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汉代的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自流传于世之日起,历来的文学评论家对它所蕴含的主题都或详或略的做了不少真知灼见的评价。究其主要倾向,无外乎这么两点:一是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专横的封建家长制和罪恶的封建礼教;二是歌颂了焦刘这对青年男女为了追求爱情的忠贞和婚姻的幸福所表现的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然而,笔者感到怀疑的是:《孔雀东南飞》究竟带有多少反封建礼教的成分?焦刘二人的抗争又带有多大程度的反抗色彩?
首先,我们从诗歌本身的思想内容来看,它以充满哀伤缠绵之情的起兴开头,以浓厚的浪漫色彩的神话结束,使得全诗浓墨重彩渲染的爱情悲剧蒙上了人道主义色彩,颇能模糊人们的视线,轻易博得人们的同情。但是,当我们揭开那层面纱之后,发现的又是什么面目呢?恰恰是处处打上了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鼓吹的那一套“礼教”的印记。出身于曾“仕宦于台阁”的“大家子”焦仲卿和“承籍有宦官”而且“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的刘兰芝,在当时儒家宣传的伦理纲常居“独尊”之位的时代背景下,自是自幼就少不了封建礼教的良好调教。因而刘兰芝才恪守孝道:“守节情不移”,“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而焦仲卿面对母亲的无理刁难只能是“长跪告”,在其母“槌床便大怒”的淫威下“莫无声”,及至刘兰芝被“去”,焦刘分手之际,又何尝对封建礼教势力的化身焦母不心存幻想?只是到了“君还何所望”的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才以死徇情。而这虽然表明对爱情的忠贞,却又怎能推脱得了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从一而终的贞节观的干系?难怪陈祚明要赞美刘的“贞烈”(《采菽堂古诗选》)。再者,刘兰芝再嫁前夕,对焦仲卿说的那番话中,有的是委屈和无奈,却丝毫不见其死念,倒是焦仲卿的讥嘲才令她决心“君尔妾亦然”,这又岂不应了三纲五常一类的说教?更不用说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婚姻是建立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基础之上,而他们彼此忠贞不渝,又是建立在肯定了的夫妻关系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本诗的主旨并不是颂扬焦刘二人的抗争精神,而是在肯定了礼教中所谓合理的成分基础上,要求废除某些片面的法规。
再说,本诗的结尾一句也颇值一番推敲:“多谢后世人,戒之莫相忘”。这“戒之”究竟该怎么理解?汉时有“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的说法。焦刘二人相亲向爱,仅仅因为刘兰芝不能迎合焦母的心意就被迫分开(刘渴求长相依的安定生活,享受小家庭的温馨,而焦母却希望儿子热衷仕途,跻身封建统治积极的上层)。感情上的代沟导致了性格上的矛盾冲突,焦母从中作梗,活活拆散了他们,而刘兄贪图钱财、趋炎附势的市侩心理,更是推波逐浪,逼迫兰芝再嫁,结果焦刘双双殉情。刘家死了个女儿算不了什么,还可以博得个“烈女”的美名,而焦家唯一的儿子一死,断了焦门香火不说,单就“不能慰母之心,而但知徇妇之爱”(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这一过失,焦母就难逃其究。所以后世父母一定要慎之又慎,切莫再让这一幕悲剧重演了,因为封建礼教本来就不提倡所谓“烈男”哲学。那么,这一并非蛇足的结尾正与本诗的主旨一脉相承。
其次,我们从诗歌流传的时代背景看,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成诗于汉末,在其口耳相传的三百多年间,不断为封建文人所加工、润色。那么,这些时代的思想背景又是如何呢?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而,儒家的那套伦理纲常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并发展到了相当完备严密的程度。在婚姻制度方面就规定有“七出”、“天下无不是父母”等等清规戒律。同时,崇尚妇女贞节的观念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刘向就曾编有《烈女传》,专门录有“贞顺”、“节义”两篇,把这两方面表现突出的妇女列入其中,作为广大妇女效法的楷模。汉代皇帝也曾下诏从物质和精神上奖励贞节,赐贞妇顺女以布帛或谷物,并树立碑坊,加以表彰。到了晋代,张华、裴顾均撰有《女史箴》,鼓吹妇女贞节观。北魏太和年间,羊氏家族在党州造一尼寺,本族寡居无子的妇女,都被强迫入寺为尼。试想:在这种社会风气的熏陶下,如果《孔雀东南飞》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杀人不见血的封建礼教,又岂能有它的立足之地,甚至几百年乃至上千年逍遥“法”外?
最后,我们从编者的身份地位来看。《孔雀东南飞》最早见录于《玉台新咏》,编者是南朝梁陈时人徐陵。这位名噪一时的宫体诗人,一直是梁太子萧纲的宠臣,其所编《玉台新咏》的用心,乃是秉承萧纲的旨意,出于为其腐朽的宫体诗制作找寻依据,以宣扬淫靡诗风的需要,因此自汉至梁的略微涉及女性的诗篇皆被收录。但是,这位曾官至散骑侍郎的封建文人,是否糊涂到连显然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理论体系格格不入的“谬种”都鉴别不出呢?再则,那些曾为《孔雀东南飞》加工、润色过的文人雅士,不论是生活在社会的上流阶层,还是生活于社会的中下层,其思想必然会受到时代气候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谁又能说《孔雀东南飞》是冰清玉洁的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这样的一首在封建社会里长期流行的乐府民歌,我们应带着辩正的、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它,而不应轻易地、含糊地把它说成是一篇纯粹抨击封建礼教罪恶的诗篇!
