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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问我在什么单位上班，我都会报平台的名，不然怎么说呢？我就是在全职干这个啊。”江海潮是一家网络外卖平台的骑手，当网约送餐员已经大半年，脸膛儿和小臂晒得黝黑，“说是这么说，其实我知道，平台一般都不当网约工是平台员工，我们之间没有劳动合同。但我就想知道，我到底算谁的员工？”中专毕业几年，江海潮换过几份工作，却第一次对自己的职业身份归属有了困惑。
江海潮是个90后，父母都是黑龙江的农民，“我打小就听他们说，人得有门手艺，我学习不好，就进技校学了电焊。”毕业那年，因为学校跟大连的一家国企有合作协议，他顺利成为一名国企工人。“那时真是有单位的人，签劳动合同，有五险一金，厂里还会组织各种活动。”不过，这份工作他没干长久，为了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江海潮辞职到沈阳来。
之后，江海潮当过安装工、送过快递，还曾准备出国务工，都没干多久，后来听说送外卖收入不错，他决定应聘送餐骑手。
“程序挺简单，用身份证申请就行，面试时，配送站点的领导问我能不能干这个工作，认不认识路什么的。第二天，我办了个健康证，又参加了半天培训，主要是讲安全、制度知识之类的，老师傅带着跑了几单，第三天我就独立送餐了。”
入职很简单，但签的是什么合同，江海潮就说不清楚了，“当时也没仔细看，我就知道不是和我们平台签的，是另一家公司的名字。”至于合同内容，江海潮笑说，没仔细看，“看有啥用？又不能改。”
事实上，这也是很多网约工的想法，记者随机采访的几个不同平台、不同行业的网约工都不知道所签合同的具体内容。某打车平台专车司机小石表示，司机没什么谈合同的资本，“不签人家不让你干，那就只能签呗。”
在国企工作过的江海潮很确定他签的不是劳动合同，“因为没给我们缴五险一金。”他说，“我的社保就从那开始断缴的，现在我只有在平台买的商业意外险，听说出事能给赔个70%到80%。”他也不清楚保险金额是多少，“每个月扣50元买保险，大概万八千元的保额吧。”
尽管对这份工作的各种风险、权益、保障都没太弄清楚，江海潮还是匆匆上路了，“我得养家啊”，他说，“孩子出生了，能挣到钱最重要，其他的只能靠后。”
江海潮真正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是在听说一个前同事的事故后。“他送餐时出了交通意外，保险也赔了一部分，但养了好几个月才好。他撞的不算重，要是真出了大事怎么办？”在国企时，江海潮听人讲过，“你是企业员工企业才会管你，如果出了工伤会有工伤保险赔偿，企业也会有津贴，重的会有终身保障。现在，我们谁的员工都不是，出了问题谁管我们？”
其实，这个困扰江海潮的问题已经被搬上了法庭。
2016年，7名网约厨师在被开除后，将自己所在的平台告上法庭，要求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并索赔经济补偿金、加班费等。因为极具代表性，这个案子被称为“网约工劳动争议第一案”，引起了人们对送餐员、专车司机、快递等网约工的关注：在现行制度下，没有职工身份就没有权益，那么，网约工和平台到底是什么关系？
因为很少有平台跟网约工签劳动合同，在确定劳动关系时，人们把焦点放在了个人是否服从单位的支配和管理，其勞动是否为独立劳动的问题上。
“我们肯定要服从平台管理的。”江海潮说，“我们每天9：30到站点点名、开会，然后就是午餐高峰，下午单少时可以休息两个小时左右，然后就是晚餐高峰，一直要干到21：00左右。”
刚入职时，江海潮不知道规矩，有一天晚上看单子少，想歇歇，不到19：00就关了APP回家吃饭，站里领导马上打来电话，告诉他不能这样，还在工作时间不允许提前关软件走人。类似的规定在打车平台上也存在。以滴滴为例，专车司机早晚高峰必须开放接单，其余时间可以自由选择，但每天要干满8小时。
