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己的感受力尽可能多地从书中获取印象——这是读书时首先要做的，但这样只完成了一半。如果想获得读书的全部乐趣，就必须完成读书的全过程。我们必须对自己从书中获取的各种印象作出判断，必须使那些闪闪烁烁的印象凝固，形成持久的形象。这不能着急，要等尘埃落定、疑问平息之后才行。这之后，可能你自己也不会想到——你读过的那本书又突然回来了，但完全变了样：它完整地浮现在你的脑海里，和当初从分散的词句中所获取的那些零星印象已大不一样。书里的种种细节都有了固定的、适当的位置；书的整体形象，从头到尾都显露得一清二楚。
　　现在，就像可以把建筑和建筑加以比较，我们也可以把书和书加以比较了。不过，这种比较将意味着我们对书的态度已经改变：我们不再是作者的同伙，而成了他的审判官。作为同伙，我们对作者的态度应该是宽容的——无论怎样宽容也不会过分；作为审判官，我们对作者的态度应该是严厉的，而且无论怎样严厉，也同样不会过分。有些书，既浪费我们的时间，又滥用我们的好意；有些作者，总写些华而不实的书、谎言连篇的书、陈腐不堪的书，甚至有毒有害的书。所以，我们应该对书严加审验，应该把每一本书都和历史上最好的好书加以比较。
　　好在有些书早有定评，我们人人心里明白，它们是书的楷模，如《鲁滨孙漂流记》《爱玛》和《还乡》等。因此，我们理应把自己正在读的小说和它们比较一下——即便是最近出版的、最微不足道的小说，也应该和最出色的小说一起受到审验。诗歌也一样——当我们从美妙的诗韵中平静下来、从华丽的辞藻中解脱出来之后，一首诗的完整形象就会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理应把它和《李尔王》《菲德尔》以及《序曲》加以比较；即便不和这些作品比，也应该和我们自己认为最好的诗篇比一比。至于标准，我们完全可以确信，只要把那些用来评判古代作品的标准稍作修改即可，不必另外制定。因为所谓的“新诗”和“新小说”，其实并无真正的新颖之处，不过是为了掩饰其肤浅罢了。
　　尽管如此，若认为读书过程的第二步，即判断和比较，和第一步一样容易——认为只要放眼去接受那些纷至沓来的无数印象就行了，那也不免过于愚蠢。要放下手里的书而把读书过程持续下去，要把某本书的整体形象和另一本书的整体形象加以比较，不仅需要有相当大的阅读量，还要有足够的判断力，才能做得既生动又富有启发——这已经够难的了。更难的是，你還要进一步指出：“我要求一本书不仅可读，还要有某种价值；因此，这里是失败的，那里是成功的；这里写得好，那里写得不好。”作为读者，要想完成这一部分的读书过程，需要有极高的学识水平、极大的想象力和洞察力。而这样的天赋，恐怕是任何一个普通读者都很难具备的，即便是最自信的读者，也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到一点点类似这种天赋的影子。
　　在读书时，我们可能很重视感应的价值，可能会尽量把自己的想法隐藏起来；但是，我们自己也明白，我们不可能对书里的一切都完全抱着同感，不可能把自己完全掩埋起来。因为我们总觉得内心有个捣蛋鬼在悄悄地说：“我恨！”“我爱！”而要他不做声，又不可能。实际上，正因为我们有恨有爱，我们才能和诗人、小说家保持那么亲密的关系。所以，让另外一个不相干的人插在中间，我们会感到无法容忍。即使我们的意见与人不合，即使我们的判断是错误的，我们的趣味仍然是我们读书时的指路明灯，因为唯有趣味才能使我们身心激动不已。
　　于是，在我们的趣味引导下，我们就开始大胆越出某一本书的范围，开始寻找把某些书组合成一类的某些特点。我们还开始给某些特点起名称，并制定出某种法则，以便把我们的读书感受加以归纳，使其变得有条有理。这固然很好，但要知道，关于书的法则总是要在和书的实际接触中被不断打破的——凭空制定出和事实毫不相干的法则，这是最容易、也是最愚蠢的事——所以，当我们在作这一艰难尝试时，若想使自己不致陷入混乱，最好的办法就是求助于某些才能罕见的作家，他们能给我们以启发，能帮助我们怎样把文学当作一门艺术来看待。譬如，柯勒律治、德莱顿和约翰逊博士经过深思熟虑而写下的那些评论文章，还有许多诗人和小说家虽未经深思熟虑、但有切身体会的经验之谈，往往都非常中肯，贴切——它们能帮助我们理清萦绕在我们头脑里的一团团模糊概念。只不过，当我们向他们请教时，自己心里必须要有实实在在的问题和看法，而且是在自己的读书过程中老老实实累积起来的——这样，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否则，若是只知道一味崇拜他们的权威，像一群躺在树阴下的绵羊，那他们也是无能为力的。
　　（本文节选自《伍尔夫的读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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