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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什么垃圾?”每天早晨,站在分类垃圾箱旁的清洁阿姨,总会用这句话“问候”李小姐。7月初,上海开始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家住浦东新区的李小姐最初拎着垃圾出现在楼下的垃圾箱前,听到这句话,心里有些不舒服。现在,她已经慢慢习惯了这种尴尬的“问候”,也习惯了在垃圾前,被清洁阿姨监督着分类10分钟。
当我们问到是否支持垃圾分类的话题,很少遇到反对者。强制垃圾分类几乎已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目前,在北京等地,不断有消息称将紧随上海的脚步,施行强制垃圾分类政策。
垃圾去哪儿?
2019年7月15日傍晚,北京市朝阳区朝庭公寓。吴强来到楼下的垃圾箱前,手拎着两只垃圾袋,已经做过干湿垃圾分类,一袋是中午的剩菜,一袋是废纸和快递包装盒。“我扔掉的垃圾会被运到哪里?”自从开始习惯垃圾分类之后,这个问题便一直在吴强的脑袋里转圈。
每天早晨6点,陈一(化名)都要到北京高碑店附近一家垃圾中转站上班。到工作地点之后,他需要跟随垃圾车到附近小区收集生活垃圾,之后把它们运到中转站。他主要负责朝阳路一带的垃圾收集。
一天中最忙的时候是上午,因为大多数人习惯在上班之前扔垃圾。在小区收集垃圾的时候,他会简单挑出一些回收价值比较高的废品,这些废品也能给环卫工人带来一定的收入。
“我们只负责收运。生活垃圾来了,就倒在生活垃圾箱里;厨余垃圾来了,就倒在厨余垃圾箱里面。”陈一介绍。对于像陈一工作的这类中小型垃圾中转站而言,很少有垃圾分选程序。即使在大型垃圾中转站,也只有少数的具有垃圾分选能力,配有机械分选设备。
垃圾在中转站需要经过机器压缩,使体积变小,这样一辆卡车可以装运更多的垃圾。不过,在很多地方,即便前期做了垃圾分类,但在运输中又混在了一起。有些地方会对这些塑料进行热压缩。在加热的过程中,它们会释放出大量有害物质,这给工作人员的健康带来了一定风险。不过,在北京,也有一些地方采用低温压缩技术,通过物理压缩的方式,缩小泡沫塑料的体积。“这对人基本没有什么伤害。”北京零废弃运动发起人毛达认为。
多数烧了
除了部分可以再利用的垃圾,大部分垃圾在经过压缩之后,被专车运到垃圾处理中心,主要是垃圾焚烧厂和垃圾填埋场。
北京门头沟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位于首都西部山区,隶属于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每天处理北京各区的生活垃圾。
一辆一辆垃圾车经过专用车道,依次过磅,等待进入垃圾卸料大厅。卸料大厅有十几座阀门连接后面的垃圾池。通常情况下,只有一两座阀门打开。垃圾车过磅之后,排队前往阀门,把垃圾卸至垃圾池中。每趟车卸完料之后,一旁的清洁工人便会拖洗地面。
不同的垃圾,无论曾经分类过的,还是原生垃圾,在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接收之后,都被倒入垃圾池,混合在一起。“到我们这边,其实还是把这些垃圾都混在一起的,不可能把分选的和原生的都单独放着。”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赵树明介绍。
对于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而言,各区运过来什么垃圾,它就处理什么。这家垃圾焚烧发电厂拥有一座巨型垃圾池,可以储存40万立方米垃圾。所有接收的垃圾,都会在垃圾池中,混合、搅拌,经历发酵的过程,以排干其中的水分,提高垃圾的热值,便于燃烧。
