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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4日，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与世长辞。前一天，他刚刚过完自己的112岁生日。
周有光经历了传奇的一生：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以后是语言文字学家，百岁后仍有新作面世。虽然跨越了一个多世纪，但他比许多年轻人更年轻。
制订汉语拼音方案
周有光1906年生于江苏常州，1923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虽然主修经济学，却对语言学很有兴趣，常去旁听语言学课程，课余自己看了很多字母学、语言学方面的书。
毕业后，周有光任教于光华大学，一年后追随曾在欧美攻读教育学的孟宪承，去无锡开办民众教育学院。不久他们又转至杭州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把成人教育的社会功用推至“再造国民”、“革新社会”的高度。
在《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一书中，周有光说：
“孟宪承觉得要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当中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群众教育，而最大的群众在农村。诸如此类，这种启蒙的思想、启蒙的教育工作使我感到非常有意义……由于他的引导，我慢慢地明白了许多事情，这个时候可以说是我大学毕业以后做教育工作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不仅是教书并且做一些教育的研究工作，是抱着一种理想来做的，跟盲目地做就不一样。”
1933年，周有光与妻子张允和共同赴日留学，回国后一边在大学任教，一边在江苏银行兼职。业余时间他热衷于在叶籁士创办的《语文》杂志上写一些与文字改革有关的文章。
1946年他由新华银行派驻美国纽约工作，1949年回国，担任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教授。1955年秋，周有光应邀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并被邀请留在了“文改会”第一研究室任主任，从此改行。
“这是自己也想不到的变化。我当时就说这个文字语言学是我业余搞的，我是外行，不行的。他们说这是个新的事情，大家都是外行。领導这样讲，我不好意思了，就调来了。”周有光后来回忆。
建国初期，中国85%的人都是文盲。为了改变这个局面，中央很看重语言，毛泽东曾指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在此之前，部队有一位教官发明了“速成识字法”，年轻新兵短短几个月就能读《人民日报》，但推广到工人、农民那里却行不通。一来工人、农民年纪大了，二来白天都要干活，精力跟不上。
周有光上任后，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研究制订“汉语拼音方案”。这面临许多难题：字母是要原创还是用现成的？如果用现成的字母该选哪一种字母？字母的读音要不要变化？怎样制定拼写规则才能把所有的常用汉字都覆盖？汉语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有声调的语言，如何解决声调的问题？
其实早在1918年，北洋政府就公布了一套注音字母，发布时共计39个字母，字母多以古文或象形文字的片段修改而成，有5种声调，但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也公布过一套罗马字母拼音，采用26个现成的拉丁字母，以北京音为基础音，也尽量兼顾了国际拼写习惯，但由于声调过分复杂，难以推行。
周有光研究了世界各国的文字，还是认为拉丁字母最合适，一来技术优点多，二来流通性最强，影响最广泛。除了21个拉丁字母外，汉语拼音方案还有另外5个字母，兼顾汉语的特点和国际社会的习惯。
汉语有4个声调，二声、三声和四声是原有的字母符号，周有光借用了数学中的减号作一声，注音问题立刻简化。
期间，曾有苏联的语言学专家来中国劝说不用拉丁字母，改用俄文字母、斯拉夫字母。这些建议被当时的副总理陈毅婉拒了，理由是中国要跟东南亚联系，东南亚没有人认得俄文字母，所以用拉丁字母有推广、宣传的作用。
“陈毅副总理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在今天看来是自不必说了，拉丁字母是最好的。假如当时采用了俄文字母，那么今天会有更多的麻烦，要重新搞方案了，那就搞不成了。”周老后来回忆说。
3年内，周有光用26个拉丁字母作为注音基础，主持编写了今天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的必修课。
当时全国的扫盲工作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晋南小城万县，一般的农民15-20个小时就能掌握汉语拼音，100个小时就能识字1500个。
