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什么垃圾？”每天早晨，站在分类垃圾箱旁的清洁阿姨，总会用这句话“问候”李小姐。7月初，上海开始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家住浦东新区的李小姐最初拎着垃圾出现在楼下的垃圾箱前，听到这句话，心里有些不舒服。现在，她已经慢慢习惯了这种尴尬的“问候”，也习惯了在垃圾前，被清洁阿姨监督着分类10分钟。
　　当我们问到是否支持垃圾分类的话题，很少遇到反对者。强制垃圾分类几乎已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目前，在北京等地，不断有消息称将紧随上海的脚步，施行强制垃圾分类政策。

垃圾去哪儿？

　　2019年7月15日傍晚，北京市朝阳区朝庭公寓。吴强来到楼下的垃圾箱前，手拎着两只垃圾袋，已经做过干湿垃圾分类，一袋是中午的剩菜，一袋是废纸和快递包装盒。“我扔掉的垃圾会被运到哪里？”自从开始习惯垃圾分类之后，这个问题便一直在吴强的脑袋里转圈。
　　每天早晨6点，陈一（化名）都要到北京高碑店附近一家垃圾中转站上班。到工作地点之后，他需要跟随垃圾车到附近小区收集生活垃圾，之后把它们运到中转站。他主要负责朝阳路一带的垃圾收集。
　　一天中最忙的时候是上午，因为大多数人习惯在上班之前扔垃圾。在小区收集垃圾的时候，他会简单挑出一些回收价值比较高的废品，这些废品也能给环卫工人带来一定的收入。
　　“我们只负责收运。生活垃圾来了，就倒在生活垃圾箱里；厨余垃圾来了，就倒在厨余垃圾箱里面。”陈一介绍。对于像陈一工作的这类中小型垃圾中转站而言，很少有垃圾分选程序。即使在大型垃圾中转站，也只有少数的具有垃圾分选能力，配有机械分选设备。
　　垃圾在中转站需要经过机器压缩，使体积变小，这样一辆卡车可以装运更多的垃圾。不过，在很多地方，即便前期做了垃圾分类，但在运输中又混在了一起。有些地方会对这些塑料进行热压缩。在加热的过程中，它们会释放出大量有害物质，这给工作人员的健康带来了一定风险。不过，在北京，也有一些地方采用低温压缩技术，通过物理压缩的方式，缩小泡沫塑料的体积。“这对人基本没有什么伤害。”北京零废弃运动发起人毛达认为。

多数烧了

　　除了部分可以再利用的垃圾，大部分垃圾在经过压缩之后，被专车运到垃圾处理中心，主要是垃圾焚烧厂和垃圾填埋场。
　　北京门头沟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位于首都西部山区，隶属于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每天处理北京各区的生活垃圾。
　　一辆一辆垃圾车经过专用车道，依次过磅，等待进入垃圾卸料大厅。卸料大厅有十几座阀门连接后面的垃圾池。通常情况下，只有一两座阀门打开。垃圾车过磅之后，排队前往阀门，把垃圾卸至垃圾池中。每趟车卸完料之后，一旁的清洁工人便会拖洗地面。
　　不同的垃圾，无论曾经分类过的，还是原生垃圾，在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接收之后，都被倒入垃圾池，混合在一起。“到我们这边，其实还是把这些垃圾都混在一起的，不可能把分选的和原生的都单独放着。”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赵树明介绍。
　　对于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而言，各区运过来什么垃圾，它就处理什么。这家垃圾焚烧发电厂拥有一座巨型垃圾池，可以储存40万立方米垃圾。所有接收的垃圾，都会在垃圾池中，混合、搅拌，经历发酵的过程，以排干其中的水分，提高垃圾的热值，便于燃烧。
　　过去，国内生活垃圾大多被填埋入地下，即使在今天，垃圾填埋依旧是各地主流的垃圾处理方式，占比超过50%。不过，因为垃圾填埋对大气和土壤危害较大，国家正在试图减少垃圾填埋比例。但自1988年深圳在国内首次建造垃圾焚烧厂以来，垃圾焚烧厂便被外界质疑污染环境。
　　刘畅认为，垃圾焚烧污染严重是大众对这一项目的误解。他是住建部环境卫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总工程师，参与制定了中国垃圾分类政策：“实际上，我们自2014年修改标准之后，目前，执行的排放标准已经跟欧盟等发达国家接近，有些指标甚至更严格。而且各家焚烧厂的排放数据必须实时联网公开。水是零排放，烟气排放主要是二 英，但二 英的排放被大家妖魔化了。焚烧厂排放的二 英甚至没有一家烧烤摊排的多。”