事实上，看似管理松散的网约平台，对网约工有很多严格的规章制度。
“记得去年网上一张图片吗？一个外卖小哥坐电梯送餐快超时了，他急得当场痛哭，让监控器给拍了下来。”江海潮说，他太理解这个骑手了，“赶上跑高层写字楼，电梯几乎一层一停，眼看时间一点点过，一点招儿没有，急得直跺脚，恨不得咬碎后槽牙。”
外卖平台为了争取用户往往会有送餐时间承诺，比如半个小时或40分钟内不送到就赔偿一定数额的红包，而实现这个承诺的就是送餐员。“超时就要扣掉送餐费的一半，如果因此被差评还会被罚款，有的平台金额高，吃个投诉至少200元，一天就白干了，能不着急吗？”江海潮说，为了不被投诉，骑手们往往需要不断与用户沟通、说好话，“我们不是在给用户道歉，就是在给用户道歉的路上。遇见好说话的还行，有时遇见难缠的，真是毫无办法，只能一直恳求别给差评，有时真是很崩溃。”
但不管多着急，平台派的单是一定要接的，“除非你实在有特殊事情，比如车坏了，否则必须接，刮大风、下大雨、高温都不能成为拒单的理由。”
事实上，越是天气恶劣时，点餐的用户越多，平台往往用各种方式鼓励骑手克服困难、多跑多送。美团外卖公关部门曾对媒体表示，高峰时间骑手休息“基本没有可能”，因为此时正是外卖订单的高峰期，“外卖员都休息了，谁去送？”百度外卖公关部门则称，对骑手高温期间的接单量不设上限，主要根据单量分布和路径来派送，原则上不允许骑手拒单。据《劳动报》报道，2017年入夏后，三大平台都面临订单量增长，如“饿了吗”从6月1日～7月10日上海地区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204%。作为应对，三家公司先后设置了类似“高温冲单奖”这样的规定，鼓励骑手“天大热人大干”，以应对近期大量增加的订单量。总之，不管暴雨、酷暑，“快”字几乎是行业最高标准。
“派单必须接”的规定在专车平台上也不少见。“我们如果拒单就会被扣服务分。”专车司机小石说，“我们不能自己抢单，扣服务分就意味着以后给你发的单会减少，挣的钱就会相应的减少。”在一些打车平台，服务分跟司机的很多利益相关。比如，服务分多少是快车司机能否成为专车司机的条件之一，而快车司机和专车司机同样路程获得的收益是大不相同的。 很多平台都会设定服务规范。“要求我们送餐要穿制服，如果没穿被拍到，罚款100元。”江海潮说。打车平台也会要求全职司机穿规定服装，小石的工作服就是自己购买的白衬衫、黑领带、黑皮鞋，“还要说服务话语，比如上车欢迎，下车道别，提醒系安全带等。”同样，不遵守会有相应的惩罚措施。
此外，江海潮所在的平台还要求骑手离职或退出要提前30天打报告，“公司会押一个月工资，如果直接关软件走人就拿不到了。”而这正是《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以“网约工第一案”为例，一旦出现劳动争议，平台往往会以自己只是居中平台抗辩，但这种种规章制度让平台和网约工之间的关系显得暧昧不清，引发诸多争议。一方面，平台与个人的关系难以用现行的标准劳动关系进行规制和管理；另一方面，平台公司出于提高服务质量、保证客户安全、保持竞争优势等角度考量，又会加强对网约工的管理，增添了判定劳动关系成立的因素。
尽管自己的职业身份归属不明，但江海潮还是打算干上几个月送餐员。“找个工厂续缴五险一金当然好，但现在沈阳普通工人的收入太低了，我送餐每月能收入五六千元，多干几个月怎么都会好一些。” 但目前的用工形式让大部分骑手无法将这份工作做长久。
江海潮注意到同事更新特別快，“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来走走，带新人是站里的常规工作。”他自己也一直在为离开做打算，“说句实在的，这份工作自由度高，要是有社保我会考虑长期做下去，现在，这活儿太危险。”每天在马路上抢时间让江海潮对前同事的遭遇心有余悸，“人家在街上是铁包肉，我们是肉包铁，真躺下几个月，那点商业保险能顶啥用？我还得养家呢。”