之后，周有光和他的同事们辗转多个国家，参与国际会议，为争取国际认可而努力。“汉语拼音成为国际标准很重要，比如在航空时代，中国的航班信息一个国家一个拼法，那是要出乱子的，飞机在天上撞上了怎么办。”周有光曾经说。
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别人说我们汉语拼音搞了3年，其实何止3年，从制定到被国际社会认可，足足花了14年，再往前看，这是中华民族努力了百年的成果。”他说。
周有光其实不喜欢被人叫做“汉语拼音之父”，“我的成就很小，不值一谈”。他回忆这个称谓的来历，是一家杂志社在采访稿件里提及，他看后要求删掉，谁知正文的删了，编者按里却漏了一个，这个称呼就这么传出去了。
但周有光也曾“得意”地对人民大学出版社编审、《静思录》的责编廉萍说：“你看，家里的小保姆手机发短信，用的就是我的拼音。老伴90岁学电脑，也要学拼音。”
“111岁等于1岁”
因为经历了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新中国，周有光被朋友们开玩笑地称为“四朝元老”，但他的晚安生活毫无暮气。他说自己年纪老了，但思想不老。 周有光愛整洁，白衬衫，灰毛衣，外面套一件毛背心，兜里常备一块白手绢。他喝茶，也喝星巴克，看电视，看报，前不久，还饶有兴趣地追看了电视剧《芈月传》。
周有光的外甥女毛晓园在北京工作，常去探望他，“每次去，舅舅就会说‘你来了，好，好，今天有两条重要新闻’……”
周有光和沈从文是连襟，他与合肥“张家四姐妹”中的二姐张允和的爱情故事是一段佳话。张允和爱唱昆曲，漫画家丁聪为他们画过一幅漫画：周老蹬着三轮车，车上坐着手持箫管的张老太，二人浅笑盈盈，双双赴会。
在《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一书中，周有光回忆了他与张允和的相识相恋。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与张允和在苏州乐益女中同学并成为好友。当时周家已中落，但富家小姐张允和没有任何骄矜之气。
“我跟她从做朋友到恋爱到结婚，可以说是很自然，也很巧，起初都在苏州，我到上海读书，她后来也到上海读书。后来更巧的是我到杭州，她也到杭州。常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地发展，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周有光回忆说。
夫妇二人相濡以沫，共经风雨，曾经历过“文革”期间，一家五口三地分居的生活。1984年，周有光分配到了住房，不过50平方米，但他很满足，并一直住到现在。
书房里摆放沙发的位置，曾经是一张茶几两把椅子，是周有光与张允和每日对坐，喝茶、喝咖啡的地方。张允和去世后，周有光固执地不再使用卧室，将这处茶几椅子换成沙发，每日在书房蜷腿而卧。
2002年，93岁的张允和有一天吃了饭说，“我有点不舒服，我躺一下”，就再也没有起来。
即便豁达如周老，也承受不住这个沉重打击。“我不知所措，终日苦思，什么事情也懒得动。我们结婚70年，从没想过会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我在纸上写：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那是唐朝诗人元稹的诗，现在真的都来了。”
半年之后，周有光渐渐走了出来，“一位哲学家说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然条件。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多么残酷的进化论！但是，我只有服从自然规律！所以，我接受了这一切，不管有多残酷。对人生，对世界，既要从光明处看到黑暗，也要从黑暗处看到光明。”
在儿子周晓平眼中，父亲永远是一个严肃但不会打骂于他的人，是一个重视传统文化但不提倡孝道的人。父亲对他说：“我不是要你对我孝，我是要你Philanthropy（博爱），有博爱之心，你都会做得很好。”。
有一次，周老指着周晓平开玩笑说：“他当我的儿子，真是倒霉啊。别人80岁已经是老人了，可因为我还活着，他只能当孩子。大家也都拿他当孩子。”
周晓平在《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里这样描述父亲：“他对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头上的白发中依然生长着黑发，他依然充满幽默感和深思熟虑。虽然他的日常生活已经变得简单，他不需要荣华富贵来彰显他的人生价值，他只想他这一生没有虚度，并且与这本口述书里他讲的故事一样有趣。自然，爸爸也深深忧郁于未来—虽然他一直是乐观的。
百年阅历让周有光明察现实的荒诞之处，不过他的朋友和崇敬者相信他的长寿是为见证历史和引导别人相信事实与真理。”
2015年，周晓平去世，110岁的周有光深感悲痛，那份伤感外人恐难以体会。他曾经说自己是“被上帝遗忘的人”，然而在111岁生日时，面对众多来道贺的亲朋，他还是笑着对大家说，“111岁等于1岁”。
