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稳妥去杠杆，特别是降企业杠杆是一项中期任务，既要从宏观控制，针砭其弊，也要从微观调治，攻之腠理。
　　首先，对存量杠杆要果断出击，打殲灭战。通过不良贷款核销、债转股、整体上市、股权融资、资产出售、资产证券化等资产重组、财务重组方式调整失衡，有规模有秩序地清理企业资产负债表。不能步日本式僵尸企业导致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后尘。
　　对增量杠杆要防微杜渐，保持货币政策中性，适度控制M2增速。1981—2016年，中国的M2/GDP比率年均上升5个百分点。当GDP增速下降，企业利润率处于低潮时，如果M2/GDP上升速率加快，可能意味着金融部门潜在不良资产上升，企业部门杠杆负面影响加重。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速相对稳定，利率市场化深入后，M2/GDP的上升斜率预期将变得平缓，M2增速也应相应下调。而现阶段控M2的关键仍是控信贷。
　　再看微观机制，控杠杆必须使企业利润有效回升，这也是新常态过渡完成的标志之一。为此，有增收减支两种思路。减支方面，降低税费成本存在财政约束。精兵简政量变引起质变尚需时日，社保等民生支出在刚性增加，降税费的边际效用在递减。据相关调查，企业缴税总额占主营收入比重较低，为6%～7%，且呈下降趋势。这就决定了降税费难以成为中期主导思路，理顺税费关系和税种结构更为关键。
　　降低人力和社保成本的空间也有限。但我国劳动人口早已过刘易斯拐点，劳动成本上升既是经济规律，也是提高劳动收入比重，缩小贫富差距，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所必须的。社保则有区域发展不平衡，人口老年化带来的隐形缺口扩大，社会保障水平基础较低等问题，也不可能实现持续下降。因此迫切需要将社保全国统筹提上议事日程。当务之急是调动发达地区积极性，破除全国统筹阻力，一个基本思路可能是“三三制”：发达地区“先富帮后富”帮一些；欠发达地区处置资产补一些；中央财政贴一些。
　　增收方面，一是去产能要坚定、科学。以粗钢产量为例，我国高峰期（2014年）人均年产0.6吨，美国高峰期（1973年）为0.64吨，日本（2007年）超过0.9吨。相对而言，我国人均钢产量略有过剩，但消费潜力还在；真正的问题是耗能大，排污多，附加值少。因此需要强化环保约束，加快产业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不能因利润回升而马虎。二是要持久补短板，通过提高产品品质、创新性和美誉度，这也是一个慢变量。
　　总之，去杠杆与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有机统一，单兵突进难奏全效，必须保持定力，锲而不舍，庶可为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