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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齐普拉斯在一场险象环生的政治豪赌中大获全胜。他卷土重来，率领左翼激进联盟再次赢得希腊大选，二度出任希腊总理。胜选后，他感谢人民给他平反了，“希腊人民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任务，去继续为国家由内至外地战斗”。
八个月前，齐普拉斯凭借反紧缩的立场上台。他的极端左派，他对切·格瓦拉的热爱，他的年轻狂热，都让欧洲的大佬们不放心，他们甚至称他为“欧洲最危险的人”。
1974年7月，齐普拉斯出生于雅典郊区一个中产阶层家庭。上世纪80年代后期，齐普拉斯加入青年共产主义运动。1990年，17岁的齐普拉斯就曾组织过校园静坐抗议活动，成为学生运动领袖，从而在希腊国内崭露头角。
齐普拉斯年轻时留长发，性子急，还有些孩子气。他曾骑摩托车四处游历，声明自己不认同希腊社会习俗与东正教传统，虽然早早与中学同学派里斯泰拉·巴齐亚娜共同生活，20年来却始终未婚。除了鲜少让自己的伴侣在媒体前露面，齐普拉斯的两个儿子也没有按照希腊传统接受洗礼。
2000年，齐普拉斯毕业于国立雅典理工大学，毕业后投身建筑业，但他一直没有远离政治。几年后，齐普拉斯加入“左翼进步联盟”（激进左翼联盟党的前身），并于2006年参加雅典市长选举。
希腊地方议会换届成为了齐普拉斯飞黄腾达的契机。他能言善辩，外形出众，为当时的左翼进步联盟斩获了3倍于以往的选票，使希腊政界记住了这个年轻人。
2008年，34岁的齐普拉斯接掌激进左翼联盟党，成为希腊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政党领导人。齐普拉斯当时反对市场经济，并且致力于推动更广泛意义上的平等。同年，他在接受当地媒体专访时表示，他敬佩毛主席，认为其核心思想辉耀着人文之光。
就在年轻的齐普拉斯刚刚接手激进左翼联盟党的2008年，他遭遇了步入政坛后的第一场危机。当时，雅典等城市抗议一名少年被警察开枪射杀的示威演变为骚乱，激进左翼联盟党给予声援，却适得其反，在随后举行的选举中仅获得4.6%的选票。
但挫折并未影响齐普拉斯的政坛之路。一年之后，他成功进入希腊议会。
2009年，经济危机肆虐欧洲，2010年，债台高筑的希腊更是带头引爆欧洲信贷危机。这一切给了齐普拉斯机会。为换取国际援助而勒紧腰带过日子的希腊民众，开始倾听激进左翼联盟党反对财政紧缩的声音。
激进左翼联盟党主张与债权人重新商讨救助协议，勾销此前债务，废除财政紧缩，甚至叫嚣着退出欧元区。而这无疑是在挑战此前施以援手的“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欧洲央行）的底线。
大打“反紧缩牌”的成果显著，3年内，齐普拉斯的民意支持率翻了5倍。如果说，2012年，希腊民众在主权债务危机最严重时还稍显犹豫的话，那么2015年，激进左翼联盟党成功翻身则是希腊国内民粹主义情绪的集中爆发。
执政之初，他不停地放狠话，向欧洲提出种种要求。无论是向欧央行提出的发债申请还是向德国讨要二战的战争赔款，都被债主们无情驳回。由于缺乏讨价还价的实力，希腊那撒娇式的“表演”很快就走进了人见人烦的死胡同。
为了对债权人说“不”，齐普拉斯甚至不惜选择全民公投。公投中，60%的希腊人否决了“以改革换资金”的援助协议草案。这给了齐普拉斯底气，但也让希腊成了整个欧元区的大麻烦。
正所谓人穷志短，欧洲央行一停止向希腊输血，齐普拉斯就服软了。他签署的第三轮救助协议，包含严厉的紧缩措施和改革计划，民众戏称齐普拉斯“翻脸比翻书还快”。在党内，协议引起了激进左翼联盟的分裂，25名该党的国会成员选择退出，齐普拉斯执政基础岌岌可危。
齐普拉斯于8月20日辞职，并要求提前举行大选。分析认为，他“以退为进”，寄希望于通过大选获得明确授权，改组他此前领导的执政联盟，重新获得较为稳定的议会多数。