周有光，100岁时出版了《百岁新稿》；104岁时完成了杂文集《朝闻道集》；110岁时出版了《逝年如水》和《从世界看中国》两本新书。百年有光，智者乐，仁者寿。祝老先生一路走好，愿他与夫人张允和从此共享天乐。
周有光经历了传奇的一生：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以后是语言文字学家，百岁后仍有新作面世。虽然跨越了一个多世纪，但他比许多年轻人更年轻。
制订汉语拼音方案
周有光1906年生于江苏常州，1923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虽然主修经济学，却对语言学很有兴趣，常去旁听语言学课程，课余自己看了很多字母学、语言学方面的书。
毕业后，周有光任教于光华大学，一年后追随曾在欧美攻读教育学的孟宪承，去无锡开办民众教育学院。不久他们又转至杭州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把成人教育的社会功用推至“再造国民”、“革新社会”的高度。
在《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一书中，周有光说：
“孟宪承觉得要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当中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群众教育，而最大的群众在农村。诸如此类，这种启蒙的思想、启蒙的教育工作使我感到非常有意义……由于他的引导，我慢慢地明白了许多事情，这个时候可以说是我大学毕业以后做教育工作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不仅是教书并且做一些教育的研究工作，是抱着一种理想来做的，跟盲目地做就不一样。”
1933年，周有光与妻子张允和共同赴日留学，回国后一边在大学任教，一边在江苏银行兼职。业余时间他热衷于在叶籁士创办的《语文》杂志上写一些与文字改革有关的文章。
1946年他由新华银行派驻美国纽约工作，1949年回国，担任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教授。1955年秋，周有光应邀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并被邀请留在了“文改会”第一研究室任主任，从此改行。
“这是自己也想不到的变化。我当时就说这个文字语言学是我业余搞的，我是外行，不行的。他们说这是个新的事情，大家都是外行。领導这样讲，我不好意思了，就调来了。”周有光后来回忆。
建国初期，中国85%的人都是文盲。为了改变这个局面，中央很看重语言，毛泽东曾指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在此之前，部队有一位教官发明了“速成识字法”，年轻新兵短短几个月就能读《人民日报》，但推广到工人、农民那里却行不通。一来工人、农民年纪大了，二来白天都要干活，精力跟不上。
周有光上任后，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研究制订“汉语拼音方案”。这面临许多难题：字母是要原创还是用现成的？如果用现成的字母该选哪一种字母？字母的读音要不要变化？怎样制定拼写规则才能把所有的常用汉字都覆盖？汉语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有声调的语言，如何解决声调的问题？
其实早在1918年，北洋政府就公布了一套注音字母，发布时共计39个字母，字母多以古文或象形文字的片段修改而成，有5种声调，但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也公布过一套罗马字母拼音，采用26个现成的拉丁字母，以北京音为基础音，也尽量兼顾了国际拼写习惯，但由于声调过分复杂，难以推行。
周有光研究了世界各国的文字，还是认为拉丁字母最合适，一来技术优点多，二来流通性最强，影响最广泛。除了21个拉丁字母外，汉语拼音方案还有另外5个字母，兼顾汉语的特点和国际社会的习惯。
汉语有4个声调，二声、三声和四声是原有的字母符号，周有光借用了数学中的减号作一声，注音问题立刻简化。
期间，曾有苏联的语言学专家来中国劝说不用拉丁字母，改用俄文字母、斯拉夫字母。这些建议被当时的副总理陈毅婉拒了，理由是中国要跟东南亚联系，东南亚没有人认得俄文字母，所以用拉丁字母有推广、宣传的作用。
“陈毅副总理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在今天看来是自不必说了，拉丁字母是最好的。假如当时采用了俄文字母，那么今天会有更多的麻烦，要重新搞方案了，那就搞不成了。”周老后来回忆说。
3年内，周有光用26个拉丁字母作为注音基础，主持编写了今天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的必修课。
当时全国的扫盲工作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晋南小城万县，一般的农民15-20个小时就能掌握汉语拼音，100个小时就能识字1500个。
之后，周有光和他的同事们辗转多个国家，参与国际会议，为争取国际认可而努力。“汉语拼音成为国际标准很重要，比如在航空时代，中国的航班信息一个国家一个拼法，那是要出乱子的，飞机在天上撞上了怎么办。”周有光曾经说。
