加强区域货币，来稳定市场和汇率，以有效防范危机。
的确，欧元区的成功令人们感受到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优越性，但这种模式不能照搬到亚洲。一方面，亚洲本身的政治整合程度远远不如欧洲，再加上如中日关系等历史问题，导致亚洲10+3国难以结成货币同盟。另一方面，即便亚洲10+3国结成货币同盟，其运行亦颇难维持。10+3国的现实可行性取决于中日两国的关系。尽管我国始终以礼相待，但日本从官方到民间仍不能做到投桃报李。
因此，这一方案的可行性亦不高。
第三，扩大SDR的职能，使之取代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制度的中心。该方案旨在通过让SDR转变为一种超主权货币，来应对特里芬难题。尽管SDR碍于使用范围和分配机制的限制，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但其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较之其他改革方案中从0开始的超主权货币设想，更具可操作性。SDR取代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制度中心的优势如下。
优势一，SDR一旦取代美元，美元便无法倚靠其国际储备地位毫无节制的扩大其债务规模以及贸易逆差，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美元币值的稳定发展。优势二，美元若被取代，则不能实行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这将有利于国际收支的平衡。优势三，特别提款权作为四种可兑换货币的加权平均，其对货币汇率变动的敏感性较低，币值相对其他货币而言更加稳定，适宜充当国际储备。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人民币的远期货币目标应当是：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同时，转向与SDR货币篮挂钩。这既可为人民币国际化铺平道路，又可推动新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
根据上文，人民币国际化亦或是新国际货币体系尽管已经确定了目标，但仍会经历重重障碍。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是：
第一，需重新界定加入SDR货币篮的标准。笔者认为，这个标准不应再拘泥于美国所宣称的“可自由兑换货币”。须知，人民币一放大其汇率弹性，中国即面临对外贸易逆差增加而外汇储备并未减少反倒增加的逆境。人民币从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货币，转变到“可自由兑换货币”，必须经历一个从磨合到适应的过程。如果IMF改变加入SDR货币篮的标准，将之从“可兑换货币”转变为“可使用货币”，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第二，需从平衡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货币力量的对比出发，重新调整SDR货币篮。2010年12月，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一致商定，吸纳南非为BRICS正式成员，并将“金砖四国”更名为“金砖国家”。“金砖国家”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国际力量对比趋向均衡。因此笔者认为，SDR应顺应时代潮流，将巴西雷亚尔、俄罗斯卢布、印度卢比、中国人民币、南非兰特这5种货币纳入其货币篮。以9种货币组成的货币篮取代过去由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组成的4种货币组成的货币篮。
综上所述，中国一旦开辟了上述汇率制度——让人民币钉住SDR，便可顺利加入IMF的SDR货币篮，从旁观者转型成为构建者，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发挥大国作用。
参考文献：
[1][美]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加]蒙代尔.汇率与最优货币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3]迈克尔·杜利等.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难以发生根本改变[J].理论参考,2009(10).
（作者简介：陶立早（1988-），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