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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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荣成槎山“千真洞”系由佛教窟寺千佛洞改刻而得名。史志文献资料与田野考察资料的交叉验证，可以澄清所谓千真洞系全真道士王玉阳开凿的讹传，进而揭示明代天启七年千佛洞被全真道占据并改为千真洞的历史真相。在千真洞附近发现的迁佛洞，为认识千佛洞变成千真洞的仪式过程提供了珍贵的证据。佛道之争历代不休，然而通过仪式过程实现对异教庙产的占夺，且其仪式要素能够完好存世，槎山之例尚属仅见。从区域民间信仰的心理复杂性，可以把握迁佛仪式有效性、“合法性”赖以达成的区域传统依据。“千佛洞”到“千真洞”的变迁表明，不同宗教之间对神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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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成都610064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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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第六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天人之际：史学视阈下的自然与社会”参会论文,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138LZD078）资助.在田野考察阶段承威海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和铁槎山风景旅游区管理处相助;研究撰写过程中得到朱磊博士、李森博士、王家葵博士、陈昭吟博士、葛焕礼博士、康思奇博士（LouisKomjathy）、谭景玉博士、韩吉绍博士的诸多帮助;复蒙两位外审专家提出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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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荣成槎山“千真洞”系由佛教窟寺千佛洞改刻而得名。史志文献资料与田野考察资料的交叉验证，可以澄清所谓千真洞系全真道士王玉阳开凿的讹传，进而揭示明代天启七年千佛洞被全真道占据并改为千真洞的历史真相。在千真洞附近发现的迁佛洞，为认识千佛洞变成千真洞的仪式过程提供了珍贵的证据。佛道之争历代不休，然而通过仪式过程实现对异教庙产的占夺，且其仪式要素能够完好存世，槎山之例尚属仅见。从区域民间信仰的心理复杂性，可以把握迁佛仪式有效性、“合法性”赖以达成的区域传统依据。“千佛洞”到“千真洞”的变迁表明，不同宗教之间对神圣空间的争夺，可以通过跨宗教的“取代仪式”来实现。这本身揭示出宗教人类学领域的新问题。
其他文献
入华粟特人所受佛教影响，不仅表现在信仰上，也体现于胡名中。吐鲁番文书中与佛教有关的粟特人名，除“佛”、“僧”、“尼”等常见胡名外，还有一些隐晦不明的用字，比如“阿揽”和“浮咖”。“阿揽”是佛教色彩极浓的祆神之名，其词源和阿兰人无涉，却与中亚布哈拉古都“阿滥谧”及唐代名禽“阿滥堆”有关：“阿滥谧”音义与梵文“阿滥摩”、“阿兰若”相合；云雀别名“阿滥堆”则可与印度鸣禽“迦兰陀”对证。“浮咖”是华化佛名，“浮”字义为“佛”，“咖”乃附在“浮”字之后的转[音]译符号，意指佛祖的觉悟；就中古拟音而言，也不排除“浮咖
列宁对帝国主义的阐述主要有如下要点：第一，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第二，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第三，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四，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第五，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当今帝国主义的所有主要矛盾都以过去未曾有过的程度在加剧。人类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要么革命，要么选择战争和野蛮。列宁关于革命的理论和列宁主义的组织策略及方法为无产阶级提供
当代史学新思潮、新学派风起云涌，既有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学术自觉的推动，也有国际学术协作团队的努力。这一波新史学潮流的出现，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断得到推介，但并未形成清晰的画面，个中原因恐怕还在于对话与交锋不够，互动太少，因此不免自说自话。新说的创见如不能内化为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学术自觉，其影响也就日渐减于无形。有感于中国学界学术反思之不足，本刊特组织相关学者，趁各种新兴思潮、流派有一定经验和实证研究基础但尚在成长之际，截断众流，形成代际，对其聚集，着重反思，推动中国学界的反思与前瞻，推动中国史学
二十年来，围绕《秋菊打官司》故事内容的寓意，中国法学界保持了经久不衰的讨论热情，这部电影也因此被塑造成人们反思中国法治事业的一个经典文本。在这部影片中，主角秋菊作为“农村妇女”的角色隐喻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无论是“农村”所暗示的空间特征、还是“妇女”所象征的性别特征，都构成了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法治事业的切入点。借用齐美尔关于“距离”和“陌生”的观点来看，中国法治事业所面临的真正挑战并非来自一部分民众由于地理空间而产生的“陌生感”，而是来自立法者、司法者忽略了不同人群的不同体验（包括不同性别的法
官班制是由萧梁颁布实施并被陈朝沿用的一项官阶制度。最早记载梁朝典制的《隋书》对它的内容有简要介绍，但对它的渊源却没有涉及。古代史家李延寿、马端临与现代中日学者大多认为，官班制由九品官制析分而来。阎步克研究的结论是：梁官班制“出自对北魏孝文帝官品析分的效法”，而北魏官阶制来源于魏晋以来的“阶级”。①笔者认为，梁官班制并非由九品官制析分而成，也可能并未经过北魏九品十八级官阶制的中间环节，而是直接由魏晋宋齐的官阶继承发展而来。本文以流内十八班为中心，对这一问题略陈管见，谬误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所谓“正德新例”，是日本正德五年（1715）由新井白石①提案，并由德川幕府颁布的对外贸易条规，正式名称为《海舶互市新例》（以下简称新例），主要内容是缩减当时日本唯一直接对清贸易港口长崎的贸易额度，限制贵金属的输出。新例规定：日本每年与唐船（即中国商船）交易用的铜上限为300万斤；每年人港交易的唐船数量限定为30艘，贸易额上限为白银6000贯（1贯约等于3．75公斤）；向来航的唐船发放信牌，没有信牌的船只不得进行交易。新例的信牌制度引发了清政府的反应，围绕中国商人是否接受日本信牌的问题，清朝官员曾产生颇为激
特兰特会议是16世纪中叶天主教会为应对新教挑战而召开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宗教会议。按照当时的境况，饱受诟病的教宗制度及其流弊理应成为特兰特会议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学术界一般认为，对于教宗制度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特兰特会议并未做出实质性的反应。实际上，如果对此次会议的文件进行深入考察便不难发现，在会议（特别是会议的第三阶段）颁布的教规教令中，隐含着很多涉及教宗制度的表述，其中既有维护性条文，亦有制约性规定。特兰特会议之后，天主教世界之所以不再提及那些制约性规定，主要原因在于以教宗为首的罗马教廷垄断了对会议文件进行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六届历史学前沿论坛拟于11月举行。
鸦片战争后，作为中国最主要的丝绸织造中心，江浙地区丝织业的发展虽时有起伏，但大体呈现发展态势，并一直维持着传统生产形态未变。其间虽时有以近代科技改造丝织业的提议和设想，但时迄清末，并未迈出实质性的一步。辛亥革命期间，江浙丝织业遭受严重冲击，迫使其合群抱团，奋力抗争，一面推动“服用国货”，维护丝织业的市场地位和销售份额；一面开始“建厂购机”，拉开了传统丝织业近代转型的帷幕。
2013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10月18日，《历史研究》编辑部在京主办“历史视域下的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高翔研究员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研究员、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原所长黄宏教授、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陈雪薇教授等40余位学者宣讲论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也向研讨会发来论文。我们从会议论文中选取五位学者的论文进行了编辑，组成笔谈刊发。其他学者的文章。经筛选编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