选战中的胶着状态显示，齐普拉斯对豪赌并无胜算。欧洲人更无法理解，希腊人会选择“摒弃竞选承诺，转变政策立场，导致希腊银行业破产并带来不必要的经济衰退”的政党再度上台执政。
最终的“离奇的结果”，其实是希腊人的无奈之选。经历了与国际债权人近半年多的博弈，民众在狂热之后，已经认识到唯有与债权人合作希腊才有出路。与其选择那些把国家拖入泥潭的老政客，不如让一个心有不甘的新手落实其先前竭力拒绝实施的改革。
接受采访时齐普拉斯明确表态，他将他的国家放在了他的政党之上。他说，假如他没有同意这个为期三年的紧急援助协议，希腊很可能就要离开欧元区。
既然协议是他签署的，巩固了政坛之后，齐普拉斯必须直面他的困境：违心地大刀阔斧地削减支出增加税收，以满足他签订的860亿欧元（970亿美元）援助协议的要求。
在国际债权人看来，增加税收、开放市场、加速私有化等改革和紧缩措施，虽然从短期来看很痛苦，但实际上也是提高希腊竞争力，使其经济恢复增长，最终摆脱债务危机的必要条件。然而，对齐普拉斯来说，比得到民众授权更难的是让他们坦然接受紧缩措施。
眼下，如何尽快取消资本管制，让经济恢复正常运转，是新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从6月29日开始实施的资本管制让希腊实体经济深受打击，作为希腊经济支柱的小企业营业收入下降大约50%，外向型企业因为支付问题损失惨重，每天60欧元的取款限额也严重影响到普通民众的生活。而要解除资本管制，新政府需要尽快完成银行业重组，解决银行坏账。
此外，新政府还将继续应对难民潮。今年以来，已有约30万难民登陆希腊。尽管绝大多数难民的目的地是其他一些更为富裕的欧盟国家，但随着其中部分国家逐渐收紧难民政策，希腊面临的难民压力会进一步加大。
虽然齐普拉斯还可以在打击腐败、完善社会救济等方面下功夫，以减小紧缩措施给希腊民众造成的“冲击”。但在这些具体的“技术活”上，看似业余的左翼联盟实在是令人担忧。
梅开二度之后，齐普拉斯或许已经意识到，满腔的激情可以一时赢得选民，但无法赢得未来，缺乏实践基础却又幻想着替天行道，必定不会长久。
当激情悄然消退，吃饭问题摆在面前，齐普拉斯必须通过处理债务问题争取执政时间， 但是没有人知道会是多久。自2010年希腊得到了第一次经济援助后，前后已经有7位总理下台。从这个角度看， 即使是看似激动人心的债务解决方案也不足以保证齐普拉斯维持4年的任期。
八个月前，齐普拉斯凭借反紧缩的立场上台。他的极端左派，他对切·格瓦拉的热爱，他的年轻狂热，都让欧洲的大佬们不放心，他们甚至称他为“欧洲最危险的人”。
1974年7月，齐普拉斯出生于雅典郊区一个中产阶层家庭。上世纪80年代后期，齐普拉斯加入青年共产主义运动。1990年，17岁的齐普拉斯就曾组织过校园静坐抗议活动，成为学生运动领袖，从而在希腊国内崭露头角。
齐普拉斯年轻时留长发，性子急，还有些孩子气。他曾骑摩托车四处游历，声明自己不认同希腊社会习俗与东正教传统，虽然早早与中学同学派里斯泰拉·巴齐亚娜共同生活，20年来却始终未婚。除了鲜少让自己的伴侣在媒体前露面，齐普拉斯的两个儿子也没有按照希腊传统接受洗礼。
2000年，齐普拉斯毕业于国立雅典理工大学，毕业后投身建筑业，但他一直没有远离政治。几年后，齐普拉斯加入“左翼进步联盟”（激进左翼联盟党的前身），并于2006年参加雅典市长选举。
希腊地方议会换届成为了齐普拉斯飞黄腾达的契机。他能言善辩，外形出众，为当时的左翼进步联盟斩获了3倍于以往的选票，使希腊政界记住了这个年轻人。
2008年，34岁的齐普拉斯接掌激进左翼联盟党，成为希腊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政党领导人。齐普拉斯当时反对市场经济，并且致力于推动更广泛意义上的平等。同年，他在接受当地媒体专访时表示，他敬佩毛主席，认为其核心思想辉耀着人文之光。
就在年轻的齐普拉斯刚刚接手激进左翼联盟党的2008年，他遭遇了步入政坛后的第一场危机。当时，雅典等城市抗议一名少年被警察开枪射杀的示威演变为骚乱，激进左翼联盟党给予声援，却适得其反，在随后举行的选举中仅获得4.6%的选票。
但挫折并未影响齐普拉斯的政坛之路。一年之后，他成功进入希腊议会。