过去,国内生活垃圾大多被填埋入地下,即使在今天,垃圾填埋依旧是各地主流的垃圾处理方式,占比超过50%。不过,因为垃圾填埋对大气和土壤危害较大,国家正在试图减少垃圾填埋比例。但自1988年深圳在国内首次建造垃圾焚烧厂以来,垃圾焚烧厂便被外界质疑污染环境。
刘畅认为,垃圾焚烧污染严重是大众对这一项目的误解。他是住建部环境卫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总工程师,参与制定了中国垃圾分类政策:“实际上,我们自2014年修改标准之后,目前,执行的排放标准已经跟欧盟等发达国家接近,有些指标甚至更严格。而且各家焚烧厂的排放数据必须实时联网公开。水是零排放,烟气排放主要是二 英,但二 英的排放被大家妖魔化了。焚烧厂排放的二 英甚至没有一家烧烤摊排的多。”
拾荒大军
在朝庭公寓的垃圾箱对面,有片小树林,树底下有一排长椅。每个白天,只要不下雨,徐老太总会坐在长椅上,目光一直盯着对面的垃圾箱。
每当有人过来扔垃圾,她便起身,走到垃圾箱去,翻找一番。拿着刚找出的纸包装箱和饮料瓶,她满意地回到长椅前,把它们放进一旁的黑色塑料袋里。
徐老太的家人收入都不错,根本不需要靠她扒拉这些垃圾补贴。但她乐此不疲。她认为这些东西还有用,不应该浪费,而且废品还能换钱。
不过,徐老太常常铩羽而归。她的竞争对手太多了,除了小区里的另外几位老人、大婶,还有清洁工、开车过来收集垃圾的环卫工人,甚至是从其他地方漂来的拾荒者。
垃圾箱里但凡有能卖出价格的东西,都被他们很快翻得干干净净。清洁大妈甚至会在楼道里“截流”,看到有人扔纸箱,便会要了过来。
在北京,拾荒者数量巨大。据统计,1998年,北京拾荒者人数已经达到8.2万人,2006年上升至12万人,到2014年,已有17万人之众。目前虽然有所萎缩,但数量依旧不可小视。美国记者、《垃圾场星球》作者艾明德曾经估计,中国有1000万拾荒者,大多数生活在东部沿海地区。
“原来老觉得我们中国的垃圾分类有点落后,但事實上,因为我们中国人比较勤劳,拾荒的人很多,初级分类其实是比较好的,已经分得很细了。”中华环保联合会废弃物发电专委会秘书长郭云高称。“这是一种不规范的、但是回收率比较高的分类。”刘畅介绍,“日本的统计数据,它现在垃圾分类出来的再生资源只有20%左右,而一些调研和统计数据显示,我们国家至少是在25%以上。”
回收系统
废品回收是一个并不太透明的产业。被人穿过的衣物,在垃圾堆里滚过一回之后,可能又回到了人们身边。这条产业链能带来利益,也可能带来风险。
“一些用过的穿戴设备、容器等,它可能通过这种回收利用,直接回到我们生活。资源再利用,这是好的方面。但是,因为监管不够,它也可能给我们人体的健康和生活环境,带来很大的风险。以前这种产业量不大,大家也不关注,但是一旦分类完成之后,最后大家必然会把注意力放到这里来。就像前段时间的地沟油。”中华环保联合会废弃物发电专委会秘书长郭云高介绍。
随着垃圾分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可回收物将会进入到废品回收产业中。垃圾回收系统的运行,使中小公司得以获取廉价原材料,维持生存。不过,废物再利用同样也会对环境造成伤害,损耗能源。
2014年开始,为了治理环境,河北关停了大多数小造纸厂、小冶金厂,废品价格开始滑落。2015年,国内废品收购价格持续下跌,北京废品回收市场受到巨大的冲击。纯市场化的方式,使得拾荒者和回收公司难以持续、稳定地生存。这也让垃圾分类后端处理变得不可控。郭云高建议政府收编回收从业人员,并且对回收企业进行价格补贴,垃圾分类应该把整条产业链都考虑进去。
刘畅认为,垃圾分类最终会通过“后端倒逼前端”的方式实现。政府需要不断规范废品回收市场,加强监管,但应该“有温度地管理”,而不是“一刀切”,整合、收编拾荒者和回收企业,通过某种补贴机制,使他们的收入得到保障,能继续从事回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