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别人说我们汉语拼音搞了3年，其实何止3年，从制定到被国际社会认可，足足花了14年，再往前看，这是中华民族努力了百年的成果。”他说。
周有光其实不喜欢被人叫做“汉语拼音之父”，“我的成就很小，不值一谈”。他回忆这个称谓的来历，是一家杂志社在采访稿件里提及，他看后要求删掉，谁知正文的删了，编者按里却漏了一个，这个称呼就这么传出去了。
但周有光也曾“得意”地对人民大学出版社编审、《静思录》的责编廉萍说：“你看，家里的小保姆手机发短信，用的就是我的拼音。老伴90岁学电脑，也要学拼音。”
“111岁等于1岁”
因为经历了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新中国，周有光被朋友们开玩笑地称为“四朝元老”，但他的晚安生活毫无暮气。他说自己年纪老了，但思想不老。 周有光愛整洁，白衬衫，灰毛衣，外面套一件毛背心，兜里常备一块白手绢。他喝茶，也喝星巴克，看电视，看报，前不久，还饶有兴趣地追看了电视剧《芈月传》。
周有光的外甥女毛晓园在北京工作，常去探望他，“每次去，舅舅就会说‘你来了，好，好，今天有两条重要新闻’……”
周有光和沈从文是连襟，他与合肥“张家四姐妹”中的二姐张允和的爱情故事是一段佳话。张允和爱唱昆曲，漫画家丁聪为他们画过一幅漫画：周老蹬着三轮车，车上坐着手持箫管的张老太，二人浅笑盈盈，双双赴会。
在《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一书中，周有光回忆了他与张允和的相识相恋。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与张允和在苏州乐益女中同学并成为好友。当时周家已中落，但富家小姐张允和没有任何骄矜之气。
“我跟她从做朋友到恋爱到结婚，可以说是很自然，也很巧，起初都在苏州，我到上海读书，她后来也到上海读书。后来更巧的是我到杭州，她也到杭州。常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地发展，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周有光回忆说。
夫妇二人相濡以沫，共经风雨，曾经历过“文革”期间，一家五口三地分居的生活。1984年，周有光分配到了住房，不过50平方米，但他很满足，并一直住到现在。
书房里摆放沙发的位置，曾经是一张茶几两把椅子，是周有光与张允和每日对坐，喝茶、喝咖啡的地方。张允和去世后，周有光固执地不再使用卧室，将这处茶几椅子换成沙发，每日在书房蜷腿而卧。
2002年，93岁的张允和有一天吃了饭说，“我有点不舒服，我躺一下”，就再也没有起来。
即便豁达如周老，也承受不住这个沉重打击。“我不知所措，终日苦思，什么事情也懒得动。我们结婚70年，从没想过会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我在纸上写：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那是唐朝诗人元稹的诗，现在真的都来了。”
半年之后，周有光渐渐走了出来，“一位哲学家说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然条件。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多么残酷的进化论！但是，我只有服从自然规律！所以，我接受了这一切，不管有多残酷。对人生，对世界，既要从光明处看到黑暗，也要从黑暗处看到光明。”
在儿子周晓平眼中，父亲永远是一个严肃但不会打骂于他的人，是一个重视传统文化但不提倡孝道的人。父亲对他说：“我不是要你对我孝，我是要你Philanthropy（博爱），有博爱之心，你都会做得很好。”。
有一次，周老指着周晓平开玩笑说：“他当我的儿子，真是倒霉啊。别人80岁已经是老人了，可因为我还活着，他只能当孩子。大家也都拿他当孩子。”
周晓平在《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里这样描述父亲：“他对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头上的白发中依然生长着黑发，他依然充满幽默感和深思熟虑。虽然他的日常生活已经变得简单，他不需要荣华富贵来彰显他的人生价值，他只想他这一生没有虚度，并且与这本口述书里他讲的故事一样有趣。自然，爸爸也深深忧郁于未来—虽然他一直是乐观的。
百年阅历让周有光明察现实的荒诞之处，不过他的朋友和崇敬者相信他的长寿是为见证历史和引导别人相信事实与真理。”
2015年，周晓平去世，110岁的周有光深感悲痛，那份伤感外人恐难以体会。他曾经说自己是“被上帝遗忘的人”，然而在111岁生日时，面对众多来道贺的亲朋，他还是笑着对大家说，“111岁等于1岁”。
周有光，100岁时出版了《百岁新稿》；104岁时完成了杂文集《朝闻道集》；110岁时出版了《逝年如水》和《从世界看中国》两本新书。百年有光，智者乐，仁者寿。祝老先生一路走好，愿他与夫人张允和从此共享天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