据新华社报道，2017年上半年，上海市送餐外卖行业发生伤亡交通事故共76起，平均2.5天约1名送餐员伤亡，其中“饿了么”和“美团”在交通伤亡事故中各占26%。在沈阳市交警部门今年的一次统计中，外卖类电动自行车驾驶员交通违法约占全市电动自行车违法总数的8%。速度与激情背后是巨大的安全隐患。
干过的几份工作里，江海潮最怀念的是在京东网络商城做快递的工作，“收入高，有社保，还有上升途径，干得好可以逐渐升职。可惜特别不好进，好多人在抢，除非有人离开才会招新人，当时打算出国办了辞职，国没出去，现在想回京东，回不去了。”
相比之下，小石并不像江海潮那样对自己没有劳动合同的事忧心忡忡，他认为平台的自由性让他可以更灵活地选择工作，但没有保险同样也是他的心病，“最愁的是没有医保，现在看病多贵啊。也怕失业，要是突然被开除了，就啥也没有了。”前两天，他去一家商业保险公司打听，“一年500多元，要是病了可以报销75%。我就想给自己买一份保障。”
不久前，备受关注的“网约工劳动争议第一案”宣判，法庭确认了网约工和平台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并判决平台赔付解除劳动合同违约金。听到这个消息，江海潮喜忧参半，“网约工有可能被定为平台员工，可他们的情况和我们一样吗？”
确实，不同平台之间和同一平台内部，用工形式往往差异很大，比如有的网约工是兼职，有的是全职；有的平台管理细致，有的仅扮演中介或集市角色，而且这种形态在不断变化。一个案子的判决结果无法解决当下网约工的身份困境，更无法对身边背后的权益提供保障。而网约工的心态也是复杂的。一部分类似江海潮的全职网约工希望签劳动合同，拥有安全、稳定的劳动关系；也有一部分网约工希望保持自由身，可以更灵活地兼职，或同时在多个平台间游走。只是安全和灵活不应该只是个选择题，如何在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提升的情况下保证安全性，应该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工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用化名）
江海潮是个90后，父母都是黑龙江的农民，“我打小就听他们说，人得有门手艺，我学习不好，就进技校学了电焊。”毕业那年，因为学校跟大连的一家国企有合作协议，他顺利成为一名国企工人。“那时真是有单位的人，签劳动合同，有五险一金，厂里还会组织各种活动。”不过，这份工作他没干长久，为了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江海潮辞职到沈阳来。
之后，江海潮当过安装工、送过快递，还曾准备出国务工，都没干多久，后来听说送外卖收入不错，他决定应聘送餐骑手。
“程序挺简单，用身份证申请就行，面试时，配送站点的领导问我能不能干这个工作，认不认识路什么的。第二天，我办了个健康证，又参加了半天培训，主要是讲安全、制度知识之类的，老师傅带着跑了几单，第三天我就独立送餐了。”
入职很简单，但签的是什么合同，江海潮就说不清楚了，“当时也没仔细看，我就知道不是和我们平台签的，是另一家公司的名字。”至于合同内容，江海潮笑说，没仔细看，“看有啥用？又不能改。”
事实上，这也是很多网约工的想法，记者随机采访的几个不同平台、不同行业的网约工都不知道所签合同的具体内容。某打车平台专车司机小石表示，司机没什么谈合同的资本，“不签人家不让你干，那就只能签呗。”
在国企工作过的江海潮很确定他签的不是劳动合同，“因为没给我们缴五险一金。”他说，“我的社保就从那开始断缴的，现在我只有在平台买的商业意外险，听说出事能给赔个70%到80%。”他也不清楚保险金额是多少，“每个月扣50元买保险，大概万八千元的保额吧。”