李旭,教师,现居广东惠州。
首先,我们从诗歌本身的思想内容来看,它以充满哀伤缠绵之情的起兴开头,以浓厚的浪漫色彩的神话结束,使得全诗浓墨重彩渲染的爱情悲剧蒙上了人道主义色彩,颇能模糊人们的视线,轻易博得人们的同情。但是,当我们揭开那层面纱之后,发现的又是什么面目呢?恰恰是处处打上了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鼓吹的那一套“礼教”的印记。出身于曾“仕宦于台阁”的“大家子”焦仲卿和“承籍有宦官”而且“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的刘兰芝,在当时儒家宣传的伦理纲常居“独尊”之位的时代背景下,自是自幼就少不了封建礼教的良好调教。因而刘兰芝才恪守孝道:“守节情不移”,“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而焦仲卿面对母亲的无理刁难只能是“长跪告”,在其母“槌床便大怒”的淫威下“莫无声”,及至刘兰芝被“去”,焦刘分手之际,又何尝对封建礼教势力的化身焦母不心存幻想?只是到了“君还何所望”的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才以死徇情。而这虽然表明对爱情的忠贞,却又怎能推脱得了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从一而终的贞节观的干系?难怪陈祚明要赞美刘的“贞烈”(《采菽堂古诗选》)。再者,刘兰芝再嫁前夕,对焦仲卿说的那番话中,有的是委屈和无奈,却丝毫不见其死念,倒是焦仲卿的讥嘲才令她决心“君尔妾亦然”,这又岂不应了三纲五常一类的说教?更不用说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婚姻是建立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基础之上,而他们彼此忠贞不渝,又是建立在肯定了的夫妻关系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本诗的主旨并不是颂扬焦刘二人的抗争精神,而是在肯定了礼教中所谓合理的成分基础上,要求废除某些片面的法规。
再说,本诗的结尾一句也颇值一番推敲:“多谢后世人,戒之莫相忘”。这“戒之”究竟该怎么理解?汉时有“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的说法。焦刘二人相亲向爱,仅仅因为刘兰芝不能迎合焦母的心意就被迫分开(刘渴求长相依的安定生活,享受小家庭的温馨,而焦母却希望儿子热衷仕途,跻身封建统治积极的上层)。感情上的代沟导致了性格上的矛盾冲突,焦母从中作梗,活活拆散了他们,而刘兄贪图钱财、趋炎附势的市侩心理,更是推波逐浪,逼迫兰芝再嫁,结果焦刘双双殉情。刘家死了个女儿算不了什么,还可以博得个“烈女”的美名,而焦家唯一的儿子一死,断了焦门香火不说,单就“不能慰母之心,而但知徇妇之爱”(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这一过失,焦母就难逃其究。所以后世父母一定要慎之又慎,切莫再让这一幕悲剧重演了,因为封建礼教本来就不提倡所谓“烈男”哲学。那么,这一并非蛇足的结尾正与本诗的主旨一脉相承。
其次,我们从诗歌流传的时代背景看,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成诗于汉末,在其口耳相传的三百多年间,不断为封建文人所加工、润色。那么,这些时代的思想背景又是如何呢?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而,儒家的那套伦理纲常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并发展到了相当完备严密的程度。在婚姻制度方面就规定有“七出”、“天下无不是父母”等等清规戒律。同时,崇尚妇女贞节的观念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刘向就曾编有《烈女传》,专门录有“贞顺”、“节义”两篇,把这两方面表现突出的妇女列入其中,作为广大妇女效法的楷模。汉代皇帝也曾下诏从物质和精神上奖励贞节,赐贞妇顺女以布帛或谷物,并树立碑坊,加以表彰。到了晋代,张华、裴顾均撰有《女史箴》,鼓吹妇女贞节观。北魏太和年间,羊氏家族在党州造一尼寺,本族寡居无子的妇女,都被强迫入寺为尼。试想:在这种社会风气的熏陶下,如果《孔雀东南飞》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杀人不见血的封建礼教,又岂能有它的立足之地,甚至几百年乃至上千年逍遥“法”外?
最后,我们从编者的身份地位来看。《孔雀东南飞》最早见录于《玉台新咏》,编者是南朝梁陈时人徐陵。这位名噪一时的宫体诗人,一直是梁太子萧纲的宠臣,其所编《玉台新咏》的用心,乃是秉承萧纲的旨意,出于为其腐朽的宫体诗制作找寻依据,以宣扬淫靡诗风的需要,因此自汉至梁的略微涉及女性的诗篇皆被收录。但是,这位曾官至散骑侍郎的封建文人,是否糊涂到连显然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理论体系格格不入的“谬种”都鉴别不出呢?再则,那些曾为《孔雀东南飞》加工、润色过的文人雅士,不论是生活在社会的上流阶层,还是生活于社会的中下层,其思想必然会受到时代气候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谁又能说《孔雀东南飞》是冰清玉洁的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这样的一首在封建社会里长期流行的乐府民歌,我们应带着辩正的、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它,而不应轻易地、含糊地把它说成是一篇纯粹抨击封建礼教罪恶的诗篇!
李旭,教师,现居广东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