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易帜”的赢家
　　
　　1928年年底，东北易帜，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学界长期以来都片面强调蒋、张二人对国家统一的看重，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再辨读后提出：东北易帜是北洋中央政权覆灭的产物，所谓东北易帜经历京津易帜、热河易帜、滦东易帜、东三省易帜“四个步骤”，仅是研究者的主观臆想，与历史实际相去甚远。张学良多次推迟易帜，固然有日本干涉的外来因素，但不容否认，也有其借此“巩固个人地盘与权利”的主观意愿。张学良是东北易帜的最大赢家。
　　
　　新航路开辟原因新说
　　中西学界普遍认为，在传统商路被土耳其人阻断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才寻求开辟新航路。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三义教授，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葡萄牙人到达印度时，土耳其人尚未控制地中海的埃及和叙利亚，而且旧有的陆上通路一直就没有被完全阻断，新航路开辟的真正原因是葡萄牙人在西非的成功掠夺助长了贪欲，他们不愿通过正常的商业手段来获取财富，而是选择了掠夺，因此有意避开意大利和阿拉伯人保持的地中海贸易秩序。“土耳其人阻断商路”这一说法源于西欧人对“土耳其威胁”的夸大。但这一说法的制造者是后来的欧洲殖民者，而非早期的殖民者。
　　
　　质疑“黑貂之路”
　　部分俄国学者近年提出了“黑貂之路”，用来指古代经由北亚连结东北亚与中亚的贸易道路，认为这条通道有别于传统的丝绸之路，而且在当时比丝绸之路更安全、可靠。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王小甫教授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中世纪欧亚草原上的政治关系并不比传统丝绸之路所经的南部绿洲更平稳。古代东北亚与世界文化联系的途径形成了一个网络，这一网络的基础和主干还是以中国的中原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交通体系；这是古代东北亚与世界的文化联系的最佳途径，并未因绿洲各国的政治关系变动而被取代。
　　
　　我们该如何纪念南京大屠杀
　　抗战八年，中国军民伤亡惨烈，中国人没有理由不呐喊，没有理由不纪念。但到目前为止，国家应得之补偿、民间应发之控诉，并没有得到日方乃至世界舆论相等程度的尊重。这是一个不得不提起的基本面，这是为什么？
　　上海大学朱学勤教授近日撰文分析，造成这一基本面之外因，当然有欧美中心论作祟。若论内在原因，一、数据随意，忽上忽下。目前所提南京大屠杀人数30万，是模糊概念，不是具体数据，概念不能说服人，模糊概念更不能说服人，反而会让人产生疑问，甚至给日方留下狡辩借口。应该是以确凿数据，最好是刻有具体名姓，宁缺毋滥，才能最终震慑对方，赢得世界舆论敬重。二、价值观紊乱，随政治气候变动而变动。半个世纪以来，对这场战争的价值评价我们发生过多少次变化？内如承认正面战场，外如对日交涉开放民间舆论，昨日为非，今日为是，虽是节节进步，变化频仍，太不稳定，外人适应这个变化，总要有个观察过程，在这一过程结束之前，不可能很快赢得世人尊重。三、制度落差，制约民意。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最后调查结果，只有千分之四的学校使用了令人愤怒的那一种。我们以己之“制”，度人之“教”，一见有学校使用那种教科书，立刻认为是官方所为、全民意向，于是愤青四出，狂呼口号，滥演“爱国”秀。