尽管对这份工作的各种风险、权益、保障都没太弄清楚，江海潮还是匆匆上路了，“我得养家啊”，他说，“孩子出生了，能挣到钱最重要，其他的只能靠后。”
江海潮真正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是在听说一个前同事的事故后。“他送餐时出了交通意外，保险也赔了一部分，但养了好几个月才好。他撞的不算重，要是真出了大事怎么办？”在国企时，江海潮听人讲过，“你是企业员工企业才会管你，如果出了工伤会有工伤保险赔偿，企业也会有津贴，重的会有终身保障。现在，我们谁的员工都不是，出了问题谁管我们？”
其实，这个困扰江海潮的问题已经被搬上了法庭。
2016年，7名网约厨师在被开除后，将自己所在的平台告上法庭，要求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并索赔经济补偿金、加班费等。因为极具代表性，这个案子被称为“网约工劳动争议第一案”，引起了人们对送餐员、专车司机、快递等网约工的关注：在现行制度下，没有职工身份就没有权益，那么，网约工和平台到底是什么关系？
因为很少有平台跟网约工签劳动合同，在确定劳动关系时，人们把焦点放在了个人是否服从单位的支配和管理，其勞动是否为独立劳动的问题上。
“我们肯定要服从平台管理的。”江海潮说，“我们每天9：30到站点点名、开会，然后就是午餐高峰，下午单少时可以休息两个小时左右，然后就是晚餐高峰，一直要干到21：00左右。”
刚入职时，江海潮不知道规矩，有一天晚上看单子少，想歇歇，不到19：00就关了APP回家吃饭，站里领导马上打来电话，告诉他不能这样，还在工作时间不允许提前关软件走人。类似的规定在打车平台上也存在。以滴滴为例，专车司机早晚高峰必须开放接单，其余时间可以自由选择，但每天要干满8小时。
事实上，看似管理松散的网约平台，对网约工有很多严格的规章制度。
“记得去年网上一张图片吗？一个外卖小哥坐电梯送餐快超时了，他急得当场痛哭，让监控器给拍了下来。”江海潮说，他太理解这个骑手了，“赶上跑高层写字楼，电梯几乎一层一停，眼看时间一点点过，一点招儿没有，急得直跺脚，恨不得咬碎后槽牙。”
外卖平台为了争取用户往往会有送餐时间承诺，比如半个小时或40分钟内不送到就赔偿一定数额的红包，而实现这个承诺的就是送餐员。“超时就要扣掉送餐费的一半，如果因此被差评还会被罚款，有的平台金额高，吃个投诉至少200元，一天就白干了，能不着急吗？”江海潮说，为了不被投诉，骑手们往往需要不断与用户沟通、说好话，“我们不是在给用户道歉，就是在给用户道歉的路上。遇见好说话的还行，有时遇见难缠的，真是毫无办法，只能一直恳求别给差评，有时真是很崩溃。”
但不管多着急，平台派的单是一定要接的，“除非你实在有特殊事情，比如车坏了，否则必须接，刮大风、下大雨、高温都不能成为拒单的理由。”
事实上，越是天气恶劣时，点餐的用户越多，平台往往用各种方式鼓励骑手克服困难、多跑多送。美团外卖公关部门曾对媒体表示，高峰时间骑手休息“基本没有可能”，因为此时正是外卖订单的高峰期，“外卖员都休息了，谁去送？”百度外卖公关部门则称，对骑手高温期间的接单量不设上限，主要根据单量分布和路径来派送，原则上不允许骑手拒单。据《劳动报》报道，2017年入夏后，三大平台都面临订单量增长，如“饿了吗”从6月1日～7月10日上海地区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204%。作为应对，三家公司先后设置了类似“高温冲单奖”这样的规定，鼓励骑手“天大热人大干”，以应对近期大量增加的订单量。总之，不管暴雨、酷暑，“快”字几乎是行业最高标准。
“派单必须接”的规定在专车平台上也不少见。“我们如果拒单就会被扣服务分。”专车司机小石说，“我们不能自己抢单，扣服务分就意味着以后给你发的单会减少，挣的钱就会相应的减少。”在一些打车平台，服务分跟司机的很多利益相关。比如，服务分多少是快车司机能否成为专车司机的条件之一，而快车司机和专车司机同样路程获得的收益是大不相同的。 很多平台都会设定服务规范。“要求我们送餐要穿制服，如果没穿被拍到，罚款100元。”江海潮说。打车平台也会要求全职司机穿规定服装，小石的工作服就是自己购买的白衬衫、黑领带、黑皮鞋，“还要说服务话语，比如上车欢迎，下车道别，提醒系安全带等。”同样，不遵守会有相应的惩罚措施。