2009年，经济危机肆虐欧洲，2010年，债台高筑的希腊更是带头引爆欧洲信贷危机。这一切给了齐普拉斯机会。为换取国际援助而勒紧腰带过日子的希腊民众，开始倾听激进左翼联盟党反对财政紧缩的声音。
激进左翼联盟党主张与债权人重新商讨救助协议，勾销此前债务，废除财政紧缩，甚至叫嚣着退出欧元区。而这无疑是在挑战此前施以援手的“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欧洲央行）的底线。
大打“反紧缩牌”的成果显著，3年内，齐普拉斯的民意支持率翻了5倍。如果说，2012年，希腊民众在主权债务危机最严重时还稍显犹豫的话，那么2015年，激进左翼联盟党成功翻身则是希腊国内民粹主义情绪的集中爆发。
执政之初，他不停地放狠话，向欧洲提出种种要求。无论是向欧央行提出的发债申请还是向德国讨要二战的战争赔款，都被债主们无情驳回。由于缺乏讨价还价的实力，希腊那撒娇式的“表演”很快就走进了人见人烦的死胡同。
为了对债权人说“不”，齐普拉斯甚至不惜选择全民公投。公投中，60%的希腊人否决了“以改革换资金”的援助协议草案。这给了齐普拉斯底气，但也让希腊成了整个欧元区的大麻烦。
正所谓人穷志短，欧洲央行一停止向希腊输血，齐普拉斯就服软了。他签署的第三轮救助协议，包含严厉的紧缩措施和改革计划，民众戏称齐普拉斯“翻脸比翻书还快”。在党内，协议引起了激进左翼联盟的分裂，25名该党的国会成员选择退出，齐普拉斯执政基础岌岌可危。
齐普拉斯于8月20日辞职，并要求提前举行大选。分析认为，他“以退为进”，寄希望于通过大选获得明确授权，改组他此前领导的执政联盟，重新获得较为稳定的议会多数。
选战中的胶着状态显示，齐普拉斯对豪赌并无胜算。欧洲人更无法理解，希腊人会选择“摒弃竞选承诺，转变政策立场，导致希腊银行业破产并带来不必要的经济衰退”的政党再度上台执政。
最终的“离奇的结果”，其实是希腊人的无奈之选。经历了与国际债权人近半年多的博弈，民众在狂热之后，已经认识到唯有与债权人合作希腊才有出路。与其选择那些把国家拖入泥潭的老政客，不如让一个心有不甘的新手落实其先前竭力拒绝实施的改革。
接受采访时齐普拉斯明确表态，他将他的国家放在了他的政党之上。他说，假如他没有同意这个为期三年的紧急援助协议，希腊很可能就要离开欧元区。
既然协议是他签署的，巩固了政坛之后，齐普拉斯必须直面他的困境：违心地大刀阔斧地削减支出增加税收，以满足他签订的860亿欧元（970亿美元）援助协议的要求。
在国际债权人看来，增加税收、开放市场、加速私有化等改革和紧缩措施，虽然从短期来看很痛苦，但实际上也是提高希腊竞争力，使其经济恢复增长，最终摆脱债务危机的必要条件。然而，对齐普拉斯来说，比得到民众授权更难的是让他们坦然接受紧缩措施。
眼下，如何尽快取消资本管制，让经济恢复正常运转，是新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从6月29日开始实施的资本管制让希腊实体经济深受打击，作为希腊经济支柱的小企业营业收入下降大约50%，外向型企业因为支付问题损失惨重，每天60欧元的取款限额也严重影响到普通民众的生活。而要解除资本管制，新政府需要尽快完成银行业重组，解决银行坏账。
此外，新政府还将继续应对难民潮。今年以来，已有约30万难民登陆希腊。尽管绝大多数难民的目的地是其他一些更为富裕的欧盟国家，但随着其中部分国家逐渐收紧难民政策，希腊面临的难民压力会进一步加大。
虽然齐普拉斯还可以在打击腐败、完善社会救济等方面下功夫，以减小紧缩措施给希腊民众造成的“冲击”。但在这些具体的“技术活”上，看似业余的左翼联盟实在是令人担忧。
梅开二度之后，齐普拉斯或许已经意识到，满腔的激情可以一时赢得选民，但无法赢得未来，缺乏实践基础却又幻想着替天行道，必定不会长久。
当激情悄然消退，吃饭问题摆在面前，齐普拉斯必须通过处理债务问题争取执政时间， 但是没有人知道会是多久。自2010年希腊得到了第一次经济援助后，前后已经有7位总理下台。从这个角度看， 即使是看似激动人心的债务解决方案也不足以保证齐普拉斯维持4年的任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