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学研究方法论问题笔谈——关于子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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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李振宏教授厚意,约我在《史学月刊》参加一次关于子学研究的笔谈。他对我很宽容地说,从宏观或微观的角度谈都可以。我想,既然是大家在一起笔谈,最好一开始不必谈太专门的问题,因为这样可以有一个较为宽阔的学术交流场地。而且,个人对于子学本身,也觉得从人手处就还有一些似乎值得探究的难题,所以在下面试谈一些管见,提供讨论,并请各位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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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维度来探讨托马斯·杰斐逊对革命的共和事业的奉献,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杰斐逊的个人独立与美国独立的宣布和维护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位《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与其他签字人一道,不惜舍身拼命以摈弃对乔治三世的效忠,把自己当作造反派和叛徒,同时又把其个人的身份融进他所协助构想出来的“人民”身份之中。揭示杰斐逊革命生涯的个人维度,对于我们理解杰斐逊对自主而能表达同意的个人权利的崇奉,他的自我塑造和他形成中的自治的民主政体的概念,都具有核心意义。
国族构建并不是十分抽象的东西,人的个性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历史并非完全受无情的结构所主宰,其中有偶然性因素的作用。研究表明,在美国国家构建过程中,杰斐逊的种族主义扰乱了他的治国之术,导致他危害国家的利益和他本人在西部建立一个自耕农自由帝国的梦想,而这一切为的是要摧毁一个独立的黑人共和国,以平息他的种族主义怒火。杰斐逊采取的经济禁运以及在外交上拒绝承认海地,所展现的不仅是对那个年幼共和国的刻意蹂躏,而且也是此后一直困扰海地的深重依附的开端。杰斐逊时期美国国家构建和国族构建的历史事实,让我们铭记,同我
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曾两度遭遇困难,国家先后两次进行调整,最终使其走出困境,并有了新的发展。目前学界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但主要集中于调整政策措施的具体阐述与分析(参见赫崇飞等:《试析1949年10月至1950年3月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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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7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以来,从上海到北京,从大学到研究机构,从当年满怀激情、初出茅庐的青年历史工作者到成长为如今著作等身、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金冲及先生认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在细致扎实的史料基础上,以创新精神作为推动历史研究不断前进的源动力,才能使历史研究更好地肩负起增强人民爱国主义情感、维护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的伟大责任。对学问扎实深入,对外界不等不怨,对未来充满希望,金冲及先生的
一是宋史还是十至十三世纪的历史? 我的研究兴趣一直偏向“人”,无论是讨论北宋前期的皇权发展,还是宋人为什么杀婴、如何书写墓志,所关心的都是“人”如何面对、解决生活的问题。而在此背后的根本课题,则是人如何借助“过去”以面对“现在”,也就是承载过去的“历史”,对人而言,到底有什么用?总而言之,身为历史研究者,已经过去的人与事转化成历史知识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我自己这些年来最大的关心。
政治史研究一直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样宋代政治史在宋史研究中也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科学理论的推衍和发展,史学研究的热点渐转至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政治史研究遭受冷遇。但就历史发展的实际而言,政治史仍应是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2001年,海内外宋史研究者汇聚浙江杭州,召开了“近百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其中多篇论文涉及政治史议题。2003年,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在《浙江学刊》第3期上发表了《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一文,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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