此外，江海潮所在的平台还要求骑手离职或退出要提前30天打报告，“公司会押一个月工资，如果直接关软件走人就拿不到了。”而这正是《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以“网约工第一案”为例，一旦出现劳动争议，平台往往会以自己只是居中平台抗辩，但这种种规章制度让平台和网约工之间的关系显得暧昧不清，引发诸多争议。一方面，平台与个人的关系难以用现行的标准劳动关系进行规制和管理；另一方面，平台公司出于提高服务质量、保证客户安全、保持竞争优势等角度考量，又会加强对网约工的管理，增添了判定劳动关系成立的因素。
尽管自己的职业身份归属不明，但江海潮还是打算干上几个月送餐员。“找个工厂续缴五险一金当然好，但现在沈阳普通工人的收入太低了，我送餐每月能收入五六千元，多干几个月怎么都会好一些。” 但目前的用工形式让大部分骑手无法将这份工作做长久。
江海潮注意到同事更新特別快，“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来走走，带新人是站里的常规工作。”他自己也一直在为离开做打算，“说句实在的，这份工作自由度高，要是有社保我会考虑长期做下去，现在，这活儿太危险。”每天在马路上抢时间让江海潮对前同事的遭遇心有余悸，“人家在街上是铁包肉，我们是肉包铁，真躺下几个月，那点商业保险能顶啥用？我还得养家呢。”
据新华社报道，2017年上半年，上海市送餐外卖行业发生伤亡交通事故共76起，平均2.5天约1名送餐员伤亡，其中“饿了么”和“美团”在交通伤亡事故中各占26%。在沈阳市交警部门今年的一次统计中，外卖类电动自行车驾驶员交通违法约占全市电动自行车违法总数的8%。速度与激情背后是巨大的安全隐患。
干过的几份工作里，江海潮最怀念的是在京东网络商城做快递的工作，“收入高，有社保，还有上升途径，干得好可以逐渐升职。可惜特别不好进，好多人在抢，除非有人离开才会招新人，当时打算出国办了辞职，国没出去，现在想回京东，回不去了。”
相比之下，小石并不像江海潮那样对自己没有劳动合同的事忧心忡忡，他认为平台的自由性让他可以更灵活地选择工作，但没有保险同样也是他的心病，“最愁的是没有医保，现在看病多贵啊。也怕失业，要是突然被开除了，就啥也没有了。”前两天，他去一家商业保险公司打听，“一年500多元，要是病了可以报销75%。我就想给自己买一份保障。”
不久前，备受关注的“网约工劳动争议第一案”宣判，法庭确认了网约工和平台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并判决平台赔付解除劳动合同违约金。听到这个消息，江海潮喜忧参半，“网约工有可能被定为平台员工，可他们的情况和我们一样吗？”
确实，不同平台之间和同一平台内部，用工形式往往差异很大，比如有的网约工是兼职，有的是全职；有的平台管理细致，有的仅扮演中介或集市角色，而且这种形态在不断变化。一个案子的判决结果无法解决当下网约工的身份困境，更无法对身边背后的权益提供保障。而网约工的心态也是复杂的。一部分类似江海潮的全职网约工希望签劳动合同，拥有安全、稳定的劳动关系；也有一部分网约工希望保持自由身，可以更灵活地兼职，或同时在多个平台间游走。只是安全和灵活不应该只是个选择题，如何在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提升的情况下保证安全性，应该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工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