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人生识字糊涂始，读书越多自然越糊涂。回想在芝加哥求学期间，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师生读柏拉图一篇短短的《苏格拉底的申辩》要用一个学期的功夫，读希伯来圣经中一篇《创世记》更要连续三个学期，读的时候固然大家都刨根究底，不放一字一句，但事后心里何尝不暗自嘀咕：这短短一篇东西里面真有那么多微言大义吗？
　　我以后日益相信，经典作品的所谓“深刻意义”实在未必都是经典作家的本意，而多是后来的人一代一代自己“读出来”的。作品的年代愈久远，释家愈多，作品的“意思”也变得愈多，所谓变本者加厉，踵事者增华是也。再后来的读者其实无法绕过这些好事的释家，已经不大可能直面经典作家本人。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因此要求读经典时不得参考二手解释书籍，但我后来很是怀疑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因为蒙师们授课，本身就已经是解释，更何况专攻古希腊文、古希伯来文的学生毕竟少而又少，大多数人都是通过英译本读经典，这译本当然已经是解释。社会思想委员会因此又有明文规定，不攻希腊文者读柏拉图至少要同时用2个译本，用4个更好。但这2个译本或4个译本之异，不是解释之异又是什么？
　　读经典，因此其实是“泡”在那层层叠叠的各家诠释中。泡得愈久，就愈是摇头晃脑，觉得经典真经典也，绝对是一字不可易得。朱光潜从前因此说，《诗经》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4句，要是翻译成白话文的“从前我去时，杨柳还在春风中摇曳;现在我回来，已是雨雪天气了”，只能是全然不知所谓，因为“译文把原文缠绵悱恻、感慨不尽的神情失去了”。换言之，那摇头晃脑的味道出不来了。
　　不知是否针对朱光潜，鲁迅曾有点挖苦地说，要是古人从前没有写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现在的诗人想用这意思做一篇白话诗，他该怎么作呢？不就是“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不过这诗肯定要被编辑塞进字纸篓，而“关关雎鸠”因为“它是《诗经》里的头一篇，所以嚇得我们磕头佩服”。
　　经典一说穿大概多半意思简单。清人陈皋谟《笑倒》中说经典“直解”的笑话，举“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3句，“直解”就是“咚、咚、咚！杀、杀、杀！跑、跑、跑！”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将错就错（删订版）》  作者：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