拾荒大军

　　在朝庭公寓的垃圾箱对面，有片小树林，树底下有一排长椅。每个白天，只要不下雨，徐老太总会坐在长椅上，目光一直盯着对面的垃圾箱。
　　每当有人过来扔垃圾，她便起身，走到垃圾箱去，翻找一番。拿着刚找出的纸包装箱和饮料瓶，她满意地回到长椅前，把它们放进一旁的黑色塑料袋里。
　　徐老太的家人收入都不错，根本不需要靠她扒拉这些垃圾补贴。但她乐此不疲。她认为这些东西还有用，不应该浪费，而且废品还能换钱。
　　不过，徐老太常常铩羽而归。她的竞争对手太多了，除了小区里的另外几位老人、大婶，还有清洁工、开车过来收集垃圾的环卫工人，甚至是从其他地方漂来的拾荒者。
　　垃圾箱里但凡有能卖出价格的东西，都被他们很快翻得干干净净。清洁大妈甚至会在楼道里“截流”，看到有人扔纸箱，便会要了过来。
　　在北京，拾荒者数量巨大。据统计，1998年，北京拾荒者人数已经达到8.2万人，2006年上升至12万人，到2014年，已有17万人之众。目前虽然有所萎缩，但数量依旧不可小视。美国记者、《垃圾场星球》作者艾明德曾经估计，中国有1000万拾荒者，大多数生活在东部沿海地区。
　　“原来老觉得我们中国的垃圾分类有点落后，但事實上，因为我们中国人比较勤劳，拾荒的人很多，初级分类其实是比较好的，已经分得很细了。”中华环保联合会废弃物发电专委会秘书长郭云高称。“这是一种不规范的、但是回收率比较高的分类。”刘畅介绍，“日本的统计数据，它现在垃圾分类出来的再生资源只有20%左右，而一些调研和统计数据显示，我们国家至少是在25%以上。”

回收系统

　　废品回收是一个并不太透明的产业。被人穿过的衣物，在垃圾堆里滚过一回之后，可能又回到了人们身边。这条产业链能带来利益，也可能带来风险。
　　“一些用过的穿戴设备、容器等，它可能通过这种回收利用，直接回到我们生活。资源再利用，这是好的方面。但是，因为监管不够，它也可能给我们人体的健康和生活环境，带来很大的风险。以前这种产业量不大，大家也不关注，但是一旦分类完成之后，最后大家必然会把注意力放到这里来。就像前段时间的地沟油。”中华环保联合会废弃物发电专委会秘书长郭云高介绍。
　　随着垃圾分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可回收物将会进入到废品回收产业中。垃圾回收系统的运行，使中小公司得以获取廉价原材料，维持生存。不过，废物再利用同样也会对环境造成伤害，损耗能源。
　　2014年开始，为了治理环境，河北关停了大多数小造纸厂、小冶金厂，废品价格开始滑落。2015年，国内废品收购价格持续下跌，北京废品回收市场受到巨大的冲击。纯市场化的方式，使得拾荒者和回收公司难以持续、稳定地生存。这也让垃圾分类后端处理变得不可控。郭云高建议政府收编回收从业人员，并且对回收企业进行价格补贴，垃圾分类应该把整条产业链都考虑进去。
　　刘畅认为，垃圾分类最终会通过“后端倒逼前端”的方式实现。政府需要不断规范废品回收市场，加强监管，但应该“有温度地管理”，而不是“一刀切”，整合、收编拾荒者和回收企业，通过某种补贴机制，使他们的收入得到保障，能